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参加地下党的
我是1948年春夏之交在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改为历史系）一年级读书时参加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那时我17岁，到现在已超过73年。
一、抗战胜利后的思想剧变
要讲我怎样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需要从我在抗战胜利后的思想变化说起。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我那时是上海复旦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在同年级同学中年龄最小，还只有14岁，对坚持八年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见到国土重光，充满着极度兴奋，但政治上还十分幼稚。
因为长期生活在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内和以后的沦陷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在大后方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加上年龄小，还把他们看作“国民政府”和“国军”，对他们的到来感到亲切和喜悦。
最早进入上海市区并到处张贴“安民告示”的，是原在上海周围的“忠义救国军”，记得司令叫阮清源，但他们不是正规军，群众口碑也不好，尽管他们耀武扬威，却没有多少人理睬。不久，国民党政府派来上海的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到了。我在上海租界时期看到过抗战初期汤恩伯在南口抗战的报道，但未听说过河南有“水旱蝗汤”四大灾害的说法，因此，对他仍充满敬意，也赶到静安寺街头，同市民们一起欢迎他的车队驶过。记得汤恩伯就站在一辆敞篷的吉普车上向两边行军礼，就像阅兵那样。不久，蒋介石也到了上海，在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加上人民公园的原址）召开大会，作了演讲。自发去的市民总有几万人，乱哄哄的，没有什么秩序。他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见，只是远远看到他讲话时不断挥动戴着白手套的手臂，留下一点印象。这两次，我都是自发去的，并没有别人动员和组织。
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民众的巨大失望来得实在太快，也太强烈，完全出乎大家原来的意料。国民党政府的政府官员、军事机关、特务机构不顾一切地搜刮金子、车子、房子、女子、票子，被称为“五子登科”。人们把这种“接收”称为“劫收”。物价在胜利初的短时间内有过大幅度的下跌，却迅速又疯狂地飞涨，令人吃惊。民众已到难以生存的地步。那时，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刊物在上海都不能公开发行。我经常读的刊物，是原在上海的爱国民主人士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和郑振铎主编的《民主》（稍后又有了黎澍主编的《文萃》）。《民主》在这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老百姓今日的心境，比起8月11日那时满望着揩泪眼看太平的心境来，在短短不到三个月中间，也已经像有隔世之感了。何况老百姓今日的生活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呢？”我当时很爱读的著名记者陶菊隐的文章也写道：“一幕紧接着一幕。上海市民不禁痛心疾首地问道：难道这就是天亮了吗？”一个政府竟在那么短时间内便失尽人心，实在是罕见的。
这时，另一个更加触动亿万人心的敏感问题又深深刺痛着中国人。中华民族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受尽了外国列强的压迫和侮辱，被称为“劣等民族”。经常看到那些不会平视你一眼的洋人趾高气扬地走在中国街道上。抗日战争胜利后，最初曾使人自豪地看到，上海街头商店的大玻璃橱窗里，上面用日光灯拼成“V”字（即胜利），下面并列地摆着杜鲁门（美国总统）、艾德礼（英国首相）、斯大林和蒋介石四人的照片。中国在世界上仿佛已取得前所未有的地位，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见过的。中国人觉得终于可以抬起头来了。可是，紧接着又看到美国人重新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到中国，耀武扬威地为所欲为，甚至任意杀害和污辱中国同胞，这种强烈对比使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立刻联想到一百多年来的民族耻辱和苦难，无法忍受。
那时，美国军队正大规模地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华北、东北，帮助他们打内战。在上海，黄浦江上停满了二三十艘美国军舰，灯光四射，却看不到中国的军舰。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年级最亲密的同学邱慎初、丁彬荣在外滩，望着黄浦江上那么多美国军舰。丁彬荣说：怎么想个办法用炸药炸沉它几艘。这虽是年轻人一种十分幼稚的表达，但也反映出当时人们那种难以压抑的愤慨心情。
复旦大学校门口的翔殷路这时也被改用美国将军的名字，叫魏德迈路。解放后才又改为邯郸路。这种把活跃在中国的外国现役军人名字作为中国路名，实在罕见。
上海市区内还常常看到美国水兵搂着中国姑娘坐着吉普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那时有一个专门称号叫“吉普女郎”。据国民党官方统计，从1945年9月12日到1946年1月10日的120天内，就发生吉普车祸495次，死伤244人。我在上海武康大楼东侧熟悉的报摊上买到一期装帧得像一本小册子的半公开的《文萃丛刊》，书名叫《臧大咬子传》，讲的是上海的三轮车夫臧大咬子因为向美国兵索取应付的车资而被美军打死，国民党政府却公然声称无权审理这起案件。这样的惨案层出不穷，不断刺痛着每个爱国者的心。1946年圣诞节前夜，在北平更发生美国海军陆战队两名水手在东单广场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暴行，而国民党中央社消息中竟称受害者“似非良家妇女”。这哪里还称得上是一个刚刚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独立国家？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怎么还能默默忍受呢？
再看看经济状况，当时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已是气息奄奄，而商店中和地摊上却摆满美军的剩余物资和商品，如被称为“玻璃丝袜”的尼龙长筒丝袜、克宁奶粉、台尔蒙水果罐头等。
看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46年年底会发生席卷全国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在1948年夏又发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这样全国规模的抗议运动。
更刺痛人心的是国内的政治局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充满渴望，期待能制止内战再度发生，实现社会安定，共同从事和平建设。青年学生希望的是学好知识和本事，参加国家建设。已经进行了八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付出了那样惨重的代价，如果又发生全面内战，怎么得了？因为日本投降得那么快，国民党当局对发动全面内战还没有做好准备，因此有过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协定的签订，有过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使人民一度燃起过一线希望。
但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心已经下定。1945年12月在云南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冲入西南联大等最高学府，用手榴弹等杀害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四人。1946年7月，国民党军警又在昆明相继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坚决反对内战的爱国教授。闻一多在悼念李公朴的会议上作了一篇讲话。他说：“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闻一多在讲完这段话后，走出门，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军警开枪暗杀了。
读闻一多这段话，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谁能够抑制得住悲愤的心情，谁又能够不热血沸腾。相隔七十多年了，我至今对讲话的重要段落仍能背诵得出来。我不久进入高中三年级读书，在学校里住读。当时和我一起住读在同一间学生宿舍的同学、复旦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何志禹后来告诉我：他看到我枕边放着纪念闻一多、李公朴的书，就注意接近我，引导我参加“反会考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本来，我是一个性格温和的高中生。这以后，就一步步变了。
早些时候，在抗战胜利前我也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是精装本，底页有一幅红军长征的地图，还有不少照片。胜利这年冬天，我在武康大楼旁报摊上还买过一本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但那时我都是把它们当我喜欢读的历史书看的，并不懂得它的政治意义，对中国共产党还谈不上有多少深切的了解。
不能不说，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报刊上还多少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的公开言论和活动的报道，在学生中流传议论。这样的报道还不少。
“李闻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就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提出强烈控诉。10月4日，上海各界五千多人举行李闻追悼大会。邓颖超在大会上宣读了周恩来的亲笔悼词：“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当时，周恩来反对独裁和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言论不少也常见于报端。
周恩来的凛然正气和合情合理的恳切剖析，深深地打动了国民党统治区许多人的心。人们正是从周恩来身上逐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英文《字林西报》在报道中刊登了周恩来和有关人士合拍的大幅照片。我特地去买了一份。英文的报道我还看不懂，但它的纸张很好，照片很清晰，可以留作纪念。和周恩来同机回延安的李维汉在日记中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
