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让我最痛心的是对女性的歧视

青少年时期的我孤僻，不合群，只能由我可怜的外祖父来“对付我”。我并非一个懒惰或是胆大妄为的孩子，恰恰相反，我是一个好学生，乖乖地遵守集体纪律；但我心里总是憋着一股怒气，我发怒的方式不是捶胸顿足或是摔门而去，而是长时间的沉默。我有些心病：我觉得自己丑陋、无能、卑微，被困在毫无意义的生活中，孤单无助。我不属于任何群体；我和别人不一样，到哪里都格格不入。为了排解孤独，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并且每天给母亲写信。那时母亲已经离开黎巴嫩去了土耳其，她也经常给我回信，信件总要过好几个星期才能寄到，我们却并不在乎。就这样，我们开始书信往来，并将这个习惯维持了一生。

从小，我就不能容忍这世界上的不平事。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家里的女仆们从早到晚地干活，她们很少出门，只能获得一份微薄的薪水，夜里就睡在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小房间里，一张简陋的床铺和一个破破烂烂的衣橱就是她们所有的家具（这是四五十年代的事，当然智利已经今非昔比）。长大了一些以后，我对公平的关注更胜从前，在同龄的女孩都在忙着打扮和找男友的时候，我在宣扬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这样一来，我自然没有朋友。智利在社会阶层、机会和收入等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这让我愤怒。

最糟糕的歧视就是针对穷人的歧视——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但让我最痛心的是对女性的歧视，因为在我看来，人可以脱离贫困，但永远改变不了性别决定的状况。当时没人想到还有可能改变性别。虽说在一些女性的斗争下，那时的我们已经获得了选举权和其他的一些权利，受教育程度得到了提高，还能够参与到政治、公共卫生、科学和艺术等种种方面，但距离欧洲和美国的女性运动，我们落后的距离以光年计。当时在我的周围，无论是在家，在学校，还是在报纸上，都没有人关注女性的状况，如今想来，我都不知道那时的自己是如何产生那份觉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