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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末源流

那些建城前或即将建城时所流传下来的，与其说适合于纯粹的史记，还不如说适合于富有诗意的故事。

——李维《建城以来史》前言

罗马的故事说来话长。这个章节将长话短说，将这1500年浮沉史的精彩之处一扫而过。它类似于本书的高速路线图，或者一套间隔很长时间才拍摄一次的卫星云图，以助确定方向。如果你已经了解罗马史的模式，自可跳过本章继续前进；要是还没有的话，那就祝你旅途愉快！

诸王与自由共和国

历史上的罗马人认为，他们的城邦是由罗慕路斯（Romulus）在我们记为公元前753年的那年建立的。罗慕路斯是七王中的第一位。早期的王被尊为建城之父，而晚期的王则被斥为祸国暴君。最后，末代王高傲者塔克文（Tarquin the Proud）被逐出罗马，共和国建立了起来。传统上认为这一变革发生在公元前509年。在埃涅阿斯（Aeneas）和罗慕路斯之后，这次变革就像是罗马的第三次建城。主导变革的英雄名叫布鲁图斯（Brutus）。近500年后，当恺撒自立为终身独裁官之时，正是在这第一位布鲁图斯的雕塑底座上，人们草草刻画涂鸦，呼唤他的后代拿起武器，诛杀暴君。

关于王政时代的所有现存记载都带有这种神话特质。没有一部记载是在共和国建立假定时间之后的三个世纪以内写成的。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罗马尚不为希腊人注意，而直到下一个世纪，希腊人才开始写作他们自己的历史。不过罗马人的确很有可能有过一段君主制。许多其他的地中海城市在古风时代都行王政，包括罗马以北的诸多伊特鲁里亚城邦。罗马晚些时候的许多制度，解释为王政遗存也最为恰当：在市政广场（forum）有一处圣所名为雷吉亚（Regia），那是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的座处；政务官换届期间主持选举的官员被称为“摄政官”（interrex）。但并没有什么流传至今的细节值得信任。每一位罗马王都被当作罗马政制的一个特定部分的建立者加以铭记。罗慕路斯建立城邦，繁盛人口，先宣布当地为罪犯庇护所，后又组织劫夺萨宾女人以妻其部众。第二位王努马（Numa）创立了罗马宗教。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Servius Tullius）做了组织军队、部落、人口普查等工作。关于晚期统治者的故事使人更多联想到古代地中海世界关于暴君的传说：他们狂妄暴虐、淫乱无度，而且子不如父。在古风时代的地中海贵族共和国中，此类指责稀松平常，并且代表了新的公民行为伦理的兴起。在罗马人的记忆中，这最后几位王还是异族，具体说来就是伊特鲁里亚人。诸王的故事，至少在那些讲述和听闻它们的人心中，形成了一个关于“什么对罗马来说是核心的、独一无二的”的叙述。我们只能通过考古学对这些迷思加以检验。

共和国时期持续了近五个世纪，从公元前6世纪早期直至公元前1世纪末。后世将其当作一段充满自由与虔敬的时代加以铭记。享受那种自由的人是富人，尤其是那些垄断了政治职务与宗教领导权的显贵家族。他们的继承者们对过去的怀念为这一时期的所有历史都染上了色彩。一些家族——首先是科涅利·西庇阿（Cornelii Scipiones）家族，其后是凯奇里·梅泰利（Caecilii Metelli）家族——非常成功，以至于实际上主宰了罗马，如同美第奇家族主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不过他们财富的来源却迥然不同。领导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人，带回珍宝以美化城邦，带回金钱以买土占田，带回奴隶以耕种土地。罗马一如大多数古代城邦，依赖公民兵。起初，大多数公民兵都是农民，他们自愿加入在一年中农闲时节组织起的战役。不少人在战争中崭露头角，那些住得离城市足够近的人在政治集会中有了一定影响力，而正是这些政治集会选出罗马的领导人，做出是战是和等最为重大的决定。不过罗马从来没有接近过古典时代的雅典所创造的那种民主政治：在那里，富人被强制藏富隐财，并且将部分财富花在公共项目上。在罗马，权力保持在少数人手中。政务官的任期仅有一年，但卸任政务官会终身列席一个议事会——元老院，它实际上指导着行政、立法、国家祭礼和外交政策。共和时期的贵族何以保持如此的支配地位，是罗马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是因为遍布罗马社会的荫庇制度？或是他们从祭司职务中取得的宗教权威？在其他城邦中，心怀不满的贵族煽动民众反对其政敌，就会使城邦面临革命。罗马贵族和其他地方的贵族阶级一样争强好胜，但直至共和国终结，他们都克制自己免于内讧。当这种自制土崩瓦解时，他们的世界也就分崩离析了。