这时，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报纸书刊我们已无法看到。但几个还未被封的进步书店（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其实也同地下党有密切关系）出版的读物还能读到。记得第一本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他以那样生动明白的笔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因为我是在十五六岁时认真读了几遍，头脑里种的种子特别深，对一生都有影响。我平时去得多的是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买来读的有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如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等），新知书店的“新知丛书”（如薛暮桥的《经济学》、许涤新的《中国现代经济教程》、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等）。邹韬奋在这时仍出版的书，我几乎全都看了。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经历》《患难余生记》《抗战以来》《与反民主的抗争》那几本书。他对国民党当局的揭露锋利、真实、一针见血，给我的印象极深，也大大增加了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邹韬奋在我们这一代青年中的影响实在大。在我周围的同学中，爱读邹韬奋著作的同学很多，也许大大超过今天人们的想象。读了这些书，觉得眼前展开了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另一个世界，这确实十分重要，尽管那时还没有真正读懂。
1947年四五月间发生的“反会考运动”，是我第一次实际投入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那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4月中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布一道通令，规定高中毕业班学生在通过本校毕业考试后，还要参加全国统一会考，考试内容包括高中三年内全部课程，需要会考合格，才算高中毕业。它的目的是把高中毕业班学生束缚在会考的准备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卷入方兴未艾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去。结果却适得其反，犹如火上浇油，激起高中毕业班学生的强烈反对。中共上海市委中学工作委员会研究后认为反会考斗争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斗争的发展又必然触及下一步将发动的抢救教育危机运动，决定放手领导。5月3日，上海几十所中学学生联合成立“反对会考联合会”。地下党在联合会中设立党组织，由中学委员会委员钱李仁（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领导。复旦中学在何志禹等带领下，也宣布罢课抗议，并且集中到教室里制作旗帜和标语，准备上街游行，大家的心情十分兴奋。教育部被迫宣布取消本届会考，运动取得了胜利。这给了我很大鼓励，成为下一步行动的预演。
紧接着，就掀起规模大得多、席卷全国的“五二〇运动”，也就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5月20日那天，以在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为主，还有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学生代表，共6000多人，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抢救教育危机”的联合大游行，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当游行队伍到达珠江路口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军警以铁棍（当时被称为“狼牙棒”）毒打并用消防水龙猛冲，当场殴伤流血141人，重伤15人，逮捕23人。
复旦中学和交通大学都在上海市区西侧的华山路上，极为邻近。交大的同学到复旦中学高年级各教室讲演，详细叙述南京珠江路血案的经过。同学们极为愤慨，在何志禹等带领下，全部宣布罢课，并且派代表去见复旦老校长李登辉。他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基督徒，一生都献给复旦的教育事业和学校建设，有着很高的威信，这时就住在复旦中学对面。代表们回来，我问老校长怎么说？他们转述老校长的话：“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你们学生不出来讲话，谁来讲？即便没有交大的同学来，你自己也应该讲！”我深深为这位老人感动。这些话隔了七十多年，我还是记得很清楚。
复旦中学和交大离得那么近，我又是在校的住读生，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交大，交大的学生运动十分热烈，那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到交大去看。从4月初起，交大便开展了护校活动。那时政府拒不解决学校的严重经济危机，强令交大停办航海、轮机两科，并表示交大的校名也可以更改，交大师生便决定在5月13日集体赴南京请愿，政府停止火车的驶行，交大有铁道管理等系，学生就自己驾驶火车开到真茹车站附近，因前面很长一段铁轨被拆、军警又架设机枪布防，为了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学们才撤回学校。这些事件也给我很大刺激。还有一次，交大同学们请李平心教授来校在体育馆演讲。军警冲入校内，武装包围体育馆。同学们手挽着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双方相持很久，军警才撤走。我始终坐在现场，对自己又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江泽民同志那时是交大四年级学生、地下党员。我后来同他也谈起过这件事。
不久，暑假到了。我从复旦中学毕业，开始报考大学。那时大学招生是各自出题考试、各自录取的。我考了三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金陵大学）的历史系和一所大学（东吴）的化工系。其中，北大没有录取，其他三个录取了。报历史系，因为我从小就爱好读历史。我的母校复旦中学后来送给我一份初中各课成绩单的复印件。上面写着：我初一时10岁，英文补考后才及格，其他课的成绩大体上是中等，只有历史得了98分。为什么也报化工系，因为正如那时一句流行话—“毕业即失业”，怕读了历史系，毕业后找不到职业；而化工是当年民族工业中发展得比较快的，如橡胶、制药等厂，毕业后较易找到工作。
记得在复旦考作文时，是在子彬院（解放后改名300号）101号大教室考。作文题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在复旦中学时，老师规定的作文都是用文言文写的，所以我在中学毕业前没有写过白话文的文章。监考的老师是周谷城教授，那年49岁，穿了一套白西装，在考场里走来走去看大家作文。以后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常到他家去。20世纪80年代时有一次见到他们，周师母（李冰伯先生）还笑着说：“我们看着你长大的。”我说：“我也可以讲句老话，周先生那时比我现在还年轻。”
大学那时很难考。复旦史地系是平均16个考生取一个，共取了15人；新闻系更难考，是40个考生取一个。
录取是分别发榜的，登在报上，自己去看，分为录取和备取两种，录取的不去就由备取的补上。我先见到金陵大学的通告，历史系只录取7人，备取5人。其他学校还没有发榜，我就先进了金大（章开沅同志也在金大历史系读书，比我高一年级）。到南京第一天，先到“五二〇惨案”发生的珠江路口去凭吊。接着参加了新生入学周，注了册，听了课。有文学院院长倪青源教授（后去台湾）教的“哲学概论”，讲课的内容我还记得一些。所以我前些年写过一篇文章：《我也是南大校友》，登在南大校刊上。读了一个星期后，复旦发榜，也录取了。我家在上海，就从金陵大学退学，回上海进了复旦大学史地系。那时是16岁。四年级同学张靖琳（地下党员）看到我的学生证，笑着说：“真是个小孩子。”这也不奇怪，抗战期间许多同学经过多年流浪折腾才上大学，年龄会比较大。我同年级同学一共15人，有的同班同学比我大5岁。这在当时很平常。
北大历史系没有录取。如果考上了，就和宁可同志同年级，比戴逸同志低一年级。前些年，北大请我做历史系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历史系开了个全系同学的会，系主任牛大勇教授讲了我许多好话。我接着说：“有句老话，不能只讲‘过五关，斩六将’，还要讲‘走麦城’。我是报考过北大历史系的，没有考取；而在座各位同学，都是考北大历史系被录取的，比我高明。”
二、进入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在抗战时期的经历很特殊，分为两部分：大部分师生迁到内地，曾在江西、贵州，再到重庆北碚的夏坝，后来改为国立，由吴南轩、章益先后任校长；另一部分迁入当时还没有被日本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仍称私立复旦大学，后来称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仍由留在上海的老校长李登辉主持，不由日本人管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等和校长章益都是李登辉老校长的学生。学校领导讲了话，两部分宣布合并，完全承认上海部分学生的学历，没有区别。重庆部分在1946年秋迁回上海江湾原址，并从这年起在上海招生。那时，学生有学号，上海部分的学号以S领头，重庆部分以Y领头，1946年统一招生入学的以A领头。我在1947年入学，学号是B64。
胜利后，上海共有四所国立大学：交大、复旦、同济、暨南。交大的地下党和进步力量最强。同济学生的进步力量最初也很强，但校方很反动。复旦是双方力量都强，斗争十分激烈，但进步力量不断上升。暨南从校方到学生中，反动势力都很猖獗，但也有党组织和一定进步力量。
进入复旦大学时，我很兴奋，因为复旦在学生运动中一直站在前列。入学后却发现复旦的学生运动当时正处在低潮中，政治空气相当沉闷。
这年暑假中，校方宣布免去张志让教授的法学院院长职务、周谷城教授的史地系主任职务，还解聘了洪深、顾仲彝、马宗融等一批进步教授。“五二〇运动”中最活跃的学生领袖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开除，有的被迫撤离。还有四个被捕的同学（孟庆远、葛嫱月、张希文、李槐奎）没有释放，被囚禁在曹园。进步力量很强的四年级同学毕业离校。一进校门，左边的学生自治会门上贴着封条，不能再进行任何活动，让人看了就觉得伤心。所有教室下课后就上锁，防止学生在里面开会。
学校的训导处分两个组：课外活动组、生活管理组，都由特务控制。举一件我入学后第一年暑假亲身遇到的事作为例子：那时我们油印了一份简单介绍各系科情况的材料，供来报考的学生在选择志愿时参考。当我发完后走到登辉堂（现改名相辉堂）北面比较冷僻的地方时，后面有人悄悄跟过来，突然用手插到我裤袋里。我回头一看，是训导处课外活动组的人员，名叫史逊。平时我们还得称他为“先生”（即老师），但他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质问他“干什么？”，他回答：“我看看你裤袋里装的是什么。”材料已经发完，他自然一无所获。这样的事，今天的同学们可能难以想象，但却是我亲身经历的千真万确的事实。生活管理组的训导员不定期地在晚上到学生宿舍里查房间，有时还发现他们躲在室外偷听室内的谈话。
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因此，刚进复旦后有一段不算长的时间，心情很苦闷，常在图书馆读书。
再简单地说说大学中同学们贫困的经济生活情况。这在当时学生运动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焦点。
我在1947年进入复旦时，三、四年级同学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入学的。他们大多从沦陷区流浪到大后方，没有经济来源，只能依靠入学时取得的公费待遇生活。抗战胜利后，由于物价飞涨，经济凋敝，家中难以给他们多少经济帮助，这种制度也就延续下来。公费生在全校同学中占多数。
公费待遇的标准本来很低，由于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而公费数额极难变动，学生生活日益难以维持。自费生靠家庭勉力支持，情况也差不多。
复旦的学生食堂在德庄（今复旦附中）南部的大饭厅（对面还有一个只有它三分之一左右面积的“经济食堂”，供经济困难的自费生缴费吃饭）。饭厅内有上百张方桌，没有凳子，大家都是站着吃。一张桌子周围可以供八个同学站，在食堂门口贴着谁在哪一桌的名单。米饭的质量极差，进食堂之前远远一股霉味就扑鼻而来。进去后，用自己带的碗到饭桶盛饭。老同学叮嘱我们：“第一碗不能盛得太满，那样等你吃完后再去，饭桶里已经空了，无法再加了。第一碗要盛浅一点，很快吃完，还可以盛第二碗。”菜是放在桌上的，都是没有油的蔬菜，每个月只有到月底前一两天，才可以用本月结余的伙食费添个有点肉片的菜，称作“打牙祭”。在食堂里没有看到家中很宽裕的同学，这种同学本来就不多，大概是从校门口坐有轨到市区去（那时通常叫作“进城”或“到上海去”）。国权路上有一家“来喜饭店”，只有一个门面大，里面靠墙有两张小方桌，是教授们招待客人的地方，没见学生去。国权路上还有一家面积比较大的茶馆，叫“涵园”，是复旦在重庆时留下的遗风，常有些同学借那里喝茶聊天。因为教室在下课后就得上锁，学生睡的都是双层铺，没有空余的地方，进步同学也常在那里借喝茶为名开会。
