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现代性与城乡书写
何为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极具争议性、包容性和含混性的概念。从“现代”这个概念出现，就已经彰显了它的弹性和模糊的边界。但也恰恰是因为这种开放、争议和含混的特点，使得只有“现代性”方能涵盖近三百年来那发源于欧洲，从意识形态到物质生活都深刻改变了我们的，充满生机、紧张、诱惑、矛盾和反抗的精神特质。也正是出于这种解释的不确定性，思想界对它的讨论经久不衰。
溯其词源，早期中世纪拉丁文中，为了区别基督教与罗马异教，出现了以“modo”（现在、此刻、很快）为词根的形容词“modernus”，以“描述任何同现时（包括最近的过去和即至的将来）有着明确关系的事物。它同‘antiquus’（古代）相对”(1)。可见“现代”概念自古有之，意在“当下”“革新”，是对传统的挑战。但“现代性”——对“现代”性质的理解和反思——则将“现代”的边界缩小为同中世纪决裂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及其之后的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兴起与全球化蔓延。
诗人、艺术家波德莱尔说：“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2)波德莱尔从审美角度出发，既指出了现代性的不确定和有限性，也指明了它挑战传统和永恒的对立姿态。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它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本身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
政治层面的现代性，是遵从社会契约的世俗化现代国家概念的确立；经济层面的现代性，是商品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和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的崩溃，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农村和传统文化凋敝，现代大都市飞速发展。在哲学层面，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奠定了现代哲学的基础，拥有理性的主体成为自然身体和自然世界的对立面。黑格尔紧随其后，认为现代性原则即主体性原则。因此，理性成为现代性的核心观念。(3)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根据其现代性原则即主体性原则的观点，同时阐明了现代世界的优越性与危机、进步与异化的共存特征。
而英国社会学家斯图加特·霍尔（Stuart Hall）则认为，现代性是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主要社会进程的交互作用中被建构（be formated）出来的。这四个过程各自独立又彼此影响，而谁也不具有建构现代性的优先权。每一个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利弊，它们彼此之间的正负影响都合在一起，才是现代性的总体特征。
被卷入现代性的进程，既成了推动现代化的主体，又成了被现代化的对象的人，叫作“现代人”。现代生活激发出现代人前所未有的复杂体验和矛盾态度。这种“既是主体又是对象的复杂关系，便是现代性体验产生的根源”(4)。汪民安总结道：
物质性的现代性进程、被这种进程席卷而去的现代人，以及这二者之间敏感而丰富的经验关系，最后，贯穿在现代时期的对这个进程推波助澜或者相反的冷嘲热讽的各种哲学观念和时间意识；所有这些，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内容。(5)
怎样表达这种核心内容，成为现代文学的主要任务，也是我们研究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方向。
俄罗斯现代性的特点
关于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起点，学界的认识也并不完全一致。
主要观点认为彼得一世改革开启了俄国现代化的步伐。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中指出，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得从彼得大帝的改革开放算起，西欧的现代思想早就进入了俄国知识界。(6)我国历史学家钱乘旦也同意这一观点：“从18世纪开始，俄罗斯就走上了艰难的现代化里程。”(7)
苏联史学界似乎更倾向将俄国现代化进程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算起。涅奇金娜（М. В. Нечкина）认为1861年改革是“由封建农奴制社会制度进向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大转变”(8)；潘克拉托娃（А. М. Пaнкpaтoвa）说：“（19世纪）60年代的资产阶级改革虽然维护了地主的利益，同时也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沙皇俄国已经向资产阶级君主制度转变的道路迈出了最初的几步。”(9)北京大学俄国史专家刘祖熙也认为：“俄国现代化的进程始于1861年的农民改革。”(10)
严谨地说，俄国自19世纪初进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农奴制的桎梏性和农民的贫困日渐变成社会最尖锐的问题。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史称“大改革”）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出现的。它将俄国带入了国家现代化的正轨，开始正式地、全面地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里的资本主义改革。但是，代表着现代性起点的理性启蒙和都市主义，却是由彼得一世在俄国倡导和推动的。
然而，俄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由此表现出的现代性，却始终伴随着动荡、反复、曲折和思想冲突。彼得改革是这种动荡和冲突的一大动因，但他的行为并非横空出世，而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追根溯源，俄国在每一个历史的关键点上，都与欧洲现代化发展产生了错位。
· 信仰的错位
