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雍地诸祠与秦国祭祀的特征

除了雍四畤与陈宝祠外，雍地及其周边还聚集着其他大小神祠，值得逐一探讨。为了讨论全面，在进入雍地诸祠之前，先略谈秦人伏日祠祭之传统，即伏祠。

《史记·封禅书》云：“秦德公既立……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139]《秦本纪》的叙述更为简略，仅载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140]。《封禅书》《索隐》引服虔云：“周时无伏，磔犬以御灾，秦始作之。”[141]《汉书·郊祀志》颜注亦引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时无，至此乃有之。”[142]皆谓秦时始有伏日之祭。

《封禅书》所载秦德公的伏日祭祀有两个关键词，一为“杀狗”，一为“磔狗邑四门”。“杀狗”是为禳灾驱疫，辟除不祥[143]。伏日被认为是有鬼出没的一天，因此需要驱邪。东汉和帝时下令，伏日必须整日闭户。《封禅书》《索隐》曰：“《汉旧仪》云：‘伏者，万鬼行日，故闭不干求也。’故《东观汉记》‘和帝初令伏闭昼日’是也。”[144]《汉书·东方朔传》曰[145]：

久之，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不来，朔独拔剑割肉，谓其同官曰：“伏日当蚤归，请受赐。”即怀肉去。

东方朔所云“伏日当蚤归”即与伏日是“万鬼行日”的认识相关。

至于“磔狗邑四门”。《风俗通义》卷八曰[146]：

谨按《月令》：“九门磔禳，以毕春气。”盖天子之城十有二门，东方三门，生气之门也，不欲使死物见于生门，故独于九门杀犬磔禳。

《风俗通义》引《月令》文，试图以五行生克之说解释伏日“磔狗邑四门”，恐求之过远。祭于四门的目的是向四方祈祷，以求禳灾。《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杜注曰：“鄘，城也。”又曰：“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147]祈于四鄘与“磔狗邑四门”的方式相类，都是向四方之神祈请。《风俗通义》所引《礼记·月令》原文为“命国难，九门磔禳，以毕春气”，郑注曰：“磔牲以禳于四方之神，所以毕止其灾也。”[148]《淮南子·时则》“大傩旁磔”高注曰：“旁磔，四面皆磔犬羊，以禳四方之疾疫也。”[149]皆可为证。

秦德公建立了伏日祭祀的传统。《秦本纪》载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腊”。《正义》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故云初腊。”[150]两种祭祀的性质相仿，都是在特定的节气进行祭祀。立陈宝祠、怒特祠，祠伏日、初腊都是秦国祭祀系统建立中值得一书的大事，《史记·秦本纪》、《封禅书》及《六国年表》皆有记载。自秦文公立陈宝、怒特祠，至雍地诸祠渐次建立，正是秦国的祭祀体系不断发展的过程。

除前述祭祀外，雍地还分布着百余座神祠。《史记·封禅书》记秦诸祠曰[151]：

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152]、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沣、滈有昭明、天子辟池。于（社）〔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岁时奉祠。

秦王朝存在时间极短，史籍中未见秦帝国在雍地大量新造祠庙的记载。将《封禅书》这段记载中的雍地诸祠，看作是春秋战国以来秦国逐步设立的祠庙，应不至大误。

荧惑、太白、岁星、填星

雍地的“百有余庙”，多与天文相关，除日、月、南北斗外，还有五星之祭。《封禅书》中原仅有荧惑、太白、岁星、填星，无辰星。“辰星”二字为点校本从《郊祀志》所补，所据为张文虎《札记》。张氏引王念孙《读书杂志》云：“脱‘辰星’，当依《郊祀志》补。”[153]可知张文虎的意见来自王念孙，但王念孙亦无版本依据，只是用他校的手法推断而已。点校本据此改动正文，似不妥当。首先，《封禅书》并未明言此为“五星”之祀，只是分言荧惑、太白等。再者，五星不必同祭。西汉宣帝在长安附近立诸庙，有岁星、辰星、太白、荧惑，独无镇星（土星）[154]，也可证《封禅书》原文应不误。

