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鈔本與知識史
中古漢文寫本所體現的外來影響[1]
高奕睿（Imre Galambos）撰 馮婧 譯
一 引言
漢字是中國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象徵之一，是中國人定義民族身份的關鍵要素[2]。其擁有3000年歷史，是現代史學歷史連續觀的核心，對連續性的文化叙事極其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朝代——唐朝和宋朝——其大多數實物資料來自其版圖的西北邊域，如敦煌、吐魯番和黑水城。其中最爲轟動的應是在距離敦煌城約30公里莫高窟的一個洞穴中發現的敦煌寫本。藏經洞發現後不久，外國探險家購買了大量寫本，運出國門。面對文物流散，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聯手開展公衆運動，阻止文物出口。在這一過程中，許多20世紀早期發現的文物逐漸獲得了國寶的地位，其中敦煌寫本名列榜首[3]。
斯坦因（Aurel Stein）於1907年、1914年兩次造訪藏經洞，收集了數量最多的寫本。他將莫高窟視作希臘文明在東方的遺存，視作西方文明傳播軌跡的一部分。在他眼中，壁畫中許多面孔明顯是西方人。而中國學者則關注漢文化的西傳，驚歎這些面孔的東方容貌。中外學者也從不同的視角考察藏經洞中豐富的寫本。早期中國學者與公衆將敦煌寫本描述爲書法精致的唐代卷子；國外學者則奔向數量可觀的于闐文、梵文和藏文文獻。
藏經洞發現一百多年後，縱觀敦煌寫本，其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語言的多樣性。敦煌寫本中有約20種語言與文字，呈現多語言文字的混合，其中包括一些引人注目的多語寫本，例如，以漢字注音藏文的寫本。也有以藏文字母注音的漢文佛典，這應是服務於不會正確閲讀、甚至不懂漢文的人，便利他們誦經。一些回鶻文寫本中散佈著漢字，供當時人使用回鶻語或回鶻漢字音誦讀[4]。即使在使用單一語言的寫本中，也能窺見多語的痕跡。一些寫本有許多字形、語法問題，應是由教育水平低的群體（也可能是兒童）或是對該文字不熟練的成年人書寫。本文將分析若干敦煌漢文寫本，考察其多大程度上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
二 敦煌的多語社會
敦煌寫本是中國迄今發現的數量最爲龐大的寫本收藏。不計其他語言的寫本，目前各地機構收藏的漢文寫本超過40000件[5]。這些寫本中，僅一小部分寫本有明確的年代。根據其中最早與最遲的年代，一般認爲敦煌寫本的時間範圍爲4世紀末至11世紀初[6]。在超過600年的時間跨度中，絶大多數寫本來自歸義軍時期，即9世紀中葉至10世紀末。
唐前期，敦煌是唐帝國西北地區的重要軍事要塞，作爲中國與西方之間商業、求法道路上的前哨之一，其擁有多民族、多語言的人口，迎接來自世界各地的旅人。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後，唐帝國内部政治動盪，敦煌與唐廷的聯繫逐漸減弱，最終於786年落入吐蕃手中。在吐蕃時期（786—848），敦煌的主要人口仍是漢人，但在行政機構工作的人會更需要習得藏文。政府主導的鈔寫漢文、藏文佛經的大型項目則會涉及更多的一般人群[7]。有證據表明，鈔寫藏文佛經的鈔手中，不少是漢人。
9世紀40年代開始，由於内部政治鬥争，吐蕃帝國開始失去對其中亞殖民地的統治。趁吐蕃内亂，沙州張議潮（799—872）於848年率兵驅逐了駐守敦煌的吐蕃士兵，建立了統治。其後張議潮歸順唐朝，唐廷授張議潮歸義軍節度使，這標誌著歸義軍地方軍事統治的開始。歸義軍的統治持續至11世紀初，這一時期，吐蕃不再統治敦煌，但吐蕃文化和語言無論在世俗還是寺院環境中仍很重要。事實上，直至20世紀，藏語仍是河西地區的通用語。
此外，還有許多其他語言的寫本，如梵語和于闐語。一些寫本使用不止一種語言，體現了不同文化、語言的複雜交互[8]。其中最常見的是一面漢文，另一面是其他語言的雙語文本，同時也有雙語對照的詞彙表及短語手册。從語言學視角，更爲有趣但罕見的現象是使用一種文字書寫另一種語言，例如使用藏文字母標注漢文佛經中漢字的發音[9]。也有用漢字標注藏文讀音的現象，例如一位中原求法僧攜帶的藏文信件。他游經河西地區，用漢字備注了信件中名字、頭銜的讀音[10]，這或許是在爲與相關人員交談或是詢問相關細節做準備。
高田時雄在其關於敦煌地區多語社會的文章中曾考察多種雙語文本，包括佛經、文學作品和蒙書。他指出這些寫本中不僅有吐蕃時期的寫本，還有晚至10世紀後期的寫本，當時敦煌已由曹氏家族統治[11]。他認爲，即使當時没有使用藏語、藏文的政治壓力，“特定的習俗一旦形成，不會輕易消失”。此外，他還提出歸義軍時期的雙語寫本可能是由“漢字書寫能力欠缺的社會階層”寫成的[12]。
三 漢文寫本所體現的外來影響
敦煌藏經洞中漢文寫本數量最多。其中一些寫本具有外來的文化特徵，儘管這些寫本皆以漢文寫成。這些特徵的成因仍有待探討，需仰賴更爲完善的類型學、寫本學研究。本文僅討論較爲明顯的三個特徵：（一）使用硬筆（而非毛筆）；（二）紙張質量的下降；（三）新裝幀形制的傳入。
