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对立面和产物——论《荒原》对“荒原”二重性的彰显及其意义
梅雪芹
诸君眼前的这部著作是一部着重梳理、分析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年英格兰荒原观念变化的史书，2014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系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副教授维多利亚·迪·帕尔玛。[1]该书出版后多次荣获奖项[2]，其中尤为重要的，是2015年获得了美国18世纪研究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设立的路易斯·戈特沙克奖（Louis Gottschalk Prize）。这一奖项明确规定旨在奖励相关领域的杰出作品，《荒原》获得此奖也即反映了它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对此，国外学界有一些比较简要的评论。它们突出强调了该书的文学与艺术史的意蕴和特色，包括其基于审美取向对人们的景观认知和喜好所做的分析。[3]
也有评论直言不讳，说这部著作存在不小的问题，尤其是书名会误导人。由于这部著作未设定其主题所属的时空范围，文本则聚焦于近代早期的英格兰，不涉及其他地区譬如亚洲的有关内容，因此，它未能如书名所示而实现它的学术目标。[4]那么，如何认识《荒原》一书的贡献？从现有的评论来看，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在翻译这部著作的过程中，该问题也一直萦绕于我们的脑际，驱使我们想要进行一番思索并加以辨析。
总的来看，《荒原》以“荒原”为主题，梳理、讨论了英国历史上荒原观念的变化，也即各时期英国人对它的认知与态度的差异，进而思考与解析了一个核心问题：“荒原怎么会既是文明的对立面，又是文明的产物？”[5]作者借此明辨了“荒原”与“荒野”的区别，探寻了英格兰农业发展的来路与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思了技术与工业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我们认为，这一核心问题的提出和解析以及它可能引发的思考，即是该书的重要贡献所在。为理解这一点，就需要了解和认识作者如何提出这一问题并做了怎样的解析？如此讨论“荒原”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和启发性？其文字中渗透的批判精神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在此拟对这些问题加以探究，进而领悟《荒原》一书的方法论价值，以飨学界。
一、荒原二重性问题的提出与解析
《荒原》作者帕尔玛，于199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建筑史专业博士学位，其研究领域和主题涉及近代建筑历史与理论、景观、土地利用及环境人文问题的理论与历史、近代早期科学、医学和美学的交叉点、知觉和表征问题等。从与她进行的电子邮件交流中我们了解到，她是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接触到“荒原”这一主题的。她说，为准备题为“花园中的流派：1640—1740年关于英格兰景观的科学、美学和感知”（The School in the Garden：Science，Aesthetics，and Perceptions of Landscape in England，1640—1740）的博士论文研究，她阅读了17—18世纪早期英格兰出版的所有园艺书和农业书籍。在这一过程中，她注意到其中很多书里都出现了“荒原”一词。她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于是，毕业之初她在伦敦的建筑联盟学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任教时决定开设一门课，其内容涉及从近代早期到现在的荒原的含义，《荒原》这本书的构思即是这样开始的。从该书的内容可以读出她有关这一主题的思考与撰述的心路历程，并理解其写作的初衷与旨趣。
帕尔玛在书中说到，西方的哲学、文学与艺术中存在关于荒野（wilderness）与荒原的二分法，也即认为，荒野是未经开发的自然，荒原是被荒废或被污染的自然；这种二分法是在19世纪初开始出现的。[6]对于荒野，西方尤其是美国史学界有着诸多的研究，帕尔玛特别提及影响了她的三位学者的开拓性成果，它们分别是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Roderick Frazier Nash）的《荒野与美国思想》、马克斯·奥尔施莱格（Max Oelschlaeger）的《从史前到生态学时代的荒野观念》以及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的《荒野所生的麻烦抑或回归那邪恶的自然》。[7]但她强调，她自己的著作想要着力探讨的并非荒野而是荒原，这与上文提及的她在博士论文研究时接触荒原一词并产生进一步予以解读与研究的兴趣有关。
对于荒原，帕尔玛追问道，人们所说的荒原到底是什么意思？她指出：“这个词让人联想到荒漠、山脉、草原和冰盖等荒无而偏僻的景观，同时也让人联想到前军事基地、封闭的矿山和关闭的工厂等破败而废弃的景观。”[8]她进而认识到，由该词生发的联想存在明显的矛盾，“即‘荒原’一词既用来指代一片荒漠这样的地区，它还没有经过文明的洗礼；也用来指代一座废弃化工厂厂址这样的地区，它已经由于工业开发过度而被消耗殆尽”。[9]基于对这一事实或矛盾联想的了解与认识，她提出了上文提及的“荒原怎么会既是文明的对立面，又是文明的产物？”[10]也即荒原的二重性问题。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求索，将她带回19世纪初荒野与荒原的区分开始出现之前的英国历史文化之中，进而从多方面对上述问题做出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解答。
（一） 词源上的追根
从词源上仔细追溯“荒原”一词的来龙去脉及其内涵变迁，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对此，可做如下的梳理和归纳：
第一，荒原的古英语（Old English）前身是荒地（weste londe或westen）。这个词最初在《圣经》中被发现，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宗教蕴意。在《旧约》和《新约》的早期版本中，荒地是一个“荒凉、气候恶劣、缺少食物”的充满危险和艰辛的地方，其险恶生灵对人类有害；人们在“荒地”既要接受审判并遭受磨难，也能获得救赎。[11]
第二，大约在13世纪初，荒地一词的古英语词根“west-”开始被盎格鲁——诺曼语（Anglo-Norman）也即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后在英格兰流行的法语方言里的“wast-”所取代。同时，其用法也开始转变，即从名词变为形容词和动词。也就是说，尽管在古英语中“westen”用来指一个物体，但从中古英语（Middle English）早期开始，“waste”越来越多地用来修饰一个名词或表示一种行为。而“中古英语中的动词‘waste’来自古法语（Old French）‘gaster’，意思是摧毁、损害、破坏、毁掉；消耗或浪费”。[12]