共和国时期也是罗马从一个意大利城邦变成古代地中海世界霸主的时代。诸王想必留下了一个相对强大的罗马。城墙的规模、可能的人口数量以及最关键的早期军事胜利，都显示罗马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已经是意大利中部一座政治上强有力的城邦。最初几世纪的历史扑朔迷离，但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罗马的影响力就蔓延到整个意大利半岛。在亚平宁山脉和第勒尼安海沿岸的战略要冲，殖民地星罗棋布，新道路则开辟了与亚得里亚海的交流。罗马在公元前4至前3世纪多面出击：北伐高卢，南击希腊人，征讨阿布鲁齐群山中和干旱的意大利南部平原上的古意大利人。公元前3世纪70年代，伊庇鲁斯王皮洛士（Pyrrhus of Epirus）注意到了这些战事，并举大军跨过了亚得里亚海。罗马虽屡遭败绩，但仍在战争中幸存。至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人两度鏖战腓尼基（布匿）人的迦太基，均战而胜之。第一次（公元前264—前241年）主要是海战，罗马人得以占据西西里，并成为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布匿城邦以及岛内西西里原住民之主。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的战火延烧至西班牙、北非，以及意大利本土。汉尼拔在公元前217年翻越阿尔卑斯山，并在次年于坎尼重挫罗马军队。不过他并未将优势坚持到底，而是徘徊于意大利南部，直到公元前203年被迫回到北非迎战西庇阿的军队。翌年汉尼拔在扎马的大败标志着迦太基强权的终结。公元前2世纪，罗马军队推进到了更遥远的地方。他们战胜了东方的马其顿各大王国，它们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后继者。迦太基和古希腊城邦科林斯都在公元前146年被夷为平地。罗马军队打败了阿尔卑斯山南北的高卢部落，在西班牙中央高原掀起战端并阻止了日耳曼人的入侵。城邦的规模不断扩大，通过战争得来的财富用于建造引水道（aqueduct）、王庭（basilica）①和其他大型建筑。富人日益富裕，公民兵离家也越来越久。

后期的罗马人认为，鼎盛时的共和国是一个和谐的系统，元老院的智慧引导着强力者的野心，而恭顺的民众则予后者以支持。共和国的毁灭被（以各种方式）归咎于帝国带来的奢华与傲慢。帝国早期史家维莱乌斯·帕特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写道：

第一位西庇阿为罗马的统治铺路，第二位西庇阿则为奢靡开门。②

其他史家选择了别的时间作为分水岭，不过良性崛起紧接着恶性衰颓的套路已是老生常谈。事实更为复杂。多种多样的社会冲突纵贯罗马历史。不过始于公元前2世纪末的城市暴力和内战将冲突升级到了全新的规模。自由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既是领土扩张最大的时期，也是罗马文学与知识文化达到经典形态的时期，但也是血腥的百年内战时期。罗马人和他们意大利盟友的冲突，同穷人（或那些号称代表他们的人）与其他富人的社会矛盾相汇合流。传统的贵族内斗被帝国主义的暴利过度激化。政客们先是召集暴民，后又征募军队来捍卫他们的主张。

