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代化的先声
俄罗斯民族国家意识兴起与现代报刊业发展
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是俄国现代化道路正式开启的先声，而普通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则是通过思想界的论战来激发的；“明枪”式的政论文章与“暗箭”式的文学作品都首先会出现在由民间资本创办的定期出版物上。正是“民间资本”“定期出版物”以及“出版人”——这三种城市特有的现代“公共领域”标志物，重新构建了精英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扩大了俄罗斯知识界的话语权和干预政治的方式。俄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依赖于彼得一世正式创办报纸、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倡创办讽刺杂志和印刷技术的现代化，是俄国现代化绝对的布谷鸟。
俄国报刊：帝俄时代的“公共领域”
“戊戌变法之议兴，国人宣传刊物日繁，学校制度既定，复须新课本以资用，胥赖印刷为之枢机。”(1)
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和阿道尔诺（Theodor Adorno）在论述启蒙的概念时，认为是“称得上伟大发明的印刷术引起了学识的变化”(2)。新式印刷技术的引进导致的印刷革命开启了文化生产的工业化时代。现代教育机构的创办、出版社的出现、新式媒体的诞生都与印刷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8世纪的俄国贵族尚主要依靠外来文化的单向输入获得新知识，因此与无法通过同样渠道获得知识的普通百姓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思想鸿沟和隔膜。19世纪初，印刷从宫廷走向民间，走进了一个现代企业生产的新时代。“1802年，开始允许建立私营印刷厂，当时所出版的杂志使持有不同政见的各派力量走在了一起。……到1813年，俄罗斯境内已经拥有印刷厂66家。”(3)印刷和出版业在俄国的快速发展开辟了改造社会的新战场，这既是资本主义商业的萌芽，也是针对上层与中层社会的教育和启蒙运动。现代出版物重新构建了精英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的关系，改变了俄国社会大众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基础，教育和“生产”了大批的新人。
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变革，使得印刷品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新式出版物和新的知识传播形态得以出现，这既是19世纪以降俄国启蒙思想的重要载体，更是启蒙思想和文化本身的表现形式。印刷现代性可视为文化现代性或思想现代性的先声。
印刷和出版不只是一种文化，而是具有“物质”力量的文化生产，是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所理解的“历史中的一股力量”。……在达恩顿看来，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启蒙思想和运动不仅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传播过程，还是一个物质的生产过程，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清流思想、腐败官僚、革命反革命者、有知识者没文化者、清教徒、贩夫走卒等各色人等，在流通、消费过程中为追逐利益而共同“生产”的“文化产品”。
……
其时的文化形态因此也呈现出巨大的转折性变化。精英的古典的文化逐渐为大众的时尚文化所取代。印刷能力的扩大所产生的改造社会的能量为注重“实学”的敏感的知识群体所认识，大机器生产衍生出的巨大的商业利润和市场也吸引了更多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具有“现代”意义的印刷出版机构因此而得以出现。印刷能力的扩大打开了更大的文化生产空间。众多中小型出版团体随之跟进，各种各样的文化因子由此而得以滋生。在这样的文化生产逻辑下，新的读者基础、作者群体得以产生。这就使得研究这一时期印刷技术何以现代、如何展开，当时的知识群体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些技术变化，这些变化与社会文化生产到底发生了怎样的联系等问题变得特别有意义。(4)
在电子影像和互联网出现之前，社会舆论的改造主要以纸质出版物为载体。无论是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与政论，还是对域外进步思想的译介，都要借助纸质出版物展开。而出版物的定期化（报纸和期刊）与批量化（书籍的大量发行），均离不开印刷技术和出版业的现代化。对于19世纪俄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发生而言，印刷技术的现代发展不仅为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而且引发了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形成了从生产到再生产的完整的运行机制。印刷出版的生产实践在俄罗斯最直接的产物就是定期出版物，以及其上发表的连载文章结集出版的著作。它们与俄国现代思想的发生过程相互缠绕，推进了俄国思想界现代性论战的发生和发展。印刷（出版）的现代化进程成为国家现代化的先声，为现代性思辨提供了重要空间和扩散动力。
一方面，这种新的文化组织机构是印刷技术所蕴含的现代性展开的结果；另一方面，印刷技术又通过这一机构和它的文化产品全方位地渗透和展开，复杂地呈现出它的逻辑力量。……新式报刊、大量图书的普及，造就了新文化产生的机制，形成了与传统文化生产和运作不一样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文化基础。印刷技术的现代展开为新的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想象和建构开辟了另外的空间。(5)
