前言
引子
2023年上半年，中国不再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墨西哥取而代之。这样的现象，跟中国出口在东南亚和墨西哥的增长，有什么关系？
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频繁采用断供的手段，然而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三大芯片巨头则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减少对中国的管制；日本加入对中国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的行列，但一些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依然在增长。为什么国家和企业的节拍，并不总是协调一致？
当中国在大力发展芯片产业的时候，美国则将先进的纤维材料和纺织品作为重点方向进行培育，也在努力发展自动缝纫服装和先进纤维织物的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是什么？
湖南邵东市的打火机，20年前售价是一元，现在仍然只卖一元钱。它是如何做到在原材料、人工成本都大幅度提升后依然可以赚钱的？看上去有些古老的打火机产业，为什么很难搬迁到越南？
类似这样的话题清单可以拉得很长：
为什么美国可以通过长臂管辖禁止荷兰向中国出售光刻机？
为什么苹果只需要管理200家左右的核心供应商，就可以成为全球最大市值的公司之一，而一家汽车制造厂需要管理数千家供应商，利润却少得很？
为什么手机代工制造的公司，对中国的产业升级意义重大？
为什么印度电子制造的崛起，对中国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芯片制造之难，是否会难于“两弹一星”？为什么航天火箭成功上天的喜报频传，而航空产业却显得安静得多？
如果要从实战的角度寻求答案，那么这些问题往往都指向了同一个答案：供应链。它关乎企业生存，关乎国力较量，也关乎民生。
供应链与全球化
供应链最初是一个企业用语，用于探讨企业之间的物品流通关系。英国商业顾问开思·奥立夫（Keith Oliver）是率先将“供应链”一词推向商业化使用的人之一。通过“供应链管理”，企业得以打破生产、销售和财务之间的界限，实现从原料产地、制造工厂一直到终端消费者的协同。1982年诞生的这个词，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全球货物供应和运输的看法。
这个以“物品移动效率”为导向的概念，绝非只是孤立地推动一个个优秀的企业更好地整理库存。在随后10年，离岸外包和分工制造日益兴起。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供应链已经成为降低成本和创新战略的重要一环，超出了早期仅针对产品流动性的衡量。
供应链理念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广泛传播。跨国公司熟练地将它打包成战略工具箱中的利器，引领了全球企业关系网络的建设。做好设计、做好品牌营销成为很多跨国企业的核心战略，看起来低端琐碎、高风险、低回报的制造工厂通常被外包出去。设计与制造的连接，则通过供应链来实现。离岸外包和分工制造，将组织功能外部化，跨国公司不再保留全部的职能。世界各地的码头和港口逐渐忙碌起来，无数企业的供应链在这里交汇。码头、集装箱、供应链为全球流动的滚滚财富提供了坚实的载体。遍布各地的供应链，不断延伸着全球化的触角，二者已经密不可分。供应链管理不再是简单的“促进流通”，而是“创造价值”。
供应链这一概念自诞生以来，就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密不可分。除了初期帮助企业提高库存管理效率，很快便因其富有战略性创新价值，拥抱了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在这一阶段，供应链很少显露其国家属性。它以高效运转的姿态，增加了地球上的财富，使得全球重要参与者几乎都成为财富的受益者——尽管背后的分配是多寡不均的。供应链成为一种社会公共品。大量跨国企业成为全球市场中强大的商业力量。
全球化带动供应链日益庞大，高度精确的资源对接和劳动力大军至关重要。而一个稳固可靠、经济实用的承载地点，是全球供应链的必要着陆点。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中国，恰逢其时地出现在这个位置上。跨国企业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供应链的藤蔓越过国境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互相攀缘，生生不息。
