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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防卫部

到底什么是疼痛？

世上并无可畏惧之物，只有尚待理解之物。

知之愈深，则畏之愈浅。

——玛丽·居里

我不喜欢打板球。每次对外我都解释是这项运动太无聊了，但老实讲，我不喜欢打板球只是因为自己打得太差劲而已。我的手眼协调能力等同于零，我的注意力老是四处发散——这些都是我刚成为实习医生的那几年里，指导我的资深外科医师反复提醒我的事。而参加一项需要用木板击中一个高速移动的球体（“跑动得分”，按照他们的说法）或手接一个高速移动的球体（“完成一记接杀”，按照他们的说法）且同时不让自己挂彩的运动，拥有前述缺点的人并不算什么理想人选。显然，板球是世界上第二受欢迎的体育项目，它在全球拥有25亿爱好者。如果你也是其中一员，还请你宽宏大量，原谅我的丧气话，不要就此对我失去信心。

在学生时代的最后几年，我成功躲开了这项运动。可惜，我21岁时，这段长达五年的“无板球生涯”还是迎来了尽头。为了欢度复活节假期，我和一帮好友在西威尔士边缘的海岸订了一间度假小屋。我们到达时正赶上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对几位运动细胞发达的领队同学来说，这就足以让大家举办一场板球大赛了。我们的球场是一片隐蔽小海湾边的海滩，大约100米长。我所在的队伍是防守方，也就是说，我们之中的一员会向作为对手的击球方投掷板球，其他成员则会分布在沙滩各处，要么拦截对方球员的跑动路线，要么，在更理想的情况下，接中对面打出的球，使他们的击球手出局。我方队长汤姆很清楚我的板球打得很烂，于是把我设为投手左后方的野手——这个位置离比赛的核心活动区域很远，远到我的表现不会给队伍拖太大后腿。对此安排我相当满意，因为在这里我就能安安静静、不受打扰地沉浸在周围的美景之中，而且能将扫兴和出丑的风险降到最低。那时浪潮刚刚退去，海水下露出一片湿润的沙滩，光滑的鹅卵石星星点点地散落在焦糖色的沙粒间。雄伟的黑泥岩海崖环抱着这片海湾，崖顶披着成片的茂盛野草。我们头顶的阳光灿烂无比，但视线穿过爱尔兰海的海面，浓密的乌云之下，数公里外的地平线正在烟青色的雨幕中若隐若现。一切都那样美好。

乓！

我转过身——比赛开始了。我方投出的球被对面首位击球手莱尔击中。在板球方面，莱尔和我就像地球的南北两极：他固执倔强、一心求胜，是擅长运动的南非人民的典型代表。以前他们家刚搬到英国时，他的个头就远远压过了他的英国同学们。他在体育方面力压群雄，被郡里的板球队收为成员，还在橄榄球比赛中与英格兰未来的国际球星并肩作战。现在，这个差不多190斤的大块头一挥手就把那只塑料做的沙滩板球打向了高空，更糟的是，当它坠落时，我发现——补充一下，是惊恐地发现——它居然正朝着我这边落下。身边没有其他队员的我只剩下两个选择：落荒而逃，或是拼尽全力接住它。我的大脑告诉我，自己不想成为一个被嘲讽孤立的可怜虫，因此我选择了后者。那只球朝岸边飞驰而来，我估计它会落在我左边约10米处，便向那儿展开了全力冲刺，在它只剩最后几米就要落在沙滩上的千钧一发之际，我猛地伸出手扑了过去。我能感受到我那缺乏锻炼的胳膊里每一寸肌腱都在撕扯，随后我闭上双眼，任由摔在地上的身子扬起一阵沙。沙尘落定，一阵欢呼爆发在海湾之间。我睁开眼，那只球正安稳地卧在我拢起的双手中。我从来没有觉得一个湿乎乎、亮晶晶的橙色塑料圆块这么好看过。就像淘金者筛出了一块硕大的金子，我站起身，将它高举在空中，迎接着同学们夹杂着喜悦与难以置信的喝彩。我接住了它，我让莱尔出局了，巨人成了我的手下败将！那一刻，我可太爱板球了。