至于学生宿舍，男同学住淞庄（现第六宿舍）和德庄。淞庄原是日本军营，我们去时有些糊纸的拉门还在，学生睡的都是双层铺，楼上住六人，楼下住四人，中间有个长的木桌，为学生学习和生活所用，学生的箱子就放在床下。德庄每间住四人，格式相同。女生宿舍在登辉堂（今相辉堂西侧北端那一楼）。平时男生不能入内，要找某一位女同学时，得由女生宿监叫下来，在对着大门的会客室相见。一年中只有校庆这一天，男生可以自由地进入女生宿舍。训导长在全校大会上说：这叫“男女有别”。教师住校的，当时只有庐山邨、徐汇邨、嘉陵邨（今第一、二、四宿舍）。
到1948年和1949年间，情况更加恶化。那时我因被迫离校，对当时校内情况就了解不多了。
了解了这些情况，也许有助于理解：为什么1947年“第二条战线”的形成是在“抢救教育危机”的口号下开始的，并且把“反饥饿”列在“反内战”之前，这最易为更广大学生所接受，并且能得到更多教师支持。原来政治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在想：为什么抗战胜利了，大学里会那么困难？人们很容易想到：因为国民党政府要打内战，钱不是用在建设而主要用作军费开支。当时有幅漫画：一边是一尊尊大炮的炮筒威风地排列着，一边是一个瘦弱的知识分子高举着一只空空的破碗向炮群愤怒地高呼着，题目是《向炮口要饭吃》。这幅漫画流传很广，很能打动人。
经过五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风暴洗礼，又读了一些书，我开始强烈向往中国共产党。但是人海茫茫，周围有谁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在哪里？我一无所知。当时那种沉闷的空气中，我还能够做什么？
当时能做的只有两件事：
一件还是埋头读书。因为我是学历史的，读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只讲到“义和团事件”）。读了感到耳目一新。后一种书出得晚些，书上作者署名是“武波”，当时不知道他是谁，觉得很陌生。解放后才清楚：“武”是文武的“武”，“波”是波澜的“波”，武波就是文澜。连这样的学术著作也已不便用真名出版，可见那时当局的政治控制已更严厉。我以前常读的《周报》《民主》《文萃》等刊物都已相继被封。有进步色彩的《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也已在这年5月被封。那时看得多的刊物是《时与文》（因为它的发行人程博洪是程潜的儿子，才能出版）和《观察》，其中除时事评论外，还常有各地学生运动的详细报道，起着刺激人心的作用，不久也被封了。
对我思想影响更大的是读了华岗所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下两册，实际上就是近代中国革命史。这是以前出版、别的同学借给我看的，使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历史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
除自己看书外，还和贴邻宿舍的合作系一年级同学李正开、汪巽人等组织读书会，读苏联学者罗森塔尔著、李正文译的《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每读完一章就由各人讲读书心得并集体讨论，还要将个人的读书笔记交换着看，最后总是由李正开作总结。这比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自然加深了一步。李正文是老资格的秘密党员，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大夏大学教授，又是半公开的“大教联”负责人。上海一解放当了上海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做接管复旦的军代表，后面还要说到。李正开是地下党员，1948年秋去解放区后改名戴云，“文革”前担任过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被称为胡耀邦同志的“大秘书”。“文革”结束后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不久于57岁就因病去世了。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社会经验丰富，谈吐老练，能拿主意。我很佩服他。读书会这种方式，当时很普遍，是地下党教育进步群众常用的活动方式。它不仅是一起读书，也常一起谈论时局。我们这个读书会的成员，后来都入党了。
另一件事是在进步同学中常常串门子，深交了一些好友，主要是两批。一批是我在复旦中学时最好的可以无话不谈的同学邱慎初，还有何志禹，当时都进入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级读书。我常到邱慎初宿舍中去聊天。土木工程系高年级同学也常去聊天，其中有朱承中，也是地下党员，我同他也相熟了。另一批是当年新入校的一年级同学，因为处境相似，很多又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共同组织了一个相互联络感情的活动团体，叫“新生社”。这个团体，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来去随便，也没有指定什么负责人，只是常常组织一些集体活动，临时一叫就来了。经常参加活动的有五六十人，大体是经过选择的积极分子，其中数理系的王其健、土木系的何志禹、新闻系的程极明、外文系的张瑛华和廖国芳等，都是新入学的地下党员，当时彼此并不知道。还有化学系的汪鋆、张曼维，新闻系的梁增寿、武振平、孙锡钧、陈方树，农艺系的周久钊，教育系的林蒲添、朱其昌，经济系的钟在璞等，都是在那里熟识的，不久都入了党。史地系的董旭华、韩伯英、高有为等也经常积极参加活动。新生社的活动，一开始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只是组织了两次到广肇山庄远足，还多次组织在一起唱新民歌和跳集体舞等。参加的都是十分活跃的年轻人，大家政治态度也接近，彼此感情十分融洽，能够相互影响，有什么事，一呼百应。一年多后，大多数都参加了党，至少一直是积极分子，在学校中成为一支很活跃的新生力量。
回头想想，当时复旦党组织的工作部署相当高明。这时新学年刚开始。学生中的党员、群众领袖、积极分子大批因被捕、被开除、由于过分暴露而撤离以及四年级学生毕业离校而大大减少。一年级同学刚入校，彼此还不熟悉。蒋介石在这年7月4日发布所谓“戡乱总动员令”，国民党当局更加强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沉不住气，急于提出政治性很强的主张和要求，开展规模大的集中活动，不仅无法成功，如果国民党当局采取强硬的镇压措施，一时也难以组织有力抵抗，只会造成很大损失。在这种不利情况下，还是要沉着隐蔽，勤于交友，耐心地发现积极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团结并教育他们，到条件成熟时，一旦有事便能一呼百应，斗争从分散到集中，掀起新的高潮。以后的事实，充分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三、沉闷空气的冲破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国家的情况越来越坏，绝大多数学生本人和家庭的经济生活江河日下，同学中的不满日益增长。入学后两个多月，一件突发事件，使长时间积压的愤怒爆发了：那就是“于子三事件”。
于子三是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为人正直，得到同学们信任。学生自治会副主席谷超豪（以后是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著名数学家）是地下党员。国民党当局完全无理地逮捕于子三，并且在10月29日宣称于子三在狱中用玻璃片割断喉管自杀，这自然是当局下毒手杀害的。浙江大学校长、气象学权威（解放初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到狱中看到于子三惨死的遗体就晕过去了。这件惨案自然极大地激怒了全国学生。中共上海市学委通过处于秘密状态的上海学联发表抗议书，号召各校同学罢课抗议。
复旦党组织怎样组织这次罢课？这件事在报上没有公布。他们先找来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办的铅印的《约翰新闻》，在校内多处张贴，上面不仅有于子三被杀害的详细报道，还刊登了于子三的遗像。这件事立刻广泛传开，激起同学们极大愤怒。然后，由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同学中广泛传布。那时，有些同学在当局高压下比较害怕，组织抗议集会或冲出校门去游行集会的条件一时都不成熟。因此，党组织决定采取突然行动，通知平时有往来的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听到子彬院旁连续急切地敲响平时宣布上下课的大钟，就集中到子彬院旁去，宣布罢课。第二天，也就是11月11日上午，由经济系同学陈友莲、史地系二年级同学李承达（地下党员，和我也很熟悉。后改名李元明，解放后曾留学苏联，以后在中央党校工作，已故）等接连敲响了大钟。事先通知的或没有通知的同学们大约有三百多人一下拥到大钟旁，宣布罢课。一些新闻系同学把上一天准备好的抗议的大字报贴出来。我看到训导处课外活动组组长梁绍文也赶来，但他们事先没有准备，一时不知所措。陆续集合起来的同学有千把人绕大草坪游行了一周，便解散了。傍晚，校方开除了陈友莲、李承达等9人，还给新闻系女同学唐慧娜等8人记大过两次。
这次突击式的行动，规模有限，也带来一些损失。但从大局来看，采取的行动是有节制的，而且冲破了原来校园中的沉寂局面，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救饥救寒运动”打下了基础。
对我来说，这个事件对我产生的影响很大。一则看到国民党政府不仅无理逮捕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而且把他在狱中用如此狠毒的手段秘密杀害，还要说他是自杀，这样的政府实在太野蛮太无耻了，加上其他许多事实，我深深感到不能再对它有任何希望，必须把它打倒。二则亲眼看到能有上千人的队伍在校园内游行示威，而当局无法阻挡，从而感受到集体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并且从许多迹象中已隐隐感到这是在地下党领导下发动的。从此，我的生活便起了极大变化，把我深深热爱的历史专业学习放在一边，也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全身心投入党所领导的反美反蒋斗争。
在12月22日的日记上，我记下当晚在史地系同学会议上一场争论中的发言：“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无疑是希望能从历史的趋势中看出中国现在将往何处去，……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和现实可以一刀分开。”这段发言，很能反映出我当时思想上的变化。
这年12月开始的“救饥救寒运动”，是地下党领导的有着更广泛群众基础的运动。它看起来没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却进一步冲破白色恐怖的控制，形成学校中群众运动的再次高涨。
1947年冬天，上海气候特别寒冷。进入12月气温骤降，下起雪来，路上结了冰。但街头上躺着许多因内战而逃难到上海的难民。他们衣衫褴褛，身无长物。不少人冻饿而死，尸横街衢。就在复旦所在的魏德迈路转弯处屋檐下就有一具雪盖着的尸体，不久就被收尸车收走了。据官方统计，12月上旬冻死街头的有400人，中旬500人，收尸机构已难于应付。当时流行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歌曲：“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抗战胜利时，同学中家庭清寒、自己靠公费生存的占很大数量。这首歌到处唱起来，就觉得格外心酸。
“救饥救寒运动”是由同济大学首先发动的，而且首先是由同济学生的基督教社团自发地在校内开展寒衣劝募。那时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是乔石。总支当晚就研究、决定支持这一正义行动，并发动全校同学参加。12月19日，同济大学同学成立劝募寒衣委员会，首先出动到街头劝募。