2019年底到2020年初，疫情暴发，供应失序，打乱了全球制造的节奏，供应链开始呈现出脆弱多变、复杂交织的新形态。然而，疫情其实只是一种障眼法，它造成的短期混乱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供应链的运行骨架，跟随变化中的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更长周期的新形态。
全球供应链似乎难以回到从前的秩序，面临着完全不同于以往天灾或者下行经济周期的人为阻力。国家力量已深度介入。美国退大群、建小群，推动多边主义的解体。与此类似的是，欧盟也在寻求减少对他国的依赖，加强本土制造的完整性。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国家，明显加强了对制造的投入，在全球产业布局中发挥积极作用。日本则投入更多的补贴，大力鼓励日企回归本土制造。供应链的企业竞争属性，开始叠加国家属性。供应链安全，替代了追求成本与效率的考量，成为首选因素。
2022年10月，中集集团收购丹麦马士基集装制造业务的最终一刻，由于美国司法部的反对而宣告失败。英国甚至责令中国企业撤销已经完成的收购。同年11月，中国企业打算收购德国一家制程落后且濒临破产的半导体生产线，不到3亿元人民币的标的因惊动了政治层面而受到干涉。即使只是企业并购，并不涉及国家安全，企业也被打上了敌对的标签。
供应链已然超越以往，成为企业与国家的角力场。一国的政策，会引发关联国家的连锁反应。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当中国调整稀土出口战略的时候，日本下决心在海底6 000米寻找替代源。美国减少对进口稀土的依赖的行动，则带动了澳大利亚和越南的联合行动。此外，欧盟致力于增强自主性的《关键原材料法案》也跟着公布出来。供应链在全球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相互刺激、相互攻防的互动局面，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种统一看问题的视角
在这种复杂联动的局面下，需要用系统化视角，剖玄析微来认识全球供应链大变局，尤其是从国家的视角来看至关重要。
一个国家供应链的强弱，跟人们朴素的认识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异。美国试图通过提高关税来削弱中国商品的竞争力，但中国制造的出口贸易依然表现出极大的韧性；当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频频“断供”，试图切断华为的供应链时，后者依然表现出令美国政府惊讶的生命力；美国在本土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却离不开中国的光伏电池板；福特汽车的动力电池，离不开宁德时代的技术。虽然美国是全球高科技的霸主，但显然无法通过简单的手段将另外一个国家的供应链轻易排除在外。
大而不强，是人们对中国制造的一种很常见的描述。但是，当中国“大企业”与跨国“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对抗的时候，是不是就一定会弱不禁风？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中国企业在“长大”的过程中，就是在“强者”的地盘上节节进取而发展起来的。20年前，中国本土的工程机械市场，几乎都被美国卡特彼勒，日本小松、日立等品牌占领。而今，三一重工、徐工机械和中联重科在很多细分领域主导了中国市场。这种对抗已经在东南亚甚至在北美市场上演。尽管就整体核心技术能力而言，这些企业或许无法直接跟卡特彼勒、小松等对抗，但这并未影响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的崛起。在东南亚，小松不得不增加简配机械来跟三一重工相抗衡。显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包括大量来自企业边界之外的能力，这正是供应链的隐形力量所在，它超越了单一企业的对抗。
人们熟悉的“卡脖子”这个概念，展现了一种“非它不行”的控制力。控制力具有明显的稀缺性，而且影响巨大。然而控制力也需要嵌入整个供应链才能发挥作用。没有芯片，一台电脑固然无法制造出来；但缺少包装，电脑就无法出厂，芯片的价值也无法实现。在某种意义上，一块价值千元左右的芯片，和制造电脑所需的数百个螺丝钉，以及几块钱一个的包装纸盒，都是紧密相连的。不同的价值要素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创造完整的价值体系。供应链的高效运行，离不开连接力和控制力的相互作用。控制力与价值稀缺性有关，连接力则与高效运营相关。
