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生相：谁在迫害，谁在营救

与江湖相比，朝堂虽然不大，却有着最深的旋涡。处于乌台诗案这个旋涡中心的自然是苏轼，从中心往四周扩散，波及神宗年间朝堂之上的一大批人，下面我们就透过乌台诗案，来看看北宋众生相。

首先冲入眼帘的自然是那伙告密者和揭发户，他们正是旋涡的制造者。请注意这个“伙”字，因为告密的不止一个，而是一群，他们好比苍蝇一样，非要成群结队才能以壮声势。

率先发难的是沈括，这位《梦溪笔谈》的作者，北宋最有名的科学家、博物家，却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李一冰语）。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博学多才的沈括，在《宋史》中哲宗朝宰相蔡确对他的评价是“首鼠乖剌，阴害司农法”，可见其名声不佳。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正好沈括被派为两浙路察访使，他主动接近苏轼，表面上看来，两人交情日密。返京时，沈括请求苏轼手录近作诗一通，说是要留作纪念，苏轼没有怀疑，爽快地写了。岂料沈括别有用心，将苏轼的诗当成了诽谤新法的罪证，偷偷面圣密告他“词皆谤讪”。当年的神宗还有容人之心，对此置之不问。朝中有人将此事转告给苏轼，他只是淡淡一笑说：“今后不愁没有人将我的作品呈给皇上看了。”

苏轼不计较，我们这些读者却很难原谅沈括。这不仅是因为他为后来的御史台群凶树立了一个不良示范，更因为苏轼本来视他为朋友，他却辜负和利用了朋友的信任，与路人的攻击相比，朋友的背叛更让人不寒而栗。所谓交情，在小人那里只不过是升官发财的筹码。当东坡复起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知杭州时，他居然又一次主动交往论旧热络如初。

有了沈括教科书式的示范，元丰二年御史台那伙人要对苏轼下手时，搜罗起他的“罪证”来就驾轻就熟了。

御史台，本应是劝谏皇帝、制约权力的机构，但经历“乌台诗案”后，皇帝的权威开始逐渐加强，朝廷也越来越不容许有异议发声，而苏轼这个“大嘴巴”，是无论如何都要发出异议的。他秉承的，仍然是宋以来士大夫一直追求的大忠，将忠道放在忠君之上，当他觉得皇帝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他所尊崇的道统时，那就有必要批评时政、提醒皇帝。

于是，御史台出手了，吸取了上次沈括失败的教训，这次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群起而攻之。

打头阵的是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就是他从苏轼的《湖州谢上表》中，挑出“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句，给苏轼扣了顶“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又上疏称：“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独取镂版而鬻于市者进呈。”

接着出手的是同样身为监察御史里行的舒亶，特意进札子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舒亶罗织罪名的本事，可比何正臣高明得多，他把苏轼在钱塘出版的那部集子拿了来，一一对照，逐篇批注，务必从字里行间里找出苏轼大逆不道的罪证来——“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是在讽刺贫民们拿到贷款后，钱就在城中挥霍尽了。因长期逗留在城中，贫民的孩子都学会了城里的话，无疑是在讽刺青苗法。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神宗素以新颁布的法律知识来考核官吏的政绩，苏轼便说，就算你读了万卷书，但不读律法，那也是白费，这是在吐槽以明法来课试郡吏，根本就不合理。“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言外之意正是因为神宗大兴水利，才让盐地变成了桑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这是在讥讽朝廷不允许私盐买卖，导致老百姓都三月不知盐滋味了。

一部厚厚的诗集，舒亶整整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挑出这么几处有讽刺之意的，真是辛苦他了，而且这几处之中，除了第一条明确是讽刺新法的，其他只不过是牵强附会罢了。但是没关系，苏轼的“反诗”虽然写得不多，但舒亶尽可以夸大他的动机，直指他“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居心如此不良，神宗读完此札焉能不生气？

发出致命一击的则是御史中丞李定，身为御史台老大的他出手最狠，杀伤力最大，在等到神宗已经被何正臣、舒亶们激怒之后，他才适时地拱了一把火，列举出苏轼的四大罪：

第一大罪：死不悔改。

他将苏轼和上古四凶相比，说神宗之盛德堪比尧舜，对苏轼一再容忍，苏轼却知错不改，怙恶不悛。

第二大罪：影响极坏。

这是针对苏轼的影响力来说的，李定的原话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苏轼的狂傲悖逆之语，都传到了番邦友国，造成了非常不好的舆论影响。