内斗与外战构成了一个恶性的反馈回路。将军们目光短浅，时刻留心着回城后的机遇。他们甘冒奇险，不经元老院或人民许可即对邻国开战，将征服的领土交由其政治盟友开发利用，对罗马的长期安全概无考虑。忠心可疑的异族盟友获准在边境上建立巨大的权力基地。罗马人在行省遭人厌恶。罗马为曾经的盟友本都王密特拉达梯（Mithridates of Pontus）培植了势力，而全神贯注于意大利事务的元老院无视了密特拉达梯愈加频繁的挑衅；于是，当他入侵罗马人控制的小亚细亚西部时，最糟糕的时刻降临了。在密特拉达梯的命令下，居于这一地区的希腊城邦中的一万名意大利人惨遭屠戮。罗马对亚得里亚海以东全部土地旋即失控。不过这只是罗马将军们的另一次机会。苏拉先是被赋予了军权，然后又遭褫夺，但他拒绝让位，而是挥师入城。市政广场血流成河，而他却如愿以偿，在按照自己的心意重整罗马后他挥师东进，洗劫雅典，尔后回头扫清了回归罗马的道路。他自立为独裁官，并列出一份“格杀勿论”（proscribe）的政敌名单。名列其中者，人皆可杀而免惩处，财产亦全遭褫夺。苏拉成了后来所有罗马将军的模范，包括他的助手庞培、他的敌人恺撒，以及恺撒之后的人，其中包括了后来的元首奥古斯都。他们每个人都在对外战争中获得了强大的军队，并且最终将其用于在行省互相征伐，在罗马则为派系斗争和大型建筑挥金如土。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海战后，内战终于告一段落。马克·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Cleopatra）被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击败。在企图将内战（以及贵族式自由和人民的权力）化为历史时，屋大维被授予“奥古斯都”的称号。

早期帝国

第一位皇帝——崩于公元14年的奥古斯都——漫长的统治时期是罗马历史的支点。在他之前是共和国，而在他之后则只有皇帝。他以后的300年被称为早期帝国，或者（以奥古斯都另一个头衔“元首”［princeps］命名）元首制（Principate）时期。

奥古斯都经营罗马的诸多手段，实际上都是共和国历史主旋律的延续，而这也正是他所希望人们看到的。一旦他本人在罗马的地位得以稳固，曾参与内战的军士大批复员，他就致力于对外征服和营建民众建筑的运动中去了，而其规模则远超庞培和恺撒的成就。他践极之时，罗马通过行省与盟邦的网络主宰地中海。不过，内战与贵族间的斗争所引发的战争，达致尚未稳定的地区之外。奥古斯都使罗马的直接统治横跨半个欧洲，到达莱茵河与多瑙河，确定了疆界，并与波斯帝国归于和平。在尤利乌斯·恺撒死时有诸多建筑项目业已动工但尚未落成。奥古斯都将它们尽数完工并增添了属于他本人的新工程，将战神广场转变为某种纪念性主题公园，并占取帕拉丁山（Palatine Hill）建成皇居与神庙，这也是英语中“Palace”（宫殿）一词的源头。

奥古斯都还不那么张扬地成功使罗马国家免于内战。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将军强推政府上与财政上的权宜之计，造成了相当混乱的局面，现在这些被奥古斯都纳入一个更常规的行省政府系统。罗马现在有了军事专款用以供养新的常备军。罗马与意大利贵族们在新秩序下得以主政一方或者统领一军。不过，钱财和士兵的忠诚被牢牢掌控在奥古斯都手中。如今，决定哪个贵族将担任哪个政务职位和哪个祭司职位的是奥古斯都，而不是人民，当然更不是元老院。实际上，一切重要决定皆出于皇廷之手。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获得更多荣耀的同时也失去了权力。奥古斯都的胸像和雕塑随处可见，它们把他描绘成将军、祭司和神明。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在军营中受到士兵们的顶礼膜拜，还在每座城市和每个行省，和祖先神、家神一同受到崇拜。

