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这本书带我踏上了一次漫长的旅途，在旅程中，我不由得对这样一群人心生巨大的感激与赞赏，这些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以求生产出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的一种产品：一杯茶。在这个过程中，我与很多同事、学生、家人和朋友喝了大量的茶和咖啡，他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给予了我多少支持（或者说理解）和灵感。 尽管我研究生毕业很多年后才开始写这本书，但我撰写世界史的信念源自我在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求学时期。维多利亚·德·格拉齐亚（Victoria de Grazia）和约翰·吉利斯（John Gillis）教我从宏观的角度研究历史，朱迪·沃尔科维茨（Judy Walkowitz）和莱奥诺尔·大卫杜夫（Leonore Davidoff）在我职业生涯的关键时期在罗格斯大学任教，他们向我阐释了历史变迁也在私密和局部的层面发生。
然而，我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工作后，才开始研究和撰写本书。本书难免有一些由于个人原因造成的疏漏，但如果没有那些我在圣巴巴拉分校获得的慷慨和智识的滋养，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当时所就职的历史系全体都坚信终有一天我会把这本“茶书”写完，数位同事曾读过草稿，并听我喋喋不休地谈论商品、饮食史和大英帝国。在这些同事中，首先必须提到的是丽萨·雅各布森（Lisa Jacobson），她也是从消费文化研究转向饮食史研究的同行，尽管她研究的饮品正是那些被茶饮支持者所轻视的饮品。丽萨对商业史和贸易出版物复杂性的了解，以及从最枯燥乏味的资料中发现意义与幽默的能力，成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感源泉。她一直是一位认真的编辑，她阅读了我的全部书稿，我相信由于她的帮助本书才变得更好。我也很幸运地拥有几位对饮食、休闲娱乐、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非常了解的同事。斯蒂芬·米歇尔（Stephan Miescher）和莫奇·切科维罗（Moch Chikowero）为我推荐了很多研究非洲历史的书籍和专家，并且真诚地给了我将南非作为本书的研究地点之一的信心。虽然谢丽娜·赛卡利（Sherene Seikaly）最近才到圣巴巴拉分校工作，但她对于殖民地政治经济的了解，对政治抱有的热情，以及对于本书手稿的很多章节提出的善意无私的审阅意见，都让我更清楚地看到种族和权力在这段历史中发挥的作用。加布里埃拉·索托—拉维加（Gabriela Soto-Laveaga）激发了我对科学史的热情，并且向我展示了看似平凡的植物如何开启全球历史的神奇之门。纳尔逊·利希滕斯坦（Nelson Lichtenstein）、玛丽·弗纳（Mary Furner）和艾丽斯·奥康纳（Alice O’Connor）阅读并点评了书稿的部分章节，并帮助我跟上美国史料编纂学的发展。
我还要感谢圣巴巴拉分校的同事们给予的食品、友谊和严谨态度，特别是希拉里·伯恩斯坦（Hilary Bernstein）、艾琳·鲍里斯（Eileen Boris）、帕特里夏·科恩（Patricia Cohen）、艾德丽安·埃德加（Adrienne Edgar）、莎朗·法默（Sharon Farmer）、萨宾·弗鲁赫斯托克（Sabine Fruhstuck）、比什努普里什·戈什（Bishnupriya Ghosh）、安妮塔·盖林尼（Anita Guerinni）、特伦斯·凯尔（Terence Keel）、玛丽·汉考克 （Mary Hancock）、长谷川毅（Toshi Hasegawa）、约翰·马吉斯基（John Majewski）、哈罗德·马库斯（Harold Marcuse）、凯特·麦克唐纳德（Kate McDonald）、西尔斯·麦吉（Sears McGee）、辛西莉亚·加斯特卢曼迪—门德兹（Cecilia Gastelumendi-Mendez）、肯·莫里（Ken Moure）、安·普兰（Ann Plane）、卢克·罗伯茨（Luke Roberts）、巴斯卡·萨卡尔（Bhaskar Sarkar）、保罗·斯皮卡德（Paul Spickard）、杰克·塔尔伯特（Jack Talbott）和郑晓伟（Xiaowei Zheng）。卡罗·兰辛（Carol Lansing）一直是我的导师和朋友，使我在近20年的时间里保持着健康和快乐。
多年来，很多优秀的研究生耐心阅读了书稿的部分内容，并在研讨会和办公时间讨论它。南希·斯多科德尔（Nancy Stockdale）、桑德拉·特鲁吉恩·道森（Sandra Trudgen Dawson）、贾森·凯利（Jason Kelly）、贾斯汀·本格里（Justin Bengry）、比安卡·穆里罗（Bianca Murillo）、简·史密斯（Jean Smith）、妮科尔·帕西诺（Nicole Pacino）、萨拉·瓦特金斯（Sarah Watkyns）和夏洛特·贝克（Charlotte Becker）都已毕业，并且出版了对我的史学研究方法产生影响的著作和文章。桑德拉让我感受到了20世纪历史带来的快乐并引导我开始研究工薪阶层的休闲方式。简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研究助理，她教会我如何拍摄清晰的数码档案照片，并慷慨地帮我翻译了我找到的南非荷兰语广告。大卫·拜拉吉昂（David Baillargeon）在威斯康星州学习缅甸语时，在厄尔·纽瑟姆档案馆（Earl Newsom Archives）中发现（并数字化）了一批被埋没的宝藏。