第三，也是大约13世纪初，“荒原”（wasteland）一词开始在中古英语中出现，它综合了“waste”和“land”的含义。“waste”出自古法语的“gast”和拉丁语的“vatus”，意思是荒凉的或空闲的，而“land”出自古英语的“land”、古挪威语的“laan”和哥特语的“llan”，意思是圈地。这时出现的“荒原”取代了古英语的“荒地”。而“取代‘荒地’的新名词‘荒原’（wasteland，即wast-与land的结合）虽保留了空旷、荒凉之地的古老含义，但有了新的变化，即表明空旷是由于某种巨大的破坏或毁灭造成的。这样，‘荒地’曾被用来指土地的现有状态，而‘荒原’指的是由于先前的一些行为而变成荒地的土地”。[13]
第四，由于荒原一词开始有了消耗和浪费的含义，将一片土地称为荒原也就含有了道德评价的意味。“因此，‘荒原’现在也被用来指以某种方式被不当使用的土地。”[14]因为这种转变，英语中还出现了两个新词，即“荒漠”（desert）和“荒野”（wilderness），它们取代了古英语中的“荒地”，象征着一片空旷的无人居住的土地，但不一定会传达破坏和道德谴责的联想，这种联想则已被赋予“荒原”。[15]
《荒原》对“荒原”所做的词源追溯显然说明了该词本身的天然特性。由于它是“waste”和“land”的综合体，而“wast-”在13世纪开始取代“west-”，并新增了修饰名词的形容词和表示行为的动词的用法，因此，“wasteland”自13世纪初出现伊始既保留了荒地一词因空旷、荒凉而对人类有害的含义，也新增了因人为破坏、毁灭或不当使用而造成空旷的含义。由此可见，在英语文化中，荒原一词与生俱来便具有作为文明的对立面和产物的二重意象。
（二） 文献上的溯源
上述英语文化中的荒原意象在17世纪初产生了空前的共鸣，对此，作者从文献方面给予了溯源、考订。其书所引的相关文献十分丰富，从《圣经》、政论著述、农业书籍到诗歌、游记、旅行指南、编年史、诗歌、信函、专著、散文等，它们无不涉及荒原认知与观念，包括总体观念的分析和具体类别的讨论。
从总体的荒原观念分析来看，首先需要提及的是作为英格兰文化基础的《圣经》里的“荒原”。《荒原》一书谈到，1611年的钦定版《圣经》中出现“荒原”一词，它将一套特定的联想内涵巩固下来，传给了英语世界的世世代代。虽然钦定版《圣经》有时会交替使用“荒原”和“荒野”，但是在《圣经》文本中“荒野”往往表示自然的初始状态。由于“荒原”与人类的破坏行为有关，它常常就与“后堕落时代景观”（postlapsarian landscape）联系在一起。《圣经》也教导说，只有将荒原变成花园才能实现拯救，这样，荒原便是通过景观的转变而实现集体救赎的地方。[16]
后来，《圣经》里的荒原联想在英国历史和英语文化中得到了更大的共鸣，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英格兰作家、布道家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的出版。该书主要讲述一位基督徒及其妻儿和同伴先后寻找天国的经历，首版于1678年，到1688年班扬去世时已出11版，1695年出了第20版，1938年出了第1 300版。[17]班扬将《圣经》中的荒原移入《天路历程》的救赎之路。这样，朝圣者经过的“绝望潭”“艰难山”“死荫谷”等荒原，都成了可以发挥救赎作用的景观。
《圣经》荒原观念的影响广泛且久远。譬如在17世纪的政论文献里，《圣经》荒原观念的痕迹十分明显。对于17世纪的政论文献，《荒原》正文开篇即有涉及，主要是杰腊德·温斯坦莱的许多作品，它们在本书第一章里得到了重点关注。
温斯坦莱是17世纪英国掘地派（Digger）运动的领导人，该书第一章开篇述及温斯坦莱及其领导的掘地派，介绍了他们在萨里郡圣乔治山的掘地活动与耕作行为。温斯坦莱也被视为17世纪的英国杰出思想家，他于17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出版了一系列小册子和印刷品，其中阐述了他的各种思想主张，对此《荒原》做了清晰的梳理和分析。就“荒原”主题而言，温斯坦莱的作品中也有相关的看法和主张。譬如在《新正义法》（The New Law of Righteousness）中，温斯坦莱基于“不存在私有财产”这一主张而认为，荒原也即“公地、高山和丘陵”，它是属于穷人的；“温斯坦莱和他的掘地派实验团体宣称，英格兰的荒原是穷人的‘共同财富’”。[18]而在《荒原》作者看来，温斯坦莱选择将英格兰荒原作为其活动领域，“这意味着他不仅致力于彻底的社会改革，也致力于神性的制裁和精神的救赎”。[19]因此，温斯坦莱将更高的意义赋予了荒原，“开垦荒原即是开启赎罪的过程”，这是《圣经》里的荒原观念的显现。[20]
与温斯坦莱的荒原主张相对立，17世纪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在《政府论》里明确提出，“荒原”是财产权的基础，这是基于他对荒原的双重内涵的阐述而立论的。据《荒原》作者分析，在洛克看来，“荒原是原始的、没有被标记的、未被开垦的土地，也是没有得到正确利用的土地”。[21]洛克的这一主张在《政府论》下篇得到了突出反映。[22]他认为，“被理解为荒原的原始地球，实质上是一种等待改良的原材料”。[23]而对荒原的改良正是洛克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劳动所创造的占我们在世界上所享受的东西的价值中的绝大部分：人类通过劳动驯服了荒野，使荒原变得富有生产力，驯化了原始的地球并使地球变得文明。”[24]因此，在《荒原》作者眼里，“荒原概念是洛克为私有财产辩护的核心”。[25]
从《荒原》的有关内容来看，像洛克那样，将荒原视作问题并要求改良，在17世纪英格兰关注农业发展的许多人那里是基本共识。他们因此留下了大量的农业书籍，成为后人了解其时荒原观念的一大来源，而农业书籍里的荒原认知尤其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英国历史上的荒原观念。
《荒原》所涉及的英格兰历史上的农业书籍十分丰富，譬如沃尔特·布莱斯的《英格兰土地改良增订版》（The English Improver Improved，1652）、西尔维纳斯·泰勒的《公共利益，或通过圈地改良公地、森林和狩猎场》（Common-Good，or the Improvement of Commons，Forrests，and Chases，by Inclosure，1652）、匿名小册子《荒地改良》（Wast Land's Improvement，1653）等。而作者对塞缪尔·哈特利布的农业出版物的详实介绍，令人印象最为深刻，这在本书第二章的“土壤与灵魂：塞缪尔·哈特利布与农业改革”一节中得到了集中论述。借此，《荒原》充分挖掘和剖析了其时农业书籍里的荒原内涵，由此让人们了解到，荒原不仅是一种观念，而且是一类土地。
具体而言，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人们通常将土地分为耕地和荒原两部分。荒原是除了可开垦的土地和和牧场也即耕地之外的其他一切土地。譬如1651年，医生和炼金术士罗伯特·蔡尔德指出：“英格兰的荒原由六种不同的地形组成——草本沼泽（marsh）和泥炭沼泽（fen）、森林和狩猎地、‘干燥的石南公地’、猎园、‘灯芯草多的土地’，以及石南荒地（heath）——这些荒原因生产力低下而被统合在一起。”[26]因此，《荒原》作者总结道，荒原“是一个容纳着各种生态的类别，主要因为它们的野性、对驯化的抵抗，以及缺乏诸如村庄、村舍、农场动物或耕地等传统的文明标志而被统合在一起”。[27]
