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
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蒲松龄
没有任何口碑能证明我的表弟张德贵天赋异禀。我的姑妈在其晚年不止一次地强调，怀德贵的时候，她既没有梦境，也不存在其他异常之处。即便是接生婆丁大娘从她体内将德贵血呼啦几掏出来的时候，所谓红光满室异香经久不绝也从未发生。倒是因为头胎生育（也是唯一一胎），过程冗长，感受太苦，姑妈生完德贵连看都没来得及看一眼就睡着了。不过，姑妈补充了一点，在睡着前，她居然听到了张家那只大公鸡叫了起来。“要知道，德贵是吃过中午饭出生的，公鸡这时候不该叫”。这在我看来，倒也并非异常，啼晨当然是公鸡的职业，但没事叫两声更是它的习性和本能。值得注意的是，姑妈自始至终有把娘家和夫家用姓氏冠名加以区别的恶习，“我为你们张家受了一辈子的苦”诸如此类的话遍布她和姑父不愉快的整个婚姻之上，尤其是晚年。
也就是说，我的姑妈作为一架性能良好的生育机器（如果你看过我这位大屁股大胸大嗓门的姑妈就知道了）却不幸地赶上了“只生一个好”的生育政策。她和姑父同为乡村教师，作为公职人员在那年头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什么超生游击队，那是要开除公职的。她表示很羡慕我那个作为农村妇女的母亲，因为我妈在被勒令不准再生孩子之前，一口气生了大哥、大姐和我。就算我那个传说中的弟弟被干部拉到医院强行引产了（据说使用的是一个注满水的塑料桶，我的弟弟在水桶里还像鱼一样搅和了一会子，声音很大），在姑妈看来，我的母亲也“够本了”。
回到德贵。德贵的不寻常最初并未显现，我们一起玩，一起上小学，一起赤脚顶着烈日沿河岸走很远去一块葡萄地偷葡萄的童年往事至今还在我的脑子里萦绕。我记得河岸上有很多草桩（农民们割掉这些草放到稻田里去沤肥），硌脚硌得厉害，而前行的一路，纷纷有田鸡、青蛙之类的乡村小动物扑通扑通跳进水里。而那片为我们向往的葡萄地，早已料到了我们这样被烈日烤得一身焦煳味的孩子迟早会鬼鬼祟祟地现身，所以养了一条声音洪亮的大狼狗。强烈的日光，茂密的葡萄地，我们看不到大狼狗在什么地方，也可以理解为它在葡萄地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说，与其说是狼狗在叫，不如说是葡萄地在叫。看葡萄地的那个戴草帽的老头也经常在我们未曾预料的地方蹿出来，吓得我们立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不过，鉴于我和德贵不仅年龄相仿，姑老表的关系还使我们长得很像；此外，热爱娘家的姑妈给德贵买衣服的时候总是喜欢也给我买一套。所以，那个看葡萄地的老头看到两个一模一样的小孩，他一下子懵了，也立在原地，不知道该抓住谁。
奇迹发生在小学三年级那年夏天。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在于姑妈（她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那时已经布置我们写作文了。小学生到了三年级就要写作文，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写过一篇命题作文《浑身是宝》，在这篇杰作里，我深情地赞美了我家的猪，我说，我家的猪真好，肉可以吃，皮可以做皮鞋，毛可以制作刷子，肠子还可以灌香肠，连膀胱都可以吹上气当皮球踢。德贵的同题作文也写了猪，内容也大致一样。但却遭到了其母的一顿臭骂。何以如此？姑妈的理由是，我家确实有猪，年底了也确实会残忍地将喂了整整一年的猪杀掉。而她家，也就是德贵家，他们家是非农业户口，没有猪圈，也没有养猪。我想为德贵辩解，事实是我家每年杀猪，姑妈夫妇都会携儿子德贵赶回娘家吃一顿新鲜的杀猪菜。就是平时，德贵来我家玩，也热衷于在我的教导下用一根棍子捅猪的屁股。也就是说，这头猪与德贵的关系并不比我更为疏远。但考虑到我这篇杰作来自德贵的启发（他写完给我看后我才写的），所以我选择了一声不吭，及幸灾乐祸。
作文风波发生后不久就是暑假，德贵顶着烈日带着暑假作业跑到我家跟我在凉床上奋笔疾书。除了相貌，我们的想法也惊人地一致，我们觉得暑假作业越早做完，我们就可以偷到更多的葡萄。只见我们凶狠地写着暑假作业，辅以外面的蝉噪和烈日，我们挥汗如雨的样子简直像极了此时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以及十多年后才会在工地上出现的农民工。我们偶尔抬头看一眼对方，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看一眼自己以及干活的状态。真的，与暑假作业较劲让我们为自己感动不已。我们真是好孩子啊。我们不禁问对方：难道这就是幸福的童年？