然而企业也有国家属性，容易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国家意志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投射到产业和企业的发展中，从而影响供应链的形态。因此，供应链是可以被设计的，这既涉及重新开始进行哺育，也涉及对原有供应链的加强。从中国光伏、动力电池行业的崛起中能看到供应链设计力的影子。美国的管制规范、投资审查等制度，也构成一种供应链设计力，改变全球制造的分布形态。
从供应链的连接力、控制力和设计力的视角去看，前面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答案。
特性1：连接力
过去20年，中国制造表现出蓬勃的活力，得益于中国供应链的高效运转。无数条供应链互相交织，庞大的人力物力与之匹配，形成了复杂而稳定的系统。隐藏其中的连接力，是供应链的本质特性。邵东打火机能够十几年不涨价，一直卖一块钱还有利润。这种令人惊叹的现象，背后是一套高级的人工组织的方法。邵东分布着大量精细分工的小企业。它们甚至只靠一道工序，就能在当地打火机产业中生存下来。其中涉及化学品、塑料件、小弹簧等工序，很难被外部企业模仿。供应链连接力发挥极致的作用，确保了该产业很难被搬迁到越南。
而作为高科技产业的芯片制造，也非常好地体现了供应链的全球连接力特征。一块芯片从架构设计开始，到原料、制造、封装测试，需要在美国、日本、德国、马来西亚、中国之间反复穿梭，环球旅行5万多公里。而一台手机到达最终消费者手中之前，它的零部件有时需要跨越70多个国家的边境。它最后的样子，是在中国郑州或者深圳定型的。那些代工厂需要完成所有的收尾工作，比如包装和交付。作为制造大国，中国几乎聚齐了各种配套制造的资源。大量工厂纷纷落地中国，供应链的交叉越来越多。不同的供应链相互交织，再次形成新的连接。新的连接突破了原有的供应链单链发展的脉络与节奏。一些外国学者抱怨中国的光伏和液晶电视产业，坐享美国的基础创新成果，却没有将制造机会留在北美。这种指责充满了对供应链的偏见。光伏最早是美国应用在航空航天器上的，这种技术需要经过漫长的转化和巨大的投资，才能真正实现民用商业化。德国的政府补贴和日本的屋顶应用，孕育了光伏供应链。第四棒交到了中国手里，起初是在西部地区进行示范性应用，中国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本，才逐渐形成大规模的制造。与当时在太空中应用相比，同等瓦数和功率的电池板，成本极大降低。中国在电站、光伏组件、电池片、加工设备等环节形成了复杂的供应链，才最终真正实现了光伏的商业化。
从连接力的角度出发，就会发现，与光伏几乎同一时间茁壮成长的，还有液晶电视产业。实际上，这两个产业在底层的硅基板、玻璃板、刻蚀工艺等方面有着相近的制造技术。一条供应链，可以对另外一条不同产业的供应链输血。熟悉电子制造的工人进入了光伏产业，这是复杂供应链提供的整合优势。当前中国光伏前10名的制造商中，天津中环、陕西隆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半导体材料产业进入了光伏产业。
在中国，作为成品制造商，无论是电脑厂、机床厂，还是汽车厂，都可以看成是供应链上的链主企业。它们正在被寄予新的期望。链主企业可以直接购买成熟零部件，也可以躬身入局与上游供应商一起投入研制。如果链主企业能与上游供应链进行深度合作、联合研发，那它对供应链的提升将是决定性的。当上汽通用五菱开始将方向盘的受力分析告知上游控制器厂商、当沈阳机床厂将使用数据提供给上游轴承厂商的时候，控制器和轴承厂就可以大幅度提升能力。
当然，连接特性不仅体现在作为链主的龙头企业，链主也并非只是在供应链的末端。供应链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有链主意识，它可以向上游或者下游传递自己拥有的知识。每个企业都需要有一种链主意识，如果每条供应链都变得强壮和紧密，就会让中国制造产生极大的韧性。全球自行车齿轮霸主日本禧玛诺，是一个具有强烈连接力的节点企业，其对于个人用户喜好的认知，甚至高于捷安特、LOOK这样的自行车整车大厂。同样，它对于钢铁冷锻技术的理解和掌握，也超过了它的设备供应商。上下游企业都喜欢与禧玛诺合作，因此成就了自行车变速箱的霸主。对于供应链的上下游而言，订单只是交付凭证，企业之间的默契、配合、信任与深度交流，才是供应链韧性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什么“最低价中标”容易遭受非议，因为它将供应链伙伴关系降格成为货物往来。简单的供货关系不等于供应链的连接力，后者能形成一种能力的双向输出。这是“最低价中标”很难做到的事情。
在追求创新、动态发展的时代，仅依靠买卖关系，很难保证企业持久的竞争力。日本的企业组织经连会一直是本国制造业的法宝。核心制造企业会通过持股或保证订货等方式，将零部件供应商捆绑在自己的供应链上。这种连接非常紧密，有很强的荣辱共进的特点。这也有效地保证了日本制造的强大。
