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当道

1月30日，星期一

约瑟夫·罗特(1)不想再等白天的消息了。天一亮他就前往火车站，坐上了去巴黎的火车。对他来说，告别柏林很容易。他在《法兰克福日报》做了多年记者，早已习惯了奔波。这几年他一直住酒店或宾馆。他曾有些夸张地说：“我想，如果我有固定住所，可能就没法写作了。”

四个月前，也就是1932年9月底，罗特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出版了。这部杰作与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一样，讲述了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兴衰：特罗塔家族在奥匈帝国统治者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手下崛起，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跟随他一起灭亡。这是罗特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他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因此本应删改某些政治言论，不激怒任何人，以免危及小说在德国的销售。

可谨小慎微并非罗特的天性，在道德问题上他宁愿杀伐决断。或许也由于潜在的自我毁灭倾向，对于纳粹的事，罗特不愿遮遮掩掩，无论如何都要与他们作战，即便知道这只是螳臂当车。在一封从巴黎寄给斯蒂芬·茨威格的信中，他写道：“放弃一切希望，明确，镇定，坚决，本就应该如此。以后您会看清，我们正被推向巨大的灾难。我们文学和物质的存在已经被毁，不止于此，一切都在导向新的战争。对于我们的生活，我已万念俱灰。野蛮成功地统治了我们。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地狱当道。”罗斯的抗争，目的不在保命。他以纸笔为武器，在必死的坚定信念中投入了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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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换岗。约瑟夫·罗特离开了这座城市，而埃贡·埃尔温·基希(2)来了。他再一次证明，自己“狂奔记者”的外号名副其实。过去一年，他去了战乱四起的中国，见过那里最悲惨的几个地方，参观了前朝太监的“养老院”，遇到了街头那些毫无保护、连乞丐帮会也不接收的女乞丐，让人带自己去了一家收治年轻女工的结核病院——这些女工都还是半大的孩子，在毫无希望地等死。然后他前往莫斯科奋笔疾书，将所见所闻记录在《秘密的中国》一书中，随即又出发赶赴德国。希特勒今天上台，他也及时赶到了现场。

基希是个世界名人。他说，就连中国也有人认得他——虽然当时他的书没被翻译成中国的语言。他是布拉格的犹太人，和里尔克、卡夫卡一样，属于那里说德语的少数民族。他喜欢把自己写成故事的中心角色，总能让读者感觉到自己正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现场与他并肩作战。他游刃有余地把自己冒险家和硬汉的形象打造成记者的典范：总在赶往某个危机中心或战场的路上，总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总在用半合法的方式追踪着某个秘密。

一战中，他在前线作战时负了重伤，做了一名新闻官。这场多民族间的杀戮增强了他的政治责任感。他成为一个非法的士兵委员会的成员，组织罢工与和平示威，并加入了共产党。

这也改变了身为作家的他。最初他深信独立记者的理想：“记者没有倾向，也没有立场，不为任何事物辩护。他必须是无偏见的证人，必须提供无偏见的证词。”但入党后，他逐渐变为积极分子，希望用自己的文章为他认为正确的政治目标服务。他的报道一如既往的精彩、生动，但其宣传色彩却鲜明得令人难以忽视。

基希在安哈尔特火车站下了车。此前他几乎没和纳粹打过交道。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知道世界史将转向何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法西斯或纳粹主义只是暂时阶段。现在，他想更仔细地观察，想亲眼看见德国共产党获得胜利。

他驶向自己在莫茨街诺伦多尔夫广场边上的新公寓——一个转租来的房间。通常基希会住得更好一些，他出身于富有的犹太家庭，本身也是个成功的作家，这一点他不否认。他献身无产者的事业，但并未像无产者那样生活。又何苦呢？他把藏书放在柏林，四十箱，共四千册，光是这些就算得上一小笔财富了。为保险起见，他正在考虑把这些书送去布拉格他母亲那里。如果这些书在即将到来的政治动荡中散佚，就太可惜了。也许这会是他在柏林逗留期间的第二个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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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偌大的安哈尔特火车站，人们很容易擦肩错过。基希到达的那个早上，维尔纳·冯·布隆贝格中将走下一列从日内瓦开来的夜班车。在日内瓦，他作为德国代表参加了一次国际裁军会议。会上，德国荒谬地要求扩大被《凡尔赛条约》限制在10万人以内的国防军规模。但让他吃惊的是，兴登堡昨天突然发电报到日内瓦，让他立即赶回柏林。

此时，在权力的幕后，一场无法遏止的风暴正在酝酿着，一切似乎都有可能。统帅部总司令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想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希特勒出任总理。他在上周与兴登堡谈话时得到保证，那位“奥地利下士”没有机会被任命该职。可仅仅两天后，哈默施泰因就不得不看清形势，巴本已经说服了总统，希特勒的确会随时上台。迫不得已，他向已经辞职、只是临时代理总理及国防部部长事务的施莱歇尔提议政变：波茨坦驻军应进入战备，逮捕希特勒，宣布戒严，剥夺显然已失智的兴登堡的权力。可施莱歇尔拒绝了他的计划，哈默施泰因只能尝试挽救还能挽救的东西：他与希特勒会面，坚持要求施莱歇尔在新内阁中留任国防部部长，以便把国家的军事力量掌握在手中。也许是为了安抚哈默施泰因，希特勒承诺让步，尽管他和兴登堡早已达成共识，用布隆贝格取代施莱歇尔。