（一）硬筆的使用
敦煌寫本中最常見的外來特徵之一是硬筆的使用。這一現象開始出現於吐蕃統治之初，因此被廣泛運用於寫本的斷代：使用硬筆書寫的寫本的年代在吐蕃時期及以後；使用毛筆書寫的寫本年代則在吐蕃時期以前。這一斷代方法源於藤枝晃的研究，他對多份寫本的考察證明了這一方法的可靠[13]。關於硬筆，近年李正宇撰寫了一部專著[14]，而這一課題的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硬筆書寫的文字，其筆劃有特定的形態特徵。毛筆筆頭柔軟，能改變筆劃的粗細。硬筆筆頭堅硬，其寫出的筆劃粗細大致相同。然而，在鈔寫經文或其他需要書法質量的文本時，使用硬筆的鈔手會有意模仿毛筆的筆觸。他們勾勒、潤飾筆劃，使字跡接近毛筆字。
學界一般將這種書寫工具的突然轉變解釋爲一種必然，認爲其原因是敦煌與中原隔絶，無法從中原進口毛筆[15]。這種説法有明顯的問題。首先，没有證據表明敦煌在吐蕃時期以前便已依賴中原進口毛筆。敦煌當地有兔子、狐狸等動物，它們的毛髮可用於製作毛筆。因此，敦煌居民無法使用本地的材料生産毛筆這一假定是不成立的。書寫工具的轉變更可能是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然而，我們缺乏吐蕃人抵達敦煌之前使用的書寫工具的相關材料，早期的藏文寫本實物絶大多數來自敦煌藏經洞。僅就敦煌的材料而言，吐蕃人開始使用硬筆的時期，與硬筆開始用於書寫漢文的時期重合。硬筆相關的課題仍有待探索，這方面的研究無疑能讓我們更好地利用書寫工具確定寫本年代。
（二）紙張質量的下降
與吐蕃時期相關的另一寫本特徵是紙張質量的下降，這一現象大致出現於8世紀末[16]。與硬筆一樣，學界往往將此現象歸因於敦煌與中原隔絶，無法獲得優質的紙張[17]。這一時期用於製作寫本的劣質紙張，一般被認爲是本地生産的[18]。紙張質量的差别，被視作是本地紙張與從中原進口的紙張之間的區别。
這種説法也存在一些問題。畢竟，在吐蕃統治敦煌以前，敦煌本地也會生産紙張。直至9、10世紀，紙張質量才大規模下降。那麽，從前生産優質紙張的本地工匠爲何不繼續作業？是忘記了原有的技能，還是失去了原材料的獲取途徑？這些問題目前尚没有明確的答案。近年，一些研究項目正在以科學的手段分析敦煌寫本的紙張[19]，期待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對吐蕃統治敦煌後造紙的情況有更爲清晰的認識。目前，我們可以掌握的是，吐蕃時期寫本的紙張與其他時期寫本紙張有異，一些情況下這確實可用於確定寫本年代[20]。
（三）新裝幀形制的傳入
至唐代，漢文世界最具有代表性的書籍裝幀形制是卷子。卷子由紙張相粘而成，具有長而連續的紙面。卷末有木軸，收起卷子時，從卷末卷至卷首。然而，從9世紀，或從8世紀末起，敦煌漢文寫本中出現了許多新的裝幀形制，包括貝葉裝、經折裝、册子本與旋風裝[21]。它們的出現顯然受到了中亞寫本文化（例如吐蕃、回鶻和于闐）的影響。這些形制寫本的紙張往往較爲粗糙[22]。從整體數量上看，他們僅有一小部分是用漢文寫成的，這也凸顯了這些形制與外來寫本文化的聯繫。戴仁曾指出，90%的經折裝寫本是用藏文寫成的[23]。這些形制是中亞寫本的典型形制，漢文寫本中出現這些形制可歸因於外來文化的影響。
一些寫本還體現了鈔手將文本從傳統的卷子轉鈔至新形制寫本的過程。以P.3760經折裝小册爲例，其包含《妙法蓮華經》中傳播甚廣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以及兩部較短的經文《佛説地藏菩薩經》《佛説續命經》。其依據的原卷或許是一份卷子，册中五字偈文的部分顯示了這種可能性。在卷子本中，這些五字偈文的行款往往是四句一行，句與句之間分隔，每句的漢字緊密相湊。而在P.3760中，偈文一開始是連續鈔寫，每行容納六至七字。在鈔寫了若干句後，從頁68開始，鈔手適應了偈文的規律，每行僅鈔一句五字以分隔句節。鈔手在轉鈔經文的過程中，形成了新的頁面佈局，使偈文在視覺上更爲清晰。偈文鈔畢，鈔手立即變回了先前的行款：文本連續鈔寫，每行六至七字[24]。
經文中以“應以某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某身而爲説法”的句式條列觀世音菩薩的化身的部分，也使用了不同的行款。這部分由一系列結構相同的語句組成，僅是觀世音的化身發生了變化。鈔手注意到其重複的結構，很快便將各句分開鈔寫。他先是通過空格分隔各句，之後變成每句另起一行。這種逐步調整形成新的行款的現象發生在經文的轉鈔過程中，其原因很可能是鈔寫依據的原本具有不同的裝幀形制。具體而言，這可能意味著經文是從一份卷子中鈔出的，其行高與形制與這份小册大不相同。
四 書寫與字形