奥古斯都成功的真正标志，是他能够将自己大多数权力传给一系列继承者们。罗马在亚克兴战役后百年免于内战之火。奥古斯都较近的继承人并非都是贤人：一个遭刺杀（卡里古拉），一个则因自觉对帝国失去控制而自杀（尼禄）。不过这一体制却得以留存，而且少有更易。当尼禄治下的灾难告终后，将军们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但只是因为奥古斯都家族已没有人还活着而成为新的皇帝。战争持续了不到两年（公元69—70年），而胜利者韦伯芗（Vespasian），策划了一场非常奥古斯都式的拨乱反正。帝国天摇地动却完好无损。未加任何正式制定的新宪法或头衔，罗马皇帝就成了罗马帝国事实上的政务首脑。软弱无能的个人此时已不能使这一体制名声扫地，而且也没有迹象显示有任何人想要摒弃皇帝这一存在。当卡里古拉在公元41年遇刺时，元老院简要讨论了恢复共和国的可能，却花费了更多时间来想出一个可能的继承者。在他们争论期间，禁军（Praetorian Guard）发现了躲在皇宫幕帘后的克劳狄（Claudius）并立他为帝。从此，问题就总是简单的“谁该做皇帝？”了。

然后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皇帝。弗拉维王朝统治了公元1世纪晚期的大部分时间。对外征服的战争将不列颠和日耳曼西南的部分土地纳入帝国版图，附庸国遭到吞并，而边境得以巩固。一系列帝国广场从旧的共和国时期卡皮托利山一路延伸到大竞技场所在的谷地。罗马城逐渐获得了属于帝国皇都的排场。弗拉维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图密善（Domitian）在公元96年遭到刺杀，这对帝位继承体制的冲击远小于尼禄之死。2世纪时，一连串统治期长久的皇帝主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帝国。图拉真（Trajan，公元98—117年在位）领导了对多瑙河以北地区的征服战争并进入了现在的伊拉克地区。他的继任者哈德良（公元117—138年在位）广巡帝国各地。皇帝们的行止更富有君主制气息也更王朝化了，尤其是当他们在罗马之外的地方，不用顾忌元老院敏感的神经的时候。一个巡回宫廷出现了，在其中宠臣爱妾争权夺势，学者诗人大受款待，禁军长官行如首辅。行省社群使者如织，不管皇帝在哪里都要追到他。他们也许发现哈德良正在尼罗河河岸上，或者在监督横跨不列颠北部的长城的修建，在协助设计他在大竞技场对面兴建的新维纳斯神庙，在阿非利加向阅兵式上的士兵发表讲演，或者悠闲徜徉于他位于蒂沃利的宽敞皇宫，或者在他心爱的雅典。皇帝身在何处，就在何处治理帝国。

早期罗马帝国是一个和平的世界。战争规模很小，皇帝几乎总能将它们控制在边境一带。经济与人口都在增长。由于行省贵族、退伍军人和被释奴都被授予了公民权，“罗马人”的数量增加了：通过3世纪早期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198—217年在位）的一道敕令，帝国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了公民权。罗马法一下子向每一个人张开怀抱。在这一极为惊人的皇室馈赠被颁布后，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写道，用任何语言写就的遗嘱都有效——无论是希腊语和拉丁语还是凯尔特语、叙利亚语。罗马的生活方式被广为接受，建筑与手工业的新技术在行省传播开来。富人们尤爱用进口的大理石装饰他们壮观的豪宅，并向他们的出生城市捐赠宏伟的建筑。帝国诸城兴起了相同的洗浴、教育、饮食文化。哪怕最贫穷的人也会观看角斗士表演、斗兽、竞技节日以及其他通常以皇室为焦点的庆典。公元3世纪早期标志着古代城市生活的顶点。当然，在帝国的一些地区，九成的居民仍然生活在乡村。但在意大利中部和安纳托利亚西部、北非，以及叙利亚和埃及，可能有3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或大型村落中。人们今日在游历前罗马帝国行省时仍然感到印象深刻的那些罗马帝国时代纪念物，大多数都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图拉真征服达契亚是帝国版图最后一次永久性的扩张。2世纪期间战争仍然继续，但战局通常是皇帝说了算。皇帝和地方精英都看起来相对富有，虽然我们并不清楚这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真正的经济增长，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的手中聚拢。