因此，布隆贝格早上刚一到达，就在站台上受到了两位先生的迎接：哈默施泰因的副官拦住他，要安排他去国防部；而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则奉命直接把他带去父亲那里。面对军方上司和国家元首的命令，布隆贝格决定听从兴登堡的指示。9点左右，总统让他宣誓就职，担任一个尚不存在的政府的国防部部长。共和国宪法就这样被他弃之不顾，因为共和国宪法规定只有经总理推荐才可以任命部长。虽然希特勒同意布隆贝格任职，但他此时还不是总理。然而，这些法律上的细节现在没人在乎了。

为了让布隆贝格的任命冠冕堂皇，不至于过分破坏国防军的等级结构，兴登堡还一口气把他越级提为步兵将军。然而仪式结束后，奥斯卡·冯·兴登堡严词建议布隆贝格，暂时不要去本特勒大街他现在主管的国防部。哈默施泰因正等在那里，很可能他一进门就会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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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左右，克劳斯·曼被汉斯·法伊斯特叫醒，带到安哈尔特火车站。法伊斯特比克劳斯·曼大了快20岁，也不是克劳斯·曼最喜欢的情人，但他有钱，总是很慷慨，在主职翻译之外还是个医生，搞吗啡也容易多了。

昨天曼又赏了自己一针，和法伊斯特一起，还有一位懒得动笔的诗人朋友沃尔夫冈·黑尔默特。相比于法伊斯特，曼更喜欢他。今天早上他不大舒服，费了很大力气，才勉强收拾好行李箱。他有种不好的预感，心情也很糟，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继续留在这儿，而是想去莱比锡找埃里希·艾伯迈尔。艾伯迈尔是一位作家，两人正一起改编圣-埃克苏佩里的小说《夜航》。这次编剧或许不会让他拿到文学奖，但可能改善他的经济状况。法国人圣-埃克苏佩里如今在德国的年轻人中很受欢迎。

一直在追他的法伊斯特像平时一样抱怨着分离，他有点烦。火车开了，克劳斯·曼很高兴终于能在车厢里清静地坐下来。可后来——倒霉透顶——他开始犯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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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希特勒还是听到了国防军可能对兴登堡发动政变的风声。哈默施泰因和施莱歇尔应该就是幕后推手。他当即部署力量进行反制，让柏林的冲锋队和党卫队进入战备状态，并暴跳如雷地命令一位效忠于他的警官调动几个警察营，准备占领政府区。希特勒对警察营没有正式指挥权，但这无足轻重。因为他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在暴怒中指的是哪些营，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否存在。希特勒在戈培尔位于帝国总理广场的公寓里一直待到凌晨5点，与亲信们讨论如何应对敌人为阻止他上任而可能做出的反抗。后来，为了补觉，他让人把自己送到他在凯撒霍夫酒店的套房。

上午，由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组成的新执政联盟成员陆续来到选定的副总理巴本家中。巴本仍住在帝国总理府的裙楼里。虽然他两个月前不得不辞去总理之职，但至今仍未给他的继任者施莱歇尔腾出总理公寓——他罔顾共和国的规则，试图不惜任何代价抓住权力，哪怕被人耻笑。

最近几天，政府宣誓就职的准备工作并不顺利。德国国家人民党武装组织钢盔团的领袖弗朗茨·泽尔特本应接管劳工部，但却没有被告知任命日期。兴登堡的总统府秘书长奥托·迈斯纳打电话问他在哪儿时，他还没起床，显然赶不上宣誓仪式了，于是换成他的副手特奥多尔·杜斯特伯格替他出席。这又很棘手，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当杜斯特伯格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纳粹报纸曾因为他的犹太祖父而称他“种族低劣”，并极其野蛮地连续侮辱了他几个星期。杜斯特伯格随即质问，政府是否有必要如此仓促地强行上台，难道就不能推迟？巴本担心辛苦安排的联盟和他的副总理职位有变，利用流传的政变谣言来应对，声称施莱歇尔和哈默施泰因随时会推行军事独裁：“如果11点之前不成立政府，国防军就会进兵。”

此时，希特勒带着他未来的部长戈林和威廉·弗利克乘奔驰敞篷车从凯撒霍夫酒店驶向约100米外的总理府厢房。天寒地冻，他们穿着厚厚的黑大衣，帽子低低地压在脸上，看起来有点像上路敲诈、索要保护费的黑帮。到了巴本家，希特勒再次证明了他是个反应迅速的即兴演员。他马上走向杜斯特伯格，抓住对方的手，眼含泪水、声音颤抖地解释：“很抱歉，我的媒体让您遭到了人身侮辱。我向您保证，我对此并不知情。”