橘堂晃一曾研究過一份具有外來特徵的吐魯番漢文寫本。這份寫本的漢文題記由一位回鶻佛教徒書寫，其中一部分語法結構怪異。橘堂氏將不合漢文語法的語句“上字須彌山如”逐詞轉换爲回鶻文後，便能順暢閲讀（üzäki üžik-läri sumer taγ täg，“上面的字像須彌山”）[25]。他還確定了辨識回鶻人書寫的漢文的三個標準：（1）書寫拙劣，有其特定的模式；（2）從左往右直行書寫，與慣常的從右往左的書寫方向相反；（3）文句有語法問題[26]。他的觀察基於吐魯番發現的回鶻人書寫的寫本，而敦煌寫本中也存在類似的現象，儘管不一定是受到了回鶻文化的影響。在敦煌寫本中，語法有誤的漢文文句相對較少，因爲存留至今的寫本大多是對已有文本的轉鈔，例如佛教經文和注釋、通俗詩歌，以及固定格式的文書，例如書儀、社司轉帖等。但書寫拙劣的漢字以及從左往右直行書寫在敦煌寫本中並不少見。
以法國國家圖書館藏P.3886號寫本爲例，其中的書寫錯誤不像是一個成年的漢文使用者會犯的。此小卷紙張爲深棕色，正面是弔唁喪葬的書儀，末尾有題記：“維大周顯德七年（960）歲次庚申七月一日大雲學朗（郎）鄧清子自手記。”這名鈔手的書跡拙劣，但其姓名表明他是漢人。這份寫本的背面是紀念僧人悟真的詩作，由另一名鈔手書寫，其書跡同樣較差[27]。背面的一些書寫錯誤，提示我們這另一名鈔手可能不是漢人。例如，“千年”中的“千”寫成了“
”，多了額外的一横。這額外的筆劃可能是受到其後“年”字的影響。此類錯誤暴露了這名鈔手即使是最基本的漢字都無法正確書寫。
上文已提及的經折本P.3760中也有大量類似的錯誤，這些錯誤是一個有基本漢字讀寫能力的人不會犯的[28]。寫本中有幾處，鈔手書寫同一字時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漢字。這種錯誤有時還發生在合成詞中，顯然鈔手没有理解或是没有留意文句的含義。例如，“即時”寫成“即是”，如此句子便讀不通。鈔手還將“若有衆生多於婬欲”中的“多”寫成了“名”，兩者字型相近，然而字意上完全不相關；隔了幾個字後，同樣的錯誤再度發生；“多”字第三次出現時，位於與前句對稱的句子中，鈔手才寫對此字[29]。觀世音菩薩的名字同樣寫錯了若干次，名稱中的漢字被遺漏，例如“觀世音菩”“觀音菩薩”“音菩薩”。考慮到鈔寫的是《妙法蓮華經普門品》，是一個鈔寫時有本可依的文本，我們應將這些名字的變化視作書寫錯誤，而不是縮寫。
在字形方面，P.3760中詞語“種種”的部件顛倒，变为“
”，造成閲讀上的困難。合成詞“手足”被寫爲“
”，其中“手”字的上半部效仿了其後的漢字“足”。另一現象是“便”字與“使”字的混同，形成了介於兩者之間的形式“
”（用於表示“使”字）。寫本中還有一些並不存在的字形，多數都用於表示最基礎的漢字，例如“因”“欲”“常”“極”“著”“異”“甚”“醫”“怨”“服”“軍”“迎”“蓮”“臨”等，這些漢字本應在就學的前幾年掌握熟練。最後需注意的是此寫本中第二位鈔手書寫部首“
”的方式，例如將“沙”寫爲“
”，符合橘堂氏歸納的典型的回鶻人書寫漢字的特徵[30]。
同樣明顯的錯誤也出現在敦煌絹畫題記中。例如，在吉美博物館收藏的地藏十王圖（MG 17793）中，“郭氏”被寫爲“氏郭”。書寫者當即便注意到了這個錯誤，插入了勾形的調轉符號，但在僅僅一行文字中出現如此嚴重的錯誤仍是值得注意的[31]。畢麗蘭（Lilla Russell-Smith）在她關於回鶻人供養的敦煌藝術品的專著中，認爲這件絹畫體現了回鶻的影響[32]。另一錯誤出現在一幅年代爲950的畫作上（MG 23079），其中“不空羂索菩薩”被寫成“伯空卷索苦薩”。題記的書寫者顯然不了解“不空”一詞的含義，他還將“菩薩”的“菩”錯寫成音近的“苦”。不空羂索菩薩的名字在圖像底部的題記中再次出現，“不空”仍錯寫成“伯空”。還應注意，這條題記是從左往右書寫的[33]。
五 漢文從左往右書寫
關於漢字的書寫方向，儘管在早期銘文中有零星的以非常規的方式排序的文字，中國古代漢字通常是從右往左直行書寫[34]。而在敦煌的材料中，有不少從左往右書寫多行文本的例子。以S.4747爲例，其上有一部名爲《新菩薩經》的短小僞經。寫本没有注明年代，而紙張質量與書跡表明其鈔寫時間是9至10世紀。寫本背面空白，僅卷末有一行半的《千字文》，與正面的《新菩薩經》爲同一人所書。文字開頭是“千字文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後有《千字文》起首的五句。其後文本中斷，這説明鈔手中途被打斷或放棄了鈔寫。這一行半的文字出現在卷背最左側，這個位置一般被視作卷背的末尾。而文字是從左往右書寫的，説明在這份卷子中左側應被視爲背面的起首。值得注意的是，“侍郎”中的“侍”字寫成了“待”字。這種書寫錯誤出現在蒙書的第一行，令人詫異。卷子正面的《新菩薩經》爲同一人所寫，其書跡表明鈔手相當熟悉漢字。因此，在這個例子中，《千字文》開頭的錯誤並非漢文書寫能力不足導致的。其文句從左往右書寫，則顯示了外來文化的影響。我們無法判斷鈔手中途停止的原因，不知是否是因爲意識到自己寫錯了方向或有其他的原因。另一種較小的可能性是他所依據的寫本也是從左往右書寫的，然而目前没有發現類似情況的《千字文》寫本。
另一個例子是S.274（圖1），這份卷子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紙張偏白，是一份社司轉帖，宣布集會事宜並提出對遲到者、缺席者的處罰。轉帖共9行文字，從左往右書寫，字跡粗拙。不少漢字字形異常，例如，“日”字常寫成“目”字。轉帖結尾日期“