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选择东正教作为国教，从大局看，这的确“加速了基辅罗斯封建化的发展，拉近了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和西欧各国的距离”(11)。而微观上看，这次信仰上的选择也是导致日后俄罗斯与西欧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出现较大差异的源头。
其一，西欧的天主教与拜占庭的东正教在政教关系上有很大差异。西方天主教会相对独立于王权，“经1075年至1122年的历任教皇的不断努力，政教终于分离，各成体系”(12)。而此前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基辅罗斯公国才刚刚将东正教确立为国教，西方政教分离的时候，罗斯正处于东正教信仰最纯洁，国家政权与教会结合最紧密的时期。况且，依赖世俗政权始终是东方正教教会的特质之一。马克思就曾说道：“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混为一体。”(13)政教分离和国家世俗化是西方国家走向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与体制变革的起点，而东罗马帝国长期的中央集权统治对东正教的控制，以及东正教教会对巩固王权做出的巨大努力，使得后来的东正教国家均倾向于集权化的统治模式与政教合一的关系。这种政教关系的差异对日后西欧和俄罗斯在国家体制上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自然而然埋下了双方持续思想冲突的隐患。
其二，公元10世纪末11世纪初，东正教已在走向衰落。仅仅在古罗斯确立东正教为国教的半个世纪之后，公元1054年罗马帝国东西分离，基督教也随之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此后随着其中心拜占庭被伊斯兰教渗透，东正教逐渐式微，甚至差点被罗马教皇与天主教会合并。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庭帝国灭亡，除俄罗斯之外的主要东正教教区都笼罩在异教徒控制的阴影之中：“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处在土耳其人统治之下，安提阿牧首区处在叙利亚人的统治之下，亚历山大里亚牧首区处在埃及人的统治之下，耶路撒冷牧首区处在以色列人和约旦人的统治之下。”(14)尽管此时俄罗斯教区挺身而出，自称为“第三罗马”，以其纯正的信仰和统一的宗教环境为优势承担起保卫东正教的使命，但东正教在全世界的大规模衰落已不可逆转。而自基督教分裂以来，天主教作为西欧主要国家的国教，却得到快速发展和壮大。罗马公教（天主教）在西方世界的深远影响使得东正教教会所属国家逐渐被排挤出西方的阵营。
坚守着东正教信仰的俄罗斯一边力图追随西方的脚步，一边却以“第三罗马”自居，离天主教的欧洲越来越远。“基督教化之后的俄国与西欧国家之间还是保持着很大的距离，在某些方面，甚至于反而导致了基辅罗斯地区乃至于尔后的俄罗斯与西方的疏离。”(15)
信仰的错位让俄罗斯第一次主动疏离了西方思想进程的主流。
· 政治经济发展的错位
公元12—15世纪，西欧处于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的阶段，亦是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庄园经济衰落，农奴制度日渐消亡，国家凝聚力在远交近攻中逐渐增强，社会制度从封建向中央集权制度转化，城市自治出现，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为日后的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俄罗斯却恰在此时落入蒙古的野蛮专制统治。即便15世纪末伊凡三世开始民族复兴，并在16世纪初结束了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但蒙古人留下的政治遗产——专制制度和户籍制度——却对俄罗斯产生了至今无法磨灭的影响。经济发展缓慢且极不平衡，文化停滞、农业落后。虽有如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等极少数未被鞑靼占领而得到发展的商业城市，但彼时绝大部分俄罗斯城市都非欧洲中世纪式的以商业、手工业为中心的自治城市，而“基本上属于行政、军事与庄园的中心”(16)。
16世纪之后，经历了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的西欧国家，包括曾经落后的德国，都进入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国内政治经济变革和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齐头并进。而彼时的俄国还是个固守着东正教的内陆国家。不但如此，伊凡四世自立为“沙皇”，确立了统一专制的王权国家。虽说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发展以此为起点，但这种借助贵族力量征服封建领主的方式又一次与西欧封建制度的走向背道而驰。在西欧农奴制从衰落到消亡，并开始了农村资本主义化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的农奴制反而在兴起。(17)
我们看到，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各个必要因素从顺利起步到高速发展的这几百年间，俄罗斯由于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的错位，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滞后而扭曲。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拉开了俄罗斯与西方在政治经济制度上的认识差距，城市没有自治的意识便不可能出现欧洲式的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而这两者本应是国家现代化变革中的中坚力量。农奴制的兴起又使俄国农业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化之后的欧洲农业。俄罗斯的历史第二次被动地远离了西方从前现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期。
· 资本主义改革的错位
