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审美现代性：俄国文学的城乡书写

刘文飞

俄国作为欧洲一个在文明和文化上相对后起的国家，始终把如何追赶西欧诸国、成为列强之一当作民族抱负和国家重任，由此而来的结果，既有它东突西进、此起彼伏的扩张欲望，也有它左顾右盼、瞻前顾后的道路焦虑，既有它愤世嫉俗、慷慨悲壮的自省精神，也有它孤芳自赏、抱守残缺的弥赛亚意识。别尔嘉耶夫等俄国哲学家归纳、总结出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矛盾性和极端性，既是这种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了这种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推进剂或助燃剂。

俄国境内外均有许多人士认为，俄国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因为促使欧洲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几场重大运动，如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等，均未能波及俄国，俄国从此与西欧拉开距离，“俄国与欧洲”从此成为一个相互对立的命题，两者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但是，如果我们不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和资本化，而视为一个趋向理性、公正和合理的动态过程，那么，在俄罗斯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许多关键节点的。比如，公元988年的罗斯受洗，使俄罗斯民族融入基督教大家庭，基本确立了俄国文化的欧洲属性；17世纪的彼得一世改革，是一场向欧洲诸强看齐的大动作，也的确使俄国挤入了欧洲强国的行列；1812年抗击拿破仑战争及其胜利，使俄国首次成为“欧洲的救星”；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罗斯民族，尤其是俄罗斯民族精英强烈的现代民族意识高涨的结果；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应被视为俄罗斯国家现代化进程上的最醒目路标，之前人们在谈论俄国农奴制改革时，总喜欢说这是一场“不彻底的改革”，殊不知“彻底的改革”，也就是革命，其过程和结果往往都是很难与其愿望和设计相吻合的，甚至相去甚远。俄国农奴制改革在时间上其实早于美国总统林肯发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1862），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社会，其实是社会的上下层、左右翼、皇权和神权等相互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1917年的十月革命，当然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现代化运动，把人类由来已久的“大同”理想付诸实践；而始自戈尔巴乔夫、经叶利钦再到普京的俄国社会重构，其实始终暗含着一种构建现代国家的内在冲动。由此不难看出，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或曰现代化国家，数百年来一直是俄罗斯民族的不懈追求。

那么，在俄罗斯国家和民族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俄国文学发挥过怎样的作用？与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密切相关的现代性、现代意识等因素，在俄国文学中又有着怎样的渗透和律动？这便是《火车上的安娜：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城乡叙事的现代性》这部专著所诉诸的问题。作者在俄国文学研究中再次显示出她独具的慧眼，在这部新著《火车上的安娜：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城乡叙事的现代性》中，通过对俄国文学的城市书写和乡村书写的对比，她敏锐地发现了在俄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或隐或显的现代性问题，一如她在先前那部题为《“兄弟”的隐喻——苏联〈真理报〉的中国形象建构》的专著中，借助对苏联《真理报》的中国报道的分析，找到了中国形象在当时苏联的建构路径。

通过对果戈理、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别雷、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等阿克梅派诗人，叶赛宁、布尔加科夫等反乌托邦作家之创作的分析，该书敏锐地呈现出了这些作家创作中城市书写与乡村书写的对峙和对立，并尝试解读这种对峙和对立之中所蕴含着的作家的心理动机、写作的审美逻辑以及文学的社会立场。作者得出一些饶有兴味的学术发现，比如，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文学论战，“多余人”“新人”的思想变化轨迹是在城乡叙事之间完成的；果戈理有意无意地成了俄国文化现代性思考和叙述的始作俑者；普希金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的毕巧林和屠格涅夫的罗亭，都是“城里人下乡”，却并没有在田园中找到诗，而冈察洛夫的亚历山大、奥勃洛摩夫和赖斯基，都是“乡下人进城”，也没有在都市中看到真正的现代神话；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城市叙事代表了大改革之后俄国思想界城市观的两极；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城乡叙事策略；契诃夫的写作是一位典型的平民知识分子对祖国后发的、外源性的现代化进程的综合考察，是一名出生在外省的小市民作家对现代市民阶层与介于宗法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乡村状况的现代性批判，如此等等，都很精彩。但是，这部著作最大的价值，在我看来，仍在于它有可能会使我们意识到以下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是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张力。所谓“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复杂、无比含混的概念，它关涉不同领域，既有国家和社会的现代性，政治和经济的现代性，也有文化和思想的现代性；它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既有“可见的现代性”，或曰“显见的现代性”，也有“隐蔽的现代性”，或曰“隐在的现代性”；最为重要的是，现代性自身就有可能是矛盾的、悖论的，即所谓“审美的现代性”和“工具的现代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如本书作者所言：“一个国家的近现代文学与其祖国的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是共谋和冲突的紧张关系，也是工具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共生与对抗关系的表征。”现代性和现代化原本就是一种既共生又对抗的关系，如果说现代化主要体现在物质文明层面，那么现代性就主要存在于精神层面；如果说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社会不断走向趋同和一统的宏大潮流，那么现代性往往就是个体用来捍卫自由和差异的最后武器。