参、辰祠

雍地日月之祠下有参、辰祠，是一组祭祀。有学者认为辰即辰星，即今之水星[155]。然辰星为五星之一，与二十八宿之一参星配对合祀，于义未安。《国语·晋语》载董因答晋文公言曰：“大火，阏伯之星也，是谓大辰。……且以辰出而以参入，皆晋祥也，而天之大纪也。”[156]韦注曰：“谓鲁僖公五年重耳出奔，时岁在大火。大火，大辰也。”[157]如此，则辰应为大火，即心宿，与参星同列二十八宿。《左传》昭公元年子产曰[158]：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参辰或称“参商”，后人常以参辰并举，如《楚辞·九思·悯上》有“参辰回兮颠倒”，王逸注曰：“参、辰，皆宿名，夜分而易次。”[159]其例甚多，不烦赘引。《国语》所谓“天之大纪”，韦注曰：“所以大纪天时也。”[160]东方七宿中最明亮的为心宿，西方七宿中最明亮的为参宿，古人以之计算时令[161]，即所谓“大纪天时”。参、辰祭祀的意义，也在于此。

《史记·封禅书》《索隐》引《汉旧仪》曰：“祭参、辰星于池阳、谷口，夹道左右为坛也。”[162]可见参、辰作为一组并举的祭祀，至汉犹然。据《汉书·地理志》，池阳县（今陕西省泾阳县）为汉惠帝四年（前191）所设[163]。谷口在池阳西北，两地相去不远。《汉书·沟洫志》载郑国渠、白渠之利云：“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164]但二地之间毕竟尚有一定距离。如参、辰二星能“夹道左右为坛”而祭，或是池阳、谷口皆有参、辰祠，用以祈年。

风伯、雨师

风伯、雨师即箕宿与毕宿，王先谦《汉书补注》已有详论，此不赘言[165]。《风俗通义》卷八《祀典》“风伯”“雨师”条中亦有“风师者，箕星也”“雨师者，毕星也”[166]。

九臣、十四臣

九臣、十四臣的祭祀对象，旧注多付之阙如。《史记·封禅书》《集解》引晋灼曰：“自此以下星至天渊玉女，凡二十六，小神不说。”[167]《汉书·郊祀志》颜注也直言：“九臣、十四臣，不见名数所出。”[168]《汉书补注》引皮锡瑞说：“疑九臣六十四臣之脱误。九皇、六十四民，见《小宗伯》《都宗人》注。又《汉旧仪》祭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是在汉时尝列祀典，九臣当是九皇之臣，六十四臣当是六十四民之臣。”[169]《周礼·春官·都宗人》：“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礼。”郑注曰：“都或有山川及因国无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170]皮锡瑞改动原文，以为九臣是九皇之臣，六十四臣是六十四民之臣，缺乏依据，难以信从。九臣、十四臣所祭的对象，尚待进一步考察。

诸布、诸严、诸逑

所谓“诸布、诸严、诸逑”，历来异解歧出，未有定论。《史记·封禅书》《索隐》曰：“《尔雅》：‘祭星曰布。’或诸布是祭星之处。”[171]王先谦以为诸布谓祭星之所，“诸严、诸逑”当作“诸庄、诸遂”，皆为道路神[172]。《淮南子·氾论》“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孙诒让以为所谓“宗布”，即“禜、酺”，为水旱之神与人物灾害神[173]。章太炎则以为此是八腊之祭[174]。孙、章二说引申特甚，似失于穿凿。

自《史记索隐》起，诸家多引《尔雅》“祭星曰布”，以为“诸布”即祭星。考《尔雅》原文曰：“祭山曰庪县，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风曰磔。”郭《注》曰：“布，散祭于地。”[175]“布”与“庪县”、“浮沉”、“磔”同类，为祭祀的方式，而非祭祀专名。“诸布”为祭星的说法，恐难成立。