18世纪始，西欧进入启蒙运动时期，开始了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正式的以“科学”和“理性”为思想核心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此时刚登基不久的彼得一世为了争夺出海口并将内陆国家转型为海洋国家而决定迁都圣彼得堡。他取法荷兰，在沼泽地上建起了一座完全西化的国际都市，也开启了无法脚踏实地的西化改革。但与此同时，“彼得在完成其改革的过程中取得了东方专制君主的无限权力，而且广泛地使用了这一权力。……为了欧化俄国，彼得使居民在对国家关系上的无权地位，达到了逻辑的极端”(18)。
从选择国教开始，俄罗斯每一个历史节点上的重大变革都是专制君主“自上而下”的决定和强制性推广。这与基督教和启蒙思想在欧洲“自下而上”的传播属性及合法化过程均背道而驰。19世纪俄国思想家卡维林（К. Д. Кавелин）就指出：“在欧洲一切是自下而上做起，而在我们国家一切则是自上而下。”(19)这种以独裁和强制的手段传播仁爱、平等和自由观念的方式本身充满悖论。到了彼得和他的继任者那里，这个悖论变成了农奴制与启蒙、君主专制与资本主义改革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使得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先天具有悖谬的特征。
无法改变专制体制的彼得一世利用王权推动的俄罗斯现代化进程，只能是纯粹的“器物性现代化”。他亲自考察西欧、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推行官阶制度，培养了俄罗斯第一批近代化的官吏；发展现代教育、创建学校和科学院，奠定了俄国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甚至改革了国家管理制度，建立了参政院和部委，推动地方自治管理……但彼得改革的性质仍然是“剪胡子”的隐喻：剪掉胡子穿上西装说着法语，只能是占俄国极少数的上流社会贵族改变了生活方式，教化出了一个人数极少且影响力十分有限的贵族知识分子阶层。而绝大多数的农民、农奴和城市贫民既看不到改革的前景，也享受不到改革的成果。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亦是如此：既充满启蒙主义理想，也严格维护中央王权。她推行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依然只是在“器物”层面收效显著。军事力量迅速壮大，领土不断扩张；大学拔地而起、妇女地位提高；传播启蒙思想、讽刺刊物流行，培植“中间等级”……而所有这些“全面深入的改革”都是“通过王权的引导”，也都是以强化农奴制、继续牺牲广大下层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利益来实现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俄国社会文化，还奇特地将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与18世纪启蒙思想结合起来，让专门歌颂君主和王权的“颂诗”与针砭时事的讽刺刊物共处一世。沙皇俄国就在这样的“上（层）下（层）矛盾”和“左（专制）右（民主）矛盾”中走向了下一个世纪：“19世纪，正当西欧从开明专制步入议会宪政之时，俄国却渐渐地从启蒙主义向扩充无限王权的方向滑行。”(20)
无法放弃独裁专制的俄罗斯在欧洲现代化大幕正式拉开之时，带着想要走向舞台中央的梦想，却由于“开明”和“专制”的终极错位而第三次被边缘化了。
充分、完整的现代化过程，是经历了文艺复兴、基督教改革、17世纪工业革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全部洗礼的过程。英、法、德等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被视为充分完整的。它们面对现代性问题时，是阅尽千帆后的自我质疑。但对于俄国来说，整个现代化进程是残缺而先天不足的，所以当现代化的种子刚刚从西方吹落俄国土地时，首先遭遇的不是运作体制的问题，而是根本的合法性的问题。
因此，俄国的知识分子对本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尽管角度各异，但究其本质都是指向其合法性的根源的：俄国人的宗教信仰是否具有与新教一样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俄国的农村是继续保持传统的村社制度还是进行资本主义化的农村改革？俄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不是在真正的工业革命基础上形成的？当一切物质现代化表征都笼罩在沙皇专制体制之下时，俄国民众的启蒙应该如何进行？
两种现代性与两派论战
笔者认为，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现代性概念分为“可见的现代性”和“隐蔽的现代性”两个层面，将会相对清晰地厘清文学现代性的研究思路。“可见的现代性”是指观察可见的“许多不同进程和历史凝缩的结果”(21)，包括政治层面上遵从社会契约建立世俗化现代国家和自由民主政体的确立；经济层面上机器化的工业主义、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的崩溃；社会层面上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农村和传统文化凋敝、现代化大都市飞速发展、权力和理性计划配置而成的社会组织不断出现和完善，以及上述所有的功能联系。现代文学的叙事空间从传统乡村转向现代都市恰恰是对前述诸特征的综合反映，俄罗斯文学也不例外。
“隐蔽的现代性”则可被认为是支持或质疑“可见的现代性”的一组对立观念。后者是启蒙思想家强调的现代性精神的核心“理性”“秩序”和“求新”，进入现代性就是进入理性支配的统一的社会和文化；这种现代性观念认为，“越是新的，就越是现代的。它为一种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欲望所主宰”(22)。当这种观念成为“霸权”的时候，它就背离了真正的理性。于是与之对抗的现代性观念（隐蔽的现代性）对举而生，即“本质上属论战式的美学现代性”，它“以各种文化上反动的（往往是极端保守的）传统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在更高的哲学层次上说，以一种对现代性的悲观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批评的形式出现”(23)。现代文学即为美学现代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以现代性体验为表现对象，以传统宗法制乡村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都市的兴起为历史语境，来呈现现代人对各种现代生活的可能性与危机的感受和反思。这正是“隐蔽现代性”中的对立观念在书写“可见现代性”时的互搏。