我长达20秒的高光时刻很快就被大家遗忘了，随后我洋洋得意地小跑过布满鹅卵石的沙滩，准备回到自己的位置。就在这时，一阵锐利的穿刺感向我的右足心迅速袭来，可当我微微抬起腿时，那阵感觉又飞快地消失了，所以我没有停下奔跑的步伐。很明显我只是踩到了一块比普通鹅卵石要锋利那么一点儿的鹅卵石。比赛继续进行，我所在的赛场角落之后就没什么发挥的机会了。然而，大概过了10分钟，余光之中有什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我的背后，一件蛇形的物体正趴在沙滩上，而且像在随着我的移动而滑行。我转过身，猛地向后大退一步，并在发现那只是一条不具生命的尼龙细绳后放下心来。但它似乎连住了我的右脚。为了看得更仔细些，我盘腿坐下，然后发现我的右脚掌已经被带血的沙子糊住了。我轻轻地把沙子扫去，好检查造成这副惨状的原因——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鱼钩深深嵌入了我的足弓，鲜血正从创口缓缓渗出，到这时我才开始觉得疼。那种一阵又一阵的刺痛自然让人不好受，如果以10级为痛感最高级的话，我会打6级。但当我的朋友们凑成一圈并用半钦佩半嫌弃的眼神围观的时候，痛感好像又降到了4级，仿佛是拥有这个壮观伤口的自豪感减轻了疼痛。紧接着，退出比赛的我一个人静静地靠坐在港口的岸壁，纠结是要自行把鱼钩拔出来还是去最近的诊所处理，并担忧起这个可能在某条鱼的嘴里待了好几周的、还带着锈的可怕家伙会不会感染我，这时痛感又飙升到了8级。而单单是想象一下从肉里拔出这个鱼钩的过程，我的痛感就立刻逼近了9级。

就在我把午后最美好的时光用来把鱼钩倒刺从我脚底拔出来的同时，一颗真相的种子悄悄在脑海中生根发芽。这个真相起初很有趣，很快就变得扰人心神，那就是疼痛真的很奇怪，它简直没有任何道理可循。钩子扎进脚底时伤到了组织，虽然损伤程度一点儿没变，但我体验到的痛感却千差万别。痛感从我看见了脚底突出的致伤物体时开始产生，随着旁观者们的感叹而减轻，在我独处时又增强，甚至在我联想剔除鱼钩的方法时进一步增强。我脑海中的这颗种子渐渐结出真相的果实：痛感并不能直接用来衡量伤情，疼痛并不等于伤害。我们都对此有过体会，不论是忽然发现大腿上不知何时添上的迷之淤青，还是在劳累的整日工作后不小心被纸的边缘划到而感到超乎寻常的疼。所有医院的急诊部里，你都能找到活生生的例子说明疼痛和组织损伤并不能紧密挂钩，我甚至在那儿发现，疼痛和组织损伤的关系在同一位患者身上都可能千变万化。有一次，一位在街头斗殴中腹部被捅（所幸伤害避开了器官和主动脉）的年轻男患者指着自己还在流血的刀口向我炫耀：“医生您看我是不是帅透了？”他并没有任何痛感，直到他出去抽烟时不小心踢到了急救小推车的滚轮。这位患者抱着被撞到的脚指头，可仍然没管他被刺了一刀的腹部。短短几秒内，他就教会了我四句新的脏话。

扎进我脚里的鱼钩一开始没造成任何痛感，在某个也有尖锐金属物体与人类的脚亲密接触的真实故事里，我们可以窥见有关痛觉与伤害间关系的谜题的另一极端。1995年，英国一位29岁的建筑工人爬下脚手架，快接近地面时，他决定直接跳到一块木板上。他没能注意到的是，那块木板上有一颗凸起的15厘米长的钉子。最后这颗钉子直直地穿过了他的左靴，并和他一起被送入了医院。这位工人痛苦极了，以至于医生要为他注射镇静剂和强效止痛剂芬太尼。芬太尼是一种阿片类药物，能与人体内的阿片受体产生反应并在短期内有效抑制疼痛。人体本身会自然生成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内啡肽，但自从学会从罂粟中提取阿片以来，人类就开始自如地使用药物操纵体内的疼痛抑制系统。吗啡在这类药物中最广为人知，不过芬太尼才是最有效的药物之一，比吗啡效果强近百倍。总之，手术团队小心翼翼地将工人的靴子切开卸下，结果发现那颗钉子从他的脚趾缝间穿了过去，没有对他造成丝毫伤害。[1]20世纪90年代初，一项有趣的实验再现了这种深度痛感在无组织损伤的前提下产生的现象。[2]身体健康的试验参与者们被戴上造型夸张的“头部刺激器”，这些像老式理发厅里半球形干发机一样的机器被放在参与者的头顶，并被连接到一个配有强度转换旋钮的控制装置上。实验对象被告知，该刺激器产生的电流通常会引起头痛。这里的小秘密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电流，整个所谓的“头部刺激器”都是谎言。出乎意料的是，超过一半的实验对象都在刺激器打开时感到了头痛，并且，在工作人员特意让他们看见旋钮向高强度调整时，这些对象也汇报自己的痛感随之加深了。