子年”的第一字難以辨識，翟理斯（Lionel Giles）在他的目録中將其讀爲“犬”。即使假設書寫者是非漢語使用者，這種紀年方式也十分反常[35]。其更可能是“戊子年”。無論是哪種讀法，拙劣的書跡、異常的字形以及從左往右的書寫方向都表明這份轉帖或許不是由熟練的漢語使用者書寫的。
敦煌的材料中有許多類似的社司轉帖，其中不少是從左往右書寫的。有兩例來自寫本S.329的背面，其背面有一系列文本，記録了至少三個日期：857、892和893[36]。另一例來自S.6104，其上有一份從左往右書寫的社司轉帖。其書跡不佳，但没有書寫錯誤[37]。
圖1 S.274上的社司轉帖
當然，其他類型的文本也存在從左往右書寫的情況，最常見的是契約等世俗文書（例如S.5509v、S.6614v、S.2174、P.3094v）。一些佛教寫本的題記也是從左往右書寫。在寫本S.1907《佛説父母恩重經》的結尾，有一題記：
開軍（運）三年（946）丁未歲十二月廿七日，報恩寺僧海詮，發心念誦父母恩重經一卷，上寶（報）四種恩……
這條題記看上去頗爲普通，但其存在幾個問題。首先，後晋開運的年號被寫成“開軍”，“運”字的偏旁“
”被遺漏。其次，“上報”的“報”字也被寫成近乎同音的“寶”字。最後，開運三年並非丁未年（947或948）。這些錯誤看似微不足道，但在如此短的一條題記中一連出現三個錯誤，説明書寫者不擅長漢文。正如翟理斯在他的目録中指出的，這是一份“質量好的寫本，除了題記，質量很差”[38]。
此題記另一不同尋常之處是它與正文不同的、從左往右的書寫方向。結合上文所言題記與正文書寫質量有較大差異，我們可以推測題記與正文出自不同人之手。題記本身也提及海詮念誦了經文，這説明海詮謹念誦了一份由他人早前鈔寫的卷子。出於虔誠，他留下了念誦此卷的記録。儘管海詮的名字看似漢僧，但在書寫漢文方面，他顯然並不熟練。不僅如此，題記從左往右書寫（像此條題記所展示的，海詮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會如此書寫），或許表明海詮更多使用的是另一種語言。
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寫本P.3136。此寫本爲一小册，上有三部經文：《佛母經》《佛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和《佛説摩利支天[陀羅尼呪]經》。册子末尾有一幅彩圖，描繪一位官員手中持花，虔誠跪坐。其後有另一彩圖，繪有大花。官員右側有兩行題記，從左往右書寫：“清信弟子節度押衙李順子一心供養。”[39]題記中的人名或許無法告知我們此人的文化背景，而其笨拙的書跡、從左往右的書寫方向及册子的形制都表明一種外來的文化影響。需注意的是，題記並未提及李順子鈔寫了經文，僅記録了他是供養人；换言之，他僱人鈔寫了册上的經文。
除了寫本，石窟壁書與繪畫中也存在從左往右書寫漢文的情況。莫高窟第156窟前室有壁書《莫高窟記》，年代爲865年，從左往右書寫[40]。此石窟是爲紀念張議潮戰勝吐蕃人而建立的，相同的文本出現在P.3720，依正統的從右往左的方向書寫[41]。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斯坦因繪畫31號熾盛光佛并五星圖左上角的供養人題記也是從左往右書寫：
熾盛光佛并五星，神乾寧四年（897）正月八日，弟子張淮興畫表，記。
若從左往右閲讀這條題記，語法通暢。然而，一些出版物仍以“慣常的”、從右往左的方向轉録這一題記[42]。從左往右書寫的漢文也出現在斯坦因繪畫14號中，此繪畫有三條題記，其中僅左部底色爲白的題記從右往左書寫，其餘兩條均從左往右書寫。儘管絹畫和壁畫上有許多從左往右書寫的例子，一些圖案中從左往右的文本佈局不一定與外來文化的相關，也可能是出於對稱設計的考慮[43]。我們應將圖案中從左往右的文本佈局與文本從左往右書寫視作兩種情況分開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從左往右書寫的漢文，它們的書寫年代都在約850年至10世紀末，與敦煌歸義軍時期大致吻合。此時，對敦煌影響最明顯的外來文化是吐蕃文化。然而，吐蕃文化不太可能是這一時期從左往右直行書寫的直接成因，因爲藏文是水平書寫的。其次，在這個時間點，吐蕃已失去對敦煌的政治控制，其對當地寫本文化的影響也應是逐漸減弱。從左往右書寫也可能是受到回鶻的影響，儘管這對於9世紀下半葉的敦煌而言似乎還爲時過早，尤其考慮到吐魯番出土的回鶻相關的資料的年代[44]。若對這些來自敦煌的材料進行更仔細的分析，證明它們確實是回鶻人所寫，我們或許不得不重新考慮回鶻勢力出現在沙州的時間範圍。從左往右書寫也可能是受到于闐的影響，因爲一部分從左往右書寫的材料與于闐有明顯關聯。目前，對這一現象的文化來源下定論還爲時尚早。
六 結論
敦煌位於漢文文化圈的西北邊陲，是中國與西方貿易路線上的重要中轉站。儘管當地人口以漢人爲主，敦煌仍是不同民族、語言的交匯點。786年，該地從唐帝國的一部分變爲吐蕃的轄地。9世紀中葉起，敦煌由歸義軍統治。這一時期，當地人口仍主要是漢人，而吐蕃與回鶻的影響也更爲明顯。此外，敦煌與于闐的聯繫也變得更爲緊密。