可见的现代性问题愈是复杂和纠结，隐蔽的现代性层面就搏斗得愈是激烈，其文学表现就愈是富有张力和吸引力。19世纪的俄国文学正是以其对本国尤其复杂和纠结的现代性的深刻思辨与论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经历了文艺复兴、基督教改革、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等完整现代化思想洗礼的西欧国家在面对现代性问题时，主要是作为主体的自我批判。而现代化后发国家则首先面临着在现代性的“正果”与“负果”同时涌入的强烈冲击中，自身传统价值体系和社会运行规范解体的危机。“正是由于这种现代化本身的欠发达性加之俄国知识界立场的复杂性，使得现代性观念进入俄国语境时与传统文化思想产生了一系列异常尖锐的冲突”(24)，这一冲突因为1836年恰达耶夫发表的《哲学书简》被迅速激化。
恰达耶夫提出的俄罗斯“会因与西方相像而感到幸福，会因西方迁就地同意将我们纳入其行列而感到骄傲”(25)的主张全盘西化的观点，正式拉开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两大阵营旷日持久的论战大幕。西方派主张俄国效法西欧，全盘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革命与城市化成为他们歌颂的对象；斯拉夫派则肯定俄罗斯的村社制度，认为村社的共同生活方式和劳动组合都是理想俄国社会的原型，其思想根基恰在于维护乡村的本质。两派论战的文学实践成为俄国古典主义之后主要的文学活动；论战的思想倾向构成了俄国现代性叙事的思想基础；文学上则体现出明显的对城市与乡村的各自侧重。而这种在城乡叙事策略和美学倾向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则成了俄国文学现代性思辨的典型表征。
城乡叙事与俄国现代性的关系
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说：“在重构现代性历史的过程中，有趣的是探讨那些对立面之间无穷无尽的平行对应关系——新/旧，更新/革新，模仿/创造，连续/断裂，进化/革命，等等。”(26)现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和乡村书写就是这样一组“有趣的平行对应关系”，应当成为文学现代性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文学的力量不仅在于见证了现代化的发生及其所带来的空间变换，而且在于文学参与了现代化的进程，参与了地理和空间的重建”(27)，作家们的视线从乡村转向城市，再从城市回顾乡村，这种视线移动所呈现出的，绝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变化，更多的是寄托于其上的情感经验的变化：“一边是即将过去的丰美人生，一边是逗人而可能落空的未来。”(28)
作为美学范畴的现代性不仅再现了客观的历史巨变，也是现代人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冲突和矛盾给现代人带来的“震惊”体验和反思亦深刻地表现在近现代文学叙事空间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向中。19世纪的俄国文学对本国现代性的观察、记录和思考也都是以宗法制乡村的衰落和资本主义都市的兴起为历史语境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文学论战，“多余人”“新人”的思想变化轨迹正是在城乡叙事之间完成的。
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的生产》编后记中，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城市化与空间生产是列斐伏尔思想中两个交织叠合的主题。列斐伏尔向我们展示了城市化如何改变了城市的空间生产，并将全球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以全新的方式联系起来。列斐伏尔对空间问题的重新思考是在城市化背景下进行的。”(29)
城市化进程与空间生产是诸多关注国家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们讨论最多的两个核心话题，亦是各国关注现代性体验的文学作品中交织叠合的主题。社会学家们已经指出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人的空间体验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也充分地体现在文学叙事中。或隐或显，或有意或无意，但都能相当及时地反映彼时的现代性体验。这其中，城市的快速发展和乡村的变化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最为切身的体验。从乡村转向城市，再从城市回顾乡村，作家们的视线移动所呈现出的，绝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变化，更多的是寄托于其上的情感经验的变化。现代人被城市的光声色影和乡村的自然质朴日益剧烈地撕扯着。贵族们一方面想冲向城市成为官僚机构中的一员，一方面又怀念乡绅懒散诗意的寄生生活；平民知识分子们则在先进而冷漠的城市文明与落后而温暖的乡村生活之间挣扎。当这两类人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生产者的时候，现代性的焦虑就集中地从城乡叙事转换中浮现出来。
因此，若要深入研究19—20世纪俄苏文学对国家现代性的体验和思辨，对文学中空间转向问题的研究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一环。在笔者看来，研究19—20世纪俄国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当然要研究都市，尤其是莫斯科和彼得堡叙事；但弄清楚俄罗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叙事与传统的乡村叙事的区别，及从乡村叙事到都市叙事的空间转换中呈现出的俄罗斯特有的现代性问题，则是首要前提。
19世纪的俄国文学经历了农奴制的“乡村夜话”到半资本主义的“都市神话”的重要转变。这种转变表现了资本主义文明在俄罗斯乡村与城市急徐悬殊的发展过程，暗示了俄罗斯国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欠发达性。而20世纪的俄（苏）文学则在叙事空间转换上表现得更为复杂：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规则之下，一方面俄国传统的农业和乡村文化随着苏维埃一系列打击富农的政策而极度萎缩，“夜话”已被土改和集体化话题取而代之；另一方面“都市神话”变成了关于苏维埃革命、卫国战争和共产主义政治经济的神话。与此同时，从未泯灭的“俄罗斯良心”们则在“地下”进行着对乡村和都市两个空间的反乌托邦叙事。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20世纪俄罗斯扭曲的、未完成的现代性。
