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生活是一杯混合饮料
第一章 冒险：跳出选择的目的性
首先，我要在这里进行一段自我忏悔。比如，当事情发生变化时，除非走投无路，否则我一般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即使改变，也是尽可能地少改。又如，我是一个工作狂，虽然平素喜欢假装工作令我很痛苦，但事实是，没有工作的话，我将会迷失方向。再如，我之所以常常拖延是因为越临近最后期限，无聊的任务越会令我兴奋。还有，我买牛奶时会仔细比价，会因20美分的差价而选择去更便宜的超市，但是18年来，我一直把哥伦比亚大学给我的退休金投资于收益率低的货币基金，错过了蓬勃发展的股票市场，而我还教经济学。此外，我偶尔会尽力帮助一位泛泛之交，但其实有更多值得我去帮助的人。即便如此，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性的人。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我并不对以上谈论到的这些内容感到尴尬，因为这是人类的普遍境遇。我不认为自己特别受行为偏差困扰，虽然行为偏差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为没有达到高度理性而找到的挡箭牌。好吧，也许我确实会时不时地掉入陷阱，例如“禀赋效应”（高估自己已经拥有的物品的价值）或“乌比冈湖效应”（和美国93%的驾驶人一样，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高于平均水平），但很难确定是不是行为偏差决定了个人的行为——毕竟话说回来，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盲点问题。
我并不认为是偏见造成了我的选择固执、“好劳恶逸”、任由问题加剧（尽管明知事前预防远远好过事后弥补）、个人理财方面草率行事，以及随机性的利他主义或其他看似非理性的行为。恰恰相反，我认为我的行为源于无可指摘的人类本能冲动。拥有与他人和我们以往经历相契合的信念，并长时间保持这些信念，已成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机器人为了达到目标可以实现灵活转向，但我却不能——为什么我要改变信念来满足未来的我可能会有的愿望？我还意识到，工作和参与许多活动一样，部分原因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例如希望增加经济利益、促进同事情谊、提升地位；部分原因则是希望享受类似游戏般的愉快体验——在游戏中，我们只是玩。我们在世界舞台上表演，仅此而已。
然而，感觉却并非如此。我们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或不断重蹈覆辙。从某种程度上讲，那时的我们很可能觉得自己正在向目标靠近。当我们毫无目的地行动时，往往会在事后为行动编造理由，就像正在睡觉的人听到狗吠便可能把它编织进自己的梦境一样——如此编造理由有助于我们维持理性的自我形象。
看起来我似乎不认同经济学理论的支柱——理性选择，但这其实是个误会。理性选择阐明了我们很多行为的原理，它强调我们会竭尽所能地利用所掌握的信息和资源来满足需求；我们会比较所有的可选项，然后选出偏爱的那一个。
我没想对此理论发起攻击，事实恰好相反。每个学期开始时，学生通常会提出两种反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而我总是会选择为此理论辩护。这两种反对观点，一是他们认为自己不是计算机器，二是他们不是物质主义者。第一种观点毫无根据，原因在于无论能否意识到，我们的行为事实上都很可能遵循了理性选择理论。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曾讲述了一头大象穿越欧洲的故事。这头大象一路上经过了无数桥梁，但在一座摇摇欲坠的桥梁面前驻足不前。即使看到人和马都纷纷通过了，这头大象仍然选择停下脚步，因为它感觉这座桥将无法承受它的重量。[1]这头叛逆的大象揭示了许多经济学理论背后的重要直觉：当一项决定举足轻重时，人甚至动物都是相当聪明的。
至于第二种反对观点，经济学并不假定人们只关心他们自身及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个体选择满足或效用最大化也可能是由利他主义、为他人福祉考虑或遵守道德标准等多项因素驱动的。
就算考虑到利他主义，并能接受计算得失可基于直觉这一说法，相信你自身是一个严格的理性人也可能使你不安。对此，传统学说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框架，即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拓展了理性选择理论，将偏见和直观推断纳入其中。一个按偏见行事的人也会试图达成个人所求，但经常达不到目的。行为经济学家希望通过识别偏见来帮助人们修正行为，并使其按照经济模型行事。如果说理性选择理论一味地将人视为偏好决定行为的机器人，那么行为经济学家则认为这些机器人的程序设计不当。