仪式地点离巴本的住处没有多远。10点45分左右，一众先生出发了。因为摄影记者们正在大楼正面挨冻苦等，巴本就带他们走了后门，穿过寒冬中的部长花园，到达总理府。那里有兴登堡的临时办公室，因为总统府从夏天开始就在翻修。某种程度上，这一小段路是在普鲁士艺术学院的注视之下走完的，学院坐落在巴黎广场以北约100米，如果愿意，学院成员可以从大楼后窗看到黑衣政客们庄重地踏雪而行。

然而，联合谈判期间，巴本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并未澄清。希特勒坚持要求兴登堡在自己上任后立即解散议会，并宣布重新选举。希特勒声称，人民应“民主地”认可新内阁。他没有明说，但已预见到纳粹党毫无悬念的胜利，因为他打算以政府首脑的身份从国库中支取他的竞选宣传费。可德国国家人民党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恰恰不希望这种局面出现，因为在上一次选举中，德国国家人民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以2.5个百分点险胜；如今面对希特勒和他扩增了四倍的纳粹党的竞争压力，他担心自己的党派会失利。

直到在总统府秘书长迈斯纳的办公室里，希特勒和巴本才最后摊牌。胡根贝格大怒，他感觉自己被耍了，更是拼命拒绝。在他看来没必要重新选举，他不准备接受这个条件。为此巴本和希特勒把胡根贝格带到窗边的小房间里，激烈地争论起来。为了打消他的顾虑，希特勒再次慷慨陈词，郑重承诺说，无论议会的力量对比如何，选举后执政联盟和内阁构成都不会改变。巴本几乎视之为终极论据：“您可不能怀疑一个德国人的严肃誓言啊。”可胡根贝格顽固不化，其实他更想在最后一刻推翻这个好不容易才谈拢的联盟。这时，迈斯纳走进房间，手持怀表，警告说不要让总统久等，已经11点15分了。

这几句话挫败了胡根贝格的抵抗。他无法做到对兴登堡这样的权威人物表现出不敬。对于他，对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所有人而言，总统就是世界大战的英雄。他无论如何都不想打乱总统的时间计划表。最终他违背了自己的利益和政治理性的所有规则，同意了希特勒的条件，集会者终于可以宣誓了。

最后一刻，原定劳工部部长弗朗茨·泽尔特终究还是出现了。杜斯特伯格手中写有自己名字的任命书被拿走、撕毁。一行人上楼来到接待大厅，兴登堡入内，向每个内阁成员宣读誓词，并要求他们重复。希特勒是第一个：“我将为德国人民的福祉效力，维护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认真履行我应尽的职责，公正、公平地服务每一个人。”随后，希特勒发表了一小段计划外的演讲，他强调说，希望在紧急法令期后恢复正常的议会民主。他把第一次内阁会议安排在下午。12点左右，一切都结束了。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看，内阁似乎四平八稳：弗朗茨·冯·巴本成为副总理和普鲁士的临时元首——“普鲁士政变”之后，国家政府也要为其负责。他获得了兴登堡的信任。为防止阴谋，希特勒不能在巴本缺席的情况下与兴登堡商讨政务。更何况，作为总统，兴登堡可以随时让新总理下台，毕竟希特勒只负责领导政府的一小部分。外交部、财政部、司法部等重要职能部门交给了无党派的专家，胡根贝格得到的超级大部门覆盖了经济、农业和食品领域；泽尔特成为劳工部部长。相反，纳粹党成员中，只有威廉·弗利克谋得到内政部的职位，戈林得到一个没有实权的部长之位，另外他们接管普鲁士的内政部。巴本的计划看来已经取得成效，希特勒被可靠的右翼势力“包围”，政治上由此受到牵制。有批评家谴责巴本把国家交给了独裁者，对此他回答说：“您想怎样？我们两个月内就把希特勒逼入角落，吓得他吱吱叫。”

纳粹党的其他大人物等在凯撒霍夫酒店，一会儿沉浸在成功前的喜悦，一会儿又陷入最后的怀疑。他们在酒店和总理府之间的街道上集合了一些步兵。

希特勒高价租下了酒店的一整层楼，供自己和自己的人使用，但这笔费用纳粹党早就支付不起了。近来频繁的选举活动迅速掏空财库，堆起危险的债务。如果无法成功接管政府，破产就迫在眉睫了。凯撒霍夫酒店不仅是市内最优雅的酒店，而且位于政府区中心，几乎有种半官方的味道。这些年，希特勒只要来柏林就住在这家酒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酒店所有者是一位坚定的右翼分子。酒店大楼上升起的是黑、白、红的德意志帝国国旗，而不是黑、红、金的魏玛共和国国旗。如果希特勒现在因为财政状况紧张而选择另一处较便宜的住所，就显得是在承认其政党出了问题，这无疑是一种示弱。