就引发痛觉而言，受伤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这是值得探索的一点，因为大多数人都在被疼痛的假象欺骗着。这个“大多数人”也包括了大部分专业医学工作者，而在那个被锈蚀的鱼钩改变了我的轨迹之前，我本人，同样曾在其列。

疼痛的假象：疼痛是组织损伤的衡量标准

就算我们内心深处明白，疼痛并不能用来判定组织损伤，可从实际举止来看，还是有很多人认为疼痛就是由身体产生、由大脑发觉的（连许多医生都基于这种观点来诊断）。我并不是在从神经科学的角度钻牛角尖，只是想帮助那些本无必要受疼痛折磨的人脱离苦海，抛下疼痛的假象、探索其本质是我们唯一的办法。借此我们也能更准确地了解人体与大脑的运行机制，最终认识到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困扰五分之一人口的不明持续性疼痛，相关的知识必不可少。不过，在我们弄清疼痛是什么之前，我们首先得回顾一下，究竟经历了什么，人类才进入了如今的疼痛误区。

17世纪的法国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兼哲学家，他不仅广泛涉猎宗教、数学、自然科学，在研究这些科目的基础上不断开创新的领域，还革新了世界对疼痛的理解，他就是勒内·笛卡儿。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在人类的想法与感觉到底从何而来这一议题上，科学家、哲学家以及神学家们依旧众说纷纭。最古老的猜想是：心脏是这些主观产物的源头，心率会依情绪的变化而产生明显变动；另一流派则以古希腊内科医生盖伦的解剖实验为理论基础，主张是大脑发挥着思考与感知的作用。这场持续了数世纪的争辩显然备受公众关注，威廉·莎士比亚也曾以一句话概括：“可否告知，人的想象在何处孕育？……是心脏，还是头脑？”[3]而笛卡儿坚定地选择了后者。虽然他认为疼痛（与灵魂）源于人脑中的松果体（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松果体只是睡眠调节器），但我们不介意他的这点儿小差错，因为他的想法对于疼痛见解已经是一大进步了。此外，他还将大脑与神经比作机器，并引入了神经反射的概念，这都是极具革命性的理论。笛卡儿逝世后，他的著作《论人》（Treatise of Man）于1664年发表，书中他用摇铃铛来比喻受伤与疼痛的关系，并附上了那张著名的火旁男孩插图，图中男孩的左脚离火堆太近了。

将疼痛体验比作摇铃铛似乎在表面上能够成立：人体组织受损后，神经便以生物信号的形式将疼痛的信息传递到脑中，然后大脑直接进行解读——瞧！我们开始痛了。人体组织发送疼痛的信号，大脑做出反应。这项理论在过去的400年里都广为大众认可，但它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它就是构成疼痛假象的基础。因为如果说疼痛只是人的反射活动，只是一个从接触物质的人体边缘传送到大脑的简单信号的话，那我们理应能在每次组织受损的情况下，且仅在这种情况下感受到疼痛，疼痛的程度也应该直接和伤情成正比。但只需稍微看看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那诡异的鱼钩事件，伤病治愈许久后仍受持续性疼痛折磨，还是细微的情绪变化对疼痛的调节作用，我们就会发现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不过，疼痛并不完全脱离人类的五感存在，短期疼痛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能相当准确地传递受伤的信息——合上笔记本电脑结果夹到自己的大拇指，疼；甩车门时夹到了拇指，更疼！显然，受伤与疼痛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联结。笛卡儿提出前文所述主张的两个半世纪后，英国杰出的神经学家查尔斯·斯科特·谢灵顿发现了这种联结。他在神经末梢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受体，这种受体刚好位于皮肤下层，看上去只对有害刺激物（使人们感到痛的刺激）产生反应。根据拉丁语中的“伤害”（Nocere）一词，他创新地将这类受体命名为“伤害感受器”（Nociceptor）[5]。伤害感受器的职责是探测有害刺激物引起的损害或危险，这些刺激物具体可被分为三类：机械型刺激物（我的脚踩中的鱼钩）；温度型刺激物（咬到笛卡儿画中男孩脚趾的火苗）；化学型刺激物（扎人的荨麻、运动期间肌肉产生的乳酸带来的灼烧感）。这些有害刺激物中的特定元素会激活伤害感受器，并引发传递至脑部的神经冲动。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不同的有害刺激物有时会激活相同的伤害感受器。拿探测有害热量刺激物的辣椒素受体（TRPV1）来说，它通常会对超过43摄氏度的温度产生反应，但也能被辣椒中的活性成分辣椒素触发。我们吃辣椒或碰到辣椒时会产生灼烧感也就不足为奇了，就是因为原本对热源有反应的这一受体被触发了。因此，即便环境温度没有变化，我们也能感受到热量，诱导大脑误以为我们很热，于是身体便开始靠出汗来降温。辣椒素分子是脂溶性物质，但不溶于水，所以你要是被辣到不行，喝水止辣是最不明智的行为了，它不但不能止辣，反而会将辣椒素分子扩散到你嘴里的每个角落，触发更多辣椒素受体。酸奶、牛奶等以脂肪为主的饮品是最好的选择（它们也频频出现在各大辣椒美食节的会场中），或者你可以试试我个人的最爱——印度芒果奶昔。辣椒素也常被添加于鸟食中，如此一来，像松鼠这样肚子空空的哺乳动物们就不会和小鸟抢吃的了，这也不禁令人对辣椒植物的自然选择感到惊奇。同样是被吃掉，辣椒种子在哺乳动物的嘴里常被磨碎——至少在那些有着臼齿、嚼起东西来嘎嘣脆的哺乳动物嘴里是这样，而它们被鸟类吞食后则会完好无损地经过鸟类消化道，通过排泄物广泛传播到各地。在哺乳动物眼里等于辛辣和痛苦的辣椒种子对鸟类没有半点儿威慑力。因此，在漫长的进化中，为了繁衍生息，辣椒植物已经逐渐往只吸引鸟类的方向进化了。[6]