第三大罪：滥得时名。

李定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虽然写的东西没啥道理，却足以鼓动四方，非常具有煽动性。这个人说的话不正确却擅于狡辩，行为不端却固执己见，按照先朝法典，必判死刑。

第四大罪：狂悖讪上。

这是直接指责苏轼诽谤朝廷、攻击君上，将他的罪名上升到了“不忠”的高度。

李定为何出手如此狠辣？

因为他和苏轼不仅政见相左，也有私怨。李定是北宋时著名的不孝子，为了升官，居然在母丧之后不服孝，这在古时是最招人鄙弃的。苏轼曾写过一首诗赞美一个大孝子，听在李定耳里却如芒刺在背，认为是含沙射影针对自己的，因为深恨苏轼，一有机会自然会借机报复。

李定所列举的苏轼“四宗罪”，句句戳中了神宗皇帝心中痛处，这位青年皇帝一直以富国强兵为己任，自变法之后身上背负了巨大的压力，他对苏轼确实是心存爱惜、宽容有加，不料苏轼却对自己的苦心一无所察，还频频“生事”，对君王权威的维护终于压倒了对人才的爱护之心，神宗雷霆大怒，下令御史台彻查此事，这才有了上文皇甫僎千里追捕的一幕。

等到苏轼一下狱，场面就更热闹了。

有人落井下石，比如丞相王珪，人称三旨宰相，为相期间唯一擅长的事就是“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他在相位上盘踞了整整十六年，只因为能一切以神宗的旨意为准，他倒不是新党成员，只是嫉妒苏轼的才华，怕他出头，于是趁他落难时也来踩上一脚，举出苏轼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说苏轼对皇帝有不臣之心，幸好神宗没有被他带歪，说诸葛亮还自称卧龙呢。

有人借机补刀。比如李宜之，这是一个芝麻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轼以前为一个园林写过“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的话，居然也给皇帝上疏，说这样会影响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的进取心，长此以往必定会影响大宋的人才资源。此事和他本来毫不相干，他却非要横插一脚，这就纯属碰瓷了，目的在于借踩名人一脚，来青史留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确成功了。

这些对苏轼群起而攻之的人，被余秋雨称为“群小”，这和党争中的说法一样，在古时的政治斗争中，很多时候人们都以君子和清流自居，将不同派系的人贬之为小人，实际上，这种道德层面的划分未必精准。人性都是复杂的，比如舒亶，写过“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这样清丽绝俗的词句，在政坛上也有过洁身自好的事迹。但在乌台诗案中的表现，确实成为了这群人共同的污点，暴露了人性中污浊和丑陋的一面，这和攻击的对象无关，而是他们采取的方式和所站的立场有问题，李定等人生恐苏轼这样的旧党精英冒出头来，和他们在朝堂上争胜，所以才不惜无中生有、夸大罪名，意在杀鸡儆猴、打击旧党。

值得庆幸的是，在苏轼被台谏围剿的同时，一场围绕着他的大营救也在进行中。

驸马王诜是最先出手的，他头一个获悉御史台将派人追捕苏轼，于是连忙派人飞骑至苏辙处通报，让他转告乃兄，为此落了个通风报信的罪名。

苏辙和兄长手足情深，在哥哥入狱后立即上书，愿削去官职为兄长赎罪。

这样的故事，在唐朝也曾发生过一次，大诗人王维于安史之乱中被迫任伪职，平叛后追究此罪，其弟王缙即上书唐肃宗，请求以自身官职为兄长赎罪。苏氏兄弟与王氏兄弟一样情笃，是以苏辙在兄长罹罪之后，毫不犹豫地请求削官救兄，所上书札更是字字恳切，情真意切，“臣窃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但得免下狱死为幸”。

范镇和张方平是苏轼的老前辈，均已年逾古稀，一直对他们兄弟提携有加。此时虽已致仕，却不约而同地伸出了援手。范镇性如烈火，得知苏轼之事，不顾家人的阻拦，立即向皇帝上书言救。张方平这时已退居南京，特意派儿子张恕去南京衙门敲登闻鼓递奏章。在宋朝，敲登闻鼓非同小可，不管敲鼓之人有理无理，都有可能被官府杖责。张恕本就胆小，他拿着父亲给的奏章，在登闻鼓面前徘徊了好几天，最终还是不敢敲。后来苏辙看到了张方平的奏章，不禁为之咋舌，庆幸这本奏章没有被神宗看到，原来奏章中不断重申苏轼乃是天下之奇才，而神宗当时忌惮的就是苏轼才华太出众、名声太响亮，足以与朝廷争胜，若见了张方平的奏章，估计更加火大了。