現存數量最多的一批漢文寫本恰恰來自這一多語言、多民族的地區，這促使我們反思這批材料有多大程度是漢人書寫的。從9世紀中葉，即歸義軍時期開始，許多寫本顯露出其鈔手母語並非漢語的跡象。本文僅討論了一些最明顯的“症狀”：筆法拙劣的漢字、有缺陷的字形以及從左往右的書寫方向。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寫本或許是由文化程度低的漢人或是尚未習得書寫技巧的兒童所寫。但當這些特徵集中出現在某份寫本，而其用紙與裝幀也與中亞相聯繫時，這份寫本很可能具有外來的背景。同時，這類寫本並非個例，它們構成了一個有穩定模式的寫本集合，且年代集中在歸義軍時期。
本文僅考察了一小部分具有以上特徵的寫本，意義不在於證明這些寫本的鈔手來自某些特定的族群，而是提請讀者注意這些寫本中可與外來文化相聯繫的寫本學特徵。對這些特徵更爲全面的分析無疑將推進對本文提出的假設以及書寫者的文化身份的探討。
（作者單位：劍橋大學榮休教授、浙江大學文學院古籍研究所；譯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1] 譯者注：本文譯自Imre Galambos，“Non-Chinese Influences in Medieval Chinese Manuscript Culture”，in Zsombor Rajkai and Ildikó Bellér-Hann （eds.），Frontiers and Boundaries：Encounters on China's Margins，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2，pp. 71-86.譯文據作者意愿，在英文原文基礎上有所更新。作者對相關課題的最新研究，見Imre Galambos，Dunhuang Manuscript Culture：End of the First Millennium，Berlin，De Gruyter，2020，pp. 139-194。
[2] 本文主要完成於造訪巴黎期間（2011年2—10月），此次出行得到了法國人文之家基金會的支持。我感謝戴仁（Jean-Pierre Drège）、茨默（Peter Zieme）、高田時雄、康高寶（Gábor Kósa）、橘堂晃一和Sam van Schaik提出的寶貴建議。特别感謝法國國家圖書館蒙曦（Nathalie Monnet）女士，在我考察伯希和藏品時，她慷慨地予以幫助。我還需感謝倫敦國際敦煌項目（IDP）的工作人員，爲我調查大英圖書館的斯坦因藏品提供便利。
[3] 古物運動最終成功阻止了多數外國探險活動。1931年，斯坦因被迫中斷他在新疆的第四次探險，放棄了購買的所有古物，返回印度。以在外蒙古發現大量化石、恐龍骨骼而聞名的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的中亞探險隊同樣也放棄了其中亞探險。然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新成立的中瑞探險隊的名義下，繼續在中國西北開展工作。參見Shareen Brysac，“Sir Aurel Stein's Fourth ‘American’ Expedition”，in Helen Wang （ed.），Sir Aurel Stein：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Museum Study Day，23 March 2002，British Museum Occasional Papers，London，British Museum，2004，pp. 17-22；Imre Galambos，“Another Hungarian Looting China's Treasures？ Sir Aurel Stein，Lajos Ligeti and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敦煌寫本研究年報4，2010，pp. 195-207。
[4] 關於回鶻人閲讀漢字的方法，見高田時雄《ウイグル字音考》，載《東方學》第70輯，1985年，頁150—134；Masahiro Shogaito（庄垣内正弘），“How Were Chinese Characters Read in Uighur？”，in D. 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eds.），Turfan Revisited：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Berlin，Dietrich Reimer Verlag，2004，pp. 321-324.
[5] 學界對敦煌寫本的數量有不同的統計，其數字取決於是否將寫本殘片視作個體計算。一些碎片非常小，其上甚至只有一個漢字。此外，還存在僞品及私人收藏中未知的寫本。方廣錩估算敦煌漢文寫本的總數有5至6萬件（方廣錩、許培玲《敦煌遺書中的佛教文獻及其價值》，載《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頁40—49）。