我们体内的伤害感受器被激活时，会产生一个沿周围神经系统(4)向脊髓运动的神经脉冲信号。周围神经纤维的神经元由三部分组成：细胞体（它存放着神经纤维的DNA与大部分细胞器）、树突（将冲动传入胞体的突起部分）以及轴突（将冲动传离胞体的突起部分）。神经脉冲在经过周围神经后就来到了脊髓，它会沿着脊髓向上前进，最后到达大脑。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一段畅通无阻的旅行。谢灵顿另一项突破性的研究表明，一个神经元的轴突与下一神经元的树突并非紧挨着，而是被一块他称为“突触”的微小空间连接起来。只有在脉冲到达脊髓中第一条神经的末端时，它才会导致突触开始释放神经传导物质，使脊髓中的其他神经相继激活，最终将其沿着脊髓向上送入大脑。现在，让我们来更仔细地分析一下笛卡儿画中的男孩经历了些什么。当他的脚触碰火焰时，体内事实上有多根神经协作传递着信号，使他的大脑感知疼痛，而非像摇铃比喻那样，仅借一根神经就笔直地触发了大脑中的痛觉中枢。人体内有一条“痛觉通路”的说法听起来确实很可信也很有逻辑，实际上，“痛觉通路”一词也在我以前的所有医学课本里被用于描述疼痛信号的传递过程。但其实，传递到我们脑组织中参与痛觉生成的并非“痛觉终端”“痛觉信号”或“痛觉通路”，而是“伤害感受器”“伤害性感受信号”及其传播路径，这些是标准神经学术语，但我愿相应地把它们称作“危险感受器”和“危险信号”，因为它们的本质恰是如此——这类信号传递的信息正是组织损伤与危险。同时，尽管它们常在疼痛的产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并不是疼痛的绝对或充分条件。痛觉不是在组织中诞生的，也不会沿着神经运动。英国神经学家帕特里克·沃尔很可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疼痛学家之一，他与他的博士生斯蒂芬·麦克马洪（现在也是世界领先的疼痛学专家）意识到，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科学家与医生们通过使用“痛觉终端”等术语来简化疼痛科学的尝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1986年，他们惋惜道：“不幸的是，将伤害感受器归为疼痛纤维并不是值得提倡的简化，而是对疼痛学科的轻视，而这种轻视还会被医学课本的编纂者们打着简化的幌子延续下去。”[7]

鱼钩刺入我的脚时，我体内的机械型危险感受器就开始沿着神经元向脊髓发射危险信号，但痛觉的产生却被阻碍了，这种神秘现象的解析可以参照1965年发表的论文《疼痛机制：新理论》（Pain Mechanisms: a New Theory），此文提出了针对该现象最大的概念性突破。[8]写下这篇新发现的是帕特里克·沃尔与另一位同具开创性的加拿大心理学家罗纳德·梅尔扎克，他们总结出了一项新理论——门控理论。根据门控理论，有关危险的信息传递并不只是一条从周围神经系统传向脊髓的单向通路，还会涉及其他中转神经元。像开关门一样，这些神经元掌握着是否允许危险信号进入脑部的权力。此外，不会引发疼痛的神经输入（如简单的触碰）能够激活抑制性神经元，它们会阻止危险信号沿脊髓传输，宛如关上大门。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膝盖猛地撞上桌子后知道要揉揉它。门控理论具有变革性，因为它说明了为什么受伤并不一定等于疼痛，且危险信号可以被灵活地增强或减弱。