救饥救寒，谁也难以公开站出来反对。连复旦学生中的青年军联谊会等也贴出布告，要组织劝募。12月24日，校内大多数同学成立了“国立复旦大学十六系科十九社团联合劝募寒衣大队”，有一千多人参加，校方硬性规定，只能名为第二大队。（三青团方面的称为第一大队，但只有几十人参加）。第二大队先在校内劝募。12月26日，就分成小组到市区去劝募。同学们手持三角小旗，胸佩统一的救饥救寒纸徽，在大街小巷奔走。还记得募捐时唱首歌：“募寒衣，请捐助，要募寒衣千万数，寒衣捐给难民穿，难民冬天没有衣服。”“一件寒衣一条命，请把你的寒衣捐出来。”劝募时，遇到一些富有人很冷漠，但许多市民看到我们不是他们不信任的“官方”人员，而是大学生们来劝募，就慷慨捐助。我在日记中写道：“有一家老板送了十件新的棉背心，还有捐到三打新袜。”“回来时遇见别队同学，又听到了两个令人感动的故事：他们捐到一个老太太，亲自把身上的棉袄脱下来，还要脱第二件，他们不好意思再要了。还有一家人家也很苦的，母亲上去找了些衣服出来，小孩子哭了，母亲只好劝他说：‘我买新的给你，我买新的给你。’这是多动人的图画啊！”
劝募后，还分小组到难民居住区调查，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发给领物凭证。我在日记中记录了到南市难民区调查的情况：“那面的难民真太苦了。他们怎么住？就在地上挖了一个洞，上面用两根竹竿撑起了几张席子，爬进去头会碰到顶。里面一无长物，睡在泥上，至多铺些稻草。年轻的人出去讨饭，女人把一件衣服都没有的孩子拥在胸前。这种样子，真难怪前几天每天会冻死一两百人啊。尤其奇怪，我真有些弄不懂，一下雨，他们的住所是如何的不堪设想啊！”
隔一两天，再到难民区的预设地点，按调查时签发的领物凭证分发衣物，又看到和听到许多悲惨的实情。
这项活动从12月21日至1月6日，共17天。对许多同学来说，实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教育，看到许多以前没有见到过的底层社会的黑暗面，深深感到这样的社会非根本改造不可，从而显著地提高了政治觉悟。这种感受，是单在房间里“坐而论道”无法相比的。
在学校内，久被封闭的学生自治会办公室重新打开，作为劝募大队二队的办公地点；进步同学掌握的各系科学会（没有包括进步力量未占多数的政治、经济两系的系会，只能由政治科学研究会和经济科学研究会署名）和多数社团对“救饥救寒”的组织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得到众所公认；同学之间（包括许多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同学）在这项工作十多天的相处中感情融洽，需要时可以共同行动。学校中政治氛围发生重大变化，许多以前难以做到的事现在有可能做到了。
紧接着，又发生了“九龙城事件”。在1898年租借九龙地区99年的条约中，英国无权拆毁九龙城。1948年1月5日，英方却悍然拆毁九龙城和不少民居，居民无家可归，还发生流血惨剧。国民党当局本来同英国政府之间存在着矛盾，又想借此转移民众对美国的强烈不满，提出“反英护权”，企图把不满和斗争转移并局限在“反英”上。
上海地下党决定抓住“反英”的合法性，提出“抢救民族危机、抗议九龙暴行”的口号，把领导权转移到手里。1月17日下午，全市学生两万五千多人集中在外滩英国总领事馆外广场上示威抗议。我同复旦一千多名同学参加了，这是上海第一次有青年军复员学生参加的抗议活动。示威同学推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吴振东和同济大学“救饥救寒运动”负责人何长城等4人为代表，进入英国总领事馆，递交抗议书。进去后很久没有出来，又传闻4个代表被扣留了，群情更加激愤，除了原来的口号外，又喊出“奴才外交要反对”的口号，将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当局。直到4个代表出来后，示威队伍才浩浩荡荡地沿着南京路游行到南京路西藏路口才解散。
为什么英国能这样欺负中国人？同学们感到就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是屈辱的奴才外交。当队伍转到南京路上游行时，群情激昂，还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曲调唱起“奴才外交，要反对；反动政府，要垮台”的歌来。我在游行队伍里，很幼稚，也很兴奋。跟着唱，觉得能在南京路上高唱“反动政府要垮台”，十分解气。这种情景至今历历如在眼前。有些同学还用柏油把呼喊的口号写在外滩和南京路的大楼墙上，那是很难擦去的。这种自发行动是过激的、错误的，不仅暴露自己，而且容易换来军警的武装镇压。但国民党当局事前并无准备，最激烈的口号是在从外滩转到南京路游行时喊出和唱出来的，游行队伍走到南京路西藏路口就解散了，时间不长，他们也分不清谁在唱谁在写，所以难以立刻动手，但强烈的反应很快就来了。
国民党当局的矛头集中指向在这段时间内学生运动中领头的同济大学学生。1月14日，同济校方已宣布开除“救饥救寒运动”负责人何长城和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杜受百两人。开除何长城的理由竟是劝募寒衣运动中“毁坏公物，藐视师长”。接着，又开除学生9人。21日，同济学生宣布无限期罢课，仍无结果。学生就宣布在29日去南京请愿。这两个决定，现在看来是过激的，不仅在实际上无法做到，而且必将遭到国民党当局早有准备的残酷镇压。但当时同学中这种强烈情感已难以抑制，这是一个教训。
那时寒假已经开始，留校的同学较少。我还留在学校。复旦离其美路（现名四平路）的同济大学工学院和理学院十分近。预先接到同济同学的通知，就有五百多人（大多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在清晨4人一排地列队从国权路南行到达同济门外的其美路上。当时同济周围还都是农田。其美路上有军警严密把守，但还有上海其他学校一千多人陆续绕道从田野赶来。同济工、理两院同学也有一千多人突破包围，冲出校门，集中到其美路上。
国民党当局这次下了狠心，做了充分准备，预先调集了八千军警，听说还有从徐州调来的。在两旁都是田野的其美路上分成五道防线，第一层是马队，第二层是架了机枪的保安团武装军警，第三层是号称“飞行堡垒”的摩托车队和铁甲车。当时好多人有个说法，叫作“八千对三千”。学生队伍根本无法冲过去，一直集中在路上，由复旦新闻系同学司徒汉（解放后成为上海乐团很有名的指挥）指挥着同学们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学生队伍中歌唱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和军警相对峙。
近中午时，国民党当局的上海市长吴国桢、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上海警察局局长俞叔平来到现场，号称和同学们“谈判”。这种“谈判”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只是国民党当局在拖延时间，进一步调动力量，准备下手。
从国民党当局方面来说，狠心早已下定，动手的时间已到。下午3时多，吴国桢站在一个木箱上宣布：不允许进市区示威，不许前进。接着，马队突然向密集在路上的队伍冲进来，骑警们挥舞马刀乱砍。我认识的同学有被马刀砍伤的，有被马踢伤的，受伤的有一百多人。我熟识的政治系二年级同学张渝民（复旦地下党总支委员，改革开放后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被马蹄踏伤，送入医院治疗。同学们从其美路向同济大学后退，有些同学跌倒在路旁的水沟里。吴国桢在混乱中也跌倒了。我熟识的土木系同学朱承中（地下党员）把他拉起来，并且阻止愤怒的同学打他。据说吴国桢后来还向朱承中说过：“知恩不报非君子也。”
我们退到同济校内的人，聚集在校内礼堂里，举行抗议晚会，舞台正中的幕布上只有一个鲜红的字：“血”。会上有讲话，也演出抗议节目。1月下旬是冬天，天很快就暗下去，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武装军警团团包围并进入学校，开始在宿舍中搜捕学生。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乔石也在马队冲击时被踩伤，躺在宿舍中，由于同学掩护，国民党军警又不认识他，被放过了。
到10时左右，礼堂里台上正演出一场讽刺性的活报剧时，突然一个穿着军装的人走上台来，宣布学生“殴打”了市长吴国桢，并且要交出同济学生中的几个负责人。有同学对我说：“这是警备司令宣铁吾。”也不知道是不是。同学们立刻手挽着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这时，礼堂两侧的大门哗地一下敞开，冲进许多武装军警，用木棍枪柄乱打，把同学们押出礼堂，分堆坐在门外的广场水泥地上。
那时正在1月下旬寒冬深夜，在每一堆坐着的同学周围，就是一圈武装军警，用带着闪亮刺刀的步枪对着我们，还吼着不许讲话。我当时头脑里闪过的念头：“这不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鬼子进村’吗？”女同学最可怜，在寒风中冻得发抖，要小便也不许离开。忽然听到礼堂三楼窗口有人对着广场高叫：“同学们，不要灰心。”大家都听到了。三个警察立刻冲上楼去，把他拖下来毒打。后来听说那是位同济大学的同学。
到了深夜两三点光景，国民党当局通知各校校长来“认领”学生。复旦大学校长章益也来了。军警要学生们排成单人长队伍，经广场侧门走出广场，但还在校园内。各人要交出学生证或校徽作为身份的凭证。侧门口，除军警外还有蒙着面的特务，按他们的指认抓人。复旦被捕的有24人（至少有5个女同学），其中大多是我认识或熟悉的。
复旦离同济最近，四五百个复旦同学由武装军警拿着带刺刀的枪步行押送回校。同学们从早晨到深夜，没有吃过饭，也没有喝过水。在押送过程中不能讲话。前前后后，相继都哼出没有唱出歌词的曲调。但大家都熟悉，那就是：“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
在1月的深夜，在拿着枪押送的军警旁，前前后后，都轻轻哼着这首悲愤而深情的曲调，此情此景，不言可知。押送的军警们不知道学生哼的歌词是什么，只要你不唱出来，他们也不干预。七十多年了，这个曲调，这些歌词，仍能在我耳边响起。
因为这次事件，校方给我记大过处分。
四、入党前后
寒假很快过去，新学期开始了。校方加强了高压。但愤怒化为深思，思想有了变化，变得更深沉了。
对我来说，在新学期开始后这段时间内，引起我思想进一步变化最明显的，大概是两件事。
一是开始读到一些进步同学中传来的中国共产党文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这以前，我虽然也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书籍，但基本上是理论著作，多少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这当然需要，但显然不够。此时在进步同学的帮助下，能读到一些秘密流传的党的文件，虽然不多，却是直接读到了党对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种种分析和主张。那时复旦有一个特殊地方，是新闻系主任陈望道主持的新闻馆，许多进步同学在那里。因为他们对我已有了信任，就拿给我看党在香港继续出版的《群众》周刊。那是经过伪装的，有的封面上的刊名是《茶亭杂话》。至于毛泽东同志著作和重要文件，通常是油印流传的。许多同学的宿舍是过去日军占领时盖得很矮的两层小房子，那时叫淞庄，现在叫第六宿舍。拿到这种材料时，因为要细看，看不完时便放在宿舍楼上楼下两层间厕所的抽水箱顶上，看完了就继续传走。放在这个地方有好处：楼上住了6人，楼下住了4人，材料万一被训导员发现，谁都可以推说不知道是哪个人放在那里的，也很难有证据可查。
当时读到的毛泽东著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篇：
一篇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在今天有的人看来，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但当时给我的感觉却是极大的震动。以前，对国民党和旧社会看到的还是一件又一件不顾国家民族命运、专制黑暗令人深恶痛绝的具体行为，对共产党基本上也只是感到它是正义的、正在创造一种新社会、使人充满希望的党，这些还只是《实践论》中所说“在他们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那是“认识的感性阶段”。听了一些进步学者激昂慷慨的讲话，看了一些令人激动和醒悟的文章，大体上知道的还是一件一件事，仍处在“认识的感性阶段”。读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不同了：对中国的社会、各种社会力量、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等等，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一目了然，并且说到了根本。这种触电似的感觉，也许是今天一切都已了然的人不易想象和体会得到的。