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用双筒望远镜从酒店的一个窗口观察着总理府入口。戈林率先走出大楼，向围立在四周的人们喊出了消息。然后，他和弗利克、希特勒登上奔驰车，以步行的速度穿过紧紧挤在车旁的人群，驶向凯撒霍夫酒店。人们举起伸直的右臂，疯狂叫喊着，祝贺新任命的总理。短短的路，车走了几分钟。希特勒一下车，亲信们就围上前来，陪同他进了酒店。戈培尔、海斯、罗姆激动地与他握手，许多人热泪盈眶。伟大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他们的领袖成了总理。街上人声鼎沸，欢呼声钻入凯撒霍夫酒店的窗户。围在希特勒身边的人却激动得失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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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帝侯大街的克兰茨勒咖啡馆分店，格奥尔格·凯泽约了他的编辑和出版商弗里茨·兰兹霍夫共进午餐。五十多岁的凯泽已经成为表现主义的活经典。他以疯狂的速度撰写剧本，搬上舞台的不是人物，而是勉强伪装成人物的论题。他的剧本过分追求实验性，是用来思考，而不是用来看的。但观众们喜欢，凯泽因此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去剧院看他的剧的人，都知道应该作何期待：排列紧凑的一幕幕场景，简练、狂热的说教语言，技术主导的现代世界里种种孤独的形象。

凯泽事业顺利。几天后，他的冬日童话、由库尔特·魏尔谱曲的《银湖》将在莱比锡、马格德堡和爱尔福特三地的城市剧院同步首演。与他相反，兰兹霍夫正被严重的财务问题困扰着。他与搭档古斯塔夫·基彭霍伊尔（其出版社的冠名者）必须为一场充满火药味的债权人会议做好准备。印刷、装订和纸张方面欠了一大笔债，气氛很糟糕，破产已经躲不过去了。凯泽虽然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天赋，可以屏蔽生活中所有不愉快的事物，完全沉浸在文学的虚拟世界中，但出版社和年轻的兰兹霍夫还是让他担心。他希望最好能拦下兰兹霍夫，别让他参加债权人会议。这让他想起1921年自己被诉讼的往事：当时，为了能心无杂念地写剧本，凯泽租了一套装修豪华的房子，并一件件地卖掉家具，靠着这笔钱过活。竟有人因为这种“稀疏平常”的失误起诉他。起诉一位诗人，他认为这是国家的不幸。他要求全国下半旗，并把英年早逝的同行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和格奥尔格·毕希纳当作他的辩护人。法官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凯泽最终以侵吞财产罪被判处一年的监禁。

然而，当兰兹霍夫走进克兰茨勒咖啡馆时，出版社的财务困境一下子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一个报童挥舞着《柏林午报》，头版上常见的巨型字母宣布：“阿道夫·希特勒，总理。”兰兹霍夫如同受到当头一棒，在震惊中买了份报纸。基彭霍伊尔出版社的反希特勒立场向来坚定不移。如今纳粹掌权，他们摇摇欲坠的公司还能有什么生存机会？兰兹霍夫把他大量的积蓄都投进了这家出版社——难道才刚刚30岁出头的他，不仅会很快失业，人生也就这么毁了？

他快步走向凯泽的桌子，急忙把报纸递给他。但凯泽对当天的政治争端压根没兴趣，这几个月总理换得太频、太快，他没法当真。粗制滥造的政治剧是他会屏蔽掉的讨厌的现实事物。他耸了耸肩说：“一个保龄球俱乐部换了董事会。”说着从兰兹霍夫手里拿过报纸，扔到桌边的一把空椅子上。他现在不想讨论这些。

相反，基彭霍伊尔出版社的另一个编辑赫尔曼·凯斯滕(3)毫不怀疑《柏林午报》的头条已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与兰兹霍夫约好，午餐后他来接兰兹霍夫和凯泽。当他走进克兰茨勒咖啡馆时，两人正在点咖啡。他坐到桌前，也点了一杯，却没有心情喝。突然他跳起来，跑回了家。

他的母亲、妹妹吉娜和妻子托尼都因流感卧床，自己也刚刚才康复。1918—1920年那场让全世界数千万人丧生的西班牙流感才过去13年，任何人都不会掉以轻心。报纸每天都在报道新增的感染人数，仅在柏林，今天就新增373人。法兰克福那种城市，已有2000多人患病。但学校只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才会完全关闭，因为许多学生的居住条件十分寒酸，一旦停课，哪怕天寒地冻，白天也不得不在街头打发时间。

凯斯滕知道，他暂时不能离开德国。尽管如此，他还是回家取了自己和妻子的护照，跑到法国领事馆申请签证。然后他从银行取出旅费，那是外汇法允许他带出国的上限。再回到家时，他碰见了给家人治疗的医生，医生严肃地警告他：至少八天内，他的妻子无法旅行。逃亡必须再往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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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中午的时候，埃里希·艾伯迈尔在莱比锡收到克劳斯·曼的电报：“今天14点14分到，克劳斯问候。”下午2点左右，艾伯迈尔开车到车站。这是个灰暗、阴沉的冬日。艾伯迈尔一走进巨大的休息大厅，卖报小贩的声音就扑面而来：“阿道夫·希特勒，帝国总理。”他买了一份《柏林午报》。在站台接到客人时，他仍脸色苍白。