在反主流文化崛起的“摇摆的60年代”中，梅尔扎克和沃尔应景地将持续了数百年的疼痛假象彻底颠覆。自此，笛卡儿的摇铃比喻被终结，现代疼痛科学的年代到来。如今的疼痛科学家们就是那场变革孕育出的孩子。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疼痛研究爆炸式增长，我们不再仅仅揭示疼痛不是什么，我们开始了解它到底是什么。门控理论甚至已不能全面概括疼痛的传输，因为痛觉完完全全就是由大脑创造的。换句话说，并不是大脑查收了痛觉，而是大脑制造了痛觉。如果人要产生痛觉，他就必须意识到痛的存在。在打了麻醉剂的情况下，我们的大脑会与身体隔离开来，即使伤害感受器依旧照常运作，痛觉却不会产生（当然，前提是麻醉剂有好好履行它们的职责！）。一言以蔽之，没有大脑，就没有疼痛。

疼痛学第二大突破便是科学家们发现人脑中并不存在单一的疼痛中枢。近年来，针对疼痛患者大脑的成像技术实现了巨大飞跃，神经成像技术的类型有很多种，本书中最常提及的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该技术能在特定的时间点检测脑部血循环较快的区域，即正在运转的大脑区域。脑部成像研究显示，当人感受到疼痛时，大脑中会有多块区域被“点亮”。[9]有趣的是，这些区域无一例外都代表着人类独有的功能：感觉（检测危险信号及其来源的区域）、情感（操控焦虑与压力的区域）和认知（使人产生思想、记忆、信仰与预期的区域）。这些功能的糅合对于每个人和每一次疼痛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激活了大脑中产生疼痛感知的个性化神经元网络。如此因人而异的网络常被称为“神经签名”（neurosignature）。大脑的所有功能对疼痛的生成而言都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当今最受认可的疼痛理论的命名如此冗长却准确——生物-心理-社会疼痛模式。

不难看出，疼痛如何诞生的问题极度复杂。相对地，人们为什么感到疼痛的问题在现今科学界看来却非常简单，这份简单的答案却能实实在在地改变人生，我们是时候拥抱疼痛的真相了。

疼痛的真相：疼痛是位保卫者

“疼痛是人体的保卫者”，这句话不是疼痛的定义，只是一个与它相关的基本事实，一个从本书的研究与采访中得以窥见的事实。真正理解这个事实之后，你就能明白疼痛如此难以捉摸的缘由，也能明白为何在伤口治愈后疼痛往往还会持续。如果我们继续拥护之前的摇铃比喻，相信疼痛是伤情的直接衡量标准，那么我们永远不会明白疼痛人性化的一面。治愈疼痛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它其实是个并不一定能准确代表组织损伤的人体保卫者（即便有时它保护过了头，甚至会毁掉主人的生活）。和痛觉一同守护人体的也有其他机制，例如免疫系统，但说回痛觉，它的一切释义都需建立在其保卫者的定位上，即它是一种通知我们身体正处于危险之中、亟待保护的感觉系统，而实际上身体是否有危险或受伤害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虽然疼痛的定义往往是考虑到其他因素后妥协的结果，但它怎么都不能脱离上面的核心事实。疼痛是催促我们保护自身却让我们不好受的感觉，根据国际疼痛研究协会2020年7月更新的释义，疼痛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与情感体验，它与实际或可能存在的组织损伤有联系”。[10]在随后的注释中，协会又明确表示疼痛不等于受伤：“痛觉与伤害性感受是不同的现象，单凭感官神经元的活跃无法推断疼痛的产生。疼痛往往是受生理、心理与社会因素不同程度制约的个人感受。”

我们现在知道了，痛觉是在大脑里产生的，但要理解、阐述这个概念还要跨越巨大的障碍。如果你直接对某位持续性疼痛患者这么说，他们有无数理由反问你：“你是想告诉我，我所经受的痛苦只存在于我的脑海里吗？”这样的说法大致等同于指责他们的疼痛只是心理作用，好像许个愿它就能轻松消失一样，这简直不能再离谱了。疼痛是大脑做出的决定，告诉意识我们正处于危险之中，其中绝大多数决定不在我们意识的控制范围内。

