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刘以鬯

不管人类的生活方式怎样变换，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小说，虽年轻，依旧有其存在的价值。不过，由于电影与电视事业的高度发展，小说家必须开辟新道路。

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只需采用“自根至叶”的手法，将一个故事交代清楚，就算上乘的作品了。然而，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只写表面，忽略树轮，不但缺乏深度，抑且极不科学。“狄更斯笔下的人物都是平扁的。”E.M.福斯特说，“只有大卫·考伯菲尔[1]似有使其圆形的企图，但是这个人物的如此易于溶解，令人获得的感觉仍然是一个肥皂泡，而不是固体。”狄更斯在写大卫·考伯菲尔时，着墨浓沉，经常用自己的活力去摇撼书中人物。结果，在不知不觉中，竟将自己的生命也借给大卫了。纵然如此，大卫·考伯菲尔这个人物依旧是平面的，读者可以看到那些表面上的精细，却无法从其他角度去观察他的灵魂。

狄更斯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但是那种“自根至叶”的平面叙述绝对不能完全地表现更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与现代人。

到了本世纪初，叔本华、尼采与佛洛依特[2]的新学说，使小说家在表现手法上，产生了极大的转变。特别是佛洛依特的心理分析学，使小说家的工作更加吃重了。小说家不能平铺直叙地讲一个故事就算，他需要组织一个新的体制。汤玛斯曼[3]广泛地运用了哲学的象征主义，将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衰微视作一种不正常的越轨现象。这个观点，在他的《布腾勃洛克》[4]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但是，能够完全地将一幅复杂的心理过程描绘出来的则是M.普鲁斯特。他的《往事追迹录》是一部很长的小说，共有七卷，人物刻划得精细，令人惊骇。有人认为：“这是一本混乱的书，组织很坏，没有外在的定型，不过，由于内在的和谐，使它的混乱仍能凝合在一起。”于此可见，内在真实的探求成为小说家的重要目的已属必需。J.乔也斯的《优力栖斯》[5]以完全反传统的面貌使读书界见到了新的方向。这是一本以意识流手法为主的长篇小说，以冗长的篇幅写一九〇四年六月十六日那一天中发生在杜柏林[6]的事。

意识流这个名称首先出现在心理学家W.詹姆士[7]（按：小说家亨利·詹姆士的弟弟）的文章里。不过，第一个在小说里运用意识流手法的则是E.杜牙丹[8]。杜牙丹的方法与后来V.吴尔芙在《浪》中表现的“内心独白”极其相似。“内心独白”与意识流本身在思想的默诵上、在知觉上、在感受上都略有不同。

“内心独白”与“意识流”都是小说写作的技巧，不是流派。小说家在探求内在真实时，并不是非运用此种技巧不可的。作为一个现代小说家，必须有勇气创造并试验新的技巧和表现方法，以期追上时代，甚至超越时代。

许多人以为探求内在真实是一种标新立异的主张，其实，这是历史的必然发展。写实主义的没落，早已成为普遍性的现象。

写实主义，要求作家通过他的笔触“将社会环境的本来面目完全地再现”，这样做，其效果远不及一架摄影机所能表现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只有运用横断面的方法去探求个人心灵的飘忽、心理的幻变并捕捉思想的意象，才能真切地、完全地、确实地表现这个社会环境以及时代精神。写实主义所采用的技巧与表现方法，都不能做到完全的地步，虽不至于背离事实，但也只局限于外在的、浮面的描写。

我们目下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苦闷的时代，人生变成了“善与恶的战场”，潜意识对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较外在的环境所能给予他的大得多。

五四以来，大家对小说一直有个固执而又肤浅的看法，认为只有摹拟自然的写实主义的小说才是“正统”的小说，反之，即属标新立异。这样的观点，恕我直率地指出，实在是错误的。

文学史上所记载者，无非是各种“主义”的此消彼长的演变，如果没有“新的”代替“旧的”，文学本身就将永远停留在某一个阶段的水平上了。我们当然不能否定某一部作品在它的时代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以及它在整个文学史上所占有的一定的位置，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反对一切新的、具有创造性的作品出现。

这本《酒徒》，写一个因处于这个苦闷时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识分子怎样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继续生存。

如果有人读了这篇小说而感到不安，那也不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

这些年来，为了生活，我一直在“娱乐别人”，如今也想“娱乐自己”了。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六日于香港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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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卫·考伯菲尔今通译大卫·科波菲尔。

[2] 佛洛依特今通译弗洛伊德。

[3] 汤玛斯曼今通译托马斯·曼。

[4] 《布腾勃洛克》今通译《布登勃洛克一家》。

[5] J.乔也斯今通译詹姆斯·乔伊斯，《优力栖斯》今通译《尤利西斯》。

[6] 杜柏林今通译都柏林。

[7] W.詹姆士今通译W.詹姆斯。

[8] E.杜牙丹今通译E.杜雅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