在那个时代的某些英国人看来，“荒原”是难题所在，“是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则是改良。[28]改良作为“17世纪中期英格兰一系列非常特别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圈地、耕作、施肥和种植将土地转化为农业用地”。[29]时人认为，这种改良具有很多益处，那部匿名小册子《荒地改良》的作者还从五个方面做了总结，包括作物种植的收益、森林树木的保护和增加、荒原居民所受的文明化影响、穷人就业救济的提供以及政府收入的增加等。[30]这种认识颇具代表性。因此在英国农业历史上，对各种荒原之地加以改良，就成为农业改革和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也由此产生了改良具有可能性和某种力量的信念；《荒原》第二章即以“改良”为题，对此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讨论。
如果说上述文献皆从总体上涉及荒原及其观念，那么《荒原》一书还通过多种文献，涉及包括沼泽、山脉和森林等在内的具体类别的荒原以及相关认知和态度，我们将逐一讨论。
首先是沼泽类荒原，这在《荒原》第三章得到了集中论述。该章开篇提及18世纪20年代早期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去往曼彻斯特的路上经过了大片泥沼；接着又提及1772年英国牧师和艺术家威廉·吉尔平在去英格兰北部的旅途中也遇到了特征相似的景观，而“笛福和吉尔平在描述他们所遇到的泥沼时，用了让人想起一片荒原的字眼”。[31]作者在记述笛福和吉尔平的遭遇和认知时，分别引用了他们两人的游记和旅行指南中的有关内容，从而使这些文献中所涉及的英国许多地方的沼泽类荒原及其观念得到了重视。[32]
该章引用的有类似内容的文献[33]还有不少，它们涉及了分布于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很多沼泽，尤其是英格兰面积最大的沼泽——东部的芬斯沼地（the Fens）。人们最早对芬斯沼地的描述，即认为“沼地就是荒原，生活在沼地的居民因为环境的局限而处于隔绝与无知的状态”。[34]而将芬斯沼地污名化，认为它不健康，则是一个在有关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35]于是，对包括芬斯沼地在内的许多沼泽加以排水，也即是17世纪斯图亚特王朝和英国上层社会所重视的改良行为。[36]它旨在将所谓腐烂的沼泽改造成肥沃的田地，并被视为“人类技术战胜自然的光辉典范”。[37]当然，在多数人认为芬斯沼地是荒原的同时，也有宗教人士认为它是天堂，并对它产生了向往。[38]
接下来的第四章主要论述了山脉类荒原，开篇便是英国诗人迈克尔·德雷顿的长诗《多福之国》（Poly-Olbion）的相关内容。该诗于1622年问世，其中以比喻方式描绘了英格兰中北部的峰区（the PickDistrict）及其奇观；作为峰区化身的是一个握着棍棒的驼背老妪，她令人厌恶也很可怕。[39]德雷顿还把德比郡以“峰区奇观”著称的自然特征比作老妪的后代，他的诗运用了既能引起厌恶又能引起恐惧的词汇，目的是将峰区的自然特征，尤其是那些深埋在地下的洞穴和裂缝生动地表现出来。[40]除《多福之国》外，与“峰区奇观”相关的其他诗作也得到了引用，包括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于1636年发表的拉丁文诗歌《峰区七奇观》（De Mirabilibus Pecci）和英国诗人查尔斯·科顿写于1681年的诗作《峰区奇观》（The Wonders of the Peake）。它们像《多福之国》一样，所描述的也是“令人厌恶的、地狱般的峰区景观”。[41]
该章除了重点描述峰区外，还论及英国其他地区的山丘以及欧洲的阿尔比斯山，为此引用了诗歌之外的不少文献，计有前文提及的信函、游记、编年史、专著、版画、散文等多种。它们记载了17—18世纪先后游历过那些山脉的人士对山景的看法和态度，由此反映了英国人的山脉观念自17世纪以来所经历的复杂变化。其中，作者特别重视英国神学家托马斯·伯内特（Thomas Burnet）在《地球神圣理论》（Telluris Theoria Sacra，或The Sacred theory of the Earth）中阐释的“现在的地球其实是一片荒原”的主张[42]，认为“伯内特为新一代人重新定义了荒原概念”。[43]在她看来，虽然山脉对伯内特和农业改革者来说都是荒原，但后者对荒原的分类是基于效用的问题，“而对伯内特而言，这是美学问题”。[44]因此，她认为，伯内特的著作“在将英国人对山的态度从恐惧和害怕转变为敬畏和仰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45]
《荒原》第五章涉及的是森林类荒原。该章开篇提到17世纪的英国牧师和艺术家亨利·皮查姆（Henry Peacham）于1612年发表在其著作中的一幅寓意画，《密不透风》（Nulli penetrabilis），以星空下一片树从的图案和十四行诗为特征。[46]作者认为它参考了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史诗《仙后》（The Faerie Queene）里关于森林的措辞，如“遮天蔽日”“可怕、肮脏”等。进而指出，“森林黑暗，光线无法穿透，像迷宫一样且居住着凶猛的动物，这些特点都在斯宾塞的诗歌中和皮查姆的寓意画中有所体现，而且这些特点也是近代早期英国人对森林的主要观念之一”。[47]像这样，以画作、诗歌还有法律文本和其他出版物等文献为基础，从中梳理近代早期英国人有关森林的看法，也即是《荒原》第五章的基本内容。其中，对荒原与荒野之区别的论述尤为突出，这在有关“森林”术语及其复杂的历史内涵的分析中得到了反映。
该章明确指出，在近代早期，树木绝不是英国森林的主要特征。“更确切地说，‘森林’是一个法律术语，一个可以强加在任何一片土地上的术语，不论它是否树木密布，其主要目的是严格界定在一定范围内被允许和禁止的各种活动。”[48]为证明这一点，作者特别援引了16世纪英国律师约翰·曼伍德（John Manwood）写于1598年的著作《论森林法》（A Treatise and Discourse of the Laws of the Forrest）中的定义，说森林特指“由树木繁茂的土地和肥沃的牧场组成的特定领地”[49]，是专门用于王室狩猎的最高等级的土地。作者还指出，“就森林而言，原始的荒芜和后来因人类占领、使用而造成的荒废状态是不同的”。[50]因此她认为，由于“森林”这一类别，在荒原概念史上可以追踪到一条不同的轨迹，“在这条轨迹上，人类的工业被定义为有害而非有益的活动”。[51]作者在该章所做的结论是：“正是在森林类型学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道德层面上的厌恶如何导致了荒野和荒原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差异：荒野被理解为脆弱的、未受影响的、荒无人迹的景观，荒原则被理解为因肆无忌惮的文化的有害活动而遭蹂躏和破坏的景观。”[52]
这样，《荒原》从总体观念和具体类别对“荒原”所做的种种文献溯源无不表明，该词在多个领域均表现出了作为文明的对立面和产物的二重性特征。