理性选择和行为经济学都假定行为是有目的的，人们努力使结果最优以满足既定愿望——人们要么知道自身偏好并能准确描述，要么可以感知偏好，表现得就如明白自己所想所求一样。有目的的选择模型可以解释很多事情，但不能解释一切。有时，我们采取某些行为不是为了任何实际利益，而是仅仅愿意这样做而已。我们无法对这些行为及其他行为进行排序或取舍。这些行为属于行为的第二个领域，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而是为了行为本身的“自为行为”。
假设一位妻子准备跳入河中去挽救她溺水的丈夫，我们不会指望她表现得很理性。所谓的理性是指，妻子会计算出挽救丈夫带来的未来收益的现值，并乘以成功挽救丈夫的概率（扣除丈夫自救的概率），然后减去她溺水的概率乘以她自身的价值所得到的数值。就事论事，溺水的是她所爱的丈夫已经能让我们的讨论变得足够简单了。若要证明她的行为是在遵循某种一般性原则，任何理由、任何模型或计算，以及任何尝试都将不会比以上事实更有说服力。如果我们认为她当时的决定还有其他原因，那么用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话说，就是“多此一举”。[2]
“自为行为”与其他行为的区别并不在于该行为的决定是否攸关性命。日常中许多非“拯救丈夫”级别的行为都属于“自为行为”的范畴。在普莱斯顿·斯特奇斯（Preston Sturges）1942年的爱情喜剧电影《棕榈滩的故事》（The Palm Beach Story）中，得克萨斯州的一位上了年纪的香肠大王（Wienie King）[3]决定向身无分文的克劳黛·考尔白（Claudette Colbert）饰演的女主角伸出援助之手——她让他想起了自己一无所有的年轻时代，故而不由自主地对她进行了一次无偿馈赠，给了她700美元后便说了“再见”。即使可能有其他人更值得得到帮助，但香肠大王也不可能帮助他遇到的每个人。他因女主角而做出的“自为行为”是无法预料的，他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做罢了。
在这些情况下，不管是挽救丈夫的妻子，还是大发善心的香肠大王，他们都不是根据任何计算来采取行动的，但他们在一些场合肯定还是会根据计算来行事。我并不是让大家完全放弃选择的目的性，只是想提醒诸位，要认识到关于人类行为的故事还有更多内涵。也许你的大多数行为都符合目的性模型：有时，你表现得很理性，对自己的最佳行动方案充满信心，并能够解释清楚背后的逻辑；有时，你就像那头超级聪明的大象，仅凭直觉就能找到最佳的行动方案；有时，你也会成为行为偏差的“受害者”。但是，其他时候，你的行为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况。
诚然，我不会提倡“行为不必有明确的目的”“行为不必结果最大化”，但我也不认为我们总是要根据已知信息去选择看起来最优的选项。照此看来，我的立场并不一致，究其原因，不仅因为我是一名经济学家，还因为我在芝加哥大学受过教育——芝加哥大学可是理性选择这一经济学理论的“最高殿堂”，而我依旧热情地向我的学生传授着这一理论。
一、沉醉于理论世界
对我而言，意识到不是所有行为都有目的这一点并不容易，我的思想走过了一段漫长且迂回的路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沉醉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该学说假设理性选择、供求平衡成立，并且试图基于这些内容尽可能地解释世界。当时，作为芝加哥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的我，觉得在自己所看到的任何地方，人们都表现得很理性。于是，我认为，经济学理论不仅适用于货币和市场，而且适用于其他的一切。为什么A&P超市[4]会用小纸盒包装新鲜的豆子？答案很简单：如果店家用大箱子散装豆子，那么人们购买时就会从成本效益[5]平衡出发去挑选品质好的豆子。为了抑制这种无谓的挑选，超市向所有人出售随机包装好的豆子。如此一来，消费者花费了更多的金钱，但避免了挑选所浪费的时间。那么，A&P超市是否应该将品质好的豆子放在盒子的最上层，让顾客可以直接看到？答案是不应该，如果超市真要这样隐藏品质差的豆子，还得向负责装盒的工作人员支付额外的工钱，而理性的消费者也会逐渐认识到“所见非所得”。我和同学整天分析着这样的案例，渐渐地，我们自以为揭示了世间隐含的秩序。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疑惑的。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选择了这样一种毫无舒适度可言的生活。