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从原始部落到邦国

两条大河与六个文化区

历史离不开故事，故事又离不开人和人活动的空间。

我们讲中华简史，当然离不开中国人和中国的地理。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是演员，而中国的疆域便是舞台。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两者都是不断变动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的这幕大戏中，不但演员不断更换，而且舞台也时大时小，演出的内容更是常演常新。

先谈舞台。以历史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地理，我们所称的“中国”是指在不断变动中孕育出中国核心文化的那片自然地理空间。这片自然地理空间虽是一个弹性的存在，但我们可以确定它大致的范围。这个范围便是亚洲东部的一片广大区域。

整体上看，中国的地理空间呈现一定程度上的封闭性，东面和南面为大海所限，西面和北面则有高山阻隔。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内，地形地貌十分多样，有平原有草原，有沙漠有山脉，有湖泊有岛屿，有盆地有丘陵。与多样的地理环境相配合，中华文化也是一种多元文化的集合体。多元文化的形成，最初与中华先民在各地的生活方式不同密切相关。比如，在横跨中国北方的蒙古高原地区，那里的先民以放牧为生，他们逐水草而居，一年之内就迁徙多次，他们创造了游牧文化。黄土高原上的先民则以耕种农作物为生，他们吃苦耐劳、安土重迁，他们创造了农耕文化。在东南沿海及岛屿地区，则生活着渔民，他们靠出海捕鱼为生，敢于冒险，他们创造了海洋文化。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最后都汇入一条文明的大河之中，这条大河就叫作“中华文明”。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多元共存、谱系丰富的。

当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的疆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辽阔的，中国文化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博大精深的。疆域的拓展和文化的生发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形成的，这两点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谈到。

接下来，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最初的中国人来自何方？

关于人类的起源，有很多假说。其中，“现代人类非洲起源假说”是现代学者比较认可的说法。根据这个假说，古代人类大约在20万年前就在非洲出现了。到五六万年前，古代人类进入亚洲。他们沿着不同的路线迁徙而来：一支经印度洋，从南路进入太平洋的东亚沿海；一支穿过东南亚进入中国西南，然后向北、向东扩散；还有一支经过中东，进入亚洲北部地带。当然，还有本土诞生说。

最初，人类完全靠采集植物的果实和种子为生，所以一定要居住在水草丰茂的河流周围。这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成了中国的先民最早聚居的生活场所。到了距今一万年左右，北方黄河流域的人们学会了驯养黄牛、围猎和捕捞，生产食物的方式开始变得多元化。这标志着人类已从被动的食物采撷者向主动的食物生产者转变。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进步。

距今七八千年前，人们在太行山东侧至渤海平原一带种植了粟（小米），这是中国人最早的农业活动。随后，小米的种植迅速扩散，一直传到今天的日本。与此同时，在南方的长江流域，人们也开始种植水稻。浙江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显示，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凿井、造船，他们还知道如何充分利用河水灌溉水稻。这样，农耕文明分别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发展了起来。根据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的《中华文明史》的说法，到了新石器时期，中华文明已经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六大文化区，即：今天内蒙古东部、辽西、河北一带的燕辽文化区，今天甘肃、青海一带的甘青文化区，今天山东一带的山东文化区，今天河南、山西一带的中原文化区，今天江苏、浙江一带的江浙文化区，今天长江中游一带的长江中游文化区。这六大文化区均有著名的考古文化为之佐证，比如燕辽文化区考古发现了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山东文化区考古发现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原文化区考古发现了仰韶文化，（陕）甘青文化区考古发现了半坡文化，江浙文化区考古发现了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马家浜文化，长江中游文化区考古发现了彭头山、大溪、屈家岭等文化。

更有意思的是，以上六大文化圈之间还彼此交流、相互影响。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山东地区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彼此相邻，自是不断交流、相互学习。北方的红山文化在四千多年前也经过张家口的草原通道，进入了山西的汾河谷地，与关中的仰韶文化相汇合。六大文化区的各自发展及相互聚合，形成了巨大的发展能量，最终促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夏商周三代文明。

新石器时期的三件大事：种地、祭祀与烧陶

学历史的人都知道“北京人”、元谋人、蓝田人，他们是古代猿人，生活在漫长的旧石器时期。所谓旧石器就是指打制石器，基本类型只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几种。那时的猿人刚刚学会直立行走和使用火，利用石头制造工具的水平还比较低。