（三） 艺术上的再现
对于荒原的二重性特征，《荒原》一书还做了艺术上的再现。就“艺术”（art）本身而言，作者认为，艺术与自然相对应，“广义上也包括工业和技术”。[53]因此，《荒原》中可归于“艺术”的类别有不少，包括造园技艺、工业遗迹等，尤其是一般都会受到重视的各种画作等艺术品。它们分散于该书各章，其中第六章表现得最为集中。在此我将以第六章为主体，并结合其他章节的有关内容予以分析。
第六章题为“荒野、荒原和花园”，是全书的点题、总结之章。其写作手法像前面各章一样，也是从某人和某物切入的；这里选用的，是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及其1772年出版的《东方造园论》（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据作者介绍，钱伯斯在其中对中国园林做了带有浪漫想象的描述，他这么做的目的在于批评18世纪中叶极为成功的景观设计师能人布朗（Capability Brown）及其追随者的作品，认为他们是“虚假品味”（false taste）的倡导者，并在“改良”的号召下摧毁了英国的林地花园。[54]作者进而说明了钱伯斯的批评及其著作的主旨，“是展示如何设计花园才能激发艾迪生式‘想象的乐趣’”。[55]她还认为，钱伯斯是第一位以花园为主题，阐述工业荒原美学（an aesthetics of the industrial wasteland）的理论家。“在他的笔下，采石场、白垩矿坑、砾石坑、矿山、锻造厂、煤矿、煤田、玻璃厂或砖窑和石灰窑不再是进步和改良的标志；相反，它们成为‘可怕的东西’，产生了排斥和诱惑的综合反应……”[56]
当然，第六章对艺术品的利用以画作最为直接。其实，这在《荒原》其他章节中早有体现，该书所用的百余幅插图中就有不少画作，包括油画、水彩画、版画以及一些著作中的卷首插图等。这些画作的题材十分丰富，涉及公地、森林、沼泽、山脉、峭壁、湖泊、花园等，几乎包括了书中提及的所有荒野和荒原。而在第六章，作者为阐释荒原二重性问题，集中运用了不少画作，包括英国画家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的作品、英国景观设计师汉弗莱·雷普顿（Humphry Repton）的插画以及英裔美国画家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的讽喻画。作者以它们为依据，分析了时人有关荒原的认知尤其是态度的变化。
赖特，通常被称为“德比郡的赖特”（Wright of Derby），这主要是因为他活跃于家乡德比郡的缘故。德比郡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中心，也是其工业和技术发展的缩影，而工业和技术的力量在赖特手上有充分的展现。这突出地表现为“德比郡的赖特”善于运用明暗对比的手法，描绘自然之光和人造之光等火光照亮的场景，他也因此被称为“光画家”（Painter of Light）。[57]赖特的两幅画作在《荒原》中得到了引用，分别是图100的《波蒂奇的维苏威火山》和图101的《罗马圣安杰洛城堡的烟花表演》。对此，作者转引赖特本人的看法，认为前者展示了“自然的最大效果”，后者“可能是艺术的效果”。[58]在她看来，像赖特还有卢戴尔布格（Loutherbourg）这样的画家，“认为对烟花和工厂的描绘具有同样崇高的审美效果”[59]；“光”这样的主题，则体现了“以力量为中心的崇高可以将自然和技术统一”的作用。[60]
《荒原》作者在此引用赖特两幅画作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印证崇高美学的发展如何“使得钱伯斯在工业厂房和火山喷发之间建立联系成为可能”[61]，另一方面在于引申说明技术的破坏性——“技术不再只是预示进步的工具，现在也可以被看作能产生它原本想要救赎的东西：它不仅可以将荒原变成花园，而且可以将花园变成荒原。”[62]而技术等人类活动的这种负面效应，在作者引用的雷普顿的插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示。
雷普顿，系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景观设计师，也被认为是“将英国如画风景园林推向巅峰的重要代表人物”。[63]他生活于18世纪中后期和19世纪初，不仅见证了英国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进程，而且目睹了人们开始逃离城市、回归田园的情景。[64]因此，其景观设计和造园的实践与理论思考都带有时代的烙印。雷普顿惯于采用水彩绘画和著述形式表达造园设计理念，因此留下了不少著作，其中的《风景园林理论与实践片段》作为他生前的最后出版物，集中体现了其晚年思想观念的转变。[65]书中的水彩绘画运用了将两幅图对比的叠图法绘制而成，《荒原》中的图102即是引自该书的一幅叠合图画，描绘的是圈地前后英格兰景观所受影响的情形。[66]
《荒原》作者认为，这幅画中的“改良”题字具有讽刺性，并照此思路对这幅画做了分析。她说道：“正如雷普顿尖刻地评论的那样，这位新主人肯定‘改良了［他的庄园］；因为他砍倒了树木，在获得一项圈地法案的支持后，还把所有的租金翻了一番’，与此同时他放弃了‘优美的景色，希望借助田产发家致富。这是对财富的渴望所追求的唯一改良。’”[67]作者引用这幅画并如此解释，目的在于促使人们反省农业改良所造成的问题。因此，即便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她的解释，也无法否认她借此揭示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而且表现在自然景观的改变方面。对于后一方面的问题，在《荒原》所引用的科尔的画作中有着更突出的反映。
科尔，系英裔美国画家，哈德逊河画派（Hudson River School）的创始人之一。科尔酷爱画风景，也画过一些讽喻画，《帝国兴衰》（TheCourse of Empire）即是其中之一。科尔的这组画创作于1834—1836年间，共有五幅，分别是《蛮荒状态》（The Savage Stat）、《田园生活》（The Pastoral State）、《帝国之巅》（The Consummation of Empire）、《毁灭》（Destruction）和《荒芜》（Desolation）。《荒原》作者选用科尔的该组画直陈“荒野与荒原”主题，借此诠释了组画的基本寓意。她说道：“《帝国兴衰》描绘了文明进程的负面轨迹，与启蒙运动的幻想，即对自然的控制可能促使伊甸园再生这一想法背道而驰。”[68]
为说明这一旨趣，《荒原》还特别选取该组画的头、尾两幅也即《蛮荒状态》和《荒芜》予以佐证（图103和104），认为前者描绘了早期人类狩猎和捕鱼的情景，反映的是最初“人类与原始自然和谐相处”的荒野；后者见证了一个过度扩张的社会惨遭毁灭的命运，留下的是作为“文明进程的直接且不可避免的结果”的荒原。[69]因此，她明确指出：“《帝国兴衰》生动地描述了荒野和荒原的对立……”[70]当然，她也认识到，《帝国兴衰》中的“荒野和荒原”并非简单的线性对立，而是有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因为科尔的衰败主义情节本身也包含着对历史的周期性理解。那片荒原可能是古代社会的命运，也可能是科尔自己的命运”。[71]而她引用和诠释科尔这组画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说明18世纪90年代关于如画风景的争论所体现的一种怀疑某个进步叙事版本的征候。“这种怀疑导致人们对艺术和自然各自角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而对荒原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2]
