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叶集》中的思想史

《万叶集》之后，到最早的敕撰集《古今和歌集》（10世纪初）编撰之前，经历了一百五十年左右的空白期。汉诗文一度成为贵族的重点教养内容。《古今和歌集》为我们呈现了不同于《万叶集》的审美意识。同时在后世藤原俊成的歌论中，《万叶集》在和歌的历史上依旧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在《古今和歌集》歌风发展至《新古今和歌集》歌风的过程中，《万叶集》渐渐不再是歌论的中心。

进入近世以后，《万叶集》再次拥有了新的生命力，因为对《万叶集》的解读在不断发展。前引多摩川之歌，实际以汉字“多麻河泊尔 左良须弖豆久利 佐良左良尔 奈仁曾许能儿乃 己许太可奈之伎”来表音，每个汉字具体发音为何，即万叶假名的解读，这一项研究在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户田茂睡、契冲等初期国学家也重新提出了以万叶的质朴打破中世时期的狭隘歌坛的观点。再有贺茂真渊的国学思想里，通过《万叶集》将古代日本社会理想化，古代人重新被视为一种理想形象。万叶的复活，反映了元禄时期町人阶层对诗歌及学问的渴求，町人文化初步成形。

近代斋藤茂吉的阿罗罗木派，对《万叶集》的写实性描写进行重新评价。可以说《万叶集》中所包含的无论对人还是对自然，这种直接描述表达对象的手法，给了近世以及近代人莫大影响。

《万叶集》的编撰开始于对中国文化憧憬及模仿意图甚强的时代。当时有汉文教养的日本人在日本和歌与中国汉诗素养之间，是否有过思想上的纠结，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万叶集》中的诗歌多处能看到中国的古诗及修辞手法的影响，这一观点古来有之。在这层意义上，它与明治的新诗体有相通之处。

这一时期，中央集权不断强化，交通网络逐步完善（驿传制、五畿七道、律令制）。山上忆良（660—733）擅以独特的视角关注弱者，其《贫穷问答歌》十分著名。他曾作为遣唐使中的一员远渡中国，也曾担任伯耆守和筑前守。《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万叶集》这些书籍的诞生背后，除了蕴含着官人本身对古代的憧憬与传承意识，同时还有因中国的文明和价值观而将日本的古代视为未开化的意识。也许可以认为这两种意识是重叠而共存的，但诗歌也可以说是填补了二者之间的鸿沟。

此后经过短暂的汉诗隆盛的时期，诗歌（和歌）开始盛放。《古今和歌集》《后撰和歌集》《拾遗和歌集》这三代集，以及包括《新古今和歌集》在内，共编撰有敕撰和歌集二十一部（从905年《古今和歌集》至1439年《新续古今和歌集》）。此外，还编有不少私歌集以及用来配合和歌的物语，它们成为日本文艺的中心和审美意识的核心，延续至今。

①《风土记》，713年，由元明天皇下令编撰的记录日本古代各国文化、地理的一部古代歌谣集。

②大伴家持（718—785），奈良时代政治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