大约2、3世纪之交，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西部，城市建筑的数量在公元200年前开始下降，在其他地方则是公元250年前。在此之后，没有新的剧场和竞技场动工兴建，碑铭数量锐减，新建的神庙似乎也减少了。至少一些城市在规模上有所萎缩，仍是西部尤为明显。与此同时北部边境的战争似乎消耗了皇帝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也许最早在马可·奥勒留治下就已开始，当时与多瑙河中游的马克曼尼人的战火从公元166年几乎延续不断地烧到了公元180年。又一轮内战在马可之子康茂德（Commodus）于公元192年遭谋杀之后爆发。行省将军之间的争斗是尼禄自杀后情形的近似重演，随后出现的塞维鲁王朝则以相当传统的方式在公元193—235年统治罗马。不过，公元3世纪早期，波斯帝国在萨珊王朝治下的复兴给罗马的军队（以及财政）施加了新的压力。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帝国遭到多瑙河和莱茵河上不断增多的战事的打击，蒙受深入腹地的突袭，结果导致诸如雅典和塔拉戈纳这般几乎三百年未见兵戈的城市惨遭劫掠，帝国还击退了波斯的大举进犯，并必须解决一度将帝国分为三个独立领土的分裂问题。多数皇帝只在位数年，有些只有数月，且少得善终。越来越多的皇帝出身行伍，他们与罗马和元老院的联系更加弱化。军事复苏在3世纪60年代开始，但帝国直到世纪末都不是一个统一体。于284年称帝并于305年退位的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长期统治标志着帝国的幸存。

晚期罗马帝国

至4世纪早期，罗马世界已大为不同。在一些地区，城市已萎缩成了由被拆除的古迹匆忙建起的极小的环形墙体。一些最近征服的领土已被放弃。罗马仍有一个元老院，但其成员不再在行政事务和军事指挥上有任何作用。帝国有了一个新宗教——基督教，以及一座新都城君士坦丁堡，那里还有新的元老院、七丘以及皇宫。帝国也有了一种新货币，用以支付前所未有的高昂税赋，而这是更大规模军队以及日渐庞大的官僚体系的薪饷来源。此时，在任何时候都同时有多达四位皇帝，级别高的称奥古斯都（Augustus），级别低的称恺撒（Caesar）。每位皇帝都有自己的宫廷，专管帝国的不同地区，特别是北部和东部边境。从此时开始，皇帝不得不时刻留心着蛮族，不得不苦心经营与敌对的波斯帝国间难处理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波斯历史与罗马历史在诸多方面都十分相似。波斯的万王之王沙普尔二世（Shapur Ⅱ，309—379年在位）建立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官僚体制取代了经常几乎不承认帕提亚诸王权威的半封建式诸侯。波斯帝国也有一个国教——琐罗亚斯德教。在整个古代晚期，边境线都几乎未曾移动。两个帝国都必须应对宗教少数派和强大的祭司们。战争频仍，在北抵亚美尼亚、经叙利亚直通阿拉伯世界的广阔边界区中，一些城市规律性地反复易手。不过也有相对平静的时期，商人、传教士、间谍和使节就在这两个帝国间你来我往。这种情况持续到了7世纪，阿拉伯征服毁灭了萨珊帝国，也几乎毁灭了罗马帝国。

