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祖、太宗时期的爵位封授

金太祖时期，只有国公爵位见于文献记载，封授对象是降金的辽官。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初，金军攻克中京，天祚帝自鸳鸯泺亡保阴山，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等于燕地拥立辽秦晋国王耶律淳为帝，“左企弓守司徒，封燕国公。虞仲文参知政事，领西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内外诸军都统。曹勇义中书侍郎平章事、枢密使、燕国公。康公弼参知政事、签枢密院事”(62)。同年，太祖伐燕京，十二月庚寅“次于城南。辽知枢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枢密使曹勇义，副使张彦忠，参知政事康公弼，佥书刘彦宗奉表降”(63)。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四人在辽朝位居宰相、枢密之职，其中左企弓和曹勇义在辽朝的封爵均为燕国公。四人入金后，“太祖俾复旧职，皆受金牌。企弓守太傅、中书令，仲文枢密使、侍中、秦国公，勇义以旧官守司空，公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副使权知院事、签中书省，封陈国公”(64)。从这条史料看，四人在辽朝没有封爵的虞仲文和康公弼都有了爵封，在辽朝有封爵的左企弓和曹勇义，却不见有爵位封授。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在记述金朝封爵制度时，却明确说左企弓，“天辅中，以燕京降，仍封燕国公”(65)。也就是说，金太祖仍给予了左企弓仕辽时封授的“燕国公”爵位。如此看来，这些降金的辽朝高官，在入金后仍保有其在辽朝时的官职和爵位，曹勇义入金后的爵位也应沿用在辽朝时的爵位，仍封燕国公。从太祖时期授予的爵名和封爵对象看，所谓封爵是直接沿用和照搬了辽朝固有的制度模式。

王和公、侯、伯、子、男不同等级的爵位在金太宗时期均有记载。金代最早封王的是上文已提到的汉人刘彦宗。刘彦宗也是辽朝汉官，其先祖“六世侍辽，相继为宰相”，金军攻克燕京，彦宗与左企弓等人一同降金，当时其在辽的官职为签书枢密院事(66)，太祖“俾复旧，迁左仆射，佩金牌”(67)，未获得封爵。入仕金朝后，刘彦宗助金灭辽伐宋，天辅七年（1123），张觉平州叛金，金军攻取，彦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加侍中，佐宗望军。宗望奏，方图攻取，凡州县之事委彦宗裁决之”(68)，得到金朝重用。太宗天会二年（1124），金军大举伐宋，“彦宗画十策”，并兼领汉军都统。天会六年（1128）“薨，年五十三，追封郓王”(69)。刘彦宗为死后追封，也是金代王爵的最早记载。

太宗时期国公封爵有三人，其一是时立爱，天会三年（1125），“及宗望再取燕山，立爱诣幕府上谒，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从宗望军数年，谋画居多，封陈国公”(70)；其二是韩企先，其“九世祖知古，仕辽为中书令”(71)。韩企先入金后，于天会七年（1129）迁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封楚国公(72)。还有一位封爵国公者是金朝所立刘齐政权的统治者刘豫之子。天会八年（1130），“齐国建，以济南为兴平军”，刘豫子麟为“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梁国公”(73)。

这一时期，国公以下的五等封爵，主要见于金朝使者官衔，现将太宗时期金朝所遣使者的民族、官衔等信息列表进行分析。

表1.1　金太宗时期使者官衔信息表

①《大金吊伐录校补》之28《报南宋获契丹昏主书》，第92页。

②参见《大金吊伐录校补》之72《回宋主书》，第217页。

③据《大金吊伐录校补》“校文”，考证萧仲恭“兰陵县开国男”应为“兰陵县开国伯”，据吴本改，吴本即墨海金壶本（参见《大金吊伐录校补》第217页）。

④据《大金吊伐录校补》“校文”：“天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天水县’，原作‘天水郡’，砚、吴、钱三本作‘天水郡县’。案：县男食邑三百户，应作‘天水县’，各本皆误，兹以意改。”（第217页）此校文不确，因男爵有冠以郡和县两种封号者，这种封爵在宋、辽、金三朝较为常见，“某某县开国男”和“某某郡开国男”，均为男爵，食邑均为三百户。所以，原文“天水郡”未必误。此处，不论是天水郡开国男，还是天水县开国男，并不影响对这一时期金朝封爵制度的分析，因此文中按“校文”录为天水县开国男。