城市是承载供应链连接力的一个可靠空间。供应链的多样化和丰富度，跟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城市可以从复杂的供应链中受益，不仅是财富，也不仅是自给程度，而是一种看不见的制造能力和看得见的活力与健康态。供应链背后就是一个个鲜活的公司和掌握各种技能的人，它们的活跃度造就了城市活力。供应链的多样性使其天生就起到一种稳定器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对抗外部干扰对一个城市产业生态的破坏。
供应链的复杂性，在于很多企业在上游会有众多大小不同的供应商。企业往往会看重大型供应商，而那些小型供应商的可见度则很低，它们可能只是采购订单上的一个符号。同样，大型供应商的上游也会出现大量的小型供应商不可见现象。然而可见度很低却并不代表不重要，小型供应商依然是供应链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供应链就是由这些明线与暗线交织在一起，而城市的财富就在这些节点上忽隐忽现。这正是供应链连接力的写照。
然而连接力也并非牢不可破，影响它的因素就是成本和时间。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报告认为，美国半导体制造能力占全球的12%。如果要实现自给自足的本地半导体供应链，需要花10年时间、耗资上万亿美元，且半导体的价格会提高65%。但成本会随着使用量增多而降低，时间会随着更多制造商的加入而缩短。苹果手机在中国制造的产能超过了全球的90%，其中半数的新品都在郑州富士康工厂生产。这不仅增加了本地就业，也带动了大批精密制造设备商和材料商的发展。如果苹果决定要搬迁到印度，富士康大概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就能完成相当产能的迁移。这些产能可能会永久性丢失，也可能会导致周边设备商同步搬到印度。
全球供应链的巨大变化是，全球新一轮工厂建设潮正在开始。新的连接区域开始诞生，而原有集中工厂的活力会受到削弱。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连接力被削弱，就会导致供应链能力等级的恶化，从而阻碍中国制造向更高价值链攀升。保护供应链的连接力，是相关产业刻不容缓的行动。
特性2：控制力
连接力为供应链提供了高效运转的效率，但就跨国企业的布局而言，其一直通过控制力来形成对供应链的价值主导权。
芯片被“卡脖子”成了社会焦点，其实芯片只是一个代表，“卡脖子”现象广泛存在，正是跨国企业对于供应链拥有优势支配力的一种表现。2016——2019年，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所采购的超过200万元人民币的科学仪器中，包括解析蛋白成分的质谱仪、高分子材料含量分析的光学色谱仪等国产率不足1.5%，而光学显微镜国产采购率为0。如果没有这些仪器提供的数据，很多基础研究就无法完成。同样高度依赖国外仪器的，还有国内制药公司和医院。2020年全球科学仪器收入排名前20的企业全部集中在美日和欧洲国家，中国企业付诸阙如。
如果把大型设备或者仪器打开外壳来看内部构造，“卡脖子”的零部件比比皆是。如果没有瑞典SKF、德国舍弗勒等公司的大型轴承，中国优势装备行业的风机的主齿轮箱就有可能无法有效运转。仪器仪表行业更加明显。在科学仪器中的理化分析方面，液相色谱仪是非常重要的化合物分析仪器。在这方面，大连依利特、悟空仪器等国内公司正在缓慢撕开被日本岛津、美国安捷伦等占据的市场。但是，如果打开液相色谱仪的内部来看，会发现还有更加坚实的内核堡垒。其中，真空脱气机的主要厂家是美国IDEX旗下的SYSTEC，氘灯、超宽光谱范围硅光二极管厂家是日本滨松。当人们在车间或者实验室里看到各种进口品牌的设备时，难免会有“万国设备博览会”的感慨。而且不容忽视的是，很多国产设备的内部构造也是“万国部件”。
供应链的控制力无处不在，这正是先行者利用领先优势从供应链上攫取丰厚利润的手段。跨国企业以其技术领先性或者产品独特性，在供应链成百上千的连接点上，实现了对关键节点的控制，形成了对供应链价值分配的话语权。正如国内手机采用的芯片基本来自英国ARM和美国高通，射频滤波器来自美国的Qorvo，电容来自日本村田，成像传感器来自日本索尼。在这些控制节点上，呈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来来往往只能缴纳高昂的“买路钱”。
跨国企业控制的不仅是某种零部件，它也会蔓延到上游设备和材料。在曲面显示屏领域，日本和韩国已经牢牢掌握了上游的蒸镀设备和工艺。为了防止中国过快发展曲面屏，日韩限制向中国出售这类设备，从而保护曲面屏领先者的产品线的生命力。这是防止竞争对手同路径超车的一种方式。
供应链的控制，经常会呈现出一环扣一环的嵌套现象。许多制造商在提交样品的时候，需要提供计算机仿真模拟过的验证数据。这些仿真模拟软件，往往是被指定的某种软件，而计算的机器也是被指定的，这已经成为国际通用的金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单独突破计算机器或者仿真软件都无济于事。这种通过连锁挤压的方式来进行控制，在行业中也很常见。