西方学者对俄苏文学的现代性研究，大多是循着空间视域展开的，而且更倾向于专门研究“俄罗斯城市文学与现代性”问题，尤其是“彼得堡”与俄国现代主义的关系。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学者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一直关注文学空间叙事中的现代性思想。在研究了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雷等人的彼得堡叙事后，他将19世纪的俄国（帝俄晚期）的现代主义称为欠发达的现代主义：一方面，俄国毋庸置疑地出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现代主义思潮；另一方面，“从19世纪20年代一直到苏联时代，落后与欠发达所负载的苦痛在俄罗斯的政治与文化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我们可以把19世纪的俄罗斯视为正在浮现的20世纪第三世界的原型”(30)。伯曼将19世纪俄罗斯现代性的文化表现总结为三个方面：1.在几乎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创造了世界级伟大文学的一个分支；2.创造了一系列极具震撼力量的、经世耐久的现代性神话和象征，如“小人物”“多余人”“地下人”“先驱者”“水晶宫”等；3.在整个19世纪，帝国首都彼得堡最清晰地表现了俄罗斯土壤的现代性。这座城市与这种环境激发出了一系列卓越的关涉现代生活的探索。而这三个方面显然提醒我们想到普希金、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伯曼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欧美学界对此问题研究的主要方向。
此外，欧美诸多著名高校的斯拉夫院系或研究中心也发表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如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以现代性视域主编了一套文学地图丛书，其中一册便是《圣彼得堡文学地图》，用空间理论研究了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的“彼得堡叙事”，为这一课题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但是，依我们有限的资料显示：借用当代空间理论批评方法，研究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从乡村到都市的叙事空间转向与现代性思辨的关系，似乎国外学界也颇为少见。
反观俄罗斯国内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却并未呈现系统化和专门化。俄语原生词“Cовременность”（现代、现代性）从未在“Modernity”（现代性）这个意义上被讨论过。虽然自19世纪以来，俄国学界一直在两派论战中紧紧围绕“俄罗斯向何处去”来探讨俄国现代化之路的问题，出现了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作家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水晶宫”和“怎么办”是两位作家对俄国现代化之路的两极化思考，“多余人”和“新人”形象则是19世纪俄国文学对“现代人”的想象和追问。拉吉舍夫、别尔嘉耶夫、索罗维约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等哲学家相继推出对“俄罗斯思想”之传统和进化的深入思考；当代俄罗斯也有诸如《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31)等史学著作，但笔者目力所及，俄国的文学研究界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似乎仍未与国家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
中国学术界对俄国现代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历史学界。研究工作开始得较早，成果丰厚。标志性著作有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32)、张建华《俄国现代化道路研究》(33)《帝国风暴：大变革前夜的俄罗斯》(34)、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沙皇俄国最后60年社会转型历程解析》(35)、左凤荣和沈志华《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36)、陆南泉《俄罗斯转型与国家现代化问题研究》(37)等。但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多为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历程，很少涉及文学。从研究方法上看，史学研究更偏重于宏观的、历时性的大格局研究，较少从俄国民众的现代性体验和俄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思辨着眼。而国内文学研究界对近现代俄国文学的研究却又倾向于具体作家作品，或文学史本身的不断细化、新化，很少在大的历史语境中去思考文学作品对国家现代性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思辨，也较少有人专门以文学现代性为视角去整合俄国近现代文学史，这不能不说是国内学术界的一项缺憾。
文学活动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是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更是以其与时俱进的对话语秩序的建构来介入和推动历史。研究近现代文学史，亦不能只看到文类史、文体史和启蒙史，更要在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范畴中挖掘它的现代主体意识和在此基石之上的启蒙与反启蒙思辨。一个国家的近现代文学与其祖国的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是共谋和冲突的紧张关系，也是工具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共生与对抗关系的表征。