[6] 根據藤枝晃的估算，有明確鈔寫年代的漢文寫本約有1000件。見Fujieda Akira，“The Tun-huang Manuscripts：A General Description，Part Ⅱ”，Zinbun：Memoirs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Kyoto University 10，1969，p. 17。
[7]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A General Description，Part Ⅱ”，pp.36-39；西岡祖秀《沙州における寫經事業》，載山口瑞鳳編《敦煌胡語文獻》（講座敦煌6），大東出版社，1985年，頁379—393；上山大峻《吐蕃の寫經事業と敦煌》，載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國都市の歷史的研究》，1988年，刀水書房，頁190—198。
[8] 關於敦煌的漢藏雙語寫本，見Sam van Schaik and Imre Galambos，Manuscripts and Travellers：The Sino-Tibetan Documents of a Tenth-century Buddhist Pilgrim，Berlin，De Gruyter，2012，pp. 29-34。
[9] 學者廣泛利用這類寫本構擬9—10世紀河西方言的語音，如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3年）；B. Csongor，“Some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Script from Tun-huang”，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0，1960，pp. 97-140；高田時雄《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創文社，1988年。
[10] 關於這組寫本，見Manuscripts and Travellers：The Sino-Tibetan Documents of a Tenth-century Buddhist Pilgrim。
[11] Takata Tokio，“Multilingualism in Tun-huang”，Acta Asiatica，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78，2000，p. 65.根據戴仁的統計，法國國家圖書館伯希和收藏中有約350份漢藏雙語寫本，其中數量最多的是重複利用漢文寫本卷背書寫藏文的寫本，見Jean-Pierre Drège，“Notes codicologiques sur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et de Turfan”，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74，1985，pp.496-500。
[12] “Multilingualism in Tun-huang”，p. 65. 又參Takeuchi Tsuguhito （武内紹人），“Sociolingui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Use of Tibetan in East Turkestan from the End of Tibetan Domination through the Tangut Period （9th-12th c.）”，in D. 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eds.），Turfan Revisited：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Berlin，Dietrich Reimer Verlag，2004，pp.341-348。
[13] 例如“The Tun-huang Manuscripts：A General Description，Part Ⅱ”。
[14] 李正宇《敦煌遺書硬筆書法研究：兼論中國書法史觀的革新》，新文豐出版公司，2005年。
[15]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A General Description，Part Ⅱ”，p.21；Fujieda Akira，“The Tun-huang Manuscripts”，in Donald D. Leslie，Colin Mackerras et Wang Gung-wu （eds.），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75，p.122.