“……在这个‘现代’展开的逻辑中，技术、资本、生产、消费、市场与知识群体对于社会理想、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夹缠在一起，既围绕着新的出版机构的运作来进行，又深刻地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6)正是在18世纪的思想变革和启蒙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彼得堡站到了俄国历史和时代的潮头。
自19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如何开创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作为当时俄国知识分子代言人的别林斯基在其评论中数次提及的“公众”，应当就是公共空间的重要参与者。19世纪初的俄国民间报刊业与帝俄官方的报纸不同，它们已不再是专制政府的法令或官方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而逐渐演变为“社会”的声音，这种新的“公共”的声音所表现的园地，就是“公共空间”。
“从19世纪50年代下半叶起，即亚历山大二世继位时起，报刊成为反映社会舆论的首要手段。”(7)正是在这个时候，社会舆论成为一个通俗的概念，而且，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认为报刊是反映社会舆论的主要渠道。亚历山大二世也成为比他之前历任沙皇都更关注报刊和社会舆论的人。尽管这种监督方式还很不完善，但已是彼时“公共声音”最响亮的时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社会舆论真是糟糕，各唱各的调，但有时候人们又有一点怕它，因为它是一种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也能管用。”(8)
· 公民社会与公共舆论
哈贝马斯在其代表性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以18世纪欧洲主要国家（法、英、德）的现代化进程为背景，得出了一个马克斯·韦伯式的理想类型，分析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一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重要思想空间的产生、发展和转型。哈氏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9)这种“讨论”方式，哈氏称之为“公开批判”，其“最典型的机制”，就是报刊。
在谈及启蒙时代的公共领域首先在贵族中产生的问题时，哈贝马斯以18世纪的法国为例：“在已经崛起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在没有经济和政治职能，却有显赫的社会地位的寄生贵族的城堡中，一个属于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的领域已经发展起来了，现在它明确地变成了市民社会通过反思亮明自身关怀的场所。”(10)由此可见，尽管哈氏关于“公共领域”之启蒙作用的思考是以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西欧国家作为模型的，但其原理仍然适用于那些现代性进程曲折迂回，却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市民阶层和公众舆论的国家，尤其是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直接受法国影响的俄罗斯。
俄国当代文化史学家米留诺夫对俄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他认为17世纪的俄国还没有公民社会的因素，这一时期及之前，俄国的“舆论界”指的是神职人员、军役人员和城关工商区居民。但这些人都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没有监督权利。因此，如果“我们把那些居民社会群体、社会和阶层的组织与机构（这些社会群体和阶层的组织与机构具有特殊的、独立的社会舆论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虽与国家对立，但在当时又是合法的，为社会和国家所承认，并对官方政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看作公民社会的胚胎”，那么伴随着知识分子以及不依赖于官方观点而存在的社会舆论的出现，俄国公民社会的产生不早于1770—1800年这个范围。因为从这一时期起，“俄国知识分子社会思潮开始源源不断地产生。而此前的两个十年为这一时期做了充分的准备”(11)。
别林斯基则给出了公民社会开始出现的更具体的时间点——1812年俄法战争——“1812年自始至终都在使俄国震撼着”，它不仅“带来了对外政策上的伟大与辉煌，而且在公民意识及其形成方面也取得了成就。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作为社会舆论发端的公开性的诞生”。(12)米留诺夫认为，从1812年之后，俄国社会改革的思想就开始从最上层转向知识分子阶层。这一阶层中既有贵族也有平民，如别林斯基。他们“已经成为推动最高政权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力量：一些人专门批评专制制度脱离民族传统，另一些则抨击专制制度的欧化政策缺乏连续性”(13)。米留诺夫清楚地说明了西欧派和斯拉夫派成为俄国最初形成的公民社会组织的情况，而两派的论战则是最早产生重要影响力的社会舆论。
· 公共舆论的载体——民办定期出版物
