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渡不过的巨流河

在我记忆中，我的父亲齐世英一生都是位温和的君子。他说那实在是他理想的开始，做人要有个人的样子。

他少年时曾跟祖母到祖父的军队驻防地住过，体验过军营生活，也看到许多北方的乡村，深深感到一般国民知识的闭塞，对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几乎全然无知，在淳朴的美德后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他十五岁到天津上新学书院那三年，受的是英国式教育，要养成彬彬有礼的绅士。在天津他经常听到“关里人”对张作霖奉军粗鲁的嘲笑。新学书院每日如升旗典礼一样，有读基督教《圣经》的早课，虽未强迫学生皈依，却引领他开始思索心灵问题，人生在世意义为何？

十八岁考取官费到日本读书，他更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国民普遍的教养是清洁守法，教育程度高些的讲究温恭的礼节，鼓励知识的追求，对国家有强烈的效忠思想，所以日本那么小，却已成为亚洲强国。

他进入东京一高预科读好日文，一年后分发至日本中部面对日本海、十六世纪后有“加贺百万石”之称、有精致艺术文化传统的金泽第四高等学校（日本当时全国只有八所高等学校）理科。该校各项功课皆强，且注重语文教育，除日文外，每周英文、德文各八小时，他在此三年，打好一生阅读的扎实基础。最初常去教会，读些基督教的书，但无法感到满足，进而读哲学书籍。当时有一位影响他很深的老师西田几多郎，本在金泽四高任教，后来到京都帝大教哲学，引导他阅读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书，尤其是河上肇《贫乏物语》等，让他深感社会充满种种不平。由于没那么多钱买书，他和书店约好，把书买回来以后，不要弄脏，看完后送回书店可以拿回八折的钱再买别的书。金泽多雨，冬天积雪甚深，常能闭户读书，日积月累，他由一个聪明好动的少年，长成一个深思耽读的青年。

二十二岁，他追随堂兄的脚步，到德国柏林留学，读哲学经济系，认真地念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不少社会主义论著。但觉得心中许多不能解的疑问，终极思考的基础不能建立，颇感彷徨。那时德国刚刚战败，通货膨胀，中日银洋都很值钱，他与同学们生活可称优裕，常在一起玩乐，多了一些认识德国社会的机会，却耽误了读书的时间。下学期转学到海德堡大学，受教于历史哲学派大师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和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是已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之弟），既是慕名而去，便全心倾听，也常在课余发问。历史哲学派由政治经济的思想史分析人生现象，在研究过程阐明理性思考之必要，也提醒他区域现实的不同，不可以冲动热情地强以理论（如《资本论》）套在大政策上——这对他是一生的启发，使他坚定地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潜移默化拯救积弱的中国，而不是激动热情的群众运动。不择手段只达目的的革命所遗留下的社会、文化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解决，才能弥补。

那两年时光，课后过了桥，在尼卡河畔思考徘徊，是他一生仅有的幸福时光。春日河水激流常令他想到辽河解冻的浊流，青年壮志也常汹涌难抑，他记起五岁那年，穿了一双新棉鞋，走在辽河岸上，围绕着妈妈，兴高采烈地又跑又跳的情景——有个声音在他心中呼唤：回去办教育，我美丽苍茫的故乡啊！我一定要拼命练好一身本事，用最理性的方式回去办教育我今日所学所知，终有一天会让我报答你养育之恩。