后来，天突然变了，起了风，在东方偏北的地方还聚集了吓人的乌云。搁平时，德贵会和我一起兴高采烈地跑出去站在高坡上享受一下狂风和暴雨，偶尔也曾特意跑到高大的桦树下召唤雷电。但这一天，他只是歪过脑袋慎重地看了一眼屋外，露出一种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表情，然后慌而不乱地卷起书本要求回家。嗯，他向我作了如下解释：他家的窗户全部开着，外面还晾晒着今晚洗澡要换的衣服；如果他不及时赶回家，窗户玻璃会在狂风中被撞碎，而早已干燥的衣服会在狂风暴雨的作用下被卷入泥水之中。“晚上曹老师（德贵热衷于在别人面前如此称呼其母）回来看到这个样子，你知道我会有什么下场。”我表示理解，因为，这件事发生过不止一次了，这件事既包括我们写作业的时候暴雨将至，也包括德贵所提到的“下场”。
事实也正如德贵所料，在那场狂风暴雨中，他家的窗户玻璃几乎全部碎了，衣服不仅在泥水中流淌，他本人的那条蓝色的运动裤衩（左右分别有两道白杠）被大风吹走了，至今（截至本文发稿时止）未见。但这事我毕竟没有亲见，全是姑妈和姑父的转述。他们说，他们到家后德贵仍然没有回来。他们虽然很生气，但想到德贵应该像之前那样在我家，心里多少放心一些。他们甚至提到他们回家的路上曾看见一块石磨也在满地的纵横沟壑中随波逐流。在他们洗了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后，暴雨稍息，德贵仍然没有回来。然后他们开始清扫碎玻璃，重新揉洗衣服，这时候德贵才进了家门。二人发现，德贵浑身泥水，手中紧紧握着一个东西（事后才知道是已经被雨水浸泡烂了的暑假作业）。更要命的是，德贵不仅面无愧色，对家中的灾情视而不见，而且情绪激动，两眼放光。他急切地上前试图用脏兮兮的小手拉住父母，后者经验老道地躲开，德贵只得返身跑到门槛上，用手指着回来的方向反复说：“龙，有龙，我看到了龙！”
姑妈说，她刚开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伸手就给了儿子一巴掌。她咆哮着家里的灾情，并毫无疑义地归咎于德贵，进而提出一个由衷的建议：“大水怎么没把你冲走？”一向忠厚的姑父只是用眼神示意儿子别说话了，孩子啊，现状如此惨烈，你应该表现出成熟的一面，而不是胡说八道，你他妈的知道什么叫龙吗？依姑父和儿子多年来达成的默契，德贵应该及时闭嘴，赶紧用其母拿木桶在屋檐下接的满满一桶水把自己那身泥垢擦拭干净，再换好衣服，坐在写字台边随便摊开一本书静候母亲的下一步处置。这也是多年来德贵遭到母亲训斥和打骂之后形成的家庭制度和固定仪式。但没想到德贵这天对母亲的那一巴掌浑然不觉，继续重复“龙，有龙，我看到了龙”这句。姑妈只好再添几巴掌。当儿子抱住姑父说“龙，有龙，我看到了龙”时，后者感受到德贵身上有股把自己往如注大雨中拉的力量，同时，还看到在“龙”字的边沿，也就是德贵的嘴角，有一丝血迹。姑父不禁对儿子起了怜悯之心，他腾出双手按住儿子剧烈颤抖的双肩，又摸了摸儿子的额头—就像演电影那样刚触摸到儿子的额头，姑父就夸张地缩回了手：“啊呀，这么烫！”
就这样，我亲爱的兄弟张德贵发了几天的烧。大病初愈后，他获得了理应有的奖励，一本簇崭新的暑假作业。变化在此初露端倪，放在以前，德贵会羞惭地双手接过，然后加班加点从头写起。但现在，他却声称暑假作业早就写得差不多了，如果一定要写，德贵只愿意选择性地写后面一小部分。他特意提到我，曹寇可以作证。没错，我说，我们的进度完全一致。我甚至还抒情道，如果不是这场大雨，我们的暑假作业早已完成了，“屌雨下的，妈的！”我没忘用我标志性的粗言秽语来加强语气。但姑妈显然不愿意相信这一点。作为优秀乡村教师，多年以来她绝不允许有学生的作业没有完成的情况出现。更何况，德贵作为她的儿子，属于严于律己的范畴。不过，我的看法倾向于德贵病好了后还在说“龙，有龙，我看到了龙”。这句话在姑妈看来有如挑衅。总之，那本暑假作业究竟有没有完成，我不知道。我只是听说数学老师兼历史老师兼自然老师姑父有必要及时现身坐在床前跟儿子解释，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龙，龙是一种神话动物，它的蛇身、鱼鳞、鸡爪、羊角等等是集成形象，某个具体的动物不可能长这样。