这样，《荒原》以艺术形式再现荒野与荒原主题，就更为直观地反映了它们各自的存在状态，同时也更形象地凸显了荒原的二重性。
总体来看，《荒原》较为全面地辨析了英国历史中的荒原及其文化，从语词到实体，从自然的赐予到人为的创造，无不涉及。由此我们看到，荒原作为一个概念，其所关乎的也不仅仅是思想观念本身，还兼容了宗教、法律、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等多重内涵。因此，虽然从从历史学角度来看，《荒原》的很多论述过于跳跃，难以构成一部实证意义上的荒原历史或一部荒原史，但说它是一部以英国人的荒原观念及其表现形式为核心的文化史，也即荒原文化史著作，还是合适的。作者借此细致梳理了种类繁多的相关文献，提供了供人们了解这一具体历史的丰富的线索，有助于进一步学习并研究英国的相关历史文化。
二、一份反观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复杂关联的文本
《荒原》作者如此讨论荒原主题，并凸显其二重性，可能会引发疑问：这样讨论“荒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显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观念史学者可能会注重它梳理和剖析众多观念的意义，景观史学者可能会关注它展示并讨论各类景观的意义，农史学者可能会留意它挖掘并运用丰富的农业文献的意义，甚至哲学史学者都可能会惊异于它论及美学问题的意义。当然，其意义远不止于此。我们则认为，《荒原》提供了一份反观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复杂关联的文本，因此可以在环境史范畴内理解《荒原》凸显荒原二重性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不妨基于作者所明辨的“荒原”与“荒野”的区别，加以深入的思考。
关于“荒原”与“荒野”的区别问题，作者在书中一些地方有所分析和说明[73]，并在第六章最后一段做了总结性诠释；她说道：
作者在此特别强调的是，从概念本身来看，荒原与荒野不同，因为荒野“表达了一种人类完全脱离自然的二元对立的观点”[75]；荒原作为一种空间或场所（space），则是人与各种自然要素互动且各方面相互联系的景观范式（landscape paradigm）。这样，荒原的存在，不管它是文明的对立面还是文明的产物，让人们可以通过它而把握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的生成和发展，借此反思各色人等的种种作为及其影响，这正是环境史研究的宗旨所在。
按照美国环境史学家J.唐纳德·休斯（J. Donald Hughes）的界定，环境史“是一门通过研究不同时代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来理解人类行为和思想的历史”。[76]休斯的定义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旨在说明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即聚焦于人类与自然其余部分关系的变化；第二层意思旨在说明环境史研究的目的，即从与自然其余部分相关联的新角度理解人类，包括人类的生存劳作及所思所想。[77]反过来，也可以通过人类的生存劳作及所思所想来认知和把握人类与自然之关联的生成和发展。据此通读《荒原》就会发现，其聚焦的“荒原”不啻是历史上形形色色的英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与自然打交道的空间或场所。因此，据他们与荒原的关联，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特定时空下的自然是什么、自然存在的意义为何、人们如何认识和对待自然等历史面相，进而把握各色人等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变化的历史情形。
具体来看，《荒原》对英国历史上特定人群与荒原的关联做了比较详尽的梳理和剖析，其中至少有三类人群与荒原的关联值得重点解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英格兰穷人或平民与荒原的关联，这突出表现为“生计所在”（a livelihood）。也就是说，英格兰穷人或平民是因生存所需而与荒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赖以维生的荒原在时人眼里包括“公地、高山和丘陵”[78]，甚至在英国历史上还一度有专门作为“公地”的荒原存在，这在《荒原》第一章尤其是其中的“作为公地的荒原”部分得到了明确的讨论。
上文谈到，该书第一章开篇述及17世纪40年代英国内战时期温斯坦莱及其领导的掘地派的行为，他们宣称“英格兰的荒原是穷人的‘共同财富’”[79]，而在温斯坦莱那里，“荒原”、“公地”和“荒地”等术语几乎可以互换。作者认为：“这种现象说明：此时，‘荒原’不仅指荒无人烟的未开垦的地区，外在于文明并妨碍文明的土地，也指英格兰庄园体系内的一种精确的土地类别。”[80]她进而提出并讨论了有可能作为公地的荒原具体是什么的问题。为此，她援引1652年的一部著作对该问题做了回答，从中确定了其时存在的六类公地：“位于城镇或村庄附近的共有土地，它们主要用于耕作（比如，敞田）；适于放牧的草地和草本沼泽；干燥的丘陵地，主要用于牧羊；适于放牛养马的灌木丛生的土地；遍布荆豆和苔藓的荒地，绵羊和牛在这里繁衍；最后，森林和狩猎场用来保护红鹿和黇鹿，它们‘损害了附近居民的利益’。”[81]由此她认识到，公地不是由其生态特征而是由它们与使用观念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的土地。[82]
这就提醒我们，对于英格兰穷人或平民来说，他们与之产生关联的，是草地、丘陵、森林、土壤等自然要素及其中的牛、马、羊、鹿等物种；而这类自然要素和物种存在的意义，需要从如何使用的角度加以认识或定位。质言之，公地类荒原的存在，对于穷人或平民来说，是与其生计和劳作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深知“公地和共有的森林是我们的生计所在”[83]，因为他们不得不依赖公地荒原获取各类生活物资，这是通过共用权得到保障的。共用权“是‘一个人或多个人取得或使用他人的土地所产生的价值的一部分的权利’——换句话说，它是使用权而不是财产权——主要变体包括牧场共用权、果实饲料共用权、木材等必需品共用权、泥炭采掘权、土壤共用权和鱼场共用权”。[84]由于荒原给那些没有财产权只有共用权的穷人或平民“提供了食物、燃料和原材料”[85]，因此在英格兰的穷人或平民眼里，草地、丘陵、森林、土壤等各种自然要素及其中的物种也就是他们的“食物、燃料和原材料”的来源，他们与它们的关系大抵上也就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到18世纪末，与英格兰穷人或平民生计相关的荒原从众多的英格兰村庄中消失殆尽。由此，可以联系到17世纪中期以来有些英国人针对荒原或公地所做的改良的努力，这涉及英格兰富人或土地贵族与荒原的关联，也即需要重点解读的第二类人群与荒原的关联。英格兰富人或土地贵族是“少数有钱有势”[86]的群体，对他们来说，荒原“是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87]——这在上文已经提及。因此，包括公地在内的各类荒原恰恰是这些英国人致力于改良的对象，《荒原》第二章即以“改良”为题专门阐释了这方面的历史，借此可以了解英国历史上这类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态度；这以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的有关思想为代表。