为了把这点讲清楚，我们再来重温一下我的鱼钩经历，并以拟人的形式复盘我的痛觉系统。想象一下，我的大脑就是一个“人体防卫部”，在里面，尽职尽责的“公务员们”被分配在不同支部，但大家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保护身体不受外界侵害。有的公务员主要从外部世界接收普通的感官信息，比如我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的那些东西，同时也接收危险信号；而有的公务员则主管情感、预期、注意力、核心信念与过往经历。尽管坐在大脑的不同办公室里，他们却无时无刻不保持着沟通，你可以理解为他们永远都在开着线上会议。这些公务员的任务就是协作核查身体会遭到危险的证据，如果证据确凿，防卫部就会对我们的意识下达指令，要求保护身体，这份指令，就是痛觉本身。

好了，我们来做一下案例分析。主角，也就是我，刚刚出人意料地接中了板球并沐浴了长达20秒的光辉，现在正悠闲地小跑着穿过沙滩，然后，在我不知情的状况下，我即将踩中一个生锈的旧鱼钩。此刻在人体防卫部看来，这似乎是美好的一天……

情感部：感觉好极了！我可是接中了一记球！人见人爱说的就是我！

视觉部：那你可得感谢我，毕竟我有主人手眼协调能力的一半功劳。

感觉部：大家，停一下，很抱歉打断你们，但这具身体的右足弓向我传送了一条危险信息——有什么尖锐的小物件刚刚划破了那儿的皮肤。

视觉部：好吧，我们来看看视线里有什么。主人脚下的沙滩覆盖着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没什么特别危险的东西。

情感部：就是想告诉你们一声，我现在很高兴也很安全！回聊！

记忆部：谢了，情感部。我来简单查查档案——嗯，在过去的十年里，主人每年都在该地区类似的沙滩上跑动，而在那些沙滩上，唯一和尖锐沾边的物品是鹅卵石。

短短不到1秒，我的人体防卫部就要回答一个问题：“我脚底受到的刺激危险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它需要让我意识到这件事，会产生痛觉使我采取行动保护自己。人体防卫部涉及短期疼痛的决定一般很准确，里面的公务员都经验老到，但他们的决定无法脱离部门接收到的外界情报的制约。过往经历及未来预期的影响实在太大，导致在一具常被攻击的身体里，防卫部会变得过度敏感、跃跃欲试。关键就在于我们的意识并不能干涉人体防卫部的决策，这一点强调多少次都不为过。痛觉是防卫部发出的法令，一种促使我们的意识去保护身体的命令。但在我的鱼钩案例中，人体防卫部将危险信号误判为无害物品引起的刺激，所以在一开始我并不觉得疼。

痛觉是大脑无意识的危险判定被传达给意识的结果。著名印裔美国神经学家维兰努亚·拉玛钱德朗说得很好：“疼痛是一种对机体健康状况的看法，而不是对伤情的客观映射。”[11]为深化这个见解，我们可以将其与视觉类比，视觉也是大脑的某种观点。我们信任自己的双眼，并认为大脑会如手机镜头一般，如实还原光在视网膜上的成像。视觉似乎不需要训练，其传递给我们的世界也往往是真实的，但视觉假象又告诉我们，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下面的棋盘阴影错视图就是绝佳的例子。[12]

人们很难相信，左图中的A、B两格颜色一模一样，只有参照右图中同色的条纹对比才会信服。可即便得知事实，我们也无法改变大脑想让我们看到的。大脑会调节光线信息，使其对我们来说变得合理，而不是百分百地制造出客观存在的景象。脑部用于加工图像的空间远多于捕捉光线色彩的空间，几乎多出10倍，这已经是一个早为人知的事实了。[13]视觉不是对光与色的准确衡量，它的存在是为了给外部世界的物体赋予意义。同样，痛觉也不是衡量身体受损状况与危险指数的标尺，它只是大脑对此在无意识中产生的观点。视觉不止于看，痛觉不止于感。我们的脚趾被烫到或是踩到鱼钩时，创口处发出的危险信号固然重要，但这种重要性终究还是排在他们代表的实际信息之后。

