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字在欧洲的书籍中最早的呈现

16世纪欧洲已经看到数量不少的中国古籍，拉达返回欧洲时带了数量可观的汉籍。门多萨在《中华帝国史》第17章列出了这些古籍的类别，范围之广令人吃惊。尽管也有个别的欧洲文化人在罗马看到了这批书籍，但没有能认识书中的汉字，读懂这些书。汉字第一次出现在欧洲的印刷出版物中是在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巴尔塔萨·加戈（Balthasar Gago，1515—1583）神父1555年9月23日从平户所写的一封信，信中有六个中、日文字的样本。在此之前沙勿略也向欧洲寄去了入教的弥次郎书写的样本，拉赫认为沙勿略这些信“在欧洲16世纪50至60年代的四个耶稣会书信集出版，但缺少字符”15。而加戈神父的这封信在欧洲出版，从而成为“在欧洲获得出版的第一批中文和日文书写样字”16。

摘录自巴尔塔萨·加戈神父1555年9月23日来自平户的一封信中有一些中、日文字的样本。加戈1555年的信，1565年第一次在科英布拉刊印的《信札复本》（Copia de las Cartas）中，并在后来的其他几个文集中被刊印。图1、图2出自《来自日本和中国的信札》（埃武拉，1598）。

耶稣会在欧洲出版介绍日本的书籍中会有对日文的介绍，其中会涉及汉字，这样的书籍还有一些。17

在欧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第一本书是上面提到的克路士的《中国志》，“在欧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第二本书是贝尔纳尔迪诺·德·埃斯卡兰特（Bernardino de Escalante）的《葡萄牙人到东方各王国及省份远航记及有关中华若国的消息》（Discurso de la navegacion que los Portugueses hazen à los Reinos y Provincias del Oriente, y de la notica q se tiene de las grandezas del Reino de la China. 塞维尔，1577）”。拉赫肯定了这本书的价值，认为埃斯卡兰特并非简单抄袭克路士的书，而是他在里斯本时见到了不少从中国和东方返航回来的人，而且他看到了在那里的中国人，这样他参考巴罗斯的书和克路士的书，结合其他材料写成了这本书。如拉赫所说：

埃斯卡兰特的书有时被认为仅仅是对克路士著作的改述，因而不被重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埃斯卡兰特来说，虽然他承认得益于克路士，但他特别表示了对巴罗斯的感激。总之，埃斯卡兰特总共十六章的著作遵循着巴罗斯的编排结构模式。此外他还指出了克路士和巴罗斯对中国人“在他们学校除了王国的法律外”是否讲授科学的叙述上存在的矛盾。就这个争议点，埃斯卡兰特选择了遵循巴罗斯的说法，不仅如此，克路士仅仅列举中国的十三省，而埃斯卡兰特列出的是十五省，且他的省名音译几乎与巴罗斯所列举的那些名字一致。埃斯卡兰特证实他亲眼见过一个中国人写字，他的书包括了一组三个样字，这几个字被门多萨和制图师路易·乔治·德·巴尔布达（Luis Jorge de Barbuda） 复制。埃斯卡兰特也使用了其他资料，比如说他能搞到手的官方报告。埃斯卡兰特的西班牙语著述远非对克路士的单纯改述，他的研究是一个欧洲人综合分析了所有可利用的关于中国的资料，并以叙述形式呈现它们的第一个成果。18

本文所关心的是书中出现的三个汉字和他对汉字的介绍。在书中的第十一章《关于中国人的文字及其一般学习》中，他说：

中国人是没有一定数目的字母的，因为他们所写的全是象形［文字］，“天”读成guant （Vontai），由一个［字形］表示，即［穹］（参阅图3②）。“国王”读成hontai，字形（参阅图3①）。地、海及其他事物与名称亦是如此，使用了五千个以上的方块字，十分方便自如地表达了这些事物。我曾请一位中国人写一些字，就看到他写得十分挥洒自如。（他）对我说，他们使用的数字，理解起来毫无困难，他们任何一个数目或加或减，都同我们一样方便。他们写字是自上至下，十分整齐，但左右方向同我们相反。他们印的［书］也是采取这个顺序，他们早在欧洲人之前很多年就使用印刷的书了。他们那些讲述历史的书，有两本现仍存在葡萄牙至静王后迦大琳的藏书之中。