“但是我看到了。”德贵说。
“那只是幻觉。”姑父说着，抬头看到镜中的自己，还对自己点了点头。
“我真的看到了。”
“哦，睡觉吧。”姑父只好起身，帮儿子掖了掖蚊帐，回到他和姑妈的房间。姑妈看着他，只见他又摇了摇头。
因为生病，我在父母的带领下，曾去病床前探望过德贵。按照风俗，探病不能空手，时间要在上午，但我妈苦于家里的鸡蛋只有七个，数目微小就算了，数字也不够吉利。所以她决定等那只下蛋的老母鸡在下午下了蛋之后再去。我至今都记得我们一大早就穿戴整齐坐在鸡笼边等待母鸡下蛋的场景。那只母鸡大概因为害羞和紧张，下蛋时间要远远晚于平时。等它终于把蛋下下来，我们才如释重负地擦了把额头上的汗，却没有注意到母鸡羞惭的神情。所以我爸伸出三根手指去抓那只鸡蛋的时候，并没有思想准备，结果鸡蛋在他手指间碎了，蛋黄淋漓，无法收拾。壳没硬，是软蛋，我根本没用力，我爸赶紧解释。这怎么可能？我妈简直暴怒。然后等她伸手验证后才不得不默认我爸的说法。但她气不过，一脚向母鸡踢去，母鸡倒一个鹞子翻身躲过，她踢了一脚我爸。
关于鸡蛋，我想补充的是，我没有印象在自己家吃过自家的鸡蛋。姑妈一家总是给我们这给我们那，我们必须把家里唯一值得拿得出手的鸡蛋送给姑妈，让姑妈没事炒一道鸡蛋韭菜或香椿鸡蛋或干脆就是炒鸡蛋。我的意思是说，我只能在姑妈家才能吃到我家的鸡蛋。
所以，我对德贵看到龙这件事并无求知欲。我的欲望集中在那七个鸡蛋身上。
德贵所描述的龙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与我们在电视上在画片上所看到的完全一致，也就是姑父总结的那样。
“没看到孙悟空？”我饥肠辘辘地问。
“没有。就是龙，就一条，黑的，黑龙。”
“在哪儿看到的？”我好像听见蛋壳在白瓷碗沿敲碎的声音。
“就在荷花塘那儿，我走到那儿，他从塘里飞了出来，飞到天上，飞到云里了。”
荷花塘是我们村和小学之间的一个水塘，可以说，我们那儿所有的水塘都养了鱼虾，只有这块水塘长满了荷花。我至今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荷花塘属于谁家的。我可以确定的是，我经常去荷花塘采摘荷叶、荷花、莲蓬，甚至也下水踩过藕，但从来没有看过龙。对了，蛇我也没看过。我是说我在我的童年时代经常看到蛇，水蛇、土公蛇、赤链蛇，但我不记得在荷花塘看到过它们。我曾在荷花塘岸边草窠里发现过一窝鸡蛋，但它们不是我家的鸡蛋。我家的鸡蛋此时正借着姑妈家的铁锅飘出了香味。
德贵坚持他看到了龙，这对我来说其实也没什么。我还梦见过自己像一把落水的菜刀左右摇摆着沉入河底呢。但他老是要求我相信他看到龙就让我觉得有点过分了。为了让我相信荷花塘里有龙，他不止一次拉我前往蹲守。确实是蹲守，蹲在草丛中，因为德贵担心我们的存在会使那条黑龙不好意思游出来。还用得着说吗，龙当然不可能二次现身。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草丛本身，蚊子太多了，还有癞蛤蟆，至于那些萋萋青草，开始黄了起来。秋天来了。
德贵显然也意识到问题所在，用疑惑的表情问我，是不是只有出现那天一样的狂风暴雨，那条龙才会现身？而现在是秋天了，是不是我们明年再来？对此我不得不像一个成年人那样摇头表示反对，我告诉他：“如果你那天真的看到了龙，我是说如果是真的，那么，龙那天就飞走了，什么叫飞走了？就是再也不回来了。”
你们此时可能跟我当年的感受一致，我的表兄弟张德贵在那场大雨中可能遭受了不为人知的不幸，导致他此后变得不太正常，而“龙”这个意象，既可能出于他的幻视幻觉（来自于画片和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影像），也可能是他将当天的诡异遭遇集中到某个并不存在的异物上有关。他之后不分场合喋喋不休说他看到龙的经历似乎也反证了这一切。总之，他疯了，脑子出了问题。是发烧发的，还是被某个雷电击中，谁也说不清楚。
医生告知德贵忧心忡忡的父母，这种精神方面的疾病并非孤例，既可能源于某个遥远的祖先（据说姑父的姐姐是一个傻子，死于1967年的武斗），后天的因素更不容忽视。阴晴变化，光与影，冷热对流，自然现象的波动也往往轻易击溃某个人的心智。“有的孩子还被晾在阳台上的衣服吓哭了呢。”他的建议是，多给予孩子温暖，多跟他谈心，少给他压力，注重保暖，注重营养，应该、但愿会好的。
姑妈和姑父显然遵从了医嘱，他们（尤其是姑妈）一改往日严厉的嘴脸，摇身一变成为慈母的典范。她不再要求德贵写暑假作业，到了寒假，薄薄一本寒假作业也不作任何要求。德贵依旧在说龙的问题。姑妈循循善诱，或避而不谈，她觉得只要把“龙”从儿子脑子里彻底赶出去，儿子就会恢复往昔的模样—或者我的模样。