我们没钱，天很冷，公寓里到处是蟑螂，我甚至都不想管它们了。在授予博士学位之前，芝加哥大学大约会淘汰80%的学生。其实，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获得了其他顶级学校的博士录取通知，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来到以博士生资格考试之难而出名的芝加哥大学“折磨”自己。我们告诉自己，就读芝加哥大学是积累人力资本的最优路径，而这些资本可以让我们在开始学术生涯后获得足够高的收益。但内心深处，我们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不知何故，我们喜欢去挑战高难度。如果非要用某一种备受推崇的理论来解释奋斗对我们的吸引力，似乎不太恰当。
入学后不久，我和同学偶然知晓了行为经济学，当时它成了理性选择正统学说的替代选择。各种各样的实验都记录下了认知偏差。在一项著名的实验中，对于立即获得10美元和一年后获得21美元这两个选择，实验对象表示两者并无差别。此外，对于立即支付10美元和一年后支付15美元这两个选择，实验对象也表示两者并无差别。但是，不管是获得资金还是支付资金，理性人理应在某一贴现率下，以当前较少的现金去等价换取一年后的对应现金。理性人的这种行为偏差被解释为“收益—损失不对称”（gain-loss asymmetry）理论，即人们面临延迟收益所需要的补偿金额，要大于他们愿意为延迟损失支付的金额。[6]
事情要是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如果事实如此简单，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实验记录偏差（比如收益—损失不对称所反映的偏差），并据此相应地调整我们的模型。那么，理性选择，连同该理论对市场和人类行为诸多方面的解释，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但最终看来，行为经济学似乎并不能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的问题。通常，当我们可以用心理学方面的理论来解释行为经济学中的一些表象难题时，如果我们足够努力，就可以基于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相关资料、计算相关数据。例如，在上述收益—损失不对称实验中，我们是否应该把要账成本计算在内？作为收款方的实验对象应该倾向于现在就拿到钱，而不是不得不一年后再去找做实验的教授，并说服他付款——用相差的11美元来补偿信用风险和收款不便，似乎很合理。同理，作为付款方的实验对象应该也会愿意选择为5美元赌一把——如果教授把要钱的事情抛在脑后，双方从此不再联系就好了。考虑到这些因素，实验结果就合理了。
因此，我和同学将行为经济学家的实验比作游戏错觉：有娱乐性，也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对日常生活几乎不重要。在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我与经济学理论达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和解”：我承认行为是有目的的，选择大多是理性的且伴有一些认知偏差。
1985年毕业后，我选择在芝加哥从事债券方面的工作。时光流逝，我仍然对新古典经济学深信不疑，同时还对那些时髦的“异端理论”保持警惕。然而，随着我经历得越来越多，传统模型与我个人生活不相符合的事实日益凸显，我也越来越不安。
首先，我从“旅程比目的地更重要”这句话中知晓了很多道理，尽管在以目的为导向的世界观里，旅程本身几乎没有任何地位。在工作中，我因沉迷于各种各样的挑战感到幸福，而这些挑战自有其意义。关于我是如何努力突破市场限制的，以及我的公司是如何作为一个团队与其他公司进行竞争的，或许可以用体育运动来做恰当的比喻。
其次，我困惑于自身对固有理念的偏执，特别是当它们与新的数据或专家观点发生冲突之时。在芝加哥大学的圈子外，我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这让我大为惊奇。对于有证据支撑的普遍观点，为什么这些所谓的理性人都没能达成一致呢？
再次，我与一些人达成的交易可以说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正如我学习到的那样。但与此同时，其他许多交易却不能用理性选择去解释。相比我能够做出的解释，这些交易（行为）可以说更为复杂，或者也可以说更为简单。例如，为什么我今天会给这个人机会，而不是明天？为什么机会不是给其他与我关系更好的人，或有同等价值的人？如此看来，成本效益计算并不总是起作用。