另一篇是毛泽东在1947年12月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篇报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政治纲领、军事原则等都作了系统而明确的阐述。这些都极重要。而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对形势的分析。那时候，在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报刊大体都已被封禁，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在一般老百姓中几乎无人读、无人信。我们每天勉强看的只有《大公报》。给人们的印象是，国民党军队正在不断向解放区围攻，解放军的处境几乎还很困难，使人多少有些担心。但这个报告一开始就响亮地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尽管我们对局势发展的具体情况了解还不多，但报告最后的“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12个字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记得当时我常用这12个字勉励周围可信任的同学，以至直到今天这12个字在我头脑里仍留下无法忘却的记忆。
这些是我在思想上的重大变化。
在组织结构上，当时地下党采取了一个重要措施：在各系成立秘密的“核心小组”。拿史地系来说，共7个人：四年级的张靖琳，三年级的吕明伦、傅道慧，二年级的陶承先、关郁南，一年级的卓家玮和我。其中，张靖琳、吕明伦、卓家玮3人是地下党员，也是史地系的全部党员，还分属不同系统；而其他4人，到这年冬天先后入党。
“核心小组”的工作大体上有以下几项：一、传达上级指示（当然不能说是党的指示，只能说是“上海学联”的指示）；二、分析系内情况，特别是各种类型群众的思想情况；三、布置下一步工作和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
这种“核心小组”实际上成为扩大的党小组，而比原来靠很少几个党员分别做工作要有力得多。现在不少人一讲地下党，很容易想成是做秘密的情报工作。其实，做情报工作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党员做的主要是群众工作，首先是做各种类型群众的思想工作，在此基础上组织各种群众性活动（当然，到上海解放前夕，对本地区的重要情况进行调查，为接管做准备，那是要很多人做的）。对参加“核心小组”的非党员积极分子来说，也是从个人自发行动到有严密组织地工作，是很实际的训练，也是很有效的考察和培养干部的方法。这些“核心小组”中的非党积极分子到解放前几乎都被接受入党了。
把这两条综合起来看：思想提高和组织训练确实为自己从党外积极分子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做了准备。
寒假后新学期的开学，不久就接近这年4月了。学校中的政治气氛和力量对比同我入学时相较已发生巨大变化。进步学生在“迎接红五月”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规模不很大的活动，包括：组织同学到杭州集体春游，联络彼此间的感情，并到于子三墓前致祭；为争取增加公费生名额，部分同学绝食、在校内游行，并到校长办公室外静坐请愿，最后以部分贫困同学改为师范生而享受免费待遇结束；因国民党当局派人到国权路茶馆搜查正在那里聚谈的新闻系同学杨贵昌（解放后在山东大学教哲学）而宣布罢课一天；在5月4日，到交大参加上海学生举办的“五四”晚会等。最后集中起来形成“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大规模运动，这在下面还要讲到。
国民党当局在复旦已难控制局面。有时在校门里侧贴出一些由三青团、青年军联谊会、苏北同乡会、新血轮社等署名的反对进步学生运动的大字报。记得有一次还刷出“警告复旦的土共们”的大标语。所谓“土共”，是指复旦地下党而言。那时国民党报纸上常把分散在地方上的中共游击队称为“土共”，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复旦的地下党在哪里。
五、我入党的特殊经历
要说我入党的经过，先得简单地讲一下当时复旦大学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一直有着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传统。长期主持学校工作的是爱国老人李登辉。他原是华侨，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复旦建校后四个多月就由他担任总教习，1913年任校长，一直以全部精力从事复旦的教育和建设事业。他行事作风和治校开明。往往其他大学中因政治原因而被开除的学生，他都吸纳进复旦来（包括后来的校长章益在内），受到师生们的普遍尊敬。“五四运动”开始后十多天，5月15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担任会长的便是复旦学生何葆仁。复旦大学的党组织成立于1925年。据1926年7月的统计，共有党员19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后，这年7月复旦仍有党员7人。以后，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党所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一直前赴后继地进行着。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复旦因地处上海北部江湾，被日军占领。学校和党组织都分成两部分：重庆和上海。
一部分内迁大后方的师生员工几经辗转，经江西和贵州，抵达重庆北碚的夏坝，后改为国立大学。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当局严重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处境极为困难。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断然采取了多种巩固党、隐蔽党的措施，如缩小党的机构、建立互不知道的平行组织、暂停发展党员等。
为了满足一些先进青年对组织起来的强烈要求，1943年秋，在中共南方局青委领导下建立一个名为“据点”的组织。它的成员不全是原来的共产党员，但实际上起着党的基层组织作用。它既非党的组织，也非定型的群众组织；既没有名称，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又没有一定的章程、纲领和定期的会议制度。但是它遵守秘密工作原则，“据点”之间不发生横的来往。但它的成员却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有领导、有组织联系的活动，使国民党特务看不见，抓不着。“据点”这个名称是周恩来同志定的。这是在极端严酷的白色恐怖条件下起着巧妙地掩护党组织，而又隐蔽地聚集革命力量和推进革命斗争所采用的极为特殊而有效的办法。
另一部分滞留上海的师生员工（包括李登辉老校长在内），迁入上海租界内，也几经搬迁，后到公共租界的赫德路（后改名常德路）上课。当时有学生410人、教员44人，有党员12人和党支部，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领导。抗战期间，先后有共产党员49名。1944年7月，由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任命张李为上海市学委书记、吴学谦等为委员，学委大学区委书记是复旦大学社会系学生费瑛。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部分师生员工在1946年8月才陆续抵达上海。由于情况复杂，转移组织关系的工作不能立刻完成，两部分的党组织没有立刻合并，到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时依然如此。但双方已相互了解，形成默契，在抗议美军暴行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不分彼此、高度协同、密切配合地开展工作，形成实际上的统一体。这样，建立统一的复旦党组织已具备条件。
上海部分的党组织在日本投降时有党员11名，1946年发展到39名，1947年夏季加上新入校的党员已有52名。他们中，土木工程系的党员最多。
1947年5月，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决定在重庆迁往上海的党员中建立党支部，由史地系四年级学生金本富任支部书记，共有党员14人。他们中，新闻系的党员最多。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所辖上海市委学委决定将上海和重庆两部分的党组织合并，建立中共复旦大学总支委员会。市学委副书记吴学谦代表学委宣布：由市学委所属国立大学区委书记（复旦大学社会系学生）费瑛为总支书记（解放后曾任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文革”前任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金本富（不久因毕业离校，“文革”后曾任武汉市教育局长）为总支副书记，张渝民（原上海系统）、李汉煌（原重庆系统，为解放后首任青年团上海市委秘书长，不久病故）为总支委员。
这正是我刚在复旦大学入学的时候。
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有两次，但不是因为脱党或失去关系后重新入党，而是党的两个不同系统的组织几乎同时来发展我入党。
这两次入党都在1948年春夏之交，相隔大约一个月。第一次是四五月间，来发展我的是复旦史地系一年级的同班女同学卓家玮，她是属于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系统的。第二次是五六月间，来发展我的是我在复旦中学读书时关系最密切的同学、当时在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级学习的邱慎初，他是属于上海市委系统的。
卓家玮那时刚从南京的中央大学实验中学毕业，在南京入党，1947年秋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和我是同班同学，她的党的关系还在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因为一起参加学校中接连不断的学生运动，她对我的政治观点和表现都很清楚。
她来发展我入党的方式很巧妙：因为在我还没有成为共产党员前，她不能先在一个非党员面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所以在早一些时间就先跟我说：“我们是不是一起尽力去找共产党？如果你找到了，你就告诉我；如果我找到了，我就告诉你。”这样，她是以一个非党员的口气对我说的，并没有暴露她的党员身份。我当然表示十分赞成。
过了一些时间，她忽然对我说：“有人要我们两人入党，你看我们要不要参加？”这个办法确实很好：如果我表现得有些犹豫，她可以立刻说：我们还是不要去参加吧。这样，她还是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如果我的反应十分积极，那就可以进一步谈了。我当然没有一丝犹豫，立刻表示赞同。她就说他们要我们各写一份自传，把自己过去的经历、社会关系、思想变化的过程、对共产党的认识、为什么要入党等写清楚。当我写自传的时候，她装作也在写自传。
我这份自传写得十分详细，对自己经历中遇到过的种种事情都写得很详细而清楚。
自传交去后，她告诉我，组织已经批准了。星期日，会有人到你家来，说是她介绍的，那就是来接关系的。到了那天，果然有一个戴眼镜的男同志来我家。他大约比我大六七岁，在那时看起来比我年长得多，说是姓何，是卓家玮要他找我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看来不是复旦的同学。我也不好问他的名字和情况。他先问问我的情况，然后说，以后他会定期到我家来的，现阶段主要是帮助我学习。
我当时兴奋的是可以入党了，至于这一天究竟是几月几日，我当时没有查。而在当时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地下党对这类事绝不会有任何文字记录留存下来，那是纪律所不容许的，只能在解放后凭当事人的记忆来说，有时还需要有当事人证明。我在几十年后对贺崇寅（即“老何”）说过大概是1948年5月。以后，当时地下党联系卓家玮的程极明（新闻系一年级同学，解放前夕担任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解放后曾任国际学联书记处书记、世界经济研究会副会长）说是4月。总之，说1948年四五月间一个星期天，那是不会错的。