在中国，很多跟控制力相关的话题，往往凸显出“卡脖子”现象。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本书对此试图做出澄清。这些“卡脖子”问题，很多时候并不是技术缺陷所导致，而是规模不经济性所形成的。例如很多海洋传感器需要依赖进口，但这类传感器往往高度细分，每种细分产品的产值实在太低。几乎没有企业会为了进入一个只有两三亿元人民币规模的市场而花费巨资研发。这类行业往往缺乏供应链公共品，由于市场太小，没有成熟的供应商，企业只能自行研制大部分部件，投入产出比很低。因此这类产品也会呈现出一种“卡脖子”的样子。要寻找失去的钥匙，不能只在路灯之下，答案也许在人们熟悉的边界之外。
从制造难度来看，芯片跟“两弹一星”并不具备可比性。前者按照摩尔定律需要快速进化工艺，制程每前进一代往往都需要新一代的设备和软件。设备商、软件商和芯片制造厂三者形成了闭环锁扣，常常构成三者的合力。如果无法得到最新设备和软件，芯片制造厂就无能为力。而有了设备和软件，芯片追求的是大规模制造，产品缺陷率是决定性因素。同样都是购买荷兰的光刻机和日本的刻蚀设备，对于芯片的制造，台积电能够领先于英特尔和三星的原因，在于它能够很好地控制产品良率。成本至关重要，这需要高科技和精细管理来实现。而“两弹一星”由于属性特殊，确保一次性成功是第一要务。成本固然也重要，但更大的难点在于巨系统的复杂性和供应链的广泛调度。可以说，虽然芯片和“两弹一星”同样是复杂系统，但其供应链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路径。
航天飞机与民用客机对于供应链的要求也完全不同。航天器往往是一次性或者有限次数使用，因此会采用多重冗余。而民机生命周期往往长达几十年，而且要进行大量的适航取证的工作，这种繁杂的流程也是高昂的门槛。这使得二者所要求的供应链完全不同，因此并不具有对比性。
对于供应链控制力的突破，领头羊企业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华为在2023年9月推出的Mate60手机，具备卫星通信和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功能。这部手机采用了7纳米的芯片，按照日本拆解的分析报告来看，这款手机没有美国的零部件。这意味着，从芯片设计与制造到手机供应链，Mate60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通常7纳米芯片采用的是最先进的极紫外线光刻机EUV的技术，但这种设备目前对中国是禁运的。这意味着Mate60手机可能是通过比EUV性能要低的深紫外线光刻机DUV，通过多次曝光而获得了7纳米制程工艺。由于这部手机同时采用了华为的鸿蒙手机操作系统，软件与硬件之间的资源能够无缝集成和一体化优化，可以缓解功耗过大易发热的问题。这是工程化技术和大工程组织的胜利。华为用了4年时间，完成了13 000颗以上的器件替代开发、4 000个以上的电路板反复换板开发。虽然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也表明链主企业可以通过强大的组织能力，通过供应链的联合创新，局部实现突破。华为在重压之下体现出来的韧性，从某个角度反映出供应链的竞争正处于深度胶着状态。
理解制造的差异性和供应链上各个企业的作用，对于理解控制力的形成和“卡脖子”现象会有较大的帮助。
特性3：设计力
供应链的大变局，是从供应链“脱钩”或者所谓的“去风险”开始的。这一举措强化了供应链的国家属性，削弱了供应链的全球公器属性。如果美国执意限制芯片被中国使用，同时限制使用中国零部件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全球会进入两套供应链的时代吗？
这类问题其实并不陌生。二战结束之后，发达国家从未停止过限制商品流动。如今美国不允许提供给华为等企业的芯片设计软件，历史上曾经对中国处于全面断供状态，直到1996年之后才对中国市场开放。但跟其他很多产品一样，都有精度上的限制和要求。可以说，中国工业的发展长期处于断供状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就像一个阀门，有时候打开得多一些，有时候关得紧一些。紧盯着给中国开关阀门的组织之一是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它隶属于美国商务部，专门负责美国国家工业安全。它可以自主决定攻击对象，比如允许高通的芯片出售给小米，但不能卖给华为。
商品的生产者也是博弈中的一环，如果一味听从政府的禁售，高技术公司也会丢失中国市场。商业组织并不乐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它们更欢迎自由的流动。这让设计力容易变形，因此很难形成两套系统。但是，也并非毫无可能。如果过度强调国产化率，而且逐级国产化，可能会引起跨国制造商的集体反对。任凭供应链带有越来越强的地域属性，有可能会形成“采用中国零部件的产品只能在中国销售”的局面。这是一种僵化的供应链，一旦达到极致，就会变成区域性自给自足的循环。这并非好事，更广阔的全球市场拥有更丰厚的养分。