在俄罗斯，具有新闻功能的报纸产生于彼得大帝时代，杂志则是18世纪初才开始出现。热衷于法国启蒙思想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亲自创办讽刺杂志，开了风气之先；作家、杰出出版人诺维科夫（Н. И. Новиков）和寓言家克雷洛夫（И. А. Крылов）紧随其后，分别创办了讽刺杂志《雄蜂》和《观众》，批判矛头直指俄国农奴制。定期出版物开始逐渐成为启蒙本国公众最重要的思想阵地。俄法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更是在此基础上直接催生了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保罗一世政治政策的日趋保守化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俄国贵族自由主义者们对民主制度的想象和对封建专制的批判都与日俱增，他们意识到“开明专制式的”启蒙终究遮蔽了本质问题，而官办的讽刺刊物只能隔靴搔痒。于是大量的民间资本投入到出版业中来，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与民间报刊纷纷出现。卡拉姆津（Н. М. Карамзин）的《莫斯科杂志》与《欧洲导报》代表了19世纪初启蒙杂志昙花般的短暂灿烂。1812年俄法战争、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和此后到来的尼古拉一世的黑暗统治，逐渐使得伴随着彼得改革出现的俄国思想界“西化”与“俄化”之争终于发展成为明确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思想论战。而专制制度下的思想论战很难通过议会、政党和选举等方式实现，只能寄托于文学类出版物。因此，19世纪30年代前后，以《祖国纪事》《北极星》《涅瓦观察家》《望远镜》等为代表的，由兼具思想性和影响力的作家借助贵族投资创办的高水平政治—文学刊物纷纷登场。
“我国由作者独创的杂志，到18世纪末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诺维科夫和卡拉姆津），在出版物（大量丛刊的出现）向专业的、大部头杂志的形式发展，并广泛吸收了作者意见和读者的阅读期待后，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转向社会—文学模式。专业的文学创作、与历史更替的根本原因相关的社会生活的剧变、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和预见，都在要求用新的眼光看待定期出版物的特殊性与任务。”(14)
由此可见，19世纪初的俄国，具有真正批判意识的公共领域，直接针对农奴制改革和君主专制的“公众舆论”，已经开始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那些具有“显赫的社会地位的寄生贵族”中形成。著名文学史家米尔斯基（D. S. Mirsky）也特别指出：“1825—1834年这10年的重要性便在于，俄国期刊业于这一阶段开始了其不间断的历史。尽管这是一个书刊检查非常严格的时期，这10年以及接下来的20年间的期刊人仍体现出勇敢的独立姿态，即便不是政治上的独立，亦至少是一般文化问题方面的独立。仰仗他们的努力，社会舆论开始形成。”(15)前面提及的刊物都以不同的政治姿态和文字格局发挥着现代报刊所应有的“典型机制”：与公共权力机关（沙皇政府）就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各个领域的问题进行“公开批判”和“讨论”。这其中，普希金创办的《现代人》(16)最具代表性。
在俄国19世纪群星闪耀的文学史中，《现代人》杂志成为一连串如雷贯耳的伟大名字的幕后推手。没有它，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费特、丘特切夫、涅克拉索夫（Н. А. Некрасов）、冈察洛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星光或许不会如此耀眼。其30年的存在史记录了19世纪俄罗斯思想界从贵族自由主义时期到革命民主主义时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它既非近代俄国的第一本文学杂志，也非寿命最长和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却以其文章之原创特色、发掘作家之独到眼光和始终引领时代风潮之思想倾向，成为同时代众多文学刊物中的翘楚；它的诞生、论战、转型和退役，都是极具现代意义的文化事件。在变动不居的时代大潮中，它并不是屹立不动的灯塔，而是勇于前行的冲浪者。它让自己成为祖国艰难曲折的现代性进程中的见证人和支持者，而不是仆人和敌人。所有这一切精神内核，都体现在它的名字上：“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
《现代人》杂志的创办
文学季刊《现代人》1836年由普希金创刊，1866年停刊。俄语современник有两层含义：“同时代人”和“现代人”。普希金将杂志以此词命名，也取了这双关之意——既表明了刊物关注当下问题的时代感，彰显了刊物文章的“现代文风”，还预约了读者的性质：具有现代意识的同时代人。“‘现代人’作为刊物的名称，既明确了办刊战略，也是统领杂志的核心要素，更使这本普希金的刊物成为一个符号：时代的‘同义词’和‘对培养新型读者的期待’。”(17)
尽管诗人生前只出了四期，但俄罗斯学界并未忽略这份刊物在本国文学史和新闻史上的价值及其在普希金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从刊物诞生到苏联时代再到现在，对“普希金的杂志活动”和“《现代人》杂志”的研究都未曾中断，最近十年还有复兴的迹象。什克洛夫斯基（В. Б. Шкловский）和艾亨鲍姆（Б. М. Эйхенбаум）就曾说：“……（普希金的）杂志现在仅仅作为特殊的文学形式就能够存在。它不应只作为文学的一部分被研究，我们应研究它与整个文学进程的关系。”(18)
而中国学界关于19世纪俄国文学的研究成果虽汗牛充栋，却远远没有重视当时的文学定期出版物（报纸、杂志）与作家和作品成长的密切关系。对于普希金，我们也多将目光集中在他的文学成就上，几乎忘记了他创办的《现代人》“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获得了不可改变的光荣地位，成为俄罗斯最优秀的刊物之一”(19)。
普希金对文学事业具有的“野心”和对国民启蒙具有的深切责任感无须赘言，每一位读者都可从他那些经典诗歌、小说和文艺评论中深切体会到。他创办杂志也源自这种“野心”和“责任感”，因为他认为“报纸杂志能够引领俄国公众的思想”(20)。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普希金周围就团结了一批有着共同理想和远大抱负的自由主义贵族，他们都致力于通过创办文学刊物呈现祖国与人民的真正面貌，充分表达文学与政治理念。“（普希金）一直致力于组建一个思想一致的作家小组，并使之成为文学进程中的领袖，因为他明白，文学的发展与杂志的发展直接相关。”(21)19世纪20年代初，“普希金文学圈”（Пушкинкий кружок）基本成形，诗人茹可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П. А. Вяземский）、杰里维格（А. А. Дельвиг）、克拉耶夫斯基（А. А. Краевский）、奥多耶夫斯基（В. Ф. Одоевский）和普列特尼奥夫（П. А. Плетнёв）等都为普希金提供了文学和生活上的巨大支持。