“诸逑”，《汉书·郊祀志》作“诸逐”。出土文献中，有“遂”写作“逐”之例[176]。王先谦以“诸逑／诸逐”或为“诸遂”的推断本身可以成立。但“诸布、诸严、诸逑”既然并称，将“诸严、诸逑”释为道路神，而“诸布”无所着落，仍于义未安。“诸布、诸严、诸逑”的具体祭祀对象，暂不得而知。

昭明

昭明，《史记·天官书》有“昭明星，大而白，无角，乍上乍下。所出国，起兵，多变”，《索隐》曰“昭明”为“笔星”，即彗星：“《春秋合诚图》云‘赤帝之精，象如太白，七芒’。《释名》为笔星，气有一枝，末锐似笔，亦曰笔星也。”[177]成蓉镜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昭明并非流星、彗星一类，而是恒星的一种[178]。从《天官书》的叙述来看，昭明属凶星，对昭明的祭祀属禳灾性质。

天子辟池

天子辟池，旧存二说。一说为滈池，一说为周故辟雍池。如《史记·封禅书》《索隐》云：“顾氏以为璧池即滈池，所谓‘华阴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遗滈池君’，故曰璧池。今谓天子辟池，即周天子辟雍之地。”[179]沈钦韩调和二说，曰：“周辟雍故地，故曰辟池。所祀者，滈池君也。”[180]所谓“滈池君”，注者或以为周武王[181]，不可信。《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六年[182]：

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

这个故事中的神秘人物（应是江神或其使者）欲将秦始皇祭祀江神所沉玉璧还给“滈池君”，不接受始皇的祭祀，“滈池君”的身份值得玩味。《秦始皇本纪》《索隐》引《括地志》：“滈水源出雍州长安县西北滈池。郦元注《水经》云‘滈水承滈池，北流入渭’。今按：滈池水流入来通渠，盖郦元误矣。”[183]则滈池为滈水的源头，在长安县西北。滈池祭祀应是秦国原有山川祭之一种，故有江神将始皇祭祀用璧退还给滈池君的传说。这是暗示秦无权祭祀江水，只能退而祭其本国山川[184]。《封禅书》谓祀昭明，天子辟池于沣、滈，即应指咸阳附近的沣、滈流域。“天子辟池”是滈池祭祀的可能性较大。

杜主祠

《封禅书》又云：“于（社）〔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汉书·郊祀志》则作：“于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185]《封禅书》之“社主”当为“杜主”之讹，当以《郊祀志》为正。而张文虎又以为《郊祀志》之“五杜主”当从《封禅书》作“三杜主”[186]，恐非。《汉书·地理志》京兆尹杜陵县有“周右将军杜主祠四所”[187]，《汉书·郊祀志下》叙罢废诸祠时曰：“杜主有五祠，置其一。”[188]杜主祠有五明矣。《封禅书》与《郊祀志》不必同文。

《封禅书》云杜主“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神”为神显之义，《老子》有“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也”（第六十章），其义正同。

《墨子·明鬼》叙杜主事曰[189]：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

《墨子》称杜主为周宣王之臣，冤死三年后显灵，杀宣王复仇。杜主祠是厉鬼祭祀。古人相信遭凶死或横死者会化为厉鬼，厉鬼将报复世人，给生者带来极大伤害。典籍中，厉鬼被径称为“厉”，如《左传》昭公七年子产曰：“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放人，以为淫厉。”[190]先秦有专门驱除厉鬼的仪式，《礼记·郊特牲》：“乡人愓，孔子朝服立于阼阶”，郑注“愓，强鬼也，谓时傩，索室殴疫逐强鬼也”。[191]睡虎地秦简《诘》篇开篇即有禳除“刺鬼”即厉鬼之法[192]。

《汉书·地理志》曰：“杜陵，故杜伯国。”[193]杜陵可能是杜伯传说最盛行的地方，因此杜主祠主要集中于杜陵一带。蒲慕州认为，杜主祠本是一种民间祭祀，后被秦政府纳入官方祭祀的范围[194]。秦在势力东进的过程中，自然地接受了杜、亳一带的杜主祭祀，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封禅书》所记雍地及秦国诸祠庙，或非全貌，但从中仍可看出秦国祭祀的主要特征。秦人所奉之神，皆分别祠祭，鲜有合祭者，祭祀地点或称为“畤”，或称为“祠”。雍地诸祠庙以雍四畤、陈宝祠为主，是秦国国家祭祀中的最高等级，由国君亲祭。其余祠庙等级略低。雍地诸祠的地位又略高于位于湖、下邽、杜、亳等地的神祠。

