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我谨在此向帮助《秘史：英国情报机构的崛起》（以下简称《秘史》）一书问世的机构和个人表示感谢。
本书能得以完成，首先得益于英国艺术和人文研究理事会（United Kingdom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以下简称“AHRC”）为《情报文化：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军事情报工作》（Cultures of Intelligence：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s in Germany，Great Britain，and the USA，项目编号：AH/J000175/1。以下简称《情报文化》）这一课题提供的研究基金。感谢AHRC，也感谢相关基金的评审员及官员们，没有《情报文化》的基金支持就没有《秘史》一书的出版。
其次，给予我帮助最多的人，当数AHRC《情报文化》的研究员，即来自利兹大学的艾伦·麦克劳德（Alan MacLeod）。在我看来，艾伦的工作在《秘史》的字里行间留下了深深烙印，尤其在关于安全和通信情报的篇章中，能强烈感受到他的研究成果带来的巨大影响。
还有，与AHRC的《情报文化》结为姊妹课题项目的德国格达·汉高基金会（Gerda Henkel’s Stiftung）的《情报文化：关于德国、英国和美国军事情报历史的研究，1900—1947》（Kulturen der Intelligence：Ein Forschungsprojekt zur Geschichte der militärischen Nachrichtendientse in Deutschland，Grossbritannien und der USA，1900—1947）。这一联合研究源于多年前我和波茨坦大学的松克·奈策尔（Sönke Neitzel）的交流课题：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德国的情报文化截然不同？感谢松克在《秘史》一书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成为与我并肩冲锋的战友和充满智慧的访谈对象。
同时，我还要感谢德国格达·汉高基金会的其他领导者：曼海姆大学的菲利普·加塞特（Philipp Gassert）以及伦敦德国历史研究院的安德烈亚斯·格斯特里希（Andreas Gestrich）。他们是两位和蔼可亲又循循善诱的合作者。而且，安德烈亚斯领导的德国历史研究院，正是我们工作的大本营。作为项目的官方合作单位，正是该研究院主办的《情报文化》联合会议，催生了《秘史》一书的写作和出版。
在与德国《情报文化》课题团队的讨论过程中，我获得了许多宝贵意见。特别是与课题组成员曼海姆大学的贝尔纳德·扎斯曼（Bernard Sassmann）和波茨坦大学的弗雷德里克·穆勒斯（Frederik Müllers）、米夏埃尔·鲁普（Michael Rupp）共事，我深感荣幸。
英裔加拿大历史学家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1)在德国历史研究院举办的《情报文化》联合会议开幕式上，做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当时，彼得和我与英国外交部首席历史学家帕特里克·萨蒙（Patrick Salmon）一道运营AHRC的学科研究网络，负责《二十一世纪国际历史实践》（The Practice of In- ternational Histo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以下简称PIH21）这一课题。课题研究过程中，《情报文化》和PIH21在我脑海中不停地碰撞。帕特里克和他的副手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对我的工作提供了从始至终的支持。彼得是一个优秀的合作者，他将自己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提供给了《秘史》。他不但无私地分享了他的研究，还和我展开了积极讨论，对这本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有幸在利兹大学与一班才华横溢的学生一道，就情报及其相关领域展开调查研究。感谢帕特里克·基尔南（Patrick Kiernan）、马修·洛德（Matthew Lord）、亚历克斯·肖（Alex Shaw）、卢克·戴利-格罗夫斯（Luke Daly-Groves）、本·霍尔特（Ben Holt）和弗兰西斯卡·莫夫汉金斯（Francesca Morphakis），忍受我这个导师的一腔狂热。感谢利兹大学的AHRC博士生联合培养机构，谢菲尔德的白玫瑰艺术人文学院（White Rose College of Arts and Humanities）和约克大学，授予亚历克斯、卢克、本和弗朗西斯卡全额博士奖学金。同样感谢利兹大学历史学院授予帕特里克和马修全额博士奖学金。
还要感谢在利兹大学选修我专业课——“秘密工作：英国的情报世界”的大四学生们，容忍我在课堂上对《秘史》的想法和证据进行反复研究。而我也确实很享受这样的课堂时光：我希望学生们能够从这种最纯粹的、基于研究的学习形式中受益。
同时，我所在的学院，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鼓励。霍尔格·阿夫勒巴赫（Holger Afflerbach）为瓦尔特·尼古拉（Walter Nicolai）(2)这一人物提供材料并给予了充分的指导。在迈克尔·布伦南（Michael Brennan）的帮助下，我完成了埃里克·安不勒（Eric Ambler）(3)的情报联络人相关内容。我还要特别感谢西蒙·霍尔（Simon Hall）和威尔·古尔德（Will Gould），他们分别在担任历史学院院长和历史学院研究主任期间给予我支持。
为了帮助我完成这本书，在我担任学院的研究主任期间，学院同意免除我一年的教学任务。
还有，利兹大学的布拉泽顿图书馆替我采购了重要的数字文档资料，大大提高了我的效率，缩短了写作进程。购买数字文档和高分辨率图片的资金来自历史学院的教工研究基金，以及为国际历史和政治学教授所设立的艺术人文学院研究支持基金。这些帮助，归根结底得益于英格兰研究理事会(4)向利兹大学提供的品质基金。
我非常感谢伦敦国王学院利德尔·哈特军事档案中心（Liddell Hart Centre for Military Archives）的信托人，允许我阅读并引用戴维森少将（Major-General F.H.N. Davidson）(5)的日记。
麦吉尔-女王大学出版社（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的理查德·巴加利（Richard Baggaley）负责《秘史》的出版，令我欣喜异常。感谢出版社的匿名读者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阅读我的作品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他们严谨的阅读意见，帮助本书在精益求精的道路上又迈上了一个台阶。
本书付梓之时，恰是我和妻子海伦结识30周年纪念日。当我们还在剑桥大学求学时，她就致力于将我培养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和文体学家。《秘史》是我们共同完成的第九个研究课题。我不知道她对这本书有怎样的评价，但我把《秘史》和我全部的爱都献给她。
(1) 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曾任历史系全球安全主席与《情报与国家安全》编辑。
(2) 瓦尔特·尼古拉又译作瓦尔特·尼古拉（1873年8月1日至1947年5月4日），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军队的第一位高级情报官。瓦尔特少校是德国著名军事情报机构——大本营情报处的负责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主战阵营的重要人物。
(3) 英国著名间谍小说家和制片人，主要作品有《紫色平原》（The Pur ple Plain）、《沧海无情》（The Cruel Sea）等。
(4) 英国国家科研和创新总署下属的七个理事会之一，主要负责英国大学的研究和知识转移工作。
(5) 即弗朗西斯·亨利·诺曼·戴维森（Francis Henry Norman Davidson，1892—1973），英国陆军少将，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