19世纪30年代的俄国首都彼得堡，垄断报刊市场的是被称为“三驾马车”的报纸《北方蜜蜂》(22)的主编和发行人布尔加林与格列齐，以及杂志《读者文库》的主编森科夫斯基。这两种报刊是至今俄罗斯学界都公认的庸俗之作，它们一边以奴上媚下的姿态赢得大量订户，一边排挤真正有作为的年轻人。生于20世纪、侨居英国的米尔斯基在其《俄国文学史》中严肃论及布尔加林：“他是一位聪明但非常庸俗的杂志人。他的报纸销量最大。他利用其影响打击所有年轻、独立的天才人物。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莱蒙托夫以及40年代的自然派均轮流做过他的敌人，为打击这些敌人，他不惜采用公开或隐蔽的一切手段。”(23)
祖国文学报刊出版的混乱局面促使普希金坚定了创办一份优秀杂志的决心。他不能忍受这些御用文人的阿谀和庸俗，更不能容忍低劣的文学作品和浅薄的评论成为公共领域的主流：“森科夫斯基的事业取得的惊人成绩说明，会说俏皮话且有时厚颜无耻的布拉姆别乌斯男爵(24)完全正确地看清了社会需求……”(25)就连起初并不十分看好《现代人》杂志的别林斯基也高度评价普希金的追求：“普希金创办《现代人》完全不是为了跟《读者文库》攀比，而是为了俄罗斯能够拥有哪怕一份出版物，能够让才华、知识、坚韧和独立于商业目的之外的文学思想找到一席之地！”(26)
1831年普希金在文章《评论中的评论》中直言不讳：“报纸撰稿人的集团是我国那些想要控制公众思想的人的温床。这些人以自己的不负责任、反复无常、贪得无厌或厚颜无耻在公众眼中自我贬低。……但愚蠢或中庸并不能左右杂志的垄断，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也经受不住出版杂志的考验。”在回答“报刊的使命”这个问题时，普希金并不承认俄国官方报刊做了正确的努力：“我倒要问问：《北方蜜蜂》凭什么操纵俄国大众的公共思想？这‘北方的墨丘利(27)’里能有什么声音？”(28)可见，普希金清楚地认识到，当时占据最大市场份额的俄国报刊里并没有出现“公开批判”的声音，只是官方愚民政策的操盘手。
“出版自己的杂志的想法在普希金头脑里是慢慢形成的，这想法与他复杂的文学活动条件（同布尔加林和格列齐的斗争）密切相关。但在19世纪30年代初，随着他文学活动的发展变化，创办杂志对普希金来说已经成为必须要完成的事业了。”(29)几乎整个19世纪20年代，普希金都在流放状态中，出版杂志的理想无法实现。1832—1833年，普希金、茹可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共同向政府提交了一个出版杂志的方案，但未被批准。普希金仍未气馁，他认真比较各类外国与本国新型刊物中的“商业倾向”与组织者、结构、选题等诸多专业问题。1835年12月31日，普希金第三次向宾肯多夫伯爵(30)提出创办刊物的申请：
有一小事相烦大人：卑职想于明年，即1836年，出版四卷纯文学（如小说、诗歌等）、历史性、学术性作品，以及国外文学评论，类似英国的《评论》季刊(31)。卑职没有参加一家杂志的工作，没有收入；出版上述作品，可为卑职提供再次自立之机，同时也使卑职得以把已经动笔的著作写下去。如能遂愿，这将是陛下赐予的又一洪恩。(32)
这份充满着乞求和谦卑的申请终于得到批准，但评审委员会提出了不许出“政治栏”的条件，且该杂志除接受普通检查外，还要经过军事、宗教、外交和宫廷四个检查机关的审查。尽管被批准出版很令其意外，但此前普希金对杂志栏目、编辑团队和组稿计划都已经有了成熟的设想。1836年4月11日，《现代人》第一期正式出版。
普希金主编的《现代人》杂志共出版了四期，1837年年初的第五期也由他亲自主编，文章都已选好，却因诗人在决斗中意外离世而中断。
《现代人》的办刊理念与特色
普希金曾说：“《现代人》杂志出版人从未就自己的杂志发表过任何纲领”，因为“‘文学期刊’一词已经包含了足够的解释”。(33)的确，从他为《现代人》设计的栏目与整个四期的选稿来看，文学性是最重要的考量标准。
首先，杂志中既有德高望重的名家，也推出生龙活虎的新人。这里既可以看到茹可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理、维亚泽姆斯基等作家的大名，也可以看到彼时初涉文坛却极有天赋的丘特切夫。普希金能够在创刊号上同时刊发新老两代作家的作品，既说明了他本人在俄国文坛的影响力，也证明了他发现新人的好眼光。
其次，《现代人》的文章绝大多数为俄国作家原创，这是与同时代国内外刊物相比最显著的特色。以英文杂志《爱丁堡评论》和《评论》为代表的外国刊物多是“纯粹的评论。所有的内容仅仅是把一本本书和一篇篇文章摆在一起”(34)。而国内的文学刊物又往往以译文为主：“《读者文库》和《北方蜜蜂》甚至大量引用外国报刊文章。反而是在仅仅四期的《现代人》里，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对艺术文学的贡献——散文、诗歌、回忆录和题材独特的文章。”(35)与不敢肯定其文学影响力和市场价值的新人作品相比，刊登欧洲经典作品译文和评论显然更能保证销量和书刊审查通过率，但这不是普希金的胆识和文学理想。他就是想以俄国最优秀的原创作品向俄国的“现代人”展示俄语的魅力、俄国作家的价值、俄国人的思想、祖国和世界。
再次，杂志十分注重散文的技巧和思想。众所周知，普希金本人的散文与诗歌语言，最显著的特色是“简明清晰”“深沉明朗”“尖锐犀利”。1822年他在《论散文》中写道：“准确而简练——这就是散文的首要特点。散文要求有思想，思想——没有思想的华丽辞藻是什么用处也没有的。……如果老是沉溺于对已逝青春年华的回忆，我们的文学是很难向前发展的。”(36)这些对散文语言的技巧、思想性和论战性的要求，全都被普希金贯彻在自己的杂志中。于是，经过一年的积累，普希金的《现代人》杂志为整个俄国散文创作的快速发展与巨大成就做出了奠基人和旗手般的贡献：“19世纪30年代俄国文学中散文的比例得到了增长，散文的体裁和语言的边界得到了相当大的扩展，这些进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现代人》发表的作品来引领的。”(37)
