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的政治性与政治本体论

政治性内在于鲁迅文学的风格肌体和审美构造，它在此不是与“艺术性”相对立的范畴，而是贯穿于鲁迅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与其艺术性共存亡的结构性因素。这种政治性在高于“唯美”和“为艺术而艺术”、超越了“政治与审美”简单对立的层面存在。这就如同说鲁迅既是诗人又是战士，战士是诗人的内在品格，而诗人构成战士的固有气质；在此，两个形象同时以审美的方式提示了存在范畴的政治性，即那种出于个人和集体性的自我持存（self-preservation）的意志、可以在“紧急状态”中直达“敌友之辨”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内在固有的强度。这种内在于存在的政治和存在的诗的文学政治本体论，一方面作为质料、结构、能量和动态从内部赋予鲁迅文学以独有的语言策略、形式决断和审美强度；另一方面也规定了鲁迅文学同历史的关系。正因为鲁迅文学整体上的、内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政治性，它同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具体的政治，包括历史情境、历史运动和社会历史阶段或范畴，就必然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空洞”或“虚无”的关系；它也就不能够被简单地纳入常规意义上的观点、立场、认同、身份、归属和党派性，而往往显示出一种“无立场”的立场（李长之）。

这种无立场之立场的确定性、稳定性、指向性和激进性都不会因为表面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而有所减弱，因为它早已在一种自然史、物种进化、生物-生命决定论的本体论和诗学高度中完形，因此往往以一种“陈旧”“落后”甚至“反动”的姿态，同具体社会政治的表象形成一种尖锐的、格格不入的对峙关系。在历史运动、时代经验和事件及个人决断的每一个节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鲁迅同时代先进组织及其观念价值系统既同向又逆向、既拥抱又抗拒的复杂关系。在政治范畴里，鲁迅文学的政治本体论是一个必要的中介；它在常规社会政治的空间外、在一个孤立的个人的单纯的“存在的诗”的自我指涉和自我确认中，将鲁迅文学的政治自律性和审美自律性一同生产出来。分析鲁迅文学的政治性不可能回避鲁迅文学阅读史、流通方式和解释史的具体社会历史场域，特别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干预、征用和规范，包括对这一切的同样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拒斥、颠覆和消解。鲁迅的存在政治/存在诗学无疑独立于并且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征用，但这并不妨碍后者在中国现代性本身的历史正当性基础和集体性道德情感结构的大前提下，认同并接受鲁迅文学的精神气质、审美特性及其“希望的形而上学”的未来指向。

鲁迅文学的政治性不能被简单化为直接的社会政治、党派政治、思想立场和个人好恶；因为它是一种存在的政治和生命的政治，植根于作者的时间经验和虚无体验。鲁迅本人的观念、思想、立场都可以受到外部环境和思想氛围的影响，但鲁迅文学的政治性却从来无关于外部强力或暗示，而是内生于作者存在、生存、生命和生活的基本状态；它来自那种沉默、抵抗、呼吸、挣扎和希望的动作本身，它也来自鲁迅文学在其孤独的“单子”（monad）结构中吸收、凝聚和再现的集体性，即那种民族的、家国的社会性抗争和文学内部的寓言斗争。这种政治本体论构造本身就是“存在的诗”的文学构造，它反过来也解释了鲁迅杂文在鲁迅文学中的首要性，以及鲁迅文学相对于历史、政治和社会思想中的具体存在的首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