“呐，就是这样。”德贵居然从书本下抽出一张自己的绘画作品，画的正是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假设龙确实“生”过）。姑妈大吃一惊，继而涕泗滂沱。她绝望得像一个农村妇女那样瘫倒在地上嚎哭了起来。谁也不知道德贵何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画画。在以后的日子里，德贵不仅在书本上画满了龙，还在自家的墙壁上，校园的黑板报上涂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后来我们上学路上几乎所有的建筑上都留下了德贵画的龙。有的是粉笔画的，更多的是他用一块红砖碎片画的。乡亲们刚开始还啧啧称奇，很快就没人当回事了。“瞧，那孩子又画龙了。”他们互相递一个眼色，笑着走了，剩下德贵一个人在桥上或公厕的羞墙上画龙。
姑妈的绝望完全可以理解。遍布整个乡村的龙宣告：她和她那个没用的丈夫所生的儿子确实疯了，或者本来就是个疯子，天生是个疯子。
可能是为了迎合人们对他是一个疯子的定性，德贵很快就丧失了读书学习的能力。姑妈不得不让他休学在家，也不得不托关系找人让姑父以照顾疯儿子的名义提前退休。又没多久，德贵连话都忘了说。据说丁大娘的外甥是一位画家，丁大娘死掉的时候，他曾来参加葬礼，途中看到了遍布村里人家墙上的龙。人们希望他对德贵的龙发表一下专业性意见，结果他托词自己是画油画的，对裸女和一动不动的水果和陶罐情有独钟，但对龙他表示自己毫无评判的权力。人们只能自作主张地认为，德贵画的龙也不怎么样。而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当我读到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正骑二八大杠从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同学家兴冲冲地往家赶的时候，在一个水塔边上看到了姑父和德贵。姑父头发稀疏，两眼浑浊，老得不成样子；而德贵呢，则依旧保持着儿童的身材和模样。他虽然不会说话，但冲我笑了笑。这一笑让我看到德贵的牙齿全部脱落了。他的嘴是一个黝黑的洞。我这么说只是表明我在水塔下的感受，这些年来，我们还是经常和姑妈家走动，奇怪在于，我为什么从来没有认真观察过这对父子的变化呢。
大概是我在外读高三那年，听说德贵死了。高考在即，我没有回乡。而当我听说姑父死掉的噩耗时，我正在床上以一个处男的身份和一个处女满头大汗地彼此探索着性经验。姑妈则活到了我们村拆迁的头一年。她过早地老年痴呆了，被作为五保户送到了养老院，对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浑然不知。我们的家乡变化真大啊，葡萄地不复存在，荷花塘不复存在，重新布局，重新架桥铺路，曾经熟悉的那些房子都被农民重新翻盖成了漂亮的小洋楼。就算姑妈突然从痴呆中惊醒，她逃出养老院，凭借记忆返回故居，她也不可能找到回家的路。她最大的发现将是：我儿子在你们家墙上画的那些龙到哪儿去了？
次年姑妈离世。
我大学毕业后并没有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有幸我有个在政府上班的姐夫，帮我在政府也谋得一份差事。然后我娶了一个在我看来长得比较丑的女人为妻，生了一个田鸡和青蛙都没见过的儿子。这些年里，我们的村子拆了，现在是一个楼群，每平米均价两万五。拆迁的当年，我曾作为拆迁积极分子到自己的村里做钉子户的工作，也就是这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姑妈一家的房子仍如往昔，只是早已充公，不存在赔偿问题。我进了他们破败的家试图悼念一下这家曾经存在但跟完全没有存在过一样的人。但屋内的脏乱让我无处下脚。我只在门口站了会儿，就走了。我怀疑我是想进去往右拐到德贵的房间看看他的床头柜，因为我确切地记得打开柜门，在柜门里侧画有一条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记忆方向如此精准。我甚至知道那条龙的眼睛是用姑妈改作业的红墨水钢笔点的。我严重怀疑我在小学三年级那年暑假也曾路过荷花塘，也看到了龙，但我像个没事人儿那样回家了，像个没事人儿那样长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