在第二章，作者在追溯“改良”的哲学基础时提到了培根。她明确指出：“‘改良’一词的意义体现在很多层面上。其哲学基础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爵士的著作，他的核心观点是让自然服从人类的需要。”[88]她就此以“模仿与改良”为题梳理了培根的遗产，即他的系列著述的有关思想。培根作为近代早期英国的哲学家，其著述丰硕，《荒原》第二章里提及的有《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新工具》（Novum Organum）、《论知识的尊严与进展》（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木林集》［Sylva Sylvarum，包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以及未完成的《学术的伟大复兴》（Instauratio Magna，或Great Instauration）。书中甚至还说到，在《学术的伟大复兴》里培根的整个思想体系都得到了阐述；“培根优先考虑的是可以运用的知识：他的目的是理解自然，因为他想控制自然”。[89]经过一番介绍和诠释，《荒原》作者总结道，培根呼吁控制自然的核心诉求，是“渴望塑造一个完全符合人类欲望和需求的世界”。[90]
培根是英格兰“少数有钱有势”群体中的一员，他对自然的认知和态度在历史上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从《荒原》第二章的有关主张中可见一斑。它说到，培根的“让自然屈从于人类的目标”引发了共鸣，而且这种共鸣远远超出了仅仅提供物质的范畴。这是因为“培根梦想的自然慷慨大方、宽宏大量，而非反复无常、桀骜不驯；他梦想着第二个天堂。根据这一愿景，技术可以使英格兰成为一个新的伊甸园，一个沐浴在永恒春天的极乐世界，它的树上不断结满果实，它的河流因鱼而涨水，它的森林充满了猎物。这些通过运用聪明才智和技术将英格兰变为伊甸园的幻想，是内战结束后激增的荒原改良计划的基础”。[91]借助《荒原》第二章所做的梳理和分析，可以了解到，17世纪以培根哲学为基础的荒原改良计划出现在很多地方，包括与哈特利布相关的农业改革项目和出版物、英国皇家学会的农业委员会的调查问卷、约翰·奥格尔比（John Ogilby）的《不列颠志》（Britannia）里的带状地图以及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各类土地的统计等。这些人及相关力量积极推动农业改革，其主要方法是圈地，其目标是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征服难以驾驭的贫瘠的荒原”，以改良“土壤和灵魂”，从而提高经济生产力，并将贫瘠的荒原变为肥沃的花园。因此，在他们看来，荒原是“退化的自然”[92]，“它既是最难改良的土地，也是最需要改良的土地”，甚至还是“救赎之地”。[93]
然而，在《荒原》作者看来，对改良的信念，“往往会模糊改良的非常真实的负面结果”，而这种结果始终伴随着改良。[94]这即是说，在英国农业发展历程中，通过改良将贫瘠的荒原改造为农业用地以提高生产力，从而“让自然服从人类的需要”的同时，又带来了一些的新问题。这包括“以‘改良’的名义对公地和荒原的圈围”对那些以公地为生的人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95]；对于这一问题，现代学者的许多研究予以了充分的揭示。[96]同时，以提高生产力为宗旨的荒原改良还造成了道德和精神上的问题，这正如18世纪20年代的许多评论家所认为的，“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已使得道德和精神上的改良愿望黯然失色”。[97]
不仅如此，《荒原》作者还提到了“改良”在将荒原变成良田的过程中对自然本身所造成的危害，由此可以把握“荒原”何以成为“文明的产物”的一个缘由。例如作者在第三章中提到，一些对沼泽地进行排水的方案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使大片土地遭到遗弃，徒留“风车的废墟”[98]，这象征着人类“利用和征服环境”或“征服自然”的尝试的失败。[99]在第四章关于山脉类荒原的论述中，作者尽管着墨不多，但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人类将山脉乃至整个地球视作矿场从而将其掏空的做法的不满。不过，与沼泽和山脉相比，对森林的破坏似乎更加引人注目，这是作者在第五章论述的重点。尽管英国王室出于各种目的将英格兰的森林列为禁地，但随着国家对木材的工业用途——如建造海军军舰和冶炼钢铁等——需求的提升，皇家森林亦不断遭受破坏，譬如查理一世等英王还将森林出售给“改良者”，后者加速了“皇家森林向圈围草地和耕地的转化”，最终导致大片古老森林的消失。[100]由此，以往茂密葳蕤的森林变成了稀疏破败的林地，造就了新的荒原。
废弃的沼泽、疮痍的山脉、破败的林地，这些景观不啻是荒原的另一重化身：它们都是人类改造和破坏自然的结果。这样，我们不禁要问，在近代早期，英格兰知识阶层是怎样认识荒原的？他们又如何理解荒原改良的意义与结果？因此，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英格兰知识阶层与荒原的关联。这个阶层的构成很广泛，包括神学家、农学家、哲学家、美学家、艺术家、园艺家等，他们眼中的荒原也各不相同，借此可以了解他们针对荒原的所思所想及其差别。
由于英语里的“荒原”概念最早出现在《旧约》、《新约》和《圣徒传》等《圣经》文本中，因此神学家或基督教作家对于荒原的看法首先值得注意。荒原在英格兰至少有沼泽、山脉及森林三重化身，在班扬的《天路历程》中，基督徒从毁灭城到天国之城的旅程甚至对应着实实在在的英格兰景观。如前文所述，在班扬那里，荒原是一种“惩罚和救赎”的工具；这即是说，荒原既是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也是进入天国、获得拯救的必经之路。《圣经》文本对荒原的阐释也影响了温斯坦莱及其领导的掘地派，促使他们将社会改革和宗教救赎的双重愿景同时寄托在荒原之上。