克劳斯·曼刚开始还在微笑，可一看到艾伯迈尔递给他的报纸的头条，立刻大惊失色。他从没想过这种事会发生。他盯着报纸，没敢再看下去：“太可怕了……”开始他走得很慢，然后越来越快，可他自己也不清楚究竟要去哪儿。下一个念头是他的父亲：“这对魔术师(4)来说也太可怕……”

他和艾伯迈尔去了一家餐馆吃东西，试图平静下来。他们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就打算饭后去艾伯迈尔家探讨《夜航》那个编剧项目。他们决定今天构思出第三幕的雏形，但因心思不在工作上，没有任何进展。两人突然对这项工作有种渺茫的感觉。显然，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国内没有一家剧院会对一部由法国小说改编的剧本感兴趣，何况编剧是同性恋、纳粹反对者克劳斯·曼和他同为同性恋的朋友艾伯迈尔。为什么还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你只要不提我的名字就行……”曼建议道。“胡扯！我们把这部剧先搁置一年。”艾伯迈尔安慰他。

他们早早收工去剧院，看了《赞美大地》，这是奥地利人里夏德·比林格创作的喜剧。他最近大获成功，去年还与埃尔泽·拉斯克-许勒一起得了克莱斯特文学奖(5)。克劳斯·曼对这部剧很好奇，但很快意识到自己不喜欢这部剧，对他这样的大都市人而言，里面的自然神秘主义太多了。更重要的是，演员们讲不好奥地利的方言。

午夜时分，艾伯迈尔送他到车站，二人在卧铺车厢前告别。艾伯迈尔说好两周后去慕尼黑找克劳斯·曼，把《夜航》继续做下去。这是那种虽然有约，双方却都不相信能够守约的拜访。克劳斯·曼在车厢内落座，向站台上的朋友挥了挥手。然后，火车消失在夜里。他们再也没有见过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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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希特勒站在总理办公桌后拍摄了就职的官方照片。照片上，他越过镜头侧看向空处，两手插在双排扣外套的口袋里。一个古怪而倔强的姿态——当然是为显示决心，但看起来更像是在手里藏了什么。他没有多少活动空间：面前是几乎空无一物的总理办公桌，左边是套着天鹅绒的总理椅，后面是半人高的文件柜，右边是一张边桌。虽然场景庄重死板，摄影师还是在希特勒背后的文件柜上放了一篮铃兰花，让画面多了些明亮和友好的气息。

在随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希特勒和胡根贝格因为新选举又吵了起来。可胡根贝格的抵抗现在已无济于事，他别无选择，只能把决定权交给兴登堡。身为总统的兴登堡可以下令同意或拒绝解散议会。

傍晚，人们开始在巴黎广场和威廉大街两侧聚集，新政府已宣布举行大型火炬游行。流动小贩们冒出来，卖热香肠和暖身的饮料。晚上八点半开始，冲锋队、党卫队以及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部队钢盔团列成长长的纵队，从西边穿过蒂尔加滕区向勃兰登堡门行进，共计约25000人。在笔直穿过公园的夏洛滕堡大道时，队伍左右两缘穿制服的人举起火把，仿佛夜幕中两条窄窄的光带。鼓声隆隆，煤油味在空气中弥漫。旗手和乐队在纵队间行进，演奏着德国或普鲁士的歌曲。但当他们穿过勃兰登堡门，一踏上法国大使馆所在的巴黎广场，音乐戛然而止，随后擂鼓震天，乐队奏响了一首古老军歌的旋律，中心句是：“我们要胜利地打败法国。”

同样在巴黎广场，马克斯·利伯曼的别墅就紧挨着勃兰登堡门。他现在85岁了，与兴登堡同岁。几年前他给这位帝国总统画过像，这在当时几乎成了一件国事。一些右翼民族主义报纸批评说，为什么偏偏是犹太人利伯曼受托为德国的国家元首画像？利伯曼当时泰然处之，毕竟，他不仅是德国最受尊敬的画家之一，还是具有国际地位的印象派画家，而且在本国的知识分子圈和艺术界人脉极佳，更何况他还是普鲁士艺术学院的院长。他不想被几个右翼的叫嚣者打破平静，反正他们也动摇不了他的名气。他不是虔诚的犹太教信徒，自从父母去世后，就再没去过犹太教堂。他天经地义地认为自己是德国人、是柏林人，对于犹太民族同化的成功深信不疑。

然而，如今外界对犹太人的态度急剧改变了。利伯曼是一个保守派，彻彻底底的资产阶级，他坚信旧式普鲁士的宽容和魏玛共和国的自由靠得住。但近年来，他不得不注意到，即使在所谓较好的、有教养的社会圈子里，也蔓延着越来越有攻击性的反犹主义。

去年夏天，他辞掉了任了12年之久的学院院长之职。为感谢他的工作，学术委员会授予他名誉院长的称号。可接任他的是马克斯·冯·席林斯，这位不再作曲的作曲家公开承认自己对国家和犹太人的敌意，轻蔑地称魏玛共和国为“闪米特之地”。希特勒的胜利让利伯曼明白，自己的民族同化之梦破灭了。与妻子一起看着穿制服的人们行军而过时，他说：“我想吐的太多，根本吞不下。”