供应链设计力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寻求再次融和以及反脱钩的力量，成为国家和企业的重大命题。由于供应链走向节点分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中国制造走出去、“再出海”也成为关键选项。
中国需要在全球系统性投放制造能力，出海的中国企业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单打独斗去闯荡市场。军队普遍采用的“合成营”“合成旅”的作战编制，同样适合中国企业。以前出海企业也许能够带动自己上下游的供应商一起行动，但现在更需要有金融、情报、物流等多种力量的伴随。例如在东南亚扎下深厚根基的日本制造，正是靠着财阀集团的“合成营出海”方式，日系汽车击溃福特、通用、大众汽车等竞争对手，在印尼市场占有率超过95%。这些欧美车企遭遇的不仅是日本汽车制造商，还有日本的物流商贸公司、金融贷款、抱团的汽车零部件商所形成的完整的供应链绞杀。
在当前国家参与的力量越来越显著的时候，中国企业的供应链组织方式也需要重新设计，在全球市场应对国家级的角力。
从供应链的三力视角，可以解释当前供应链的冲突、脆弱和韧性。它解决了供应链宏大理论的空洞化，从而将大国控制力下沉到与每个企业休戚相关。供应链具有双重属性，既有等级性，又有网络性。前者表现为控制力，后者表现为连接力，对于巩固既有的优势会有较大的帮助，而设计力则为二者的加强或减弱提供了不同的力量。
如果意识到供应链连接力是中国制造的巨大法宝，那么门类齐全的中国工业就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和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尽管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并不会让供应链的控制力更强，但是却可以使供应链的连接力更有韧性。即使墨西哥本地的汽车工业带动了压铸、注塑设备的供应链迁移，铝合金、塑料粒子所依赖的冶金和化工行业，也并不容易在墨西哥落地，而这恰好是中国的优势产业。显然，对于中国制造而言，业已形成的供应链优势意味着每个行业都有独特的价值。供应链的三力视角，可以使供应链从企业战略上升到国家高度，形成一种全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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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就进入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这是从属于原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国家级情报机构。它发布的国外机械工业趋势发展的年度研究，曾经是展示全球工业发展趋势的重要手册。在这里可以遇到很多训练有素的产业专家，他们对机械制造行业有着全局的洞察。从研究院大楼的图书馆里，也很容易获取全球制造的最新趋势。
2015年，德国工业4.0和智能制造在中国掀起热潮，制造业变得越来越受关注。这期间我开始对数字技术的流派、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创新的机制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在微信公号和微博上发布了大量的产业观察文章。这些涉及创新、供应链、质量、未来工业和中国力量的话题，受到各方读者的关注，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17年中德建交45周年的时候，作为工业界代表，我也受邀去柏林参加“中德10+10高级别经济学家对话”。深入而广泛的交流使我能够从全球视角看待制造业正在经历的全新变化。
持续不断的研究和发声，为我带来了广泛的一线反馈。这些广阔的读者群体包括工程师、企业家、管理者、智库、官员、投资者等。他们给了我极大的信任，让我成为信息交互的节点。我每年到数十家工厂实地了解不同的制造形态。与上海二纺机工程师的长期交流，使我了解了中国纺织产业如何从上海退出，散落到太湖地区，并进一步扩散到内地，最后流向越南、柬埔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所用的球衣，大部分已经不再由中国生产。在跟踪上汽通用五菱汽车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感慨于一个华南边城与东部沿海大都市的高效连接，以及如何克服地理劣势而造就国民神车的过程。在“箱包之都”江西南昌新干县的厂区里，简陋的机器、密密麻麻的人群、拥挤的仓库，以及楼下的供应商，让我看到了供应链所拥有的连接民生的力量。