说来也巧。就在同“老何”接上关系后没有多久，邱慎初来找我。他是1948年3月由何志禹介绍入党的，入党还不久，对党的规矩还不太懂，我们的关系又太密切，所以没有绕什么圈子，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党组织已经决定发展你入党了，你赶快写自传。我对党的规矩也没有怎么懂，同他又太熟，相互间完全信任，就告诉他我已经入党了。他大吃一惊，问我是谁介绍的，我说是卓家玮。隔几天，邱慎初很紧张地告诉我：组织上说，党内没有这个人。再多的情况，他也说不出来。我一下就慌了，急忙问他：那怎么办呢？他说不要紧，你再写一份自传给我。这样，我就写了第二份自传。
6月5日，邱慎初告诉我：组织上已经批准你入党了，会有人来同你接关系，暗号是送你一本书。翻开来，书上第一页盖有邱慎初的图章，那就是。
为什么这天的月日我都记得？并不是当时就记住了，只是因为我清楚地记得他是在“反美扶日”大游行那天早晨告诉我的。那次大游行的日期上海各报上都刊载了，所以一查就查到了。
过几天，有人按照暗号到宿舍里找到我。这次来的人我认识，是新闻系二年级的同学江浓，台湾人（他以后说过自己是台湾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到复旦来读书，是为了便于熟悉大陆的情况。他比我高一班，也就是1946年9月在复旦入学。报考当在七八月间。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4月，江浓在这时到大陆报考复旦大学，大概就是这个缘故），我同江浓在这以前几天刚见过。谈的中间，我问他原来我加入的那个组织是怎么回事。他说：“大约是托派（那时候，对自称是共产党员而查下来党组织内又没有这个人，往往就认为是托派），不过不要紧，组织上对你是了解的。”我很着急，问他这事以后该怎么处理？他说：“你继续保持同他们的关系，注意进一步观察。”
这些情况，“老何”根本不知道。他仍过一段时间就约好到我家里来，主要是给我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帮助我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并没有安排我在复旦的行动任务。这种关系保持了三个月，我“观察”来“观察”去，始终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有一次，我憋不住了，在学习中直截了当地问他：托派是怎么回事？他分析了一番。我觉得他讲得也很正确。这下，我就更糊涂了。
8月下旬，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在各地对进步学生实行大逮捕，我受到传讯和通缉，根据党组织要求藏匿起来。江浓找我谈话时，我问他：对那个组织怎么办？他说：“甩了吧。”我就没有同“老何”联系。
上海一解放，我回到学校。遇到正担任上海学联组织部长的程极明，我们是极熟的朋友。他是1946年在南京入党的，组织关系到1949年初才从南京市委系统转到上海市委系统。他问我：那次大逮捕后你到哪里去了？组织上本来准备送你到解放区去，可是找不到你了。我就把前面所说的那些情况详细地同他讲了一遍。他告诉我那个组织是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同上海市委的党组织不发生横的联系。“老何”的名字叫贺崇寅，是联络站负责人，直接受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现在是上海总工会秘书处处长，并且陪我去看望了一次贺崇寅。不久，他又告诉我：卓家玮在建国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类似的情况，当时我还听说过不少。组织上曾告诉我：化学系有个同学郑某（名字忘了，只记得是个单名）是“托派”。但解放初我曾在上海市委见过他。更离奇的是：江浓告诉我，和他同在新闻系二年级的两个同学杨本驹和吴友被一个自称是共产党员的政治系同学吴怀书送到解放区去了，但吴怀书并不是党员。他讲了后很伤感地说：“他们两个现在可能都关在国民党的集中营里了。”实际上，杨本驹顺利地到解放区后长期在新华社工作，改名为袁木（后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已去世。“袁木”这个名字在1989年为人们所熟知）。以后，我同他一起参加起草文件时，曾问他：“你到解放区去，是不是吴怀书介绍的？”他说：“是的。”可见原来对吴怀书的怀疑也是完全错误的，可见地下党当时所处环境多么复杂。
把话再说回来：为什么南京市委要在上海设立这样一个联络站？
20世纪90年代，贺崇寅到北京来，给我打电话要我去看他，说他住的地方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由喜贵安排的，他这次来北京是来看望江泽民同志的。去后，我就问他上面提到的那个问题。他说：那是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在1947年4月布置给他的任务。解放后，他写过一份材料讲到陈修良布置这项工作时所讲的话，并说记下的这段讲话记录经陈修良看过。
陈修良同志当时说：“南京有不少党员因各种关系不得不撤退到上海，其中有的是为了政治避难，有的是已经考取了大学或就业，等等。这些党员本来都可以转给上海党组织的，但由于政治环境十分险恶，由南京转来的党员中有的面目已经暴露，留在南京很危险，转到上海，也恐牵连上海党组织。因此经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决定，暂时不把这些南京党员的组织关系转到上海，单独建立一个联络站，仍由南京市委领导。这个联络站的任务是保存实力，而不是开展群众工作，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组织生活的内容主要是学习形势和理论。”后来她又补充说明：这些党员“只能以一个积极分子的面目出现参加一些群众性的活动，不可暴露身份，随便发生横的关系”。
这样，我才明白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也才了解为什么“老何”每次来都只是帮助我学习形势和理论，从来不谈具体工作。有一次，我向江泽民同志谈起贺崇寅，说我本来只知道他叫“老何”。江泽民同志说：我那时只知道他叫老徐。
复旦的地下党组织系统还有不少，都没有发生横的关系。单以我所知道的再举几个例子：
苏南军区在复旦也有个组织。农学院的女同学夏佩荣（解放后在农业部工作）后来告诉我：她就是这个系统的地下党员，曾要发展上海市委系统在复旦农学院同学中的党员袁识先“入党”。上海的党组织也要袁识先参加进去“观察”，参加后就由夏佩荣联系。上海解放前夜，苏南军区地下党这部分组织同上海市委系统的组织合并，袁识先入党比夏佩荣早，年龄也大，就由他联系夏佩荣。夏佩荣解放后告诉我：“本来是我领导袁识先的，一下就变成袁识先领导我了。”
苏南还有个茅山工委也到复旦发展组织。1948年10月决定成立上海总支，由我也认识的新闻系同学罗我白任总支书记。在复旦大学也建立支部，由曾朝棣任复旦支部书记，在复旦发展党员。我还熟悉的新闻系同学陈方树、练福和就是由他们发展入党的。上海解放后，这部分党员大体上都到苏南地区去工作了。
史地系二年级同学陈金灿后来告诉我：他是福建根据地的组织发展入党的。解放后去福建工作。改革开放后，曾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主任（也可能是副主任，已记不清了）。
据说，上海局外县工委、浙东临委、苏中和淮南根据地党组织也曾在复旦发展党员，互不打通关系。对他们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了。情况如此复杂，彼此间绝不打通横关系，有时甚至会发生误会，如程极明组织召开一些会时，上海市委系统的党组织还特地派人参加进去观察他们所谈的内容，准备应付。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特殊而又复杂的做法？因为国民党当局特务机关实行白色恐怖的手段既凶狠又狡猾，以往有过多少血的教训：一处党组织被破坏，往往牵连一片，牺牲多少优秀的同志。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的这种破坏各地党组织活动的手段更加周密和毒辣，环境更加险恶。中共中央在1941年5月接连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连续开会，要求各级党从组织形式到工作方法实行完全的转变：各地方党组织同公开机关脱离联系，缩小各级领导机构，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各组织之间不发生横关系，严格秘密工作制度，等等。这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遭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省委书记被捕。8月23日，周恩来致电由南方局领导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书记方方：坚决建立自下而上的平行组织；党员转地方不接关系，仍由原地原人联系。
中共党组织在国民党区域遭受的一次最大破坏是发生在1942年的“南委事件”。这年5月，南委派遣到江西检查工作的组织部长郭潜不遵守严格规定而被捕叛变，带领特务逮捕正在南委驻地曲江的廖承志和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等。南方局立刻决定：南委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活动，防止事件继续扩大。不久又决定取消南委领导，原有工作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重新得到发展，并采取了更严格的防护措施。
由于周恩来同志先后主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京局规定并坚持灵活多样的活动方式和极端严格的纪律，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上海的学生运动蓬勃开展而党组织从来没有遭受过一次破坏，这样巨大的成功来自以鲜血为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
再讲讲我第一次党的组织生活和入党不久后的“反美扶日运动”。
我经历的南京市委联络站活动，只是贺崇寅对我的单线联系，没有第三人在场。而上海市委系统发展我入党后，江浓就通知我到复旦以北不远的叶家花园（正式名称是澄衷疗养院）开党小组会。到的一共4个人。那里人很少，坐在草地上就像聊天那样，并不引人注意。4个人中，除江浓和我外，都是史地系极熟的人：吕明伦、陶承先。陶承先（后改名陶牧，解放后长期在广东办报）是史地学会会长，平时我们常在一起活动，这次和我同时入党，可以说是意料之中。吕明伦却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他就和我住在学生宿舍同一个房间内，室内一共4个人，朝夕相处。他年岁比我们大，在我眼中已显苍老。对他的政治态度，我当然了解，但他平时讲话很少，从没听说他长篇大论地发过议论，不料他早是共产党员了。
我参加的这第一次党的会议上主要是江浓讲话，除讲形势和党内纪律外，主要是谈正在展开的“反美扶日运动”。
“反美扶日”是一个简称，比较完整地说就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那时离抗日战争胜利才两年多，创痛犹存，这个问题一提出，人们旧仇新恨一齐涌上心头，有极广泛的群众基础。运动一步一步展开，有条不紊，计划周密，得到广泛社会阶层的支持。国民党当局一时也不便立刻公开阻挡。
史地系在这次运动中走在全校的前列。3月31日，史地学会举办晚会，请日本问题专家李纯青来作题为“复兴中的日本”的讲演，列举事实，揭发美国正在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接着又请孟宪章教授来作“日本问题”的讲演。
合作系同学出了十多版的大型剪报，分门别类地用报刊资料揭发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具体事实，还有漫画，很有刺激力，在学校里引起很大轰动。
4月1日，“缪司社”等三团体在登辉堂演出《黄河大合唱》。由新闻系同学司徒汉指挥。他的指挥充满激情，整个大合唱产生巨大的感染力。在学校里演出后，又开着卡车先后到交通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演出，也引起强烈反响。这两次外出演出，我都随着去了。
那时也有一些流言说：你们是学生，首先应该好好读书，不要去搞那么多活动。周谷城教授讲了一句话，我至今难忘。他说：“你们第一是中国人，第二才是学生。”这话很能打动同学们的心。
5月4日，全市一万五千名学生在交大民主广场举行篝火晚会，也请孟宪章教授作“反美扶日”的主题报告，会上宣布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我也去参加了。5月30日起，复旦的“反美扶日运动”走向高潮。这是个星期日。400多名复旦同学组成30多个小队，到南市和上海美专、立信会计学校等进行宣传和演出，收到良好效果。