虽然普希金的《现代人》只分了三个专栏：“诗歌”“散文”和“新书”，表面看去的确是一本纯文学杂志，但细看目录就可发现编辑的匠心：“诗歌”一栏中长诗、短诗、抒情诗、叙事诗精心搭配；“散文”一栏则显示出杂志的综合性，亦看得出出版人对国情、历史、西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前沿动态的关注。每期都会有游记、笔记、科学通讯、传记、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如创刊号中的《巴黎游记》《巴黎数学年鉴》和《论1834和1835年杂志文学运动》，第二期中的《拿破仑传》《俄罗斯科学院》《法国科学院》等；作为同情十二月党人运动的自由贵族，普希金还在自己的杂志中延续了十二月党人刊物的传统——关注1812年俄法战争，发表了不少战争亲历者的日记。“新书”一栏更是《现代人》的特色，致力于推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最新作品，甚至涉及机械和医学领域。
普希金为《现代人》选择的文章，不仅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还具有文献性、新闻性、政论性和批评性。1812年俄法战争和十二月党人运动的意义；国家的发展变革与农民问题、教育问题、妇女问题；俄国文学中的极端浪漫主义、市井庸俗习气与官僚主义……这都是普希金《现代人》的主题，也正是民族国家现代性进程中最核心的问题。
1836年创刊号上的文章《论1834和1835年杂志文学运动》(38)明示了《现代人》的办刊理念，在俄国思想界影响极大。文章指出：“杂志文学是一种生动的、新鲜的、广开言路的、反应敏锐的文学。”它的声音应当是“整个时代和世纪的各种意见的忠实代表”。针对当时俄罗斯众多杂志缺乏明确的办刊方针和文学理念的状况，文章还专门提出文学刊物应当有明确的调子和权威，并特意指出编辑的精神核心作用：“编辑应该是一位著名人物。整个杂志的信誉建立在他的身上，建立在其独创的文体，人人能理解的生动有趣的语言，及其固定不变的朝气蓬勃的活动上。”(39)正是将普希金这样的文学觉悟、眼光和时代责任感作为贯彻始终的办刊宗旨，《现代人》杂志才会成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聚宝盆。仅是1836年一年（共四期），就出现了普希金的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果戈理的《鼻子》《马车》和《公务员的早晨》等传世之作。
创刊号上还发表了А.И.屠格涅夫的游记《巴黎简史》（后三期连载）。历史学家屠格涅夫以一个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的视角，十分细致敏锐地了解和观察了他那个时代西欧的生活：法国国务活动家们的特点，戏剧创作情况，文学沙龙场景，夏多布里昂、雨果等作家的最新作品，并介绍了巴黎新出版的杂志和书籍。尽管被书刊审查员删掉了几乎所有的政治内容，普希金仍称赞其为给俄国读者启蒙所“提供生机的氧气”(40)。此类通讯—游记后来成为《现代人》一大特色，也成为同时代游记的榜样。
普希金为《现代人》杂志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很难想象当时深陷毁谤和屈辱的诗人仍然能够呈现出完美的文学作品和高质量的四期杂志。(41)《现代人》杂志是1836年俄国文学编年史中最重要的文化事件。短短一年内，它的指导方针、编辑体例、文章质量与思想性就使之卓然屹立于俄罗斯报刊界。“每一篇发表在《现代人》上的普希金的政论文和艺术作品，都成为刊物立意的标杆和领头羊。普希金的《现代人》在呈现问题的深度与意义方面，在文体的多样性和批评的敏感度方面，都做在了涅克拉索夫接手杂志之前。”(42)
1837年1月普希金去世，他的“圈”中好友茹可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和普列特尼奥夫等人立刻接替他办了一年《现代人》。1838年，普列特尼奥夫正式成为杂志的常任编辑和出版人，将《现代人》原先固定的三个栏目“诗歌”“散文”和“新书”细化为至少八九个栏目，其中常设栏目有“当代大事记”“批评”“新书”“现代笔记”“中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和“诗歌”等。1841年起又新推出了“历史”“民族志”“壮士歌”“天文学”“性格与风俗”等不定期栏目。栏目虽多却少了调性，选稿也缺乏明确的主题。加之普希金去世后主动给《现代人》供稿的重要作家越来越少，刊物不得不增加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评介。这样，《现代人》原有的原创性、现代性特色变得日渐模糊，文学水准直线下降。几年间唯有1842年总第27卷上发表的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和短篇小说《肖像》成为最大亮点。1843年，普列特尼奥夫将《现代人》改为月刊，编辑体例更加凌乱，出版时间亦不准时，杂志越发走向下坡路，进入了近4年的维持期。
1846年10月，诗人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И.И. Панаев）高价租下了《现代人》刊名，接手杂志的出版和主编工作，并很快邀请到别林斯基加盟。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重新确立了刊物的特色与品位，将凌乱的栏目设置整合为“文学”“科学与艺术”“批评与书目”“杂谈”与“时尚”五个常设栏目，编辑逻辑十分清晰，内容亦重归对国家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赫尔岑的长篇小说《谁之罪？》、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日常生活史》(43)等分别围绕农村问题、城市贫民、封建制度改革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等国家现代性问题，开始在1847年的《现代人》上连载，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并埋下最终走向革命民主主义道路的思想线。很快，《现代人》开始复兴，发行量逐月上涨。
1848年欧洲爆发革命浪潮，帝俄书刊检查机关加强了对杂志的监视；同年5月，别林斯基去世，《现代人》又进入第二次低潮期。1852年9月，《现代人》发表了托尔斯泰的《童年》，成为这位19世纪俄国最伟大作家的第一个伯乐。此后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费特、安年科夫等人一起成为《现代人》最重要的撰稿人，与杂志一起互相成就彼此：作家成为大师，杂志则重回俄罗斯思想界的前沿。