其次，是在面对俄国的现代化追求和现代化历程时，俄国文学体现出的触目惊心的矛盾性。俄国文学就总体而言是服务国家的，是弘扬民族精神的，我在一篇题为《俄国文学与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文章中曾说，即便是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面对官方和现实时的态度也是“小骂大帮忙的”。俄国文学从19世纪中期开始崛起，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最终登上世界文学的巅峰。俄国文学的崛起既是俄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结果，反过来，崛起的文学又极大地促进了俄国社会的发展，俄国文学因此成为俄国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文学中心主义”由此成为俄国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巴格诺教授就曾把俄国文学的崛起时间定位在1880年左右，因为在这一年相继发生了许多重大文学事件，如俄国第一座文学家纪念碑——普希金纪念碑在莫斯科的落成，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单行本的出版，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去世。到此时，整个世界才突然意识到俄国文学的伟大成就，并进而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普希金演说》中所言的那样，也意识到了俄罗斯人伟大的创造能力和创造精神，换句话说，俄罗斯民族的现代意识，俄罗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借助俄国文学的形式和途径展示给了整个世界。但是，在世界各主要语种文学中，俄国文学面对现代化进程及其结果的态度似乎又是最为矛盾的，俄国文学中始终贯穿着的城乡叙事的并立和对立，自身就构成一个明证。面对作为现代化结果的城市、铁路、机器等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变化，俄国作家们大多流露出了程度不等的戒备甚至恐惧。甚至可以说，处在城市书写和乡村书写两者对峙之间的俄国文学往往是反现代化的、反城市化的、反商业化的，对作为城市化和商业化之社会和心理结果的“市民气”和“庸俗”的揭露和抨击，一直是俄国文学中贯穿的主题。但是，俄国文学在城乡叙事的对立、互动和转换中所体现出的对于人性的珍视，对于人的自由精神的呼唤，对于更合理的生存环境的憧憬等，无疑又是最具有现代性和现代意识的情感和思想，是作为人学的文学的最高体现之一，是作为伟大人道主义者的俄国作家们的思想现代性的最佳艺术显现。

最后，通过对大量这一时期俄国文学文本的细读，作者发现了俄国文学中一种城乡书写之间的对峙，发现了俄国文学在对于现代化所持的态度上、在现代性的表达上所具有的矛盾性。这并不构成一种关于俄国文学的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却只会让我们更为深刻地意识到俄国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可以断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位大作家都是富有现代性的，俄国所有的大作家也不例外；同样可以断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位大作家都是对人类的物质发展抱有警觉的，对人的精神发展抱有信念的，俄国所有的大作家也同样不例外。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介入俄国文学，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个新的、更大的阐释空间。审美的现代性，是一种最合理的现代性，是艺术家把握世界的一种合理方式，也是让我们换一种角度、从审美的角度观察和打量我们的存在历史、存在状态和存在意义的一种方式。

在结束这篇小序的时候，我想把本书作者写在书中的一段话提到全书的最前面来，以便大家更早地感觉到本书写作和出版的意义和价值：

若在俄国现代性的总体视域下，以19—20世纪俄苏文学从乡村叙事到都市叙事的空间转向为研究客体，将更好地厘清这两百年间俄国文学对俄国充满矛盾的现代化进程的观察史和思辨史。从文学叙事的空间转换来追踪俄国文学中的现代性思想发展脉络，对于更深入研究俄国文学，在更广泛的视域中理解俄国思想和文化，乃至政治经济战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意义。

祝贺《火车上的安娜：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城乡叙事的现代性》出版！作者今年又成功申报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们已经开始期待她的下一部专著了。

2021年8月31日
于京西近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