最后，我开始疑惑：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究竟会对我们的内心世界有什么影响？不考虑具体的事件背景，一味地去计算表面得失（即使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是否会让我们的经验区域匮乏？凯恩斯（Keynes）的警告或许是对的：“伪理性地看待人性（将导致）判断和感知上的单薄与肤浅”。[7]
二、理论与现实的冲突
1992年，我搬到纽约市，在日本第一劝业银行（DKB）——当时日本最大的商业银行——的衍生品子公司担任首席期权交易员。我简直爱上了第一劝业银行。可以说，这份工作如同一项运动，我每天都想参与其中。工作意义重大，我们每天都在解决那些对银行、对客户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挑战千变万化、令人兴奋。后来，我晋升为银行在纽约、伦敦和香港等地衍生品和证券子公司的全球负责人。我几乎没有什么闲暇时间，但没关系，我也没什么其他想做的。
其中，我最难忘的经历是在1998年11月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诸如日本信贷、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山一证券等备受市场追捧的日本金融机构接连破产，我所在的第一劝业银行也岌岌可危。当时，我们本打算为消费金融巨头欧利克（Orico）承销日本第三笔汽车贷款支持证券，但东京方面的负责人让我取消这笔交易。他们担心我们无法向投资者出售这些证券，导致银行颜面尽失。
我对此愤愤不平。在此之前，我已承诺为欧利克筹集这笔资金，期待由此向外界证明，就在其他机构慌了神而不知所措之时，我们第一劝业银行仍可以照常开展业务。为此，我“威胁”东京的上司，除非允许我们把交易完成，否则我将辞职，团队中的其他人可能也会辞职。终于，在我们的虚张声势之下，交易可以继续。我们则同意缩小发行规模，承诺竭尽全力把债券卖光。如果失败，那就不是主动辞职，而是被炒鱿鱼。对此，我们银行债券销售人员集体迎接挑战，在交易完成的那一天全员共享胜利的喜悦。
我为什么要在乎银行取不取消交易？为什么20年后我还在谈论这笔交易？经济学家可能认为，我是出于担心未来收入下降的缘故，不管是继续留在银行，还是找新工作，交易失败都会让我的前景蒙上阴影。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我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仅此而已。
对于认为“工作是为了挣钱消费而牺牲休闲”的观点，我越来越不相信。比如我在第一劝业银行经历的种种就是一种非卖品，我不可能通过购买得到；即使它们可以被出售，花钱也毫无意义，我也无法确定这些经历的交换价格。我很苦恼，因为我无法将工作属性硬塞进理性选择的框架中。这需要另一种分析框架。
故事来到了2000年，这场游戏彻底结束了，第一劝业银行与富士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合并组成了日本瑞穗金融集团，而在那里，没有适合我的职位。我老板以极具日本特色的口吻告诉我：“坦率地说，你可以在任何你喜欢的地方工作。”我指了指我们的交易室，他低头小声道：“除了这儿，哪儿都行。”工作没了，我决定享受一段闲暇时光，毕竟10年的银行生涯打下了足够的经济基础。但是，这完全不是我所期望的生活。
在提前退休的日子里，每天早晨我都会读《纽约时报》，然后为9岁的女儿和14岁的儿子准备早餐，送他们上学，最后绕着中央公园水库慢跑。这一套流程下来，才刚刚上午九点。我发现一天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每天都一样，不存在所谓的周末与工作日之分。当然，我不用再为工作的突发状况而烦恼，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我的不满并非源于理性选择理论所说的低收入。过去的银行从业经历使我有了充足的积蓄，况且每周几个小时我还会自己操作投资交易（具体见后文）。我穿着拖鞋在公寓里走来走去，轻轻松松就可以为一家人挣到足够的钱。
我的不安让我困惑不已。直到有一天，我带着女儿去了布朗克斯动物园。我们看着饲养员给老虎喂用冰块包裹的鱼作为午餐。老虎必须先把冰块剥掉，才能享用美食，而它们似乎很享受这么做。忽然，我明白了：我就像那只老虎一样，区别在于任何时候只要我想，饲养员就会提供足够多的鱼，而且还没有冰块包裹，不用自己动手剥冰块。我知道我的处境很幸运，很多人会羡慕，但我渴望挑战。最后，我如愿找到了两个。
首先，我与纽约和伦敦的合伙人创办了一只对冲基金。基金筹集资金投资于欧洲结构化信贷债务证券，这些证券将个人贷款或公司贷款的风险打包。我可以尝试着从财富最大化的角度来解释我启动的这项新事业，但实际上，创业动用了我的积蓄，存款冒着打水漂的风险。冒险扣人心弦，让我走出消沉。