[16]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p.122.
[17]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p.122.
[18] 岩尾一史認爲吐蕃時期《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漢文鈔本有意模仿了中原漢經的樣式，包括紙張的類型、尺寸與毛筆的筆觸（即使這些寫本是用硬筆書寫的）。相較之下，《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的漢文鈔本則使用了本地規格的紙張。岩尾氏認爲，模仿中原漢經的卷子是爲了運往外地而製作的。見Iwao Kazushi，“The Purpose of Sutra Copying in Dunhuang under the Tibetan Rule”，in Irina Popova and Liu Yi （eds.），Dunhuang Studies：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St. Petersburg，Slavia，2012，pp. 102-104。
[19] 漢堡大學Agnieszka Helman-Ważny正在從事中亞（包括敦煌）寫本紙張的類型學研究。龍谷大學的另一個團隊（坂本昭二、江南和幸和岡田至弘）也在以科學的方法收集京都、倫敦和巴黎的寫本數據。他們的研究會爲確定寫本紙張的年代與生産地點提供更多參考。
[20] 關於敦煌寫本紙張的類型學分析及一些重要數據，見Jean-Pierre Drège，“Dunhuang Papers：Preliminary 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Dated Chinese Manuscripts”，in Susan Whitfield （ed.），Dunhuang Manuscript Forgeries，London，The British Library，2002，pp. 115-179。戴仁還指出，在吐蕃時期以前，敦煌當地已生産紙張。他認爲8世紀中葉在敦煌書寫的道經寫本使用的紙張很可能是當地生産的。
[21] 藤枝晃將這些形制稱爲“不規則形式”。見“The Tun-huang Manuscripts：A General Description，Part Ⅱ”，pp.24-27。關於經折裝更詳盡的研究，見Jean-Pierre Drège，“Les accordéons de Dunhuang”，in Michel Soymié et al.（eds.），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vol.3，Paris，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1984，pp. 195-204；關於旋風裝，見Jean-Pierre Drège，“Papillons et tourbillons”，in Jean-Pierre Drège （ed.），De Dunhuang au Japon：Études chinoises et bouddhiques offertes à Michel Soymié，Genève，Droz，1996，pp. 163-178；關於册子本，見Jean-Pierre Drège，“Les cahiers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in Michel Soymié （ed.），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Genève，Droz，1979，pp. 17-28。
[22] 藤枝晃認爲這類紙是敦煌本地製造，見“The Tun-huang Manuscripts”，p.122。他還指出，這些形制的寫本往往是硬筆書寫。
[23] “Les accordéons de Dunhuang”，p.197.
[24] 寫本S.6983中同樣有《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和《佛説地藏菩薩經》（但没有《佛説續命經》），並附有插圖。這本册子的偈文部分從一開始便採用了每行五字的佈局，這或許是因爲這本册子鈔自另一份尺寸相似的册子。在“偈答無盡意”一句中，鈔手大意遺漏了“答”字。他寫完“偈無盡”三字後，發現餘下的空白可鈔兩字却僅餘一字待鈔（即“意”字），才意識到自己鈔漏了字。於是，他將“意”字鈔至此行的末尾，前留一字空白。戴仁曾指出，在附有插圖的《觀音經》寫本中（包括S.6983），鈔手爲了將經文與上方的插圖内容對應，有意隔開經文。例如，經文未寫完便另起一行，或是空行，這導致頁面出現大量留白。見Jean-Pierre Drège et al.（eds.），“Du texte à l’image：Les manuscrits illustrés”，in Jean-Pierre Drège （ed.），Images de Dunhuang：Dessinset peintures sur papier des fonds Pelliot et Stein，Paris，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1999，pp. 124-134。
[25] Kōichi Kitsudō，“Two Chinese Buddhist Texts Written by Uighurs”，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64 （3），2011，pp.329-331.