若在俄罗斯现代性的总体视域下，以19—20世纪俄苏文学从乡村叙事到都市叙事的空间转向为研究客体，将更好地厘清这两百年间俄国文学对俄国充满矛盾的现代化进程的观察史和思辨史。从文学叙事的空间转换来追踪俄国文学中的现代性思想发展脉络，对于更深入研究俄国文学，在更广泛的视域中理解俄国思想和文化，乃至政治经济战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意义。
(1)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页。
(2)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39—440页。
(3) 详见汪民安《现代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4) 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读本序言》，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页。
(5) 汪民安，《现代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页。
(6)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页。
(7) 钱乘旦，《〈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序》，载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页。
(8) 米·瓦·涅奇金娜，《苏联史》（第2卷第2分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64页。
(9) 安·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422页。
(10) 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1) T. C.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焦东建、董茉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8页。
(12) 宋盼盼，《中世纪天主教和东正教组织体系差别及原因》，载《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24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41页。
(14) 张百春，《俄国东正教会独立之路》，载《俄罗斯文艺》2006年第1期，第48页。
(15) 冯绍雷，《20世纪的俄罗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8页。
(16) 冯绍雷，《20世纪的俄罗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7页。
(17) 沙皇为了争取贵族来对抗封建割据的各领主，将大量的农民变为贵族的奴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带有奴隶制特征的制度被称为“农奴制”，兴起于16世纪，形成于17世纪。
(18)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1—33页。
(19) Киреева Р. 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щкола: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К.Д.Кавелина и Б.Н. Чичерина. Москва: ОГИ, 2004, с.79.
(20) 冯绍雷，《20世纪的俄罗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9页。
(21) 霍尔，《现代性的多重建构》，吴志杰译，收入周宪编《文学现代性读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4页。
(22) 汪民安，《现代性》，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2期，第61页。
(23)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43—344页。
(24) 孔朝晖，《从乡村到城市：果戈理的现代性叙事》，载《俄罗斯文艺》2015年第4期，第11页。
(25) 恰达耶夫，《哲学书简》，刘文飞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197页。
(26)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页。
(27) 刘英，《文学力量：在空间变换中诠释现代性》，载《中国出版》2018年第12期，第71页。
(28) 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21页。
(29)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New Jersey: Blackwell Publishing, 2011, pp. 430-431.
(30) 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25页。
(31) 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
(32) 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3) 张建华，《俄国现代化道路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34) 张建华，《帝国风暴：大变革前夜的俄罗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35) 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沙皇俄国最后60年社会转型历程解析》，商务印书馆，2003年。
(36) 左凤荣、沈志华，《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37) 陆南泉，《俄罗斯转型与国家现代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