游行纵队从巴黎广场右转进入威廉大街。火把向路边的建筑和人投下不安的光。兴登堡在老总理府一扇亮着灯的窗后检阅游行队伍，不时用他拄着的手杖随行军音乐的节奏敲打地面。再往前一栋楼，希特勒站在新官邸一扇敞开的窗后。他被斜对面的聚光灯照亮，在鲁道夫·赫斯与他的部长戈林和弗利克的簇拥下，反复高举右臂向人群致意。人们甚至走出纵队，搭起一架梯子，向窗内的希特勒递去玫瑰。后来，由于寒冷，他不得不套上褐色的冲锋队夹克。但几小时的游行让他激动不已，对于组织这一切的戈培尔，他兴奋地问道：“这么短的时间他从哪儿搞到这么多火把？”

戈培尔操办一切。他安排了火炬游行的转播，要求国内所有电台进行播送，有些台长并不情愿，但只有巴伐利亚电台抗拒成功。他和戈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这些也必须被发送出去。直至午夜，他才离开那些冒着严寒、仍死守在街上高呼希特勒和兴登堡万岁的人们。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表演。但在戈培尔眼中，这还不够宏大，不够成功。尤其令他失望的是，电影镜头寥寥无几，对比度低，又常常晃动不清，对于每周的影像新闻来说，视觉冲击力太小了。他想为观众呈现一支真正的凯旋之师，仿佛它会碾碎挡在路上的一切。因此，为了更好的摄像效果，他决定夏天再导演一场更震撼人心的火炬游行：更多的人，更多的火炬，更紧凑的队伍，更好的摄像机机位。第二次的游行以超宽行列行进，几乎人人都举着火把，而不只在两缘。于是，队伍如同熊熊燃烧的洪流，从勃兰登堡门穿涌而过。细看影像就会发现，在这次追加的拍摄中，街边并没有人头攒动。但戈培尔无所谓，经过精巧剪辑，没有谁会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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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舞台》的主编卡尔·冯·奥西茨基总是那么不知疲倦。希特勒宣誓就职总理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编辑部工作。下午晚些时候，他动身去了哈勒门附近的一家酒吧，参加德国作家保护协会的会议。这个协会类似于作者的工会。素来暴烈的埃里希·米萨姆(6)说着说着就勃然大怒，要求坚决抵制纳粹。然而大多数作者对米萨姆的愤慨不屑一顾，认为希特勒的胡闹很快就会结束。然后奥西茨基站起身，酒馆安静下来，他轻声说道：“一切都将比诸位所想的更漫长。也许是几年。对此我们无能为力。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下定决心，绝不向现在的掌权者伸出哪怕是一个小指头。”

会议结束后，奥西茨基乘地铁前往蒙比修广场，参加人权联盟的集会。地铁驶入凯撒霍夫站时，他下了车，想亲眼看看纳粹的喧嚣。他爬上楼梯，看见望不到尽头的冲锋队行列一排排走过，火把跳动的光照在他们的脸上。奥西茨基看了一会儿表演，紧闭双唇，转身走下楼梯。他乘坐了下一班地铁，以便能及时赶到联盟会议现场。联盟要为下周五在贝多芬大厅举行的示威做准备，届时奥西茨基将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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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凯斯勒伯爵晚上去了凯撒霍夫酒店，不是为庆祝新总理上任，而是参加一场很早就定下的晚宴。随后他还听了一场讲座，发言人是里夏德·尼古劳斯·格拉夫·库登霍夫-卡莱基，一位奥地利作家，母亲是日本人。只要他出场，就会宣传一个经济和政治上统一的联盟欧洲。

凯斯勒了解这类泛欧提议，他觉得它们虽然有吸引力，但终究还是缺乏说服力。库登霍夫-卡莱基虽然能用令人难忘的言辞滔滔不绝地描绘出统一欧洲的优势，却过于轻描淡写地略过了分裂欧洲大陆的种种冲突和政治对立。对于这些冲突和对立，凯斯勒心知肚明。因为一战结束后，他也有几年献身政治的时光。他倡导的是另一种国际联盟的理想，其中的代表并非国家，而是跨国机构，即贸易协会、宗教团体、工人组织或学会。这是为了抵制国家利己主义，最重要的是，让跨国力量掌握更多权力。但该计划的阻力太大，它始终只是个乌托邦。凯斯勒最终对此死了心。

毅力不是他最大的美德。凯斯勒不需要。他的家庭极其富有，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德国人，他本人在法国长大，然后在阿斯科特和汉堡上学。这种背景对他来说既是诅咒，也是福气。不论是接受法学教育，还是实现外交或政治上的抱负，他都半途而废。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收藏艺术品、做赞助人和环球旅行。很少有重要的欧洲艺术家或作家与他没有私交，据说他的笔记本中记有上万个名字和地址。

许多不熟悉他的人认为他是典型的花花公子，无拘无束，异常聪明，对艺术风格有异于常人的感受力。但他也因自己的不羁而痛苦。他缺乏一种能赋予生活以方向的基础或意义。由于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也从未找到长久的生活伴侣。他缺少典型的花花公子形象所需的玩世不恭。