1854年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为《现代人》的编辑和作者。他以自己尖锐的、急风骤雨式的文学批评和空想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及一元化的编辑思路，很快将杂志风格社会政治化。他的强势引发了《现代人》编辑部老一代合伙人德鲁日宁、波特金、格力高洛维奇和屠格涅夫的强烈不满。作为贵族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本身就对平民知识分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美学观和政治思想持有异议；而后者也在努力引进自己的同道中人，排斥自由贵族。1856年德鲁日宁率先离开《现代人》，并很快在《读者文库》上同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展开论战。1857年，杜勃罗留波夫应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邀加入编辑部，负责“批评与书目”栏目。同为平民知识分子的杜勃罗留波夫比车尔尼雪夫斯基更加激进，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篇篇檄文严重挤压了自由贵族的文学作品，加剧了自由贵族与平民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1858年，编辑部里所有的自由贵族：波特金、安年科夫、托尔斯泰、冈察洛夫、费特、屠格涅夫和格力高洛维奇先后退出了《现代人》杂志。他们都“将位置让给了领导者的同道中人：米哈伊洛夫、舍尔共诺夫、安东诺维奇、叶里赛耶夫等，这些人以其平民知识分子的出身获得了优先地位”(44)。尽管自由贵族作家们的离开是《现代人》的巨大损失，但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涅克拉索夫没有勉强挽留，他已经看到了贵族自由主义思想大势已去，由平民知识分子引领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更符合帝制改革呼声高涨的19世纪50年代末的新国情。
1858年，《现代人》已经由最初的以“文学性”为核心的刊物，变成了以“社会政治性”为核心的刊物，其重心更加偏离了文学，转向政治、经济、哲学和历史的主题，成为平民知识分子思想的中心。杂志的文学观和政治观转向反而使其影响达到了历史最高点。1859年订阅量已经涨到5000份（1847年低潮期时不到2000份），1860年6000份，1861年7000份。
但1861年也是杂志由极盛转衰的一年。9月编辑米哈伊洛夫被捕，11月杜勃罗留波夫去世，次年2月，刊物官方发行人巴纳耶夫去世。此外，随着民意党人的革命恐怖活动逐渐增多，《现代人》编辑部又被加强监管，并于1862年6月因“有害思想倾向”被勒令关停8个月。同年7月，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现代人》开始急剧衰落。1863年2月，《现代人》复刊，涅克拉索夫邀请著名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加盟。然而一年后谢德林也被迫离开了《现代人》编辑部。
1866年4月4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暗杀，这一事件成为压垮《现代人》的最后一根稻草。政府认定《现代人》杂志就是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思想的最中心。1866年5月号上，《现代人》杂志宣布：“根据最高指示，‘由于有害的思想倾向，该刊按规定无条件停刊’。”《现代人》就这样走完了它整整30年历史。
哈贝马斯认为杂志作为对报纸的补充，并不在于其传播新闻的功能，而在于其主要刊载文艺批评和政治评论文章。很显然杂志是同启蒙思潮同期发生的，它是国家现代性进程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它以其大容量、长效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在启蒙运动中承载了与报纸不同的政治和教化功能：“通过对（杂志中）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公众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充满活力的启蒙过程。”(45)
无独有偶，民族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又从现代性民族构想的角度重提了报刊的作用。他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和立国之后，都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种公开化、社群化的对国家现代性进程的想象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介：小说和报纸。因为“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每一个共同的单位时间内，“报纸的读者们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样的报纸同样在地铁、理发厅或者邻居处被消费时，更是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虚构默默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不寻常的信心。而这就是现代民族的正字商标”(46)。
也就是说，报刊出版后，人们都会在几乎同一时间读到同样的故事、新闻、传记、政策和评论，而这些内容都关乎对民族国家的想象。正是经过这种共时性的阅读，互不相识的人们就会在同一个时空中找到思想一致的人，成为一个读者群，一个对现代国家拥有共同想象的社群。反过来，报刊的创办者对国家现代性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和理解，既反映在文章和撰稿人的选择上，也反映在他们对目标读者群的设定上。拥有共同想象的社群与思想一致的印刷媒体之间形成的合力，成就了一个个不同倾向的思想场域。