当晚，在校内举行五卅晚会，主题自然是“反美扶日”。本来安排在子彬院101大教室开。去的人太多，坐不下，临时涌到登辉堂举行（平时不经校方批准，学生是绝不能到那里开会的）。这次参加会议的教授很多，有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潘震亚、章靳以、方令孺、张孟闻等。张志让教授第一个发言，还有好几个教授讲了话。这在以前不曾有过。
第二天开始，校内举行“反美扶日周”，围绕这个主题，每天有一个主题，如：“回忆日”“通讯日”“歌咏日”“展览日”。这大概是模仿抗战初武汉时期政治部第三厅的做法，显得很有声势和吸引力。
6月5日，全市学生准备在外滩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复旦同学准备集合赶往外滩参加示威。集合人数有一千八百多人，先在校内绕大草坪周围游行，唱着歌，喊着口号，队伍的首尾刚好衔接。这样的规模过去在复旦从来没有过。大家都很兴奋。
对这次活动，国民党当局下狠心做了充分准备来阻挠。队伍正要出发，校门已经关闭并且上了锁。同学们转向校门东侧的篮球场边门出去，门外密聚的军警已支起“汤姆”式冲锋枪，还有装甲车堵住大路。队伍只得掉头从校园北面的后门出去，绕道田野小路前进，走到近大八寺时，国民党军警的马队已先赶到，堵住了前进的道路。嚷道：“今天不能进市区。”谈判也没有结果。双方相持很久。同学们越来越愤怒，一部分同学已积压了很长时间的愤怒，大声叫道：“冲过去！”游行主席团（实际上的地下党主持的）比较冷静，看清冲过去必将造成流血惨剧，并且得到消息，交通大学的队伍在1000多人的武装军警严密包围下已改为校内示威游行，市区内各要道密布军警，大多数学校的队伍也没有能到达外滩集合，便断然决定将队伍全部带回学校。我一直在队伍里，有过以往的经验教训，明白这个决断是完全正确的。
但队伍也不能回到学校就解散了，那样对士气是不利的。所以回到校内后，大部分同学在新闻馆前小广场上集合，由游行主席团讲话，还由新闻系一年级同学演出活报剧，一个高个子（梁增寿）演美国人，一个矮而戴眼镜的（武振平）演日本军官，表演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活动结束后，队伍才解散。同学们在这次行动中受到深刻教育，又避免了重大损失。周谷城教授也对同学们说：“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是长期的斗争，不能认为游行没有成功，就说运动失败。”
这时已近暑假。校方匆匆忙忙地结束本学期的上课，提前宣布放假。相当多同学回家，留校的人大大减少。我家在上海，也回去了。
六、受“特刑庭”通缉和迎来上海解放
国民党当局看到学生运动蓬勃高涨的势头，自然绝不甘心。8月间，成立了“特种刑事法庭”（简称“特刑庭”），准备在各大城市对进步学生进行大规模迫害。
8月27日，“特刑庭”在上海携带特务提供的名单对28所大中学校进行搜捕。到复旦搜捕的名单中列有30多人，大体上都是出头露面多的人，里面有杨本驹（即袁木，时任系科联合会会长，那时还没有入党）、陶承先（史地学会会长）、司徒汉（乐团指挥），也有我。这份名单是油印的，各人名下都注明系别，所住学生宿舍房间和家庭地址，现在还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党政府档案中。但复旦地下党的总支委员一个也没有在内，可见特务们对中国共产党在学校里的实际情况实在没有多少了解，也说明党组织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了。
假期中回了家的同学，“特刑庭”也按照名单上所列家庭地址搜捕。我在复旦中学的另一个好朋友叶锦镛，那时是暨南大学法律系一年级学生（解放后转到复旦大学化学系就读，后来成为高分子化学方面的教授）。暨南大学在上海四所国立大学中是反动势力最猖狂的一所。特务学生但家瑞在抗战后期原是重庆复旦大学“学生”，因为殴打洪深教授引起教授罢教，使校方不得不将他开除，接着便转到暨南大学，常常带着手枪行动，反动气焰极为嚣张。叶锦镛很有正义感（他解放前并不是党员）。同济大学发动“救饥救寒运动”时他也贴了一张大字报，呼吁暨南大学应该响应。没隔几天，他到复旦来看我和邱慎初，告诉我们他的遭遇：一天，但家瑞突然把他叫进一个房间，里面有十几个人拿着铁棍等着。但家瑞拿出手枪叫他跪下，说：“你不打听打听我姓但的是什么人？暨南大学有你的天下？我现在一记耳光上来，要你落四颗牙齿，你就不准落两个。我两个手指就可以夹死你。知道吗？以后青云路（即暨南大学一年级学生宿舍区所在）有什么事就找你负责！”这段对话是记在我当天日记里的，但这笔账还没有完。大逮捕时，他也在名单上，那些人到他家里去找。他姐姐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就说叶锦镛去报摊买报纸，很快就会回来。那些人等着。叶锦镛一回来，就被捕了。自然谈不上有什么“罪证”，直到1949年1月28日才释放，整整被关了5个月。
我为什么在家没有被捕？因为那天我没有住在学校里，而这一年又刚好搬家，学校里原来登记的家庭地址没有改过来，所以他们没有找到。
在党组织还没有来得及同我联系前，先有个同学匆匆地来我家通知我：这次搜捕名单中有你（因为来校搜捕是公开的）。我立刻到一个亲友家躲起来，再同江浓联系。“文化大革命”中对我进行政治审查时，有一个问题是：在党组织同你联系前是什么人先告诉你的？大概觉得这里有可疑之处。我凭印象说是数理系的同学王其健。隔不久，他们说：查过了，王其健当时去香港了，你说的不对。我再一想确实说的不对，因为后来听说过暑假中他和陶承先等都到香港去参加党所办的学生运动经验总结的学习班了。王其健是因我在“同济一·二九事件”中被学校记大过，这时正在寒假中，他特地骑了自行车来我家告诉我，我把这两件事记混淆了。那么是谁先通知我的？我的记忆力一般不算差。但对这个人究竟是谁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那天彼此匆匆忙忙，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他就走了。我急着想的是如何应对“特刑庭”的搜捕，没有料到二十年后审查时还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好在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揪住不放，也就过去了。改革开放后，有一位史地系比我高一年级、解放后随南下服务团到福建工作的叶万新来看我，我们平时不算相互很熟，他随便地讲起曾到过我家，我仍记不起来。他说：不是来通知你“特刑庭”要抓你吗？我立刻叫起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是你！”我又问：你怎么会来通知我？他说“特刑庭”到学校来搜捕是公开的，是关郁南（和他同年级同学，不久就入党了）要他立刻来通知我的。这件事才算根本解决了。如果不是叶万新刚好在近四十年后偶然到北京相见和说起，我对这件四十年前的事就永远弄不清楚和说不明白了。这类事在过去的运动和审查中是很容易发生的。
得知国民党“特刑庭”正在搜捕而躲起来后，立刻遇到一个问题：同党组织怎样联系？我不能到复旦去找江浓，他也不便到我所住的亲友处找我，还不能让家里发现我同党的关系。想来想去，想到了表兄潘德谦。他的祖母和我的祖母是亲姐妹。我们从小就是亲戚中关系最密切的。他比我大两岁，政治倾向很好，和我一起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还相互交换书看。他在所在的大公报上海办事处主动做了许多宣传党的主张的工作，还自己办了一个铅印刊物。我对他十分了解，就托他带了一封封好口的信给江浓，但没有告诉他信的内容，也没有告诉他我和江浓之间的关系。江浓有事写了信也由他转交给我，并且常同他谈谈。时间长了，觉得他不错也可靠，就把他发展入党。可见，外单位有时会有人到复旦来发展党员，复旦也有把外单位的人发展入党并将党的关系留在复旦的。这种事在后来看来很奇怪，却是事实。后来，潘德谦也因此受过审查，由当过复旦地下党总支部书记的李汉煌同志（解放初曾任上海团市委秘书长）证明，才解决了。
那时，国民党“特刑庭”对没有捉到的人宣布通缉，罪名是“扰乱治安，危害民国”。这样，我更得谨慎，不能自由行动了。
当我避居起来时，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市委正有个重要决定：根据当时国统区的险恶环境和根据地的实际需要，要把大批较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转移到解放区去。计划撤退的有2000人。但当时要组织这样规模的撤退十分不易。到10月底、11月初才陆续撤退了约1000人，其中大学生占三分之二。这样大撤退的繁重行动先后由吴康（时任市学委委员，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和乔石先后负责。江浓约我从避居处出来，告诉我：现在需要撤退的人数量很大，你是上海土生土长的，可隐蔽的社会关系多，得要晚些离开，安排在后面走。这一等，就等到这年11月。
在这三个月中，我一直处在等待组织随时通知的焦急状态中，不能随便走出来，不能随便见人，更谈不上参加什么活动。能做的事只有读书。印象最深的是反复地读《整风文献》，也就是延安整风时必须学习的27篇文件，那是老的版本。这次学习可以说收获极大。对怎么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党内生活的原则有了一个比较系统而清晰的基本认识，这正是原来所缺乏的。此外，还看了一些理论书籍和文学作品。过去我不大看现代小说，这时认真读了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等等，也有不少收获。那时，学校里的同学们正全力从事迎接解放和护校的繁重工作，我倒是能有时间较系统地读书。在已经入党和做过一段实际工作后，再读这些书的感受和以前就有很大不同，而且后来等待的时间又延长了，这对上海解放后我重新回校投入新的工作，却成为十分有益的准备。
11月上旬，淮海战役开始，华东地区的局面发生根本变化。不久，江浓又约我到外面谈了一次，告诉我不准备撤退到解放区去了，有两个原因：一是淮海战役爆发后，过长江的秘密交通已不那么方便；二是凡是上海的干部去解放区后，将来大体上仍得随军回上海，这是接管上海工作的需要，所以现在不必去了。
本来以为不需要太久就可以因上海解放而回校。不料因为中央对南北战役的全盘考虑、同李宗仁当局进行“和谈”、渡江后又在丹阳做解放上海后的充分准备等原因，这一等就又是五个月。
这段时间内，我一直保持着同江浓的联系。平时还是不从避居处走出去，继续看书度日。有一件可笑的事情：我借住的地方来过一个主人的朋友，他是从广东来的，完全不知道我的身份，讲了许多广东农村的情况。我觉得很真实，很有内容，就整理出来，寄给当时比较进步的杂志《展望》。他们在12月18日发表，题目是《苦难重重的广东农村》。说它可笑，因为它居然加了“广东通讯”四个字，可能因为我寄去时没有署名，也没有写地址。这却成为我第一篇用白话文写而又正式发表的短文。
文章的署名当然不能用真实姓名，当时用了“仲洁”两个读音相近的字。而发表却用了“业同”。我最初不明白，再想想也明白了。我的投稿既没有姓名又没有通信地址，而用的笔名可能已经有人用过，“业同”就是已经相同的意思。说这些，不过是作为笑话来讲讲。
在这过程中间，曾两次到故乡青浦，住在表舅曹安中家。他的长子和儿媳在抗战期间就参加了新四军。小儿子曹天钖在复旦统计专修科学习，表现很好（以后知道，他在1948年冬天也入党了，解放后在南京大学某个系当党总支书记）。三女儿也很进步，很活跃。所以住在他那里一段时间比较可靠。常来的进步青年，有夏炽阳、芮达权、金虺祥、曹锦云等，都很热情（夏炽阳解放不久就入党，并且参加了海军。不少人也参加了革命干部学校）。曾在他们那里看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伪装的封面上印着叶圣陶著《文章讲话》，那是对付国民党当局愚蠢的检查人员的。我没有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和正被通缉，但经过长期孤独的等待和唯一的读书生活，在外县的安全环境下，同他们无拘无束地一起活动，就像在复旦进步群众团体“新生社”中那样，心情十分愉快。这也反映出那时即便在青浦这样不大的县城，进步青年思想也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国民党政府对它的后方也已失去控制力。
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更加疯狂。江浓通知我：上海市委决定，以上海发电厂工人党员王孝和英勇牺牲的光辉事实为范例，在地下党员中普遍进行气节教育。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从王孝和同志赴刑场时的照片上，看到他那沉着镇定、高呼口号的形象，为之肃然起敬。如今相隔七十多年，他那形象依然矗立在我眼前。