库登霍夫-卡莱基的演讲结束后，凯斯勒离开了凯撒霍夫酒店。很快，他感觉自己闯入了一场军事狂欢。还在酒店走廊，他就遇到巡逻的冲锋队和党卫队。穿着制服的党卫队在大厅和正门前夹道而立。走上大街，他看到冲锋队纵队从威廉广场走过酒店。在凯撒霍夫酒店入口上方的阳台上，站着罗姆与柏林冲锋队队长赫尔多夫以及其他几个纳粹党第二等级的人物。他们挡不住诱惑，效仿着他们的伟大领袖，也在检阅游行。和希特勒一样，他们站了一个又一个小时，注视着走过的行军队伍，不停向人群伸出右臂致意。

人行道和威廉广场挤满看热闹的人。凯斯勒和他的朋友们本来想去波茨坦广场的菲尔斯滕贝格酒馆喝杯啤酒，却在人群中寸步难行。甚至在波茨坦广场上，部队首长仍然让手下人以军事队形行进。可谁都不知道到底该去哪儿，因此队伍始终在来回转。凯斯勒不想看这个，和同伴们一起消失在菲尔斯滕贝格酒馆。这里也是一派狂欢的气氛，但正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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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10点，埃里希·凯斯特纳(7)和赫尔曼·凯斯滕在离陶恩齐恩大街不远的施万内克酒馆见了面。这里位于城西，很安静，街上只有零星几个从火炬游行回家的人。这家酒馆其实叫斯蒂芬妮，但大多数客人都用它的主人——演员维克多·施万内克的名字来称呼它。地方不大，才20张桌子，有几张在窗台边。施万内克在戏剧界和作家中无人不知，因此他的酒馆很快成为城中最重要的艺术家聚会场所之一。剧作家如布莱希特、楚克迈耶、厄登·冯·霍瓦特，评论家如阿尔弗雷德·克尔(8)，出版商如恩斯特·罗沃尔特，演员如弗里茨·科特讷、维尔纳·克劳斯、伊丽莎白·伯格纳和克特·多施，都会来这里坐一坐，尽管未必在同一张桌子上——太强的意识形态或个人的敏感让他们很难坐到一起，但毕竟是在一个屋檐下。

“我们必须离开德国，”凯斯滕坐到朋友凯斯特纳身边，“这个地方，我们无法再创作，什么都印不出来。希特勒搞独裁，让人头落地，大搞战争。”

“不，”凯斯特纳说，“你必须走，我必须留。”凯斯滕是犹太人，他不是。他解释说，他想写关于第三帝国的小说。必须有证人，必须有人去讲述这个即将到来的时代。他已经下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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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滕堡的第33冲锋队可谓臭名昭著，整个柏林都达成了共识：它所到之处，必将一片血腥。这支队伍的头领是弗里茨·哈恩和汉斯·迈科夫斯基，两人都只有20多岁，却已是有着多年经验的街头恐怖行家了。第33冲锋队最爱干的事，就是在周日与其他冲锋队一起开去选帝侯大街骚扰行人。部分身穿制服的冲锋队队员会走在大街正中央，高喊口号，挥舞纳粹旗帜。那些特别强壮的队员则身着便衣在左右两侧的人行道上进行护卫，推搡或殴打每一个他们眼中的犹太人，或是那些对游行和旗帜没有表现出应有热情的人。

然而，哈恩和迈科夫斯基并不满足于小打小闹。两人都曾在街头斗殴中枪杀过共产党员，从那时起，他们的部队就被称为“杀人冲锋队”。杀人后，哈恩和迈科夫斯基各自在国外躲了几个月，但后来几乎是畅通无阻地返回了柏林。警方并没有严查冲锋队的袭击。去年，迈科夫斯基在审讯中不得不承认杀害了一名共产党员，随后被捕入狱，然而几周后他就因兴登堡颁布的圣诞大赦令重获自由，仿佛杀人只是不值一提的小过错。

第33冲锋队当然也参加了致敬希特勒的火炬游行。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过这场游行。然而，在行军经过了兴登堡和形形色色的纳粹大人物之后，迈科夫斯基和他的手下还不想回家。他们正在为非作歹的兴头上，于是开向“红区”——这个夏洛滕堡的街区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据点。他们在这里高喊口号，辱骂路人，砸碎窗户，最后遇到了房屋保护队——这是人们为抵抗冲锋队的侵犯而成立的自卫组织。迈科夫斯基和因发色显眼而被称为“红公鸡”的哈恩在这里可不是无名之辈，人们认识他们，痛恨他们，有人对他们破口大骂，形势剑拔弩张。

然后，华尔街上枪声响起，迈科夫斯基倒下了。一同倒下的还有警察局局长约瑟夫·佐里茨，当时他正监视着第33冲锋队，并准备请求增援，因为他意识到局势已经恶化。两人都躺在华尔街24号房前。有人叫了救护车，可救援来得太迟。不久后，两人都在医院身亡。