俄国的现代性进程由彼得一世启动，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启蒙运动”（开明专制）发展到了高潮。但这种由专制君主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现代化变革从一开始就带有“空心”的特征：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对西欧现代科学和现代器物的拿来主义态度与刻意忽略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俄国民众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认识，就如他们的统治者所希望的那样，大多停留在“器物”的层面，停留在资本主义经济、西方自然科学所带来的“光晕”之中，精神（思想文化政治）层面的现代性则相当滞后。要经过专制君主漫长的自我启蒙之后，在政治和教育等思想领域中开始真正传播西方启蒙思想精髓时，俄国公众才会在精神层面上真正思考和主动参与国家的现代性进程。
于是，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都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精神”的漫长的时间差。从彼得一世时期开始创办第一份官方内部传阅的手抄报到单纯发布外交、商业信息的政府公报，再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官办讽刺刊物流行，再到19世纪20、30年代莫斯科和彼得堡民办报纸和杂志“井喷”，这个过程就是俄国报刊业从消息载体走向思想场域的历史；是其作为“公共领域”，引领“公众舆论”，构建“民族想象”的功能从无到有的历史。
别林斯基说：“如果存在时代的精神，那么就存在时代的形式。”(47)《现代人》杂志由民间资本支持，由全俄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诗人普希金主编和发行，由自由贵族精英团体（普希金文学圈）供稿，又刚好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正是俄国思想界从贵族自由主义向平民革命民主主义转变的30年，也是整个19世纪俄国从君主到知识界思想变化最激烈的30年；杂志从1836年创刊到1866年停刊，从创刊时期的强调思想性与文学性，到40年代陷入折中和平庸，再到50、60年代鲜明的政论体文风，恰恰是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二世到亚历山大三世四任沙皇“保守—摇摆—开明—保守”的政局风向标。而这份刊物的命运也完全是俄国知识界思想激烈冲突，俄国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剧烈动荡，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典型写照。
《现代人》以“时代的形式”完美诠释了“时代的精神”，为觉醒的俄国公众营造出良性的、可充分想象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公共领域。“杂志为整个一代俄罗斯人建立了思想体系。它不仅是俄罗斯历史进程中重要层面之一的19世纪中期的代言人，更是那个时代内在意义的创造者。”(48)
(1) 庄俞，《鲍咸昌先生事略》，收入《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页。
(2)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的概念》，曹卫东译，收入汪民安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8—194页。
(3) T. C.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焦东建、董茉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01页。
(4) 雷启立，《印刷现代性与上海启蒙文化》，收入许纪霖、罗岗等著《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67、68页。
(5) 雷启立，《印刷现代性与上海启蒙文化》，收入许纪霖、罗岗等著《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86—87页。
(6) 雷启立，《印刷现代性与上海启蒙文化》，收入许纪霖、罗岗等著《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07页。
(7) 鲍·尼·米留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0页。
(8) Биография, писма и заметки из записной книжки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СПб.,1883, С. 356.
(9)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钰、刘北城、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10)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钰、刘北城、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80页。
(11) 米留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9、270页。
(12) Белинский В.Г.,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М., 1955.Т. 7, c. 446-447.
(13) 米留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0页。
(14) Фрик Т.С.,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А.С.Пушкина как единый текст. Томск: Изд-во Томск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9, C.6.