在创办这只对冲基金之前，我曾有过两次创业企业的投资经历，两次结局都失败惨重。每一次，我们总以为转机就在眼前，但事实却是一再陷入泥潭，卷走的资金远远超出任何人所想。尽管过去是未来最好的预测，但我希望这一次情况会有所不同。
一开始，我们的基金进行得就不太顺利。最先的1100万美元倒是筹集迅速，但对冲基金要能实现合规运行，这样的资金量明显不够。我们约见了大约100名潜在投资者，听到的都是同样的信息：“投资5000万美元比投资1100万美元更安全，那意味着更加多元化，融资渠道也会改善。等你们资金规模变大了再来说。”我们需要早点达到资金临界标准。如果没人投资，其他人也不会投资；如果有很多人投资，就会有更多人加入。就此，我们陷入了一个劣势均衡。基金在美国证监会注册，法律要求在前90天内筹集到2500万美元。我们迟迟没能做到，面临着不得不注销注册的尴尬处境，最初的那些投资者也开始嚷嚷着要把他们的钱拿回来。
但忽然，我们的好运气来了。证监会出乎意料地给了我们一个月的时间宽限，之后，一位新投资者直接投了4000万美元。其他投资者也纷纷跟进，不到5年，我们就有了20亿美元。
在经历了失业的痛苦，以及启动基金后的活力重焕，我又进入了同样的困境。我再也不能接受传统的经济理论，即人们在工作和闲暇之间进行权衡，并看重享乐。然而，我还没有准备好完全背离正统。在某种程度上，不管是在芝加哥从事债券交易的经历，还是在第一劝业银行的工作经历，抑或是对冲基金的创办经历，实际上都增强了我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信心。差不多每一天，我都是根据最优化行为和市场均衡的假设指导业务，并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经济理论常常就是我的秘密武器。
第二个挑战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授微观经济学，一开始是兼职，后来则变成了全职。2002年，也就是我开始教书的一年后，我有幸见到了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教授。菲尔普斯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持课题项目，打算重构现代经济学。该中心希望找到一种理论来描述“真实的人类，他们不仅贪婪、厌恶风险，而且充满好奇、爱冒险，有时会大胆跳进未知领域”。这是一种新理论。我特别喜欢“不仅”这个词，因为它拥有一种两种特质都必须兼顾的属性。
对我来说，意识到与有目的性的选择并存的第二个行为领域是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要用一个庞大系统来解释一切？人们不仅在满足欲望，而且还会克服困难。不管是成功，还是厌倦，从而放弃，总会出现新的挑战。行动可能比实际情况更加具有目的性，故而自然很难弄明白其潜在行为逻辑。我们往往先采取行动，然后为该行动制造一个原因，要么是寻求快乐，要么是避免痛苦。[8]
三、这种难以捉摸的利益
当然，我并没有发现这一自为行为领域。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描述了一些无法纳入偏好列表（用经济术语来说，即效用函数变量）的行为。他问道：“为什么所有统计学者、智者和人类爱好者在计算人类利益时，常常会忽略一种利益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把这项利益拿过来，加到列表里面去就是了。但是要命的是，这种难以捉摸的利益却不属于任何一类，也不适合任何列表。”[9]
这种“难以捉摸的利益”代表着意志的行使，所有系统和模型都无法将其纳入。陀思妥耶夫斯接着说道：“一个人，不论何时何地，也不论他是谁，总是喜欢随心所欲地行事，而根本不喜欢受理性和利益的支配；他愿意做的事可能违背个人利益，甚至有时还违背了……这就是那个被忽略了的最有利的利益，也就是那个无法归入任何一类的利益，一切体系和理论经常因它而灰飞烟灭。”[10]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有利的利益”无法与理性选择框架的所有其他愿望一起列入偏好列表。在理性选择模型中，个体受偏好控制。如果按意志行事是这些偏好之一，那么由此产生的行动将是可预测、下意识的，因此也就不再是“意志”。因此，出于意志而非偏好的行为必然属于另一个领域：我称之为“自为”领域。
自为行为代表它自己，而不会管它是否比其他选择更好，“没有别的原因”。自为行为可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款证明自我的游戏，或是一场克服挑战的斗争，即使这个挑战从任何客观角度来看都不重要。我们依据信念自信地行事，这对我们很重要（无论这些信念是否准确），因为这就是我们。我们的信念构成了我们的身份，所以不出售。大力水手在给自己的赞歌里大声唱到：“我就是我。”坚定信念的反面也是自为的，即兴之所至，跳出固有性格。