这些现场经历和大量的调研对话，是本书丰富的内容源泉。它们就像扔进化学釜里的材料，产生了激烈的化学反应而形成新的物质形态。我对外讲述的每一个故事、谈论的每一个道理，背后都会有一些真实的行业专家提供支撑。这让我逐渐摆脱了早年那种埋头查文献的做法，而是形成了庞大的社交信息网络，这些网络的背后充满了多个行业的专家见解。
2018年3月中兴通讯受到制裁的时候，我判断完全不同于贸易战的科技战已经打响，因此认为很有必要从“供应链攻防战”的角度看待全球制造业的变化。从那时起，我开始大量收集供应链主题的内容，找各界人士调研了解供应链的深度信息。同年10月，富士康公司邀请我去深圳为中高层骨干做《美中先进制造战略评估》的报告之后，我总结出美国“贸易战、断供、学术黄灯、人才收紧”这四箭齐发的战略。此后对于产业的迁移、供应链的攻防、关键产业的发展，我已经陆续发表了约20万字的文章，也出版了几本专著。这期间我一直在几十个行业中穿梭，学习不同的行业机制和相同的规律。这背后既有科技攻关的创新之道，也有提升民生效率的经营法则。中国制造有着多样化的丰富形态，成熟度各不相同。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这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中国制造既需要科技突破的“攻坚供应链”，也需要面向普通就业的“民生供应链”。
要理解供应链的运行机理，需要覆盖完全不同的行业。一方面，供应链具有高度的交叉性，不同的行业相互嵌入。例如深圳一家做马桶盖的企业可以转型去制造核磁共振仪的壳体，而京东方的前身北京电子管厂试制无缝镍管的技术，是偶然学师于上海注射针头厂。另一方面，中国制造呈现了一个千层饼的结构，上下并不均匀。最花钱的芯片行业，是上下努力攻关的焦点；而最能挣钱获得外汇的纺织服装行业，也是中国制造不可忽视的蜂蜜箱。要充分认识中国制造的多样性和韧性，需要多准备几幅不同维度的产业地图。
在这期间，全球供应链越来越呈现分散化的局面，全球化也出现了局部加速的态势。当俄乌冲突导致德国失去了重要的能源供应链保障的时候，稳健的德国工业也在四处散开寻找全新的供应链基地。同样，多年来深深扎根在中国的苹果制造基地，也有部分产能搬迁到了印度。
可以说，如果将供应链看作一台本该运行良好的机器，那么这台机器现在处于一个高度调试、调优的阶段，它开始寻找新的平衡。在考察美国进口中国商品的比例下降的同时，需要考虑中国向东南亚和墨西哥的出口。因为很多中国的产品其实是通过东南亚的装配制造而曲线出海的。供应链的形态，远未定型，大量现象仍然值得高度关注。
供应链已经成为国家的角力场。我将这些年的观察写成这本书，与大家一起分享和探讨：用攻防战的角度来分析供应链的变化，用全球化的视角来应对大变局之下的博弈。希望这对于建立中国视角的全球化叙事方式能够有所帮助。一些美国政客抱怨中国制造（更早的时候用同样的理由抱怨日本制造）抢走了美国本土人的工作，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他们没有注意到当时供应链的实际情况。拥有华尔街工业资深分析师的梅里乌斯研究公司，研究了道琼斯工业指数所有成功企业与失败企业的50年的样本，描述了一幅全球化赢家和本土化输家的画像。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的服装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留在美国，就等着破产；将制造业务转到海外，就继续生存而且大放异彩。转移并不是企业容易做出的决定，但如果企业因为坚守过时的原则而消亡，则没有人会从中受益。这正是当年美国制造供应链向外迁移的真相，也是今天难以回流的制约。当时不能留住，现在也无法回去。
本书有五章。第一章讨论了供应链的演变以及近年来呈现的异样状态——这正是需要重新认识全球制造格局的起点。我将这个新变化的态势称为全球化2.0。
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讨论了供应链三种力的特征：连接力、控制力和设计力。连接力展现了供应链的效率和韧性，这是中国制造集约高效的秘密所在。沿着连接力的方向，可以很好地洞察中国制造的基本盘。传统产业依然有着惊人的活力，在于它连绵不断的连接力。链主企业对上游供应商有着巨大的哺育价值，不能被“唯GDP论”“唯科技攻坚论”者忽略。供应链厌恶真空，在周边空荡荡的环境下，自身也无法生存。书中对于思考城市繁荣与供应链多样化，呈现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
第三章讨论了控制力，是领先公司能够获取最大价值的关键手段。领先公司采用了很多方法来形成自己的控制力，使得追赶者难以靠近。巨大的研发投入会形成巨大的鸿沟，而对于标准的确立、生态的建立，都容易产生竞争对手难以突破的屏障。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一种不同于传统供应链的内容供应链，也占据越来越强大的位置。日本在手机、家电等产业的衰落，与忽视这种内容供应链的建立有着很大的关系。苹果凭借AppStore的生态建立了强大的内容护栏。这种情况在当下的电动汽车领域也有新的迹象。赢者通吃是很多行业表现出来的特征，半导体行业尤其明显。只有理解这种控制力的形成，才能更好地理解追赶者所遇到的真正障碍。