他一生第一个大挫折是堂兄因肺结核逝世于德国南部的Freiburg，最初尚隐瞒一阵，但不久伯祖父在家乡去世，儿子为何不能奔丧？他只好捧着堂兄的骨灰回家。回到沈阳，家中坚决不许他再出去，追求学问的梦至此中断，那一年他二十六岁。丧事结束后，他离开庄院又回到沈阳城，想另寻途径，再走进修之路。在那个时代的沈阳，一个官费留学生从德国归来，是件很受重视的事。祖父在奉天武备学堂的同学好友郭松龄将军认为他住在旅馆不方便，邀他搬到郭家。塞外一月，冰雪封途，最适作长夜之谈，两人从地方事、国事到天下事，无所不谈。郭将军敬重的客人来访亦常邀他聚谈，归国青年得以宏观家乡处境，他在日本和德国所见，亦引听者极大兴趣。尤其谈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经济几近崩溃，民间生活艰苦，但人民处处流露民族的自尊和走出困境的坚定意志。他们石头建基的老楼旧厦，廊柱依然修整，门前路树，石砌街巷，有文化根基深厚的稳定感。而东北当时在日俄觊觎下已处危境，参加军阀混战有何意义？中国的老百姓何日才能普遍受到足够的教育，走出浑浑噩噩受人摆布的境地？——他不知道，这些大家都充满强烈愤慨和改革使命感的雪夜长谈，因缘际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自古以来，塞外传奇人物都是骁勇善战的骑射英雄，保住江山，进而生聚教育。郭松龄将军，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生于沈阳县东乡渔樵寨村。家贫，十五岁就读私塾数年，进奉天武备学堂，毕业后随朱庆澜（一八七四～一九四一年）军入川，在四川新军加入同盟会。三十三岁由陆军大学毕业后，由已任广东省省长的朱庆澜推荐，在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担任警卫军及韶关讲武堂教官。他有学识，有见解，讲课时督促青年成为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辛亥革命后全国军政混乱，他在军中由北至南尝遍了国家动荡之苦，对局势具有宽阔的视野，回到新创办的东北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当时奉军少帅张学良是他的学生，对郭教官极为佩服，邀他加入奉军，改革军队成立新军，凡事倾诚合作。两次直奉战争中，郭军以战略战术皆立战功。但是进关参战，意义何在？故乡沃野千里，农耕缺人，而青年官兵伤亡异乡，遗族处境悲惨，实在应停止征战，教育生息。

在由欧洲回国的青年人眼中，新军的理念是很有吸引力的。那时的郭将军已是新军领袖，地位显赫，仪表堂堂，凡事能决能行。郭夫人韩淑秀女士，燕京大学毕业，伉俪情深，两人皆好读书，接受新思想，交友、谈话多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郭将军与张学良等原已筹备成立一所中学，教育军人遗族子女，以尽袍泽之情，名为“同泽中学”。知我父亲回国后志在办教育，培育家乡青年新思想，便派他出任校长，参酌英、德、日本学校制定规章，奠定良好基础，延请各地优良师资。在伪满洲国之前，同泽中学未受政局影响，一直办得很好，之后还加办“同泽女子中学”。同时也筹划办一所真正研究学问的大学，不受当权者支配，不以培养官员为目的。

同泽中学成立，校舍尚未兴建完成时，先借用沈阳城东山咀子军营一部分新修的营房，其余的由军官教育班使用。那一年夏天先招考了三班十四岁以下的学生（到台湾后曾任海军总司令的宋长志即是那时的学生）。这样有远景的工作，真是一个青春梦的实现！年轻的校长兴高采烈地忙碌工作，师资、课程、学生的教导要全心去做。东山咀子营房距沈阳约二十里，有修建营房用的小火车进城，他的心情真似那小火车头一样，充满了勇往直前的干劲。

这样快乐的日子不到一年即告终止。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初旬一天晚上，郭将军电话召他立刻进城面谈，那时小火车车头已经熄火，商量之后，再升火，把他送到城内。郭将军说奉命又须率兵进关，先到天津，邀他随军前往，校务请教务主任代理一下，第二天即须出发。到天津后数日，郭将军住进意大利租界的意国医院，对他说，此次入关，要对抗二次奉直战后孙传芳召集的五省联军，巩固奉军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的地盘。郭军是常胜军，但是他早已厌倦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官兵伤亡惨重，不知为何而战。进驻天津后，他即邀集核心干部、团长以上军官开会，愿随他回师者，在和平开发东北方案上签字，不愿者，留在天津李景林部队。除了几位追随张作霖多年，不便参与“造反”的将领外，大家都签了名。