书写晚期帝国的历史总被证明是困难无比的。首先的问题在于君士坦丁一世（306—337年在位）以宽容取代迫害，而后又大举赞助教会之后，异教徒和基督徒观点相互对立。他的所有继承者都是基督徒，除了尤利安（Julian）一人，他在短暂的统治期间（361—363年在位）试图颠覆君士坦丁的改革。到该世纪结束时，普遍宽容已经被对多神教徒的神庙的攻击取代，而皇帝也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与异端的斗争中。足够多的有影响力的多神教徒幸存下来，将5世纪的灾难归咎于那种新兴宗教。我们的史料来源分歧很大。其次还有后见之明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忽视一个事实：图拉真所打下的达契亚诸行省的丧失，不过是诸多领土沦丧的第一步。而在此之后，不列颠的北部高卢在5世纪中叶脱离罗马掌控，公元500年之前，末代西部皇帝则被一串蛮族王取代。

尽管如此，4世纪在某些意义上仍是一个乐观的时代，它见证了知识生活的部分复兴、大兴土木（尽管此时所建的是教堂与宫殿而非古典城市的传统建筑），以及出现在东方的某种真正意义上的繁荣。即使当一大群东哥特人在376年获准跨越多瑙河时，罗马人也可以合理地把其他定居在帝国境内的民族认作盟友。但东部军队378年在哈德良堡对阵哥特人所吃的败仗启动了一整套迁徙与外交策略，最终导致了西部在一个世纪之内全部沦陷。从5世纪早期开始新的群体进入帝国，寻求属于他们的一份领土，寻求作为罗马的“客人”定居下来，有时或许也在寻求安全，躲避他们自己的敌人，例如凶猛的匈人。罗马自身也两遭洗劫，先是410年的哥特人，后是455年的汪达尔人。西部的最后一位皇帝在476年被罢黜，虽然在当时，这也许不会被当作一个转折点。到了公元500年，汪达尔人立足迦太基统治着一个王国，西哥特人和苏维汇人控制了西班牙和高卢，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则掌握现在法国的其他地区，而一位东哥特王则坐镇帝国曾经的首都米兰。东方的皇帝经济破产，缺乏军队，又专注于波斯，不得不默许了这一状况。搁浅在敌后——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的罗马精英也是如此。几代人的时间内，罗马的主教和知识分子为西方的新王们服务，帮助他们建立罗马人和蛮族人各居其位分占财富的社会。考古证据清楚显示，跨地中海贸易并未遭到严重打击，在一些地区，城市生活甚至拉丁文学都繁荣起来。这些王国的统治者都是基督徒（尽管在东方罗马主教们眼中，他们多是阿里乌斯派异端）。他们大多试图保存罗马文明的要素，甚至重建罗马的纪念性建筑，并与罗马贵族家族通婚。他们多依靠罗马官僚来管理他们所接手的复杂财政体系，将他们的战团作为军队保存下来，以保卫他们的所得。他们的王住在境内大城市的罗马宫殿中，发行刻有拉丁铭文的铸币，制定法典，有些甚至观看角斗士竞技。

随后，6世纪早期，东部帝国发动了反击。在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年在位）治下，他的将军们从汪达尔人手中夺取阿非利加，并在意大利进行了来来往往的破坏性拉锯战，这些拉锯战以东哥特王国灭亡告终。西哥特人的西班牙也遭进犯。在君士坦丁堡，大型建筑项目纷纷上马，罗马民法进行着大规模法典化，行政改革也推行到位。（高级官员吕底亚人约翰［John the Lydian］的抱怨，表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创立的“新”官僚体制在此时是怎么被其成员看作一套古老而可敬的制度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个跨地中海罗马帝国看来又重生了。不过随后它又一次崩塌了。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法兰克人扩展其势力，而除了拉文纳周边的立足之处，罗马的领土就被限制在北非和西西里。与此同时，皇帝们又一次被与波斯的战争掣肘。波斯皇帝霍斯劳二世（Khusrau Ⅱ）又一次回头横扫叙利亚边境，这回他攻占了耶路撒冷。波斯军队向北突袭安纳托利亚，向西南进入埃及，并于619年攻陷亚历山大里亚。皇帝对此无法提供什么帮助，因为这一入侵恰与西北方阿瓦尔人的入侵同时发生。遭受两面围攻的君士坦丁堡本可能在626年沦陷。新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成功贿赂阿瓦尔人，击败波斯人并将战火烧到他们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首都。被失败羞辱的霍斯劳在628年被刺杀。希拉克略则在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获得了胜利。