让我们再来到世界地图上的另外一点。晚春造访了意大利罗马南边数公里外的一侧海岸，只可惜那年刚好是1944年——英美军队在安齐奥的海滩上登陆，准备大胆地包抄部署坚固的德军防卫线。同盟国的两栖攻坚战确实称得上一次奇袭，然而德国迅速地调动兵力形成包围圈，凭借着山丘高处的优势位置，对着同盟军不利的滩头阵地发动了猛烈的轰炸，现场很快沦为血海。一拨又一拨的伤兵涌入安齐奥的医院，在场的年轻医生亨利·毕阙日后因这段经历成了止痛药物的先驱。每当一位伤员被送达，毕阙便会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吗啡来止疼。令他震撼的是，超过七成的士兵都说自己不疼，其中还有伤情极为严重的人。可战后，毕阙在经手的车祸及工业事故病例中却收到了相反的反馈——超过七成的伤者被问及疼不疼时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在针对这一情况的研究中，毕阙发现两个群体的差异并不在于受伤程度，而在于他们对自己伤情的认知与态度。[14]在安齐奥，被送到医院的士兵知道自己在安全的地点，而且大概率会被运回祖国休养。比起继续上战场，负伤意味着更大的生还概率，在战场上则很难生还；而对受伤的波士顿市民们而言，到医院去就等于从安全的地点到了危险的地点，自然，他们的大脑就会产生痛觉。这是极端的个例，毕竟受伤有益的情形并不多，但它还是展现了痛苦如何在人感到危险时产生，又能在人感到安全时舒缓的过程。

疼痛是和我们站在一边的。短期疼痛（也就是医学术语里的“急性疼痛”）是真正能拯救你我生命的。世间有少数人出生便没有痛觉，连自己的组织损伤都注意不到，无法保护自己，他们往往生命短暂。也有一些人在生了某些病后痛觉变得迟钝。2014年，我在东非进行医学访问时遇见了这样一位患者，由于麻风，他的指尖失去了知觉，于是他的指尖总是在他没有注意的情况下反复受伤，现在整根手指已经变形到让人不忍直视。他说他宁愿受伤带来的所有痛感向自己砸来，也不想承受羞耻感带来的痛苦。疼痛从任何层面来说都是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疼痛也可以毁掉人生，它可以将一个人的全部蚕食殆尽，毁掉他的思想、身体和社交生活。

庞大的持续性疼痛患者群体至今仍在扩张，但医学界还没有做好足够的知识武装。这也是一种令人深陷迷思的病症，因为海量的证据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疼痛在疾病治愈良久后仍有可能“阴魂不散”，尽管在部分病例中，这是由于患者身体留下了永久性的组织损伤（这样的持续性疼痛通常与癌症或炎症有关，如痛风及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任何持续性疼痛都需要及时就医（然后医生们会试着找到疼痛的“元凶”），在大多数病例中，疼痛本身成了一种病。而即使是在永久性组织损伤的情况下，患者的受伤程度也与其体会到的痛感强度没有多大关系。所以，知道疼痛的本质是身体的保卫者后，我们就要开始理解疼痛的另一大真相了——疼痛，也有记忆力。

疼痛记得一切

这一小节中，我的鱼钩奇遇记会上演第二幕。在取下那个讨人厌的鱼钩后的日子里，我的脚掌十分酸痛，整个足弓红肿发炎，还变得碰也碰不得。在此阶段生效的是两大身体防卫机制——痛觉系统与免疫系统。受伤后的红肿是由包含组胺的肥大细胞引起的，这些家伙就是埋在免疫系统里的地雷，不断释放炎症分子，使血管膨胀（所以伤口周围才会变红），为免疫大军拓宽前往受伤现场的道路。同时，这也会让皮肤的危险感受器更加敏感，所以轻轻一碰我的脚就会产生痛觉——“痛觉超敏”可以用于形容这种非痛刺激造成痛觉的现象，它与晒伤后皮肤会变得脆弱是相同的道理。总之，它时刻提醒着伤者不要乱碰自己受伤的部位，并且对其进行保护，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我脚底的伤口在受伤后的一周内化了脓，这说明那只鱼钩上携带着一些不太妙的感染性病原体。还好，一两周后，强烈的痛觉消失了，我的免疫系统也休息去了，生活回归正常。

时间快进到一年后，我与父母在暑假再次来到了这片导致我受伤的西威尔士海滩，这回的同行“贵宾”是家里两只可爱而好动的小狗——赫克托耳与琪琪。身为史宾格多犬（史宾格犬与拉布拉多猎犬的混血），它俩在状态好的时候精力旺盛，这是它们第一次见到海。为了能让它们好好地释放一番能量，我带上它们沿着3公里的长滩小跑起来。突然间，一阵剧痛向我的右腿袭来，我踩空了一小步，踉跄地跌倒在鹅卵石滩上，我立马抱起右脚底察看。跖球与足弓连接处有一道小小的伤痕，在它往下一点儿，那道小小的鱼钩刺疤还隐约可见。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流血了没有，我的脚肯定是被锋利的石头刮到了，但它完全没理由引起这么剧烈的痛感，除非我去听听人体防卫部的会议内容：