左相吴充在政治立场上偏于中立，和苏轼并无交往，这时却也仗义执言。

一次，他故意问神宗：“魏武帝曹操这个人怎么样？”

神宗不以为意地说：“不值一提。”

吴充立即说：“陛下如今以尧舜为榜样，对魏武帝的做法则不屑一顾，这是很恰当的。但猜忌如曹操，尚且能够容得下击鼓骂曹的祢衡，难道仁厚如陛下，居然容不下一个苏轼吗？”

神宗听后吃了一惊，忙辩解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召他来勘问，弄清楚真假而已，如果不是真的很快就会释放。”

同样是为了救人，论营救的智慧，吴充显然远远胜过张方平。这番话说得相当婉转，又相当具有说服力，神宗处处以圣君自居，当然不希望落下一个刻薄寡恩的罪名，若是他杀了苏轼，那和诛杀嵇康的司马昭有何区别？吴充抓住了他想做明君的心理，即使神宗有杀苏之心，也被他这一番话说得打消了杀意。

新党中也有不顾政治立场，主动为苏轼说话的。

当时跟苏轼还是好友的章惇就是其中一位。

当王珪试图对苏轼加以诬蔑时，是他挺身而出，在神宗面前为好友辩白。

下朝之后，章惇拦住王珪大骂说：“相公是要将苏轼一家赶尽杀绝吗？”

王珪解释说这是舒亶教他的。

章惇痛斥：“舒亶的口水，相公你也要吃吗？”

王珪被骂得无言以对，落荒而逃。

就冲这句痛骂，章苏后来虽然交恶，也不枉苏轼交了他这个朋友一场。

此事越闹越大，后来，连退居金陵的前任宰相王安石也坐不住了，快马加鞭给神宗上书，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而他的弟弟王安礼，更是多次在神宗面前进言营救。王安石虽和苏轼政见相左，但也深知苏轼之才，他出手相救，既是出于爱才之心，也是不愿意见到各持己见的政见之争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神宗一向视他为精神导师，关键时刻这位导师所说的话，自然对他有很大影响。

后宫中，也有一位苏轼的守护神，那就是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

太皇太后这时已经生病了，听说苏轼被抓了，就在病榻上含泪劝孙子神宗说：“当年你爷爷仁宗殿试回来，欣喜地告诉后宫诸人，今天为子孙后代谋得了两位太平宰相，指的就是苏轼兄弟啊。因作诗入狱，可能是受了小人中伤。我已经病成这样了，皇上您切不可冤枉好人啊。”

苏轼是八月入狱的，到了十月份，太皇太后已经病得很严重了，临终前还是牵挂着狱中的苏轼，当神宗准备大赦天下为祖母祈福时，太皇太后苦口婆心地劝他：“不必赦免天下凶徒，只要赦免了苏轼一人即可。”说完泪流不止。

神宗本性孝顺，听了后也眼泪长流，表示会谨遵教诲。

和“群小”们相比，这些施以援手的人则充分展示了人性中光辉、正义的一面，让人们看到在黑暗笼罩之中，仍有微光在闪烁，使人不至于彻底对人性感到绝望。

当然，李定等人充其量只是皇帝的打手和“棍子”，宋神宗本人，才是诗案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

神宗对苏轼的态度相当复杂。

一方面，他认识到了而且相当欣赏苏轼的绝代才华，宫中传说只要神宗吃饭时嘴里念念有词，就是在读苏轼新出的诗文，他何尝不记得仁宗关于“太平两宰相”的预言，所以一直想找个机会将苏轼擢以重用，这正是宵小们所最忌惮的。熙宁六年沈括察访两浙时，神宗曾叮嘱他善待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沈括回京后呈送苏轼手录的新诗，并贴上标签注明其“词皆讪怼”，神宗却隐忍未发。

另一方面，神宗对苏轼坚决不与新政合作的姿态非常不满，据说苏轼在熙宁七年前往密州途中所作的《沁园春》一词曾传进皇宫，当神宗读到词中“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几句时，不禁悻悻然说道：“且教苏某闲处袖手，看朕与王安石治天下！”这则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反映的神宗对苏轼的态度却是真实的，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雄主，神宗对苏轼所代表的异论的包容已经达到了极限，是以李定们一上书，就能戳中他的痛点。

但神宗的初衷，应该只是想将苏轼抓回来审问一番，没想到后来舆论沸腾、越闹越大，神宗的态度，究竟会向何方倾斜？这直接决定着乌台诗案最后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