终于，几支警队赶来，搜查了附近的房屋。警员们找到3名带枪伤的居民，共逮捕了15名被列为嫌疑人的男子。紧邻现场的华尔街24号房住着精密机械师鲁迪·卡里乌斯。他还很年轻，26岁，是共产党干部，也被调查人员登记为嫌疑人。但他们无法拘捕他，因为枪击发生后他立即躲了起来，始终不见人影。

新掌权者对警方不依不饶，他们要看到结果，但卡里乌斯似乎就地消失了。他有个女朋友，一位红金发的丰腴美女，在选帝侯大街的舞伎夜总会或鹦鹉酒吧做陪酒女郎。她真名叫埃米·韦斯特法尔，但自称奈莉·克勒格尔，35岁的她已不再是这个行当里最年轻的人。她爱喝酒，也能喝，酒精还没有把她泡肿，依然魅力十足。1929年6月，奈莉在“舞伎”遇到一位快60岁的稳重绅士。他留着灰白的唇髭，下巴上的胡须细长，看起来像个西班牙的大人物。他是作家亨利希·曼，当时正和特露德·黑斯特贝格闹分手，或者说，她离开了他。他有点孤独，像他的小说主人公垃圾教授一样，喜欢在夜总会消磨时间。奈莉，渔夫和女仆的女儿，与显贵之子亨利希·曼来自截然不同的世界，对于艺术和文学她说不出什么。但他不介意，他喜欢听她无拘无束地胡扯，尽管有人会说那是喋喋不休。二人都来自吕贝克地区，这是搭在他们之间的第一座桥梁。另外，曼会讲故事，在奈莉听来，那就像画报社会版面上的事儿：他不仅会讲到放肆的特露德·黑斯特贝格，还讲到了新巴贝尔斯贝格的乌法电影公司片场，那里正在筹备《蓝天使》的拍摄。1929年秋，亨利希·曼的弟弟托马斯·曼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报纸上满是他和他家人的照片。

难怪奈莉觉得自己抽中了大奖：她，一个酒吧女，和亨利希·曼，国内最著名的作家。春天，他邀请她去尼斯，两人在尼斯酒店——城中心一家古老的豪华酒店里住了几个星期。

但奈莉并没有因此与年轻的卡里乌斯分手。亨利希·曼和鲁迪知道彼此，并且两人出乎意料地合得来。有时他们会在奈莉位于康德大街上的小公寓里见面，聊聊政治。曼愿意借此机会了解一些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的境况，这是他平时接触不到的。虽然亨利希·曼能想到，他给奈莉的钱有些会落到鲁迪·卡里乌斯手里，但还是对她出手阔绰。汉斯·迈科夫斯基死后，卡里乌斯不得不从警察的视野中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但至少金钱方面他无需太过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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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游行结束后，戈培尔还与希特勒谈了预定的新选举的时间，如果兴登堡同意，他们想安排在3月5日。随后，戈培尔开车去波茨坦找普鲁士的奥古斯特·威廉王子一起庆祝掌权，快到3点才回家。“杀人冲锋队”的弗里茨·哈恩已经等在那里，向他汇报了迈科夫斯基的死讯，以及一位名叫约瑟夫·佐里茨的警察也被枪杀。戈培尔太累了，没法长谈，他和哈恩告了别——好在哈恩靠得住。然后他倒在了床上。

(1) 　约瑟夫·罗特（1894—1939），奥地利作家、记者，犹太人。1932年出版的历史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描述了奥匈帝国的崩溃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衰落，是20世纪最重要的德语小说之一。

(2) 　埃贡·埃尔温·基希（1885—1948），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记者，出生于布拉格，犹太人。他被认为是新闻史上最重要的记者之一、现代报告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因著有报告文学集《狂奔的记者》一书，被称作“狂奔记者”。他基于1932年的中国之旅创作了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对旧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1938年由翻译家周立波译介至国内。

(3) 　赫尔曼·凯斯滕（1900—1996），犹太人，德国小说家和剧作家，20世纪德国新客观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流亡美国期间，他积极援助受纳粹迫害的德国文艺界人士，并在战后长期担任德国笔会中心主席。1985年，德国笔会中心以他的名义创立了赫尔曼·凯斯滕文学奖。

(4) 　魔术师是家人对托马斯·曼的称呼。托马斯·曼曾创作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

(5) 　德国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奖之一。1912年为纪念著名剧作家、小说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逝世100周年而设立。在毕希纳文学奖创立以前，该奖被视为德语界最重要的文学奖。

(6) 　埃里希·米萨姆（1878—1934），德国作家、政治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他积极参与德国十一月革命，并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革命失败后遭到监禁。国会纵火案当夜，他再次遭逮捕，并于1934年7月10日被党卫队杀害。

(7) 　埃里希·凯斯特纳（1899—1974），德国作家、编剧和诗人。他以批判社会和反军国主义的诗歌、评论和散文而著名，并创作了多部广受欢迎的儿童读物。他是唯一目睹纳粹焚烧自己作品的作家，也是为数不多的在纳粹上台后依然选择留在德国的知识分子。

(8) 　阿尔弗雷德·克尔（1867—1948），犹太人，德国作家、戏剧评论家和记者，是德国自然主义时期到1933年期间最有影响力的德国评论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