郭将军邀请我父亲负责回师时争取国际支持，首先须取得日本驻满洲铁路的军队保持中立。在天津参加的还有几位关内的政界名人，如饶汉祥（曾任黎元洪的秘书长）、殷汝耕、高惜冰、杨梦周、苏上达、樊光、林长民（林徽音之父）和卢春芳等。已允出任外交处长的王正廷尚未到任（后来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先由齐世英代理外交事务主任。大家对郭军回师沈阳、不去参加军阀内战的革新理想很有信心。回师前夕，郭将军对大家说：“此事成功固好，若失败则大家皆须亡命。”

十一月二十二日，郭将军挥师前往河北滦州，通电请张作霖停战下野，将军政权交给张学良。电文内容是：进关参战官兵伤亡惨重，遗族无依，民生困苦。日俄对东北侵略日亟，必须休养生息，储备实力以御外侮，永远不再参加内战。振兴教育，全力建设资源富甲全国的家乡。张作霖接电后，次日来电报，不提息战下野要求，只邀郭将军回沈面谈。摆明是鸿门宴。郭军隔一日再由滦州发出第二次通电，未见回复，即开拔前往攻打。由秦皇岛北上，出了山海关，沿海岸线打到连山，遇到百年不遇的大风雪，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度，海面封冻，人马可行。当夜郭军前锋第二军，由海面穿过突袭张作霖守军，夺下葫芦岛，三天后进驻锦州。消息传到沈阳，全城震动，张大帅紧急动员数十辆大卡车满载元帅府聚敛的财物，运往满洲铁路的日本事务所仓库存放，往返十多次才运完。大帅府四周堆满木柴和大汽油桶准备逃离时将帅府烧掉，省议会、各总商会等联名致电郭将军，其进城后，“我公要求、目的、前途决可达到务望暂时停止军事活动”。——此时奉军与日本沿满铁驻军达成牵制郭军的协议，并且急调吉林与黑龙江的驻军来助，在巨流河东岸布阵迎战。郭军十二月二十日攻占新民市，在巨流河西岸备战，前锋部队已可看到沈阳灯火，只待主力部队到新民市即将强行渡河。但是长途行军，风雪严寒，冬衣补给不够，到锦州休养数日，给了张军调兵时间。此一延迟也给了对方许多渗透分化的机会，困难增加，军心复杂，骁勇善战的郭军，在对方喊话“吃张家饭，不打张家人”时士气动摇。巨流河对峙三日，原可一鼓作气渡河，郭军右翼先头部队霁云已率部强渡，打到了距奉军总指挥部仅十华里的兴隆堡，但在关键时刻，郭军射出的炮弹却因有人卸了引信而没有爆炸。二十四日清晨，郭军参谋长邹作华等三人已成奉军内应，逼迫郭将军投降，且发出请降通电。

郭将军率卫队二百余人离开新民，如骑快马，轻易可以脱险，另求再起，但是郭夫人及文人饶汉祥等人不会骑马，郭不忍独自逃生，同坐马车往南走，被对方骑马追上，奉命就地枪决，以免生变。

临刑前，郭松龄遗言：“吾倡大义，除贼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

郭妻韩淑秀说：“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郭松龄四十二岁，韩淑秀三十六岁。尸首运回沈阳市，在小河沿广场曝尸三日，始准家人收殓。郭氏夫妇的尸体曝放在小河沿的大广场上，基督圣诞之日，上天降雪，覆盖了冰封土地上的尸身，成了最洁净和平的棺椁，没有人敢去祭拜，遥远哭泣的亲友流下的眼泪也立刻冻结成冰。

参加郭军倒戈的人原都难逃一死，但是与张作霖一起由绿林出道打天下的老弟兄张作相，性格宽厚，有高度智慧，劝他说：“不能这么办，他们都是家乡子弟，冤冤相报，将来那还得了！”这一句话不知保全了多少性命。叛军归回原职之后，更加效忠卖命，也延长了奉军的政治生命。