最后一段时间，因为校方并不知道我的家庭地址，我又是个小人物，时间久了已不受注意，长期住亲友家也有不便之处，经组织同意，又回家住了不长时间。形势的发展，使我越来越感到鼓舞。但时间一天天过去，心情十分焦虑。有时听到国民党的“飞行堡垒”警车在不远处街道上“呜呜”地驶过，还多少自然地引起一丝紧张情绪。我妹妹金再及正在复旦中学高二读书，就常同她谈政治形势，还比较系统地给她讲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大约1949年三四月间，她也被复旦中学地下党组织发展入党了，那时才将近16岁。1950年，她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也到团委工作，还曾携带手枪到广西参加过土改。
5月初，人民解放军已进攻上海，炮声在市区内已能听到。江浓通知我：按指定时间到江苏路、愚园路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候，有我认识的人同我接关系。我准时去，只等了一小会儿，来的是我在复旦史地系同年级的同学朱光基。他告诉我：我的党员关系已转到新闻系高年级同学陈先明那里，党小组由我和朱光基、魏绍杰三人组成（朱光基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魏绍杰“文革”前任北京市体委办公室主任，“文革”后在北京当过先农坛和什刹海体育学校校长，郎平、李连杰等都是从其中一所学校毕业的。朱光基、魏绍杰两人都是我在复旦史地系的同班同学，都在1948年底或1949年初入党），要我立刻到魏绍杰住处集中。我没有同家里打招呼，直接住到指定地点去。家中便不知我的下落了。
当时，复旦大学已被国民党当局强令解散，校园由国民党军队占用，弄得脏乱不堪。没有地方住的外地同学安排在中一大楼集中居住。魏绍杰临时住在他一个姓郑的表哥处，在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被厂里。他表哥看来是个工人，衣服很旧很脏，住处原有一间竹棚，里面只有一间大的竹床，别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对他只说是同学，因为学校被解散，临时到他那里住些天，其他都不说。
朱光基住在一所大楼屋顶上单独一个小房间里。陈先明到那里同我们接上头（她是一位可敬的老大姐，上海解放后就随南下服务团到福建厦门工作了），她就在那里同我们开了一个会，说等候解放军进城后就到指定地点参加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协助解放军做接管工作。最重要的是为他们两人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我说：入党的第一次组织生活会上，江浓没有为我和陶承先安排入党宣誓仪式，也许是叶家花园那个环境不便这样做。这次，我就和朱、魏两人一起在那个小房间里宣了誓。以后几天，只有复旦负责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的农学院同学周久钊骑着自行车匆匆忙忙来过我们所住的地方（我同他十分熟悉。抗战期间他参加过远征军，进复旦读书后不久参加了地下党，改革开放后任沈阳农学院党委书记），跟我们谈了一下协助解放军接管的工作，别的就没有说什么。
在上海活动不能没有身份证。我原来的身份证上有姓名，不能再用了。魏绍杰通过关系找来一份空白身份证，改个姓名。朱光基手很巧，用橡皮刻了一个公章，盖在身份证的照片上，粗看可以乱真，需要时可以用来对付。但兵荒马乱，后来也没有使用过。
党组织原来通知我们：上海一解放，立刻到北四川路（现改名为四川北路）的上海戏剧专科学校集合。那里离我们所住的地方很近。5月25日，解放军解放了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但苏州河以北的市区还没有解放。我和魏绍杰早上起来听到说上海已经解放，立刻兴冲冲地赶往上海剧专去。还没有到，远远望见剧专门口仍站着武装的国民党士兵，知道不对，立刻回身就走。如果贸然闯进去，也许就要成为“烈士”了。回身走的时候，周围枪声已响起来了。赶到住所，子弹已打到外面墙上。
5月27日，国民党余留部队起义，苏州河以北的市区也宣告解放。我和魏绍杰又去上海剧专，里面已有部分地下党的同志集合在那里，分配我们以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的身份，协助解放军接管。其实也没有做多少事，主要是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安定民心。没几天就撤回江湾的复旦原址去。
复旦在被国民党政府命令解散后，校园被国民党军队占驻，已是一片狼藉，肮脏不堪。同学们基本上还没有回校。地下党总支便先在寒冰馆（后称500号）召开了一次全体地下党员会师大会，并没有其他人知道。
这是复旦地下党员第一次集体相见，我大概认识其中一半以上的人。看到有这么多熟人是地下党同志，十分兴奋。复旦的地下党员在1948年底有100人左右，解放前夜对长期积累下来并经过严格考察的积极分子，经过一次大发展，已经增加到199人（包括在大公报的潘德谦在内）。听说交通大学的地下党有200人，两校地下党员人数占上海市区地下党员8665人的近二十分之一。
复旦的地下党员绝大多数是学生；教师中只有经济系的张薰华、余开祥两位助教；工友中有戴德元、萧训林等两三个人；教授中没有地下党员，那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并且更便于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次会议由复旦党总支书记袁冬林主持。他是农学院的学生。有个农学院参加会议的党员大吃一惊地说：他不是我们系里的落后群众吗？可见当时隐蔽工作做得相当好。党总支委员还有沈贵吾（土木工程系）、江浓（新闻系）、王休娱（法律系）、陈长洲（合作系）、王其健（数理系）。不久袁冬林被调到区里工作，由沈贵吾接任书记，江浓为副书记。
接着，学校中的大事是大量同学和地下党员离校，参加革命工作。离校的方向有几个：一是调往市、区各级机关，也有先经过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后分配到各机关工作的；二是参加南下服务团，到福建去，这部分人很多；三是参加西南服务团，到四川去；四是因其他各种原因离开的。
这样，留下的地下党员只有40多人，党的总支委员也全部离校，只能改为一个支部，由政治系三年级的郑兰荪（后继张渝民担任上海学联主席，改革开放后任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并被授予“文革”后第一批少将军衔）担任支部书记，支部委员有汪鋆（化学系）、黄千晖（法律系）、汪巽人（合作系）、张志泉（土木系）、施宗仁（农学院）。中间有过些变动，到1950年夏郑兰荪将调离学校前，书记还是他，副书记是黄千晖、委员有俞继泽（政治系）、郑继永（土木系）、施宗仁、周久钊（农学院）、钟在璞（经济系）、张薰华（经济系教师）和我。
复旦，特别是文、法科的学生调离得太多。我原来所在史地系那个年级，除一个女同学外，全走了。不久，上海教育部门将暨南、同济两校的文、法学院师生并入复旦，加强了这方面的力量。同济大学文学院院长原是郭绍虞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原是刘大杰教授。两校学生中的党员也调入了一些，如后来担任第一任新闻学院院长的徐震就是这时从暨南大学调入的。
1949年那样的大调动，我怎么会留下来呢？党组织本来通知我参加西南服务团，到四川去，我还动员了史地系几个同学一起向西南服务团报了名。意外地，接替沈贵吾任党总支书记的陈长洲突然通知我不要去西南了，而是留在学校里。他没有说理由，我一无所知。现在看来大概是已准备要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准备成立的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所以留下。
前几年，有年轻人找我访谈，有一个问题是问我怎样选择留在学校里。我说：你太不了解当时许多进步青年的思想状态：只要是革命的需要，是组织的决定，就毫不犹豫地照做。举一个例子：1951年初抗美援朝开始后不久，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复旦新闻系女同学吴志莲立刻报名并被批准了。她的父亲吴蕴初是十分著名的大企业家，抗战前发明了“天厨味精”来替代原来垄断中国市场的日本“味之素”，这时正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但吴志莲毫不犹豫地报名，并被批准到空军干校去。当时不少报纸和画报上登载一幅照片：她穿着解放军军装站在穿着长袍坐着的父亲背后。这件事很有名，但没有人觉得奇怪。她以后一直工作得很好。前几年相遇，她还告诉我：到部队后，许多人好奇地来看看这位“大资本家的小姐”是怎么来过部队生活的。她说：其实她很快就适应了。还说，最初不习惯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集体洗澡，一件是上厕所时蹲茅坑。这在今天的同龄人恐怕难以想象。我对下西南还是留校，确实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考虑和选择。只是有一点狼狈：你动员别人报名下西南，结果自己怎么不去了？复旦的党组织那时还没有公开，我又不能说这是党组织的决定。
我就是这样在复旦留下来的。以后两三年的事再简单地说几句。
1949年7月间，经陈毅、粟裕签署命令，我担任了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11月选为常务委员。校务委员会主任张志让教授已预定当新中国第一任最高法院副院长（院长是沈钧儒），只是第二年曾到复旦来看了一次，耽了几天就回北京去了，没有管过学校的事。校务委员会的工作始终是由担任副主任的陈望道教授主持的，秘书长是胡曲园教授，教务长是周谷城教授。
复旦的党组织是1950年1月10日才公开的。党员名单用大红榜贴出，引起轰动。有各种议论。有人说：某人我早就看出他一定是一个党员了。有的说：我觉得有几个人不行。有的说：我有什么毛病，告诉我，如何争取入党。有的说：某某人很够，怎么不是党员。有的说：你们以后要小心，大家看着，一举一动是代表党的。总之，反应很热烈是好的。那时，学校里还没有党委，只有一个党支部。
这年，我当选了复旦学生会主席。竞选时还搬用外国的办法：一位同学给我画了一幅大的画像，从登辉堂二楼挂到楼下；把我的考试成绩单贴在校门口；我还在食堂里站在桌子上发表过竞选演说。这种办法，不是我的主意，以后再也没有重复过，实在滑稽。
这一年，我还在全校学生代表会议上被选为第二届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青年界代表，直到1952年。在复旦同学中的第一届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是当时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朱承中。
1951年3月，我接着汪鋆当了复旦大学团委书记。还到北京参加过一期团中央学校工作部（部长是袁永熙）举办的高等学校团委书记学习班。记得清华的团委书记是滕藤，北大是胡启立，燕京是阮铭，以后各人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1951年，文、法科师生到安徽五河县参加土地改革，大队长是历史系主任周予同教授，谭其骧教授等也去，我因为担任校团委书记而没有去；理科的土木工程系全体师生到皖北参加治淮工程，以后并入交通大学；教育系并入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
1952年，在复旦是大变化的一年。
这年1月，华东文教委员会抽调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李正文（也就是1949年上海军管会接管复旦大学的军代表）率领王零等华东革大干部一百多人到复旦大学工作。3月，成立复旦大学党委，李正文为书记，王零为第一副书记，原任复旦党总支书记的邹剑秋（复旦地下党员，抗战时入党，因肺病休养多年，从新闻系毕业不久）为第二副书记，领导“三反”和思想改造工作。
8月，华东地区院系调整开始。复旦本有文、理、法、商、农五个学院。这时，将农学院迁往东北，成立沈阳农学院；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学院，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而从浙大、交大、同济、圣约翰、沪江、金陵等大学调入大批文、理学院的师生。浙大来的人最多，著名科学家苏步青、陈建功、吴征铠、谈家桢、卢鹤绂、谷超豪等都是那次从浙大到复旦的。10月，政务院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李正文为副校长。教务长是苏步青，政治辅导主任是王零。复旦在华东高等学校中的学术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从上海解放到1952年，中间有许多事情，但同本文的题目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回忆已经写得太长，就不再多说了。
写于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