(15) 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6页。
(16) 本文中凡涉及《现代人》杂志的内容而没有注明参考文献的，都来自杂志本身，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资料室。
(17) Фрайман И.О., Заглавии пушкинского журнала Рус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14: Сб. Науч. Работ молодых филологов. Тарту, 2003, c.60.
(18) Шкловский В.Б., Журнал как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форма. Шкловский В.Б. Гамбурский счет. СПб., 2000.Тынянов Ю.Н. Пушкин и 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М.:Наука, 1969, c.226.
(19) Лотман Ю.М.,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Биография писателя, СПб.Азбука-Аттикус, 2016, c.269.
(20)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журнал А.С.Пушкина, 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8. Полн.собр.соч.: В 10т.-л.1977-1979, c.258.
(21) Фрик Т.С.,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А.С.Пушкина как единый текст, Томск: Изд-во Томск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9, c.16.
(22) 布尔加林（Ф. Булгарин）与格列齐（Н. И. Греч）于1825年在圣彼得堡创办了政治-文学报纸《北方蜜蜂》（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1825—1831年之间每周三期，1831—1859年变成日报，发行量很大。沙皇第三厅是二人的幕后支持者，报纸实为沙皇的忠实眼线。报纸以庸俗的文学作品和拥护封建专制的政论文章取悦保守贵族、官僚、商人和小市民，且商业气息浓厚，遭到普希金为代表的贵族自由主义者们的鄙视。
(23) 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7页。
(24) 森科夫斯基常以这个杜撰的假名和头衔发表文学作品，以轻松笔调和浅薄技巧博取读者喜爱。
(25)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журнал А.С.Пушкина. 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8. Полн.собр.соч.: В 10т.-л.1977-1979, c.276.
(26) Громова,Л. П.,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ⅩⅢ-ⅩⅠⅩ веков. Изд.СПБ.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3, c.276.
(27) 墨丘利：Меркурий，罗马神话中的神使。普希金用此比喻，取其“能言善辩，见风使舵”之义。
(28)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журнал А.С.Пушкина. 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8. Полн.собр.соч.: В 10т.-л.1977-1979, c.258.
(29) Тынянов Ю.Н., Пушкин и 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М. Наука, 1969, c.165.
(30) 宾肯多夫：Александр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Бенкендорф（1783—1844），俄国国务活动家、伯爵、帝国办公厅三厅厅长，负责全俄书刊审查。
(31) 这一点非常有趣：哈贝马斯认为在新闻检查制度废除之后，公共领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理性批判精神进入报刊，使得报刊变成影响政府决策的有力工具的典型代表。而他最为推崇的报刊，正是英国作家笛福出版的季刊《评论》（Review）。他认为笛福是第一位职业报刊撰稿人，他第一次真正把“党派精神”变成“公众精神”。（哈贝马斯，1999：70）普希金在如此谦卑的申请书中，对自己杂志的描述，却恰恰是“类似英国的《评论》季刊”，这是怎样的勇气和智慧？！
(32) 普希金，《致A. X.宾肯多夫（1835.12.31于彼得堡）》，吕宗兴、王三隆译，收入沈念驹、吴笛编《普希金全集》（第9卷），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25页。
(33) 普希金，《普希金全集》（第6卷），邓学禹、孙蕾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15页。
(34) Казанский Б. В., Западные образцы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Пушкин, Временник Пушкин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1941. Т. 6, C.376.
(35) Казанский Б. В.,Западные образцы,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Пушкин, Временник Пушкин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1941. Т. 6, c.376-377.
(36) 普希金，《普希金全集》（第6卷），邓学禹、孙蕾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37) Гиллельсон М. И., Пушкинский, Современник,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журнал издаваемый Александром Пушкиным,приложени к факсимильному издфнию, Книга, 1987, c.14.
(38) 文章未署名，实为果戈理所写。
(39) Гоголь Н.В.,О движении журналь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1834 и 1835 году,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1836), c. 192.
(40) Гиллельсон М. И., Пушкинский, Современник,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журнал издаваемый Александром Пушкиным,приложени к факсимильному издфнию, Книга,1987, c.15.
(41) 1836年一年，普希金自己也在《现代人》上发表了文学评论、政论、推荐书目等共计二十余篇，他还为接下来的刊物准备了十余篇文章；而他的私人生活却深陷沙皇监视、债务和情感危机的泥淖之中。
(42) Громова Л.П.,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ⅩⅢ-ⅩⅠⅩ веков. СПБ.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3, c.279.
(43) 中译本也作《彼得堡之恋》。
(44) Громова Л.П.,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ⅩⅢ-ⅪⅩ веков [M]. Изд. СПб.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3.
(45)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钰、刘北城、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4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23、32页。
(47) 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 В13 т., М.,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53. Т. 2, c.276.
(48) Прозоров Ю.,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К стопятидесятилетию выхода в свет первого номера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Нева, 4(1986), c.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