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宫体诗的“自赎”与初唐诗的变局
一、南朝诗风与宫体诗
隋唐时代开启之前，有着三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乱世。不过，乱世虽然对百姓造成了深重的苦难，但对于文化的发展来说，却未尝不是良机。秦汉四百余年的大一统被打破之后，旧有传统纷纷受到冲击，文化上的新生命，在旧传统的灰烬上茁壮成长。其中，尤其以文学的发展最为迅速。如鲁迅先生所说，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此之前，文学仅仅是儒学的附庸，诗歌与文章都被用于教化目的，是实用性的文字，很少用于对人性、对美的挖掘。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才得以从儒学之中独立出来，有了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文人才士层出不穷，文学作品也喷薄而出。唐诗之兴，正源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长期铺垫。
自晋室南渡之后，文化的中心也随之南迁，在南朝迎来了更为绚烂多彩的发展。不过，南朝诗乃至南朝文化在唐人那里，却往往带有消极的烙印。晚唐诗人杜牧的《泊秦淮》云：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诗题中的“秦淮”即是今南京城中的秦淮河，直至今天仍是锦绣繁华之地。南京古称金陵，后又改称秣陵、建邺、建康等，在三国时的吴大帝孙权时期，开始被确立为都城。
吴国灭亡之后，天下曾短暂统一于西晋。不过很快，西晋王朝便因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而濒临崩溃。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3年），整个中国北方混战不断，晋皇室也在动乱之中被少数民族政权所弑杀。中原士族及百姓纷纷逃到长江以南，史称“永嘉南渡”。司马懿的曾孙，时为西晋琅琊王的司马睿在士族的簇拥之下南渡至建康，建立东晋。从此持续近三百年的南北对峙正式拉开了帷幕。东晋之后，又有宋、齐、梁、陈替代而兴，这些偏安江南一隅的汉族政权始终以建康为都，加上三国时的吴国，一共六个朝代，故而又被称作“六朝”。
南北朝期间，中原地区动乱频仍，江南的汉族政权虽然偏安一隅，却因远离战乱的中心而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社会相对安定，文学艺术也日渐兴盛。南朝在军事上长期不如北朝，但在文化上却远胜北方。不过，南朝文化的繁盛，并没有令其国力得到增强，君臣们因对艺术享乐的沉迷而逐渐失去进取之心，以致美辞丽句、流水丝竹纷纷流为亡国之音。
杜牧诗中的“商女”，指拨弄宫商律吕的歌女，“后庭花”，指陈后主陈叔宝所创的乐曲《玉树后庭花》。陈是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其实力在南朝之中也最为薄弱。实际上，南朝势力的衰弱始自梁朝的末期，公卿士大夫所沉迷的《玉树后庭花》等靡靡之音，也始自梁朝的“宫体诗”。
梁武帝萧衍爱好文学，沉迷佛教，公卿士大夫亦皆喜好文艺，不务实事，以至武备废弛。北朝降将侯景仅率八千人起兵反叛，便一举攻破建康城，俘获了梁武帝及梁简文帝父子，令梁朝几乎灭亡。此后历经六年的平叛战争，“侯景之乱”终于得到平息。然而在这期间，北朝政权趁机南侵，军事重镇襄阳、江陵相继沦丧，蜀地不保，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土地尽入北朝。
此后，虽有南朝将领陈霸先激流勇进，止住颓势，取代梁而建立陈朝，然而南方政权的衰弱已经不可避免了。在这样的危机之下，继任的陈后主陈叔宝，却依然效仿梁代君臣的生活作风，醉心诗文，耽于酒色，终使陈被隋所灭，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亡国之君。
这样的轻薄君主，所作诗歌的格调也是卑弱的，正如《隋书·音乐志》所载：“陈后主于清乐中造《黄骊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鬓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辞，绮艳相高，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其中《玉树后庭花》诗云：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通篇吟咏贵妃的妩媚之态，诗意软弱轻浮，尽是沉湎于享乐的情思，以及欢乐不能长久的哀怨，全然感受不到君王的治世之志。正是在这样的轻薄之辞的吟咏声中，陈朝迅速走向灭亡，《玉树后庭花》也便成了亡国之音的代表。
《玉树后庭花》这般淫靡轻薄的诗体，又被称作“宫体”，早在陈后主之前，就已经流行在梁朝的宫廷之中。《南史·梁简文帝纪》记载：“（梁简文帝萧纲）雅好赋诗，其自序云：‘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帝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萧纲亦自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
这种“放荡”之思表现在诗中，便如萧纲所作《咏内人昼眠》：“