后来得知投效郭军的林长民随郭将军出亡途中，中流弹死亡。饶汉祥在解往沈阳途中，押解的兵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写字的。”士兵说写字的不要，推他下车，得以保住一命回到天津黎元洪家。

但是，张氏父子特别悬赏捉拿齐世英，认为张家送出去的留学生回来反对他，煽动郭军兵变，非捉来杀掉不可。那许多年里，他们认为东北就是张家的，政府公开考试遴选的官费留学生就是张家派的，只能效忠他一家。

十二月二十四日天刚一亮，齐世英即去新民临时司令部准备全面渡巨流河，谁知郭将军竟已被迫于午夜出亡。在乱军中，他带了外交处的五个人，殷汝耕、刘友惠、杨梦周、苏上达和后赶上的卢春芳，步行涉险到新民市的日本领事馆寻求暂时躲避，因为前二日曾为日军沿满铁铁路驻军问题交涉，与日方见过数次，此时未多问答，即给予政治庇护。

奉军包围日本领事馆，要求将这六人引渡。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加派十名警察至新民，不许奉军进领事馆一步，以保护政治犯，由他出面去办交涉，并送去行李、威士忌酒以示敬意。

吉田茂（一八七八～一九六七年）这个人道的决定不仅救了这六个人的性命，也显示出他一生敢作敢为有担当的政治勇气。他的父亲竹内纲是日本自民党前身的领袖，将庞大家产留给他作从政资本。他的岳父牧野伸显是明治维新后一代的宫中重臣，世世代代培养宏观政治智慧。他在沈阳总领事任内观察中国北方政局，很看不起张作霖，认为他坐拥东北这样富饶的土地，不知培养生民社会福祉，提高文化教育，而穷兵黩武是无知短视。据说他在领事馆内谈起张作霖时，不称官衔，也不呼名，就直呼“马贼”，他个人对郭松龄的革新思想极为尊敬。他由外交界出身，深信在正常的国际局势中，日本如果能与一个现代化的近邻保持良好密切关系，同样可以得到合理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吉田茂出任日本战败后第一任首相，利用美国占领军优厚的协助，不仅使日本自政经废墟中重建，后来成为经济强国，且在他任内培育了许多大臣人才，成为历史上称为“吉田学校”的佳话。

齐世英和他的落难兄弟，六个人睡在新民领事馆八个榻榻米的偏房里，整整半年被奉军日夜围困，白天连院子都不敢去，怕挨冷枪。由领事馆人员口中得知郭将军已死，遗体在沈阳小河沿广场曝尸三日，军队已全收编归制，六个人蛰居在此，出门一步即是死亡。他们曾千里追随的撼动山河的郭军回师壮举，有如过眼云烟，一切都在囚墙外的天地，吹过去了，散了。

漫漫长日，漫漫长夜，日日夜夜，他想了又想：“一路上打的都是胜仗，为什么当沈阳灯火可见的夜晚，我们就是渡不过巨流河？那一天午夜，如果我住在设于马车店的临时司令部，参谋长他们通电投降奉军，到逼迫郭将军出亡的那一段时间，我会派人送郭夫人去新民日本领事馆取得庇护，然后随郭将军及卫队快马闯出去，奔回锦州，巨流河西岸都是郭军，撤回锦州，保住实力，可以卷土重来”思前想后，憾恨围绕着巨流河功败垂成的那一战。巨流河啊，巨流河，那渡不过的巨流莫非即是现实中的严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被困冻于此？

春耕解冻的时候，奉军又进关参加直、鲁、豫军阀的混战。京奉铁路离日本领事馆只有五百米左右，从传来的声音断定，运兵车和铁轨摩擦损坏得很厉害。奉军这样不予人民生息，即使他不追杀，齐世英也不能回去了，唯一的盼望是早日脱困，另寻生路。“但是，今生只剩我一人，我也要反抗恶势力到底！”