感觉部：我们收到了右足弓传送的危险信息，皮肤刚刚被尖锐的小物件划破了。

视觉部：收到，现在分享我看见的一切：主人所在的沙滩上覆盖着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前面跑着两只元气满满的小动物。

记忆部：我刚查过档案，大伙儿，还记得上次主人在西威尔士的卵石滩把右足弓划伤后发生了什么吗？……

转眼间，在我什么都没意识到的同时，我的大脑就判定这道刮伤代表着危险，所以制造了强烈的痛感让我将注意力转移到保护右脚上来。这两次以后，虽然我的右脚没落下什么持续性疼痛，我还是变得有意避免在卵石滩上赤足行走。这是一个由高度敏感、轻度焦虑与风险规避构成的循环，而且这样的事情非常普遍。

与许多人足以致命的持续性疼痛相比，我的小伤痛不值一提，但重点是它们有着类似的形成过程。在大多持续性疼痛的病例中，患者们大脑的保护欲渐渐变得过分旺盛，以至于它们会在损伤消失后还继续产生痛觉。这听上去很荒谬，但如果看一眼疼痛的真相，我们就会明白它不无道理：疼痛是身体的保卫者。比如，背部肌肉拉伤是一种自愈成功率接近百分之百的组织损伤，但很多时候，出于保护人体关键器官脊髓的好意，拉伤恢复后如果背部又进行运动，大脑就会认为这对身体具有潜在威胁，再次产生痛觉，尽管实际上背部并没有受伤。又如，处理过重大犯罪或恐怖袭击的警察因高度警惕而对无辜的人进行侧写、攻击和监禁的案例总是层出不穷，我们大脑中的人体防卫部也是这样。它实在太想保护我们，才会把一切“无辜”的肌肉运动诠释成危险信号，而越是如此，它就越容易习惯性地产生痛觉，即便对应的组织损伤已经是遥远的过去式。在大多数持续性疼痛的病例中，疼痛就是这样从症状发展为疾病的，可将它变成“疾病”既不能减轻患者经受的痛苦，也不能使疼痛就此消失。但认识疼痛的真相是很重要的，并且让人充满希望。

说回那两只陪我在海滩上尽情奔跑的小狗，它们其实是搜救犬品种，8个月大时就被我的父母收养了。除了完全没接受过训练，它们看起来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它俩都是十足的好奇宝宝，对来我家的所有客人都盛情接待，直到有一次我的朋友乔西初次来家里做客。那时小狗们快两岁了，一看见这位身长八尺的棕发男儿走进家门，乖女孩琪琪就变得狂躁不安，还吓尿了，受到胁迫似的朝着乔西狂吠，还颤抖着横亘在我和他之间，意图保护我。之后乔西每一次来家里她都会这么干，但她只是在乔西面前会这样。又有一天，我弟弟一位和乔西外观相像的朋友也遭到了这样的待遇。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在琪琪来到这个世界的前8个月里，某个长得像乔西的男人曾伤害或惊吓过她或她的主人，所以和记忆里那个威胁者相似的任何形象都会让琪琪感到不安，即便他们不会给她带来伤害。冲着琪琪发火无法解决问题，那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可我也无法用言语对这只小狗大讲道理，我只能慢慢地证明乔西很友善，待在他身边会很安全，在我和乔西共处一室时，让她也待在身边。我还叫乔西和她那位一点儿也不紧张的兄弟赫克托耳一起玩耍，并在游戏快结束时把网球也抛给她。慢慢地，以走几步退一步的速度，琪琪开始信任乔西，在他的面前也逐渐能放松下来。最终，他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不论是把痛觉当成防卫感过强的狗狗，还是过度警惕的警察，我们都需要知道疼痛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也能轻易出现，过度保护则往往是持续性疼痛的根源。能让我们的大脑感到安全、减少威胁感的治疗方式才是最有效、最可靠的，以愤怒或否定的态度对抗疼痛则永远不会成功，试着祛除“人体组织中的痛源”也收效甚微，或者说，它们不会产生理想的效果。现代医学讨论中，“战役”“斗争”之类的比喻通常很受青睐，它们或许适用于形容身体外来入侵者（如新冠病毒）或体内细胞失常（如癌症）的情况，但对疼痛却不是如此。疼痛是我们的帮手与朋友，它既像一位医生，又像一位老师，也像一位卫士。它不是伤情的信使，而是一位守护天使。认识到疼痛总是在帮助我们，就算有时会因过度保护而有害于我们的生活，是与其共处、减缓甚至消除它的第一步。手里握紧这个简单却具有革命意义的真相，我们就能愉快地开始了解痛觉背后的故事与科学，直至踏上一条痊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