与神学家或基督教作家相比，农学家对待荒原的态度更实际一些。在布莱斯等农业专家看来，荒原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可以通过改良发掘出来。而对哈特利布来说，对荒原的改良还在于精神的改善，因此是一项关乎“土壤与灵魂”的事业。[101]不过，农学家们的改良思想既得到了培根哲学的指导，也同样传承了《圣经》文本中对荒原的想象。哈特利布及其同道中人认为，农业改良如同宗教救赎，其目的是将英格兰改造成人类堕落之前的伊甸园。荒原的改良——以及圈地——在此意义上具有了强大的道德维度。类似地，哲学家洛克也将荒原改良与其关于私有财产的辩论结合在一起，以此巩固了荒原改良的道德基础。依作者分析，洛克眼中的荒原乃是未能得到正确利用或被浪费的土地。在洛克看来，荒原乃是地球的原始状态，只有通过劳动对土地进行改良，并将公地转化为私有财产，才能提高土地的生产力。
当然，对于知识阶层而言，荒原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或一种土地，同样也可以是一种审美对象。荒原进入审美领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起初，沼泽类荒原常常以一种令人厌恶的、不健康的姿态出现，这在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西莉亚·法因斯（Celia Fiennes）、笛福以及吉尔平的文学或游记作品中都可见到。诗人德雷顿倒是特别欣赏沼泽的独特生态价值，他在长诗《多福之国》中赞扬了沼地丰富的物种多样性。[102]尽管如此，德雷顿对于荒原的另一重化身——山脉，或英格兰峰区——仍多有厌恶之感。事实上，近代早期英格兰知识阶层对待峰区的态度也相当复杂。在霍布斯的《峰区七奇观》一诗中，厌恶与优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科顿则进一步将峰区令人厌恶的、地狱般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也有人用功利主义的眼光看待山脉，将其视为蕴藏矿产资源的宝库，这一点在笛福1724年的作品《大不列颠全岛纪游》中有所体现。而随着伯内特的著作《地球神圣理论》的出版，英国人对于山脉的态度继续发生变化，即从恐惧和害怕转变为敬畏和仰慕。在伯内特作品的忠实读者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那里，恐惧成为一种愉悦情感的来源，作为荒原的峰区也因此通过视觉感官逐渐进入美学领域。1757年，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irke）出版《论崇高与优美概念起源的哲学探究》（A Philosophical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一书，进一步确立了英国人对群山态度的转变。对伯克而言，山脉类荒原是一种可以激发“崇高”的景观，因为崇高起源于恐惧或惊讶的感觉，而山峰具有让人产生恐惧和惊讶的力量。类似地，在德比郡艺术家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的画笔下，荒原也被赋予了一种崇高的特征。可见英格兰知识阶层对山脉类荒原的态度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从厌恶和恐惧荒原，到欣赏荒原并为之感到兴奋，这种审美取向的变化也发生在园艺师的身上。在第五章中，作者论述了作为森林被破坏的结果而产生的林地荒原如何孕育并承载了园艺师建造森林花园的梦想。在18世纪初的园艺师斯蒂芬·斯维泽（Stephen Switzer）眼中，森林荒原给予的恐惧已然消逝，森林花园的设计旨在为一种安全的休闲方式增加刺激。[103]尽管作者未能言明其原因，但可以猜想，这种变化的根源可能在于人类对控制和战胜自然越发感到自信。无论如何，圈地与改良仍然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这在艺术领域也有体现。在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于18世纪中叶创作的风景画中，观众可以感受到彼时的英国风景已然被圈围起来。
与此同时，庚斯博罗的风景画“也展现出一幅正在迅速消失的社会图景”。[104]事实上，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知识阶层已经出现了对功利主义指导原则下的荒原改良及其结果的反思。例如，建筑师钱伯斯批评了那种一味改良而摧毁荒原自身审美情趣的做法。[105]在《论崇高与优美概念起源的哲学探究》中，伯克同样抨击了那种讲究效用和功能的审美活动。钱伯斯和伯克二人对于景观的不同理解，推动了“风景如画美学”（the aesthetic of the picturesque）的发展。吉尔平也对改良的迹象感到厌恶，因此用脚投了票：他逃离了喧嚣、污染的伦敦，回到了萨里郡的乡村。设计师雷普顿所绘的插画，则形象地将改良前后的景观做了鲜明的对比，以说明在“粗鄙的经济利益动机”下的改良如何破坏了英国景观的“古老魅力”。[106]知识阶层内部的这些反思声音不啻揭示，人类的改良行为似乎正在朝着毁灭而非进步的方向发展，伊甸园之梦正在破裂，而一种新的工业化的荒原却在孕育之中。随着人们对进步主义叙事的怀疑和对艺术及自然态度的变化，新的声音在科尔的五幅组画《帝国兴衰》中得到了绝佳的体现：该组画所反映的文明的周期性变化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荒原“是文明进程的直接且不可避免的结果”。[107]尽管如此，科尔的组画也不乏乐观情绪：借助自然的力量，荒原可以成为周而复始的新的起点。
上述几个方面，不仅有助于认识自17世纪起英国荒原观念的历史变迁，而且有助于理解历史上人们对自然的不同认知及其时代特点或阶段性，从而可以丰富我们对环境历史本身的认识。就此而言，《荒原》一书因提供了启发我们如何认识历史上不同群体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范本，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三、一个审思物质文明发展得失的坐标
《荒原》对荒原二重性的彰显，是与对文明的审思联系起来的。虽然作者在书中并未明确界定什么是文明，但通读全书，还是可以把握作者笔下文明的基本内涵，即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荒野或荒原所取得的成就，可称之为物质文明。而《荒原》对荒原二重性的彰显，就好比树立了一个审思物质文明发展得失的坐标。因此，《荒原》除学术价值外，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也是作者本人的立意所在，从该书“序曲”开篇即能感受到这一点。
“序曲”以20世纪40年代初起成为美国海军重要的训练基地的别克斯岛（Vieques）最终成为废弃、荒凉之地开篇，由此引出“荒原”概念的解析问题；对此，作者的一番思考耐人寻味：
这段话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即对“荒原怎么会既是文明的对立面，又是文明的产物？”这一问题的思考贯穿全书。因此，作者在第六章也即全书的结语章引用了科尔的系列作品《帝国兴衰》并认为它们描绘了文明进程的负面轨迹之后，特别回应了“序曲”中谈及的别克斯岛问题，从而启发人们去认识和理解为何现在荒原“经常用于被工业破坏、被军方遗弃或被化学废弃物污染的场所”。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而来的是大量的新的荒原；它们的出现可以提醒并警示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有必要反思文明发展中的某些负面影响。这正是作者本人的现实关怀所在。