一九二六年七月初一个下弦月的夜晚，他们终于在日本领事馆同情郭军的书记中田丰千代和警察金井房太郎协助下，翻墙化装逃出稍微松懈的包围线，沿着铁路步行六十里，到兴隆店由日本友人接应到达皇姑屯。二十七岁的齐世英和四十八岁的吉田茂第一次作了长夜之谈，彼此颇为投缘。吉田茂很欣赏齐世英有教养，有见解，是个磊落的青年；他虽是执行日本政府那时的“中立”政策，在庇护政治犯与助他们脱险的行动上，大约也有些浪漫情怀吧。年轻人不仅感谢他及时伸出的援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相见，两人又各是一番人生，也进一步钦佩吉田茂的国际观和战后培养政治人才的远见。

齐世英化装由辽宁到朝鲜釜山乘渡轮到日本，再换火车去东京，车到京都便被记者追踪，次日报上乱报一些猜测，只好正面接受访问，说明郭军革新理想及回师前后真相，消息也迅速传至中国各地。到东京时，浅草区有一剧场正在上演以郭松龄为题材的一出话剧，邀他们去当贵宾，剧中有不少属于齐世英的戏。原是一场改变东北命运的壮举，如今只是人间一出戏剧了。

由日本回到天津，那时北洋政府的一些新旧人物间的恩恩怨怨，仍在余波荡漾之中。故乡是回不去了，也没有能力和心情回到德国读书。在天津意租界见到了郭将军的朋友黄郛先生，他曾雪中送炭，寄钱到新民领事馆（北伐军攻克上海，黄出任上海市长，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黄郛劝他先去上海，多作观察，再定行止。齐世英又从上海去武汉，因为郭军回师之举，是南方各种革命分子都同情的，他在飘然一身、亡命天涯的心情下，与留德、留日的同学也都陆续见面，都能开怀畅谈。那时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和共产党人李汉俊、詹大悲、耿伯钊等人也曾聚餐谈话，参加他们野外召开的群众大会，听各党派演讲，仔细阅读他们的宣传小册，认真思考后，认为国民党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对中国实际状况是最稳健的做法。一九二六年底，他在上海加入了国民党，并不是投奔任何人。蒋先生在南昌第一次见面时说：“你不像东北人！”这句话令他很难忘记。蒋先生那时尚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三十年后，他在台北把齐世英开除国民党籍，大约是政术娴熟的浙江人终于发现，温和英俊的齐世英骨头又倔又硬，是个不驯服的真正东北人。

加入国民党后他多次往返于上海、汉口之间，也随黄郛到国民党总部的南昌去，蒋先生与黄郛情谊甚重，餐聚时常邀他参加，在此认识了陈果夫、立夫兄弟。宁汉国共分裂后，他在南昌、九江和杭州认识了许多风云人物，了解国民党的状况，也认清了国共的关系。这一年中他曾多次到日本去，进一步观察、研究日本社会。在郭军革命中，他见识到政治大起大落的局面，深知参与政治不能不懂军事，希望能系统地研究现代军事。遂于一九二八年，由政府授予陆军中尉军阶，正式报考进入日本训练在职军官的步兵学校（陆军大学需三年才毕业）。开学前被派下部队，在高田三十连队任队附（相当于副连长），白天上课，晚上住在部队，每周末坐夜车到东京去，常与中央派去日本留学的军官（多为黄埔一期）相聚，因他毕业于金泽四高，日语文白皆好，被尊为日本通，常可助人。有时与日本老同学叙旧，接触面甚广。日本人一般对中国东北（他们称为满洲）都有兴趣，因他是参与郭松龄起义的革命者，而乐与交谈，使他听到日本觊觎东北的种种真心话，内心深为故乡担忧。在此期间，他进一步研读日本的军事史、幕府时期的武士精神、明治维新后的军事现代化和二十世纪扩张主义的萌芽。

那三年，一个二十七岁的北国青年，兵败亡命，浪迹天涯，从郭将军家围炉夜话至长江，遇见了许多当时正在创造中国近代史的人物，因缘际会，作了许多长谈；谈抱负，谈理想，投契相知，这些长谈铸造了他一生的政治性格和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