[26] “Two Chinese Buddhist Texts Written by Uighurs”，p.326. Sam van Schaik的研究則展示了漢人書寫藏文導致藏文字母筆畫順序不標準的現象。參Manuscripts and Travellers：The Sino-Tibetan Documents of a Tenth-century Buddhist Pilgrim，pp.33-34。
[27] 其中一些詩歌也見於P.3720。關於悟真的生平及其作品，尤其是相關的敦煌寫本，見Chen Tsu-lung，La vie et les oeuvres de Wou-tchen （816-895），Paris，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1966。
[28] 請注意，這份寫本至少有兩種書跡。
[29] Sam van Schaik在他關於敦煌口傳文本的文章中，研究了一組與此例驚人相似的藏文寫本。他認爲這類錯誤是因學生快速寫下口傳文本造成的。見Sam van Schaik，“Oral Teachings and Written Texts：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Dunhuang”，in Matthew Kapstein and Brandon Dotson （eds.），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Tibet，Leiden，Brill，2007，pp.183-208。
[30] Kōichi Kitsudō，“Liao Influence on Uigur Buddhism”，in Imre Galambos （ed.），Studies in Chinese Manuscripts：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20th Century，Budapest，Eotvos Lorand University，2013，pp.237-239.没有足够的證據表明有回鶻人參與書寫了P.3760，然而與契丹、回鶻人書寫特徵的相似表明了這份寫本的書寫受到了外來的影響。
[31] 甚至連調轉符號的位置都是錯誤的。調轉符號放在了“郭”字後，這表示調轉的是“郭”字和“永”字。正確的位置應是“氏”字與“郭”字之間。
[32] Lilla Russell-Smith，Uygur Patronage in Dunhuang：Regional Art Centres on the Northern Silk Road in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Leiden，Brill，2005，p.124，p.236.
[33] Jacques Giès （ed.），Les arts de l'Asie centrale I：la collection Paul Pelliot du Musée nationale des arts asiatiques，Paris，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1995，p.348.
[34] 在甲骨文、周朝金文以及更晚時期的材料中，都有從左往右書寫的例子，但這些例子與本文討論的情形似乎並不相關。本文的材料皆出自敦煌，其來自特定的時間與地點。楊森一文嘗試將敦煌寫本從左向右書寫的現象與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材料聯繫起來，有些令人費解（楊森《從敦煌文獻看中國古代從左向右的書寫格式》，載《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頁107—112）。
[35] Lionel Giles，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London，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1957，p.259.
[36] 這份寫本提及了張淮鼎，他是890至892年間敦煌的統治者。見李軍《晚唐歸義軍節度使張淮鼎事跡考》，載《敦煌學輯刊》2009年第2期，頁1—14。
[37] Pelliot tibétain 1102一面是漢文書寫的社司轉帖，另一面是藏文書寫的社員捐贈物品的清單。高田時雄將這份寫本視作漢藏社區使用藏語的輔證。見“Multilingualism in Tun-huang”，p.63。需注意的是，寫本中漢文的書寫頗爲熟練。若背面没有藏文，我們或許不會將這份寫本與敦煌的藏語人口相聯繫。
[38]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p.158。
[39] 相同的名字也出現在S.2981的題記中，但没有節度押衙的頭銜。
[40] 數十年前還可看清壁書的文字，如今已看不清。
[41] 關於壁書《莫高窟記》與這份寫本的關係，見Imre Galambos，“Manuscript Copies of Stone Inscriptions in the Dunhuang Corpus：Issues of Dating and Provenance”，Asiatische Studien/Études Asiatiques 63（4），2009，pp. 809-826。
[42] 例如，《敦煌石窟全集23：科學技術畫卷》（王進玉編，香港商務印書館，頁21）：“弟子張淮興畫表慶神，乾寧四年正月八日，熾盛光佛并五星。”在《西域繪畫·1（佛、菩薩）：敦煌藏經洞流失海外的繪畫珍品》（馬煒、蒙中編，重慶出版社，頁10）中，録文先録第二行，然後第一行，最後第三行：“乾寧四年正月八日熾盛光佛并五星，弟子張淮興畫表慶。”録文還遺漏了“神”字。
[43] 感謝高田時雄教授的提醒。
[44] 森安孝夫指出，11世紀初敦煌已存在回鶻人集團。見Takao Moriyasu，“The Sha-chou Uighurs and the West Uighur Kingdom”，Acta Asiatica 78，2000，pp.33-34。而敦煌與西州回鶻、甘州回鶻的互動已被證明發生在更早的時期。榮新江歸納了沙州與西州回鶻交往的相關文書，並以年代排序，其中最早的文書來自10世紀20年代。見榮新江《公元十世紀沙州歸義軍與西州回鶻的文化交往》，載《第二届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漢學研究中心，1991年，頁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