最重要的是，自为领域强调能动性，即个体对世界的作用。它将时间视为过程而非单一时刻，这才是所有目的性选择所能适应的时间。目的性模型（或调整模型加以解释）无法解释我们如何跨期消费，是选择退休还是继续工作。它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会犯拖延症、忽视个人理财、创业不计后果，还有长期坚守项目而不考虑退出机制。相比之下，自为模型更灵活，可以解释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应对挑战的行为变化。例如，无人能预料到的自发利他行为，以及超出任何理性计算的“想太多”英雄主义（上文中救丈夫的妻子）。
理性选择（或许还有行为经济学）已经阐明了目的性选择的领域，接下来，我们可以仿照前者开发一套分析自为行为的系统方法，虽然理论构建的严谨程度不及前者。目的是了解现实现象，这些现象对个人和企业都很重要，并影响公共政策。我所采用的方法包括区分两种行为模式（目的性行为与自为行为），然后尽可能准确地解释清楚自为行为。我的例子大多来自商业世界和资本市场，毕竟这是我的专长，但类似的分析可能在政治、教育和历史等领域也会颇有成效。
虽说以上想法基于个人的经验，但我相信我的观点几乎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大多数人试图将个人行为归为理性，着重一个领域而排斥另一个领域，那么留下的拼图将不完整。我们调动聪明才智、竭尽全力地将自为行为纳入一个本不属于它的领域，最终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有些人在生活中，会忽视目的性行为，转而自发行动。这些幸福的少数人不会被我“生活中除了理性选择，还有更多东西”的说法打动，他们可能面临的是相反的困境：如何将行为的理性一面与其感性一面相协调。他们或许也会希望探索自为（他们的行为基础）和目的性之间的界限。
一方面，我不想对我的研究要求太高。我的方法并不会产生一个完全统一的人类行为理论，这样的理论不存在。我也不想否认目的性方法的优越性。虽然早年对理性选择经济学的兴奋感已经消退，但我依然相信它的力量。另一方面，我同样认为目的性选择模型有其严重的局限性。只有跳出选择目的性（不管是否存在行为偏见），我们才能改进有关实际问题的诸多现有理论。要想了解人类行为（特别是金融市场行为）的重要特征，最好不要通过新古典经济学、数学，抑或是行为偏见视角，而是要重新评估行为的基本动机，以及动机与行为的关系。一些行为源于自为冲动，而非有目的性地为了满足个人欲望。认识到人类行为的双重性质，我们才能更真实地理解自身，这种理解与我们的经历更契合，正如尼采观察到的：“赫拉克利特认为，蜂蜜既苦又甜；世界本身就是一杯混合饮料，必须不断搅拌。”[11]
[1]Schopenhauer，World as Will and Idea，1:29.
[2]Williams，“Persons，Character and Morality，”18.
[3]Wienie是wiener（中文意思为“维也纳香肠”）的口语表达，电影中的“Wienie King”就是“香肠大王”的意思，其所拥有的企业为Texas Wienie。——译者注
[4]美国老牌超市A&P（全称为the Great Atlantic and Pacific Tea Company）作为连锁超市的鼻祖，有近150年的历史，但已于2010年申请破产，2015年正式破产。——译者注
[5]成本是指时间成本，效益是指得到品质好的豆子。——译者注
[6]See Loewenstein，“The Weighting of Waiting.”
[7]Keynes，“My Early Beliefs，”96.
[8]这些观点可以在大卫·休谟的《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中找到，他在该书中说：“理性是而且只应当是激情的奴隶，除了服务和遵从激情之外别无他责。”（415页）以上观点再次出现在亚瑟·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和《充分理由律的四重根》（On the Fourfold Root of the 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中，以及弗里德里希·尼采在《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中写道：“我们意识到的一切都是终结现象，一个终点而无任何结果……我们试图通过相反的概念来理解这个世界。”（265页）
[9]Dostoevsky，Notes from Underground，21.
[10]同上，25.
[11]Nietzsche，Philosophy in the Tragic Age，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