更能使人惊奇的是：在多数省份，都各自操不同的方言，互相听不懂，犹如巴斯克人同巴伦西亚人语言不通一样，但大家可以通过文字沟通，因为同一个方块字，对所有人来说都表示同一事物，即使各说各的，大家都理解这是同一件东西。如果大家看到表示“城市”的“城”（参阅图3③），这个符号，虽然有人读成ieombi［ieomsi城市］，有人读成fu（府），但大家都明白这指的是“城市”。所有其他名称也都是这样。日本人……也是通过文字同他们沟通的，但他们嘴上讲的却互相听不懂。19

这里需要讨论的有两个问题：第一，这里公布的汉字是否为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在出版物中公布的汉字，这是一个历史事实问题；第二，他对汉字的论述的特点。

一些学者认为埃斯卡兰特这本书是“西方汉字印刷之始”20。葡萄牙著名的澳门历史学家洛瑞罗（Ruin Manuel Loureiro）认为“欧洲最早印刷的汉字，出现在1570年耶稣会士在科英布拉出版的书信集中。因此埃斯卡兰特所描述的方块字，已经是第二次了”21。显然，这是两种意见。一些学者认为1570年耶稣会书信集中出现的是日语，这样他自然认为埃斯卡兰特所描述的方块字应是“西方汉字印刷之始”。但上面我们所举出的实例说明加戈神父1555年9月23日的信中已经出现了中、日文字的样本，1565年第一次在科英布拉刊印的《信札复本》中已经在出版物中出现了六个日语字。这六个字自然是日语不是汉语，但由于这六个字是由六个汉字和平假名共同构成，无论在日语中还是在汉语中这六个汉字都称为汉字，只是在日语中发音和汉语完全不同了。从汉字在西方印刷物中的出现来说，第一次出现应该是上面提到的1565年在科英布拉刊印的《信札复本》，而不是埃斯卡兰特的这本书，笔者认为，葡萄牙历史学家洛瑞罗的观点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埃斯卡兰特书中的汉字观。埃斯卡兰特在他的书中对以往的汉字知识加以总结，他认为：（1）汉字是书写文字，不是拼音文字；（2）汉字书写的方法是自上而下；（3）中文印刷术早于欧洲；（4）在中国书同文，但不同音；（5）汉字是东亚的通用文字。

他提供的三个字看起来很奇怪，说明欧洲当时无法很好地印刷汉字。

图3 根据埃斯卡兰特书的三个汉字

第一个字是“国王”，第二个字是“天”，第三个字是“城”。金国平和吴志良认为，guant可能是“皇”的对音，Vontai可能是“皇天”的对音。22

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门多萨的《中华帝国史》中也出现了两个汉字，但这是从埃斯卡兰特书抄录下的，并未提供新的汉字字形。

进入17世纪后，在欧洲出版物中首先出现汉字的书籍是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翻译的利玛窦的《基督教进入中国史》，金尼阁在返回欧洲的旅途中将利玛窦的意大利手稿翻译为拉丁文，并补写了利玛窦去世后的几章。1615年这本书在欧洲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除了对汉学家和中国史的研究者而外，金尼阁的书比较不大为人所知，然而它对欧洲的文学和科学，哲学和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十七世纪的历史著述。它把孔夫子介绍给欧洲，把哥白尼和欧几里得介绍给中国。它开启了一个新世界，显示了一个新的民族……”23《基督教进入中国史》的英文译者在“序言”中认为，这本书在1615年拉丁文首版后，先后又出版了1616年、1617年、1623年和1648年四种拉丁文版。同时还有三种法文版，先后刊行于1616年、1617年、1618年。1617年出了德文版。1621年同时出版了西班牙文版和意大利文版。24但笔者发现英文版译者没有注意到1623年的拉丁文版的学术意义在于这一版的封面上出现了四个汉字“平沙落雁”，这是17世纪在欧洲出版史上首次出现汉字。

图4 金尼阁整理的利玛窦书（1623年拉丁文版）

这样我们看到在17世纪初的十余年中，欧洲的出版物中只是零星出现了几个汉字，数量很少，却开启了汉字西传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