由于有着这样的关怀，作者顺理成章地批判了“当代许多景观管理策略中”存在的某种对荒野的浪漫情怀——这一批判是耐人寻味的。她说道：“在当代许多景观管理策略中，都潜藏着这种对荒原和荒野关系的阐述，这些策略必须应对以前的垃圾填埋场，废弃的矿山和采石场，过时的城市基础设施，废弃的工厂、发电厂和军事设施所带来的挑战。当遇到像落基山阿森纳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或别克斯岛‘荒野地区’那样有问题的地方时，人们希望它们能符合托马斯·科尔在绘画中生动呈现的故事。”[109]人们的这一“希望”显然是想要让他们所留下的上述各种“荒原”最终还能恢复如初，如同“最初是人类与原始自然和谐相处的荒野”。[110]而作者则毫不含糊地指出，“但是像这样的故事很少这么简单”，进而剖析了对“荒野”概念固有的假设所存在的问题。[111]
在此，她借用威廉·克罗农、罗德里克·纳什和马克斯·奥尔施莱格等荒野史学家的研究和主张，认为荒野并非自然创造物，而是人类的发明——人类为满足其特定文化需求也即渲染人与自然的对立而生造的一种概念。而经过深入系统的梳理，她自己认识到：“如果在最早期的形式中，荒野是一个可以和荒原互换的术语，用来特指野生且具有威胁性和攻击性的景观，那么到19世纪早期，荒野概念已经发生变化。荒野曾经是恐怖和混乱的地方，现在却是伊甸园的化身。”[112]“荒野”内涵的这一历史变化，反过来凸显了人类文明的一个悖论：“堕落的景观不再是大自然赐予的，也不再是上帝创造的；相反，它是经过人类肮脏的手触碰后产生的。”[113]这即是作者借助科尔的组画想要直面的“与启蒙运动的幻想，即对自然的控制可能促使伊甸园再生这一想法背道而驰”的文明进程的负面轨迹。
因此，她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挑战与过去不同。启蒙运动的进步信念的崩溃，让我们对人类在世界的地位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正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令人信服地指出的，由环境引发的各种恐惧在结构上已经与过去不同了：它们现在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而且是由我们自己的技术制造出来的。如今，我们恐惧的根源是文化，而不是自然”。[114]作者在此提及的乌尔里希·贝克，系当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提出了“风险社会”和“第二次现代化”等理论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作者在此引证的即是其《风险社会》一书的观点。[115]在她看来，现代荒原的产生让人类能直面现代文明所带来的风险，更有责任感地理解我们在自然中所处的位置。
因此，《荒原》作者所梳理的人们对荒原态度的变化可以启发我们思考：或许荒原的出现，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乃至破坏，更好地调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促使我们转变“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尽可能采取有效措施挽救和改善我们留下的荒原。现如今，人类正处在因工业技术和现代文明发展而出现的生态危机十分严峻的时代，如何扭转生态危机造成的颓势，不仅是关乎全人类的生存问题，而且渗透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之中。阅读《荒原》也能让我们对飞速发展的工业技术进行反思。
工业技术和现代文明的发展为我们创造更加便捷美好的生活，我们在迎接新事物、新技术的诞生时，也需要考虑被替代的旧事物该如何处理的问题。正如《荒原》中所言，后工业化时代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场所即是新时代的“荒原”，譬如垃圾填埋场，废弃的矿山和采石场，过时的城市基础设施，废弃的工厂、发电厂和军事设施等。如何将这些令人厌恶的废旧场所变成赏心悦目的景观和休闲娱乐的空间，也就成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另一挑战。值得庆幸的是，已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荒原》对此做了一些提示。譬如它提及的高线公园（High Line）。[116]高线公园位于纽约的曼哈顿中城西侧，由废弃的高架铁路转变而来，不仅独具特色，而且为纽约赢得了不菲的社会经济效益。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加速阶段。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城市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废弃工厂、废弃钢铁厂和废弃工业园。如何妥善规划这些废弃场所，如何将它们改造成新的景观文化区，依然任重而道远。令人欣喜的是，近些年，国内对废旧工业区的改造已呈现出较好的态势。以北京的798艺术区为例，人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没落的798厂在21世纪迎来了新生。依托艺术产业的发展，798艺术区后来成为国内艺术潮流的风向标。与之类似的还有上海的后滩公园和武汉的汉阳824艺术区等。这些旧物改造成就告诉人们，我们的一些“荒原”也正在得到拯救。因此可以说，只有深刻认识荒原的发展史，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些问题所带来的的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荒原》中译本的出版或许能为我们如何解决某些环境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综上，虽然《荒原》一书存在不少问题，不仅像有的评论指出的，其书名误导人，而且其结构安排不甚合理，甚至给人有头无尾的感觉；即便如此，这部有着较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著作，从内容、理念等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多启迪。从根本上说，荒原的贡献在于彰显了荒原的二重性。作者借此讨论了英国荒原文化的来龙去脉，进而反思和辨析了文明发展的悖论。该书不仅关乎如何认识自然在过去的存在及其与人类文化历史的关联，而且关乎如何认识文明发展的复杂影响及其困境，因此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文明的足迹及其多方面的影响。此外，《荒原》对诸多概念尤其是“荒原”本身所做的颇为透彻的解析还具有方法论价值，可以启发我们如何做好概念或观念本身的历史研究。当然，这里所阐述的看法仅仅是译者的一孔之见，是也，非也，有待读者诸君审读、评判。
20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