到了新石器时期，这次人类社会升级的幅度相当大。“现代人类”不但学会了使用磨制石器（新石器），而且还掌握了耕种技术，开始种植小米和水稻，自己生产粮食。

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距今六七千年前，中国各地出现了农业村落，人们开始以群居的方式结成更大的生产、生活共同体。他们有了分工，学会了建筑城墙和房屋，学会了酿酒，也有了祭祀仪式。当然，这时部落中出现了贵贱之别，有了享受荣华富贵的统治阶层和受苦受难的普通百姓。

位于东北的红山文化显示，当时已有大型的酋长墓葬和祭坛，还有女神庙。红山文化的标志性文物是玉龙，这说明当时已经能雕刻出极为精美的玉器，而能享用高级墓葬和精美玉器的，无疑是部落中的统治阶层。

南方也一样，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也有祭坛、墓葬和玉器。只不过，它的代表性玉器不是玉龙，而是玉琮。制造玉琮的技术更为不易——它不仅要求工匠能精准地切割大块玉石，还要将其加工成外方内圆的筒状物，玉琮上还要雕刻精美的花纹。

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村落规模相当庞大，发现的墓葬数量多，随葬品丰富，出现了贫富分化和夫妻合葬，为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型提供了证据。大汶口文化以彩陶为特色，色彩艳丽，图案丰富。晚期出现了白陶和黑陶。而将黑陶技艺发展到极致的则是承继了大汶口文化的龙山文化，这一时期的黑陶精品以黑光亮著称，尤其是一种极为精美的高柄杯，陶胎薄如蛋壳，被称作蛋壳陶。

农业革命：“让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状态活下去”

人类的历史相当漫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是其中比较短暂的一段而已。

人类在长达250万年的时间里只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到了大约1万年前才发生了农业革命——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从采集、狩猎转向了耕种和饲养家禽。这是一次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革命。农业革命让食物总量迅速增加，并出现了财产剩余。农业革命也让原始人的部落出现了更复杂的组织形态，有了社会分工，有了阶层分化，有了生产力的极大提升和文化的极大繁荣。

当然，人类也为农业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就说：“农业革命所带来的非但不是轻松生活的时代，反而让农民过着比采集者更辛苦、更不满足的生活。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其实更为丰富多变，也比较少会碰上饥饿和疾病的威胁。确实，农业革命让人类的食物总量增加，但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吃得更好、过得更悠闲，反而造成了人口爆炸，而且产生一群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精英分子。普遍来说，农民的工作要比采集者更辛苦，而且到头来的饮食还要更糟。农业革命可说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他还说：“这正是农业革命真正的本质：让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状态活下去。”

尤瓦尔·赫拉利的观点仅仅是一家之言。然而，就历史发展的全貌而言，农业革命的意义依然十分巨大。举凡人类文明的各大发源地，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古代文化的佼佼者，无不是因为这些地区较早地进入农业革命的阶段。而且，也只有在发生了农业革命之后，原始部落的社会结构才出现了升级。

人类在靠采集、狩猎为生的250万年里，生活状态和精神活动都极其简单，且几乎一成不变。大约1万年前发生的农业革命意味着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从采集、狩猎转向耕种和饲养家畜。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对此，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人类，且只有人类，能够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环境——这一人化的环境被称为文化，因为只有人类能够从现实生活中观察到或抽象出概念和事件……由于其独有的变革环境的能力，人类不必经过生理上的突变就能很好地应对周围的环境。对其他动物而言，生活在北极离不开皮毛，生活在沙漠必须有水源，生活在水中要靠鳍；而人类则通过自身所创造的文化，即经过新的非生物学的途径，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具体来说，人类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装饰品、制度、语言、艺术形式、宗教信仰和习俗。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就使得人类既能适应自然环境又能调整人际关系。”

农业革命让食物总量迅速增加，并出现了剩余财产。农业革命也让原始人的部落出现了更复杂的组织形态，有了社会分工，有了阶层分化，有了生产力的极大提升和文化的极大繁荣。这样的进步，不可谓不迅速。

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是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的。农业革命是一次加速度，它几千年创造的文明成果超过了此前的250万年；工业革命也是一次加速度，它200多年创造的社会财富远远超过了此前的2 000多年；以生物技术、电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标志的信息化革命更是一次加速度，它让人们的生活在几十年乃至几年之间就能发生重大的升级。

历史是有光芒的，它的光芒从遥远的古代发出，直接照亮了现实，并让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