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女孩被剥夺了生气和发火的权利

在我小的时候，大男子主义就激起了我的怒火。那时我发现，母亲和家中的女佣们是受害者，她们是男性的附庸，没有资源，毫无话语权——母亲是因为挑战了社会风俗才陷入这般境地，女佣们则是因为穷困。当然，那时我不懂，直到我五十岁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才想通这些。虽说不懂，那股强大的挫败感却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痕迹，让我执着地追求公平，坚定地抗拒大男子主义。我的家人认为这股愤懑的情绪是不正常的，他们自许为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做派新潮，但以如今的眼光来看，他们简直就像旧石器时代的老古董。

潘琦塔咨询了不止一个医生，想知道我究竟怎么了，她猜我可能是因为肚子疼或者是染了绦虫病才会这样。我的性格固执，咄咄逼人——这一特质在我兄弟们身上出现时，就被当作男性的天性，没人提出异议，可放在我身上，就是一种病态。不总是这样吗？女孩被剥夺了生气和发火的权利。当时的智利已经有心理医生，可能就连儿童心理医生都不缺，但在那样一个充满各种禁忌的年代，只有无药可救的疯子才会求助于心理医生。而在我家，即便是疯了也不可能——家丑不可外扬。我妈妈总恳求我，让我谨慎些。“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冒出这些念头的，人家会说你是个男人婆”，一次她跟我说，却没告诉我这个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的担忧不无道理。我六岁那年，就因为不听话被赶出了德国修女学校，这仿佛就预示了我后来人生的轨迹。现在想来，我之所以被赶走，真正的原因在于潘琦塔，因为从法律角度来说她是一个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对修女们来说，这点应该不足为奇，因为智利大部分的孩子都不是婚生子，但在学校的女学生们所处的社会阶层里，这种情况是少见的。

几十年间，我一直都把母亲看作一个受害者。但后来我了解到，受害者的定义是对于自己的环境缺乏控制能力的人，我觉得她不属于此类。当时的母亲的确像是受到了束缚，脆弱不堪，有时甚至绝望，但后来，当她跟我的继父一起生活和旅行时，她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我看来，她原本可以拼搏奋斗，让自己更加独立，过想要的生活，并且发掘自己的巨大潜能，而不是屈服认命。但我的看法并不重要，因为我属于女性主义的一代，而且我拥有过很多她没有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