秦人的祭祀对象较为驳杂，雍地诸祠的祭祀对象以天象为主，包括“上帝”和日月诸星，除山川祠外，与地理相关的唯有“四海”。此外，尚有级别最低的杜主、对象不明的“九臣、十四臣”、“诸严、诸布、诸逑”等。从祭祀对象依稀可见秦人所勾勒的诸神图景：除上帝及陈宝外，秦人所崇拜的对象以自然神为主，并未构建起整齐系统的神谱[195]。诸神祠也尚处于较为芜杂的状态，并无严整规划的体系。个别神祠大量重复，也说明秦国尚未留心于整合的工作。可以说，祭祀对象冗杂是此时秦国祭祀的表征之一。

秦人的大部分祠畤集中在雍地。雍是秦国祭祀的中心。自秦德公元年（前677）迁雍，雍城作为秦国国都长达数百年[196]。经考古发掘，秦雍城的情况现已大致清晰（图1.9）。雍城略呈长方形，总面积略超过10平方公里[197]。雍城内外都分布有多处宫殿建筑，城区发现大规模的基址23处，其中大型建筑遗址有六七处。城内宫殿分布范围很大，占据了城中大部分空间[198]。雍城内部建筑群分布已经十分密集，很难容纳下《封禅书》所载之“百有余庙”。如果相信《封禅书》中的记载，雍地诸祠可能分布在雍城城郊乃至更远的地方[199]。

雍城不但城内密布宫殿，城郊也分布有范围广大的宫殿区。《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雍县下有橐泉宫、祈年宫、棫阳宫[200]，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些宫殿皆分布在秦雍城郊外数十公里处。再联系雍诸畤的地望，不难推出，秦人所谓“雍”或雍地，应是以秦雍城，即今宝鸡市凤翔县南为中心的一个较大的区域。李仲操在考证羽阳宫鼎铭时曾提到，羽阳宫虽在陈仓，但鼎铭上写有“雝（雍）羽阳宫”，从而推断：“‘雍’是包括陈仓在内的大地名……秦汉时雍县与陈仓县已经分置的情况下，这一大地名还在使用。”[201]这一表述确当，秦汉时人所谓“雍”“雍地”并不特指雍县，而是一个相对宽泛的地理概念。

《史记·秦本纪》载：“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202]平阳是秦宪公所迁的秦故都[203]，其地望大致应不出今雍县以南的郁夷及以西的岐山两地[204]。“雍平阳”的结构与羽阳宫鼎铭中的“雝（雍）羽阳宫”相似，是在小地名上冠以大地名。这也可以证明，秦人惯称的雍地之范围，是指以雍城为中心辐射而出的一片区域。以目前能见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推想，以雍城为中心，南至渭河[205]，北至凤翔县城，西至陈仓区，东至孙家南头的这一片区域，都是秦人惯称的“雍”。这片区域可称为“大雍地”，其中集中了大小神祠，是秦国以及后来秦帝国的祭祀中心。

综上所述，从祭祀对象的构成来看，秦人祭祀系统中以上帝为最高神，定期郊祭。独属于秦人的最高祭祀为陈宝祠与怒特祠，皆为神异之物。相比较而言，秦国的祭祀系统不够严整，对象多有复沓，这可能与秦文化本身的特点有关。不过，也正是因为秦国祭祀体系相对松散，其吸纳性与包容性也强于更为整齐封闭的祭祀体系。

从地理分布来看，秦国国家祭祀以神祠为主体，围绕着“大雍地”这一中心，广泛散布于疆域之中，并随不断东扩收纳新的祭祀对象。这一传统直接决定了秦帝国的祭祀特征，并在秦征服东方的过程中逐渐得以扩充和完善，最终导向了秦帝国所建构的统一国家祭祀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