⑤参见《大金吊伐录校补》之163《册大楚皇帝文》，第435—436页。

续表

①参见《大金吊伐录校补》之165《贺南楚书》，第444页。

②参见《大金吊伐录校补》之182《元帅右监军与楚书》，第484—485页。

③参见（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32《立齐国刘豫册文》，第454页。

此外，天会十年（1132）《智度寺邑人供塔碑铭》中也有金初官员官衔的记载：“彰信军节度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保、知涿州军州事、清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张元征。中散大夫、起居郎、同知涿州军州事、都骑尉、东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宁獬。”(74)

太宗时期使者官衔中的职、官、勋、爵俱全，而“这些官衔全部照搬辽制”(75)。金朝初年官制未备，多承袭辽制，辽代的封爵制度《辽史·百官志》虽阙载，但亦有较为完备的封爵制度，王与五等爵是其基本的爵位体系，对此，近年来学界已多有考证和研究，前文已有所述(76)。上述使者官衔中所见的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县侯、开国县伯、开国县子、开国郡男、开国县男等爵位，在辽代封爵中较为常见，是直接沿袭了辽制。而且从这些使者的出身看，有汉人、渤海人、契丹人，不见女真人。目前也没有找到这一时期封爵女真人的实例，说明此时金代并未有本朝的封爵制度，爵位仍是模仿和照搬辽朝封爵之名。

此外，太宗时期辽朝和宋朝的亡国之君也有相应封爵。金太宗灭辽亡宋，辽天祚帝和宋徽宗、宋钦宗都成为金朝的阶下囚。天会三年（1125）六月，金军俘获天祚帝，八月“辽主延禧入见，降封海滨王”；天会五年（1127），金灭北宋，次年，徽、钦二帝被押赴上京。同年八月“以宋二庶人素服见太祖庙，遂入见于乾元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77)。金朝以“海滨”为号封爵辽主为王，又以公、侯封爵徽钦二帝，但封号既非国号又非郡名，尤其是徽钦二帝的“昏德”和“重昏”封号具有明显的侮辱性，非历代王朝常规封爵制度，可视为金朝对亡国之君的特殊爵封。

总之，金代在太祖、太宗时期不同等级的爵位名称虽已见于文献记载，但是借鉴和照搬辽朝的爵位名称，并非本朝官僚制度体系中的爵位之封。太祖建国伊始，其着力于灭辽攻宋，以此巩固新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无暇顾及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正如《金国闻见录》所言“太祖皇帝圣武经启，文物度数，曾不遑暇”(78)。太祖朝的辽朝汉官的国公封爵，既有其仕辽时的爵位的保留，也有用辽爵的封授。1125年，金灭辽后，原辽朝的统治区全部纳入金朝版图，统治区域的扩大使其面临的民族、人口和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及时调整统治政策，逐步建立和健全相应的政治制度进行统治。太宗天会十二年（1134）“初改定官制，诏中外”(79)，“始下明诏，建官正名，欲垂范于将来，以为民极”(80)。金代汉官制改革在太宗时期开始逐步实行，三省六部制的雏形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但终太宗之世，金代官制体系并未完备，官制的很多内容仍是袭用辽制。王曾瑜先生指出“《金史·百官志》提及天眷的‘换官格，除拜内外官，始定勋、封、食邑入衔’，应理解为按照新的换官格，重‘定勋、封、食邑入衔’，并非是在此前不设勋、封、食邑”(81)。不过，此前的封爵、食邑则更多地是对辽制的模仿和沿袭，并未切实地在金代官制中全面实施，封爵对象无女真人，就说明了这一点。金代官制的确立推行是在熙宗即位之后，封爵制度亦随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