第四章讨论了顶层设计的能力，它往往以国家意志的姿态出现，以锻造或者毁灭的方式凌驾于商业规则之上。它有时候会跟产业政策连接在一起，表现出巨大的威力。但即使如此，供应链设计也不是万能的，时机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而供应链的经济属性和设计力所带有的计划属性，也存在较大冲突。
第五章围绕供应链的三种特性，针对中国产业进行了攻防策略的设计，对下一步供应链的发展格局做了推演。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经常使用的词还有“价值链”和“产业链”等。价值链覆盖范围更大，更多地反映了价值在整个商业活动环节上的高低之分。产业链也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词，更多带有经济与产业的视角。供应链则聚焦功能的划分，体现了专业分工的相互依赖性。对于驱动商业活动的企业而言，供应链既有供应商综合能力的体现，也有产业发展带来的溢出效应，因此其使用更为频繁。本书主要使用供应链的概念，在很多场合下包含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含义。
可以说，企业的竞争力半数来自供应链能力。现代国家的竞争力，也与它所拥有的供应链能力息息相关。然而，供应链并非一个可以轻松阅读的话题。不仅仅因为它的专业性，也因为它目前经历着巨大的变革而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恐惧。这种担忧笼罩了所有的局中人，几乎没有人能够确切地推算出它未来的形态。这是一种折磨人的压力，而中国制造正在成为承受重压的前端。
美国方面也充满担忧。负责出口管制措施的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实施了对华断供的大部分措施。但是它很清楚，这些管制措施不能一劳永逸地遏制中国。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也只是一种拖延战术，为美国及其盟友赢得更大的空间。一击而中，并不等于成功。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关于供应链成长的持久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需要以缜密设计、耐心潜伏和自己的节奏，来迎接这样一场长期的较量。
正式决定动手写这本书，要感谢得到App的创始人罗振宇先生。他在2022年下半年就鼓励我将本书写出来，并且将书中的观点如“保链护土”等，在“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中推出，得到很多人的积极回应。他将这本书推荐给中信出版社执行总编方希女士，她非常重视这个题材，亲自操刀做策划编辑，从头开始协助规划大纲，将原有的素材重新组织，形成了当前的结构。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很难这么快就跟大家见面。还要感谢中信出版社灰犀牛分社的主编黄静女士、编辑李亚婷和李婕婷，她们细致和精密的工作让我感动，她们在书出版之前广泛征求专家们的意见，让这本书获得了很多我一直以来仰慕的专家们的鼓励。一本书从一个念头到最终成型，我既是一个创作者，也一路获益良多。
本书提供的三力模型，希望能够有着长久的生命力，而不只是对当下的一种应激性反应。关于全球供应链，近来各地总有很多新事情发生，我也战战兢兢，不知道模型是否具备足够的包容性，能够应对每天的新挑战。好在直到目前，这些新增事件和突发情况，基本在三力模型的解释框架之内。希望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解释框架依然有效。我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框架，来看待供应链的安全与成本、控制与分工、分拆与重塑的关系。希望能为企业家或政策决策者提供一种理解供应链复杂性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进行全局性判断。然而供应链交织了太多的行业属性和商业关系，而国家主权与社会情绪投射其上，很多知识和细节也远非本人能够全面驾驭。尽管所涉及的每个行业我都尽量找专家请教，但纰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林雪萍
写于北京陶然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