之后，世界又经变换。卷入罗马与波斯漫长冲突的诸多民族之中，有一些是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部落。战争中，他们在战争经验与知识两方面都有了可观的发展，不过，是先知穆罕默德发动的宗教运动才激励他们协力行动。在636年的耶尔穆克战役中，罗马军队遭遇灭顶之灾。到了642年，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都已在阿拉伯统治之下，而且再也不能被收复。帝国萎缩到原来版图的三分之一，变成一个占有西安纳托利亚和一些遥远的西部行省的巴尔干国家，其中大多数西部省份都将在阿拉伯军队西进北非闯入西班牙并掌握海洋的同时沦丧。没有了埃及谷物的供应，君士坦丁堡的城市人口锐减。波斯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也于636年在卡迪西亚遭重大失败。他们的首都泰西封次年也被占领。最后的残余部队在642年于纳哈万德战役中被消灭，末代皇帝也于651年死在逃命路上。

定位罗马帝国的终结并不容易。在阿拉伯人717年围城时捍卫君士坦丁堡的那些皇帝当然认为自己是罗马人。直到君士坦丁堡在15世纪最终被土耳其人而非阿拉伯人击垮时，他们的继承者们也这么认为。我们并非一定要同意他们的观点，不过我们选择任何其他时间都是武断的。大量罗马与波斯文化都在阿拉伯征服中幸存。哈里发治下的叙利亚城市仍然繁荣，霍斯劳二世的税收体制在伊朗重生，正如罗马的税收系统在西部蛮族王国中获得重生。法兰克人查理曼梦想成为罗马皇帝，而在800年一场在罗马由教宗利奥三世（Leo Ⅲ）主持的典礼中，他梦想成真。拜占庭相比于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真的更具成为罗马继承者的资格吗？我对此并不确定，因此对我来说，罗马帝国的故事就终结于此。

延伸阅读

出色的罗马史叙事层出不穷。我将自己最喜欢的简要开列如下：西蒙·普赖斯（Simon Price）与彼得·索恩曼（Peter Thonemann）的《古典欧洲的诞生》（The Birth of Classical Europe, London, 2010）和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的《罗马帝国的遗产》（The Inheritance of Rome, London, 2009）是两部极好的近作，它们分别是“企鹅欧洲史”（Penguin History of Europe）的第一、第二卷。彼得·加恩西（Peter Garnsey）与理查德·萨勒（Richard Saller）的《罗马帝国：经济、社会与文化》（The Roman Empir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1987）和彼得·加恩西与卡罗琳·汉弗莱斯（Caroline Humfress）主编的《古代晚期世界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the Late Antique World, Cambridge, 2001）是两部杰出的社会经济史指南，至少覆盖了部分时期。迈克尔·克劳福德（Michael Crawford）的《罗马共和国》（The Roman Republic, London, 1992年修订版）是罗马史如何且应该如何书写的模范，富于论辩，并且以从考古、钱币和碑铭到当时文档与后世文献的一切可用证据资料为基础。

①王庭这种建筑形制初为罗马市政集会、法庭之用，早期基督教获允在罗马兴建教堂后也采用王庭的形制加以改造，Basilica也就成为如今天主教最高级座堂的名称。本书中提及基督教的basilica则按现有传统译作大教堂，基督教之前则按照其词源，译作“王庭”。——译者注

②维莱乌斯·帕特库鲁斯《罗马史》第2卷第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