他对国际商业和缅甸殖民地矿业的研究也影响了我对19世纪殖民地商业的多民族性质的思考。卡什阿·阿诺德（Kashia Arnold）、玛莎·菲德罗娃（Masha Federova）、白里安·格里菲斯（Brian Griffith）、朱莉·约翰逊（Julie Johnson）、劳拉·摩尔（Laura Moore）、蒂姆·鲍尔森（Tim Paulson）、约什·罗查（Josh Rocha）、赛尔金·萨鲁切夫（Sergey Saluschev）、伊丽莎白·施密特（Elizabeth Schmidt）和斯蒂芬妮·斯科塔（Stephanie Seketa）在这些主题上都拓宽了我的思路和方法。在写作接近尾声时，朱莉和伊丽莎白也好心地加入进来，帮我检查枯燥乏味的注释。最后，如果没有凯特琳·拉瑟（Caitlin Rathe）的帮助，这本书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她读完了整本手稿，处理了复杂的版权法律问题，为数十幅图片排版，并自始至终使我对美国和英国的食品政策史保持兴趣。我希望她知道我多么感激她的帮助和友谊。
除了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我还从很多人那里学到了东西，包括梅利莎·卡尔德韦尔（Melissa Caldwell）、卡罗琳·德·拉·皮纳（Carolyn de la Pena）、夏洛特·比尔特科夫（Charlotte Biltekoff）和朱莉·古兹曼（Julie Guthman）以及其他经常参加由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支持举办的“加州大学多校区食品、文化和身体研究项目”的其他人员，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基地和大量的反馈意见，特别是关于本书第2章的意见。除了那些对我的会议文献和讲话进行了思考与反馈的人，我在北美维多利亚研究协会、北美英国研究会、美国历史协会和贝克郡女性史研讨会遇到的人也使我受益良多。然而，我要特别感谢一些忠实的同事，他们一直为我提出建议，并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反馈，包括：艾米莉·艾伦（Emily Allen）、阿列林·阿诺特（Anneleen Arnout）、杰弗里·奥尔巴赫（Jeffrey Auerbach）、约丹娜·拜尔金（Jordanna Bailkin）、普里斯维拉·比斯瓦斯（Prithwiraj Biswas）、阿利斯特·查普曼（Alister Chapman）、丽莎·科迪（Lisa Cody）、贝基·科内金（Becky Conekin）、布赖恩·考恩（Brian Cowan）、马克·克劳利（Mark Crowley）、多尼卡·贝莱尔（Donica Belisle）、安托瓦内特·伯顿（Antoinette Burton）、阿奴玛·达塔（Arunima Datta）、乔伊·迪克森（Joy Dixon）、德巴·戈什（Durba Ghosh）、尼科莱塔·古拉斯（Nicoletta Gullace）、彼得·格尼（Peter Gurney）、迪诺·菲卢加（Dino Felluga）、凯特·弗林特（Kate Flint）、道格拉斯·海恩斯（Douglas Haynes）、安妮·赫尔姆里奇（Anne Helmreich）、戴恩·肯尼迪（Dane Kennedy）、赛斯·科文（Seth Koven）、莱拉·克里格尔（Lara Kriegel）、托马斯·拉奎尔（Thomas Laqueur）、马嘉利·莱文—克拉克（Marjorie Levine-Clark）、真岛忍（Shinobu Majima）、托马斯·梅特卡尔夫（Thomas Metcalf）、莫拉·奥康奈尔（Maura O’Connor）、苏珊·宾尼贝克（Susan Pennybacker）、斯蒂芬·施瓦茨科普夫（Stefan Schwarzkopf）、约翰·斯塔伊尔斯（John Styles）、丽萨·提耶斯腾（Lisa Tiersten）、米歇尔·图桑（Michelle Tusan）和艾米·伍德森—鲍尔顿（Amy Woodson-Boulton）。多年来，艾米给予我友谊和同僚之情，愿意阅读我的作品并给予评价，支撑着我一路走来。杰耶塔·沙尔马（Jayeeta Sharma）慷慨地分享了她在自己所著的有关殖民地阿萨姆（Assam）的书中制作的图纸，她的这部作品对我思考世界历史中茶叶和印度的地位产生了巨大影响。杰弗里·克罗斯克（Geoffrey Crossick）、保罗·德斯兰德斯（Paul Deslandes）、纳德贾·杜巴切（Nadja Durbach）、菲力帕·莱文（Philippa Levine）、阿比盖尔·麦克高安（Abigail McGowan）、斯蒂芬·陶皮克（Steven Topik）、弗兰克·特伦曼（Frank Trentmann）和詹姆斯·弗农（James Vernon）阅读了书稿的全稿或主要部分，帮助我处理了大量资料和我在撰写本书时遇到的各种历史信息。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布里吉塔·范莱因伯克（Brigitta van Rheinberg）一直是一位认真的编辑，他鼓励我试着为多数读者写作。
如果没有诸多图书管理员和档案工作者的帮助，这样一本书就无法完成。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谢丽·巴恩斯（Sherri Barnes）的贡献尤多。我还要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班克罗夫特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 at UC Berkeley）、大英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档案馆（the archive at the Centre for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Kolkata）、格拉斯哥米切尔图书馆（Mitchell Library，Glasgow）、伦敦大都会档案馆（London Metropolitan Archives）、市政厅图书档案馆（Guidehall Library Archives）、大众观察档案馆（Mass Observation Archive）、台风公司档案馆（Typhoo Corporate Archives）、广告信托史组织（History of Advertising Trust）、威斯康星州历史协会（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哈格利博物档案馆（Hagley Museum and Archives）以及爱尔兰、新西兰、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印度和南非的很多类似机构，他们为我提供材料，协助完成了这本书。
很多出资单位提供的慷慨的经济支持也使这本书的出版得以实现。我要特别感谢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加州大学校长奖学金计划为我提供了两年休假，为此我心怀感激。我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夏天，这得益于由弗兰克·特伦曼主管的消费文化研究计划（Cultures of Consumption Research Program）的资助。我还得到了哈格利博物和图书馆的支持，得以研究迪希特（Dichter）的论文；另外，罗伯特和克里斯汀·埃蒙斯（Robert and Christine Emmons）慷慨地资助我到印度做了一次田野调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跨学科人文中心和学术评议会以及校董会也支持了一些田野调查，并为研究助理和本书的很多图像的复制提供了资金支持。
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我也很幸运能够得到亲朋好友的帮助，使我的生活充满愉悦。我特别要感谢达娜·奥尼尔（Dana O’Neil），她富于感染力的活力和激情一直鼓舞着我。我的丈夫乔丹·威特（Jordan Witt）为本书的完成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帮我做家务，照看孩子，陪同我做了多次实地调研。无论多么繁忙，他都几乎阅读了我写下的所有内容，而且总是保持着对我的乐观和爱，哪怕我全身心投入到这本书的撰写中时也是如此。我要把本书献给我的两个儿子安迪和本·威特，他们在整个童年时光中与这个写作项目共同成长。我开始写这本书时，安迪上了小学，而我怀上了本。他们两个都表现出超出同龄人的耐心和智慧，他们鼓励我玩玩具、听音乐、看小说、观看很多体育比赛；最重要的是，安迪和本一直让我欢笑。
第2章的部分章节曾以《神圣而实用的乐趣：英国工业化早期的禁酒茶会和节制消费文化的创造》（“Sacred and Useful Pleasures: The Temperance Tea Party and the Creation of a Sober Consumer Culture in Early Industrial Britain”）为题发表在《英国研究杂志》（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第4卷第52期（2013年10月）第990—1016页。第8章的部分内容曾以《“茶叶让世界精神焕发”：大萧条时期茶叶广告的解殖民化》（“‘Tea Revives the World’：The Decolonization of Tea Advertising during the Depression”）为题，由宏树新（Hiroki Shin）、真岛忍和田中谕介（Yusuke Tanaka）编辑，发表在《四处运动：消费文化中的人物、事件和行为》（Moving Around: People, Things and Practices in Consumer Culture，东京：消费文化史论坛，2015年），第27—41页。第8章的部分内容曾以《饮帝国之茶：两战之间英国的保守政治和帝国消费主义》（“Drink Empire Tea： Conservative Politics and Imperial Consumerism in Interwar Britain”）为名发表在埃丽卡·拉帕波特（Erika Rappaport）、桑德拉·特鲁吉恩·道森和马克·克劳利（Mark Crowley）编辑的《消费行为：20世纪英国的身份、政治和享乐》（Consuming Behaviours: Identities, Politics and Pleasure in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公司，2015年）。最后，第5章的部分内容曾以《客观经验教训和殖民历史：创造印度茶的嘉年华》（“Object Lessons and Colonial Histories: Inventing the Jubilee of Indian Tea”）为题，于2016年发表在出色的在线新论坛“英国、代理和19世纪历史”（缩略词为BRANCH）上，该论坛已经上线，由迪诺·弗卢加编辑，参见http://www.branchcollective.org/?ps_articles=erika-rappaport-object-lessons-and-colonial-historories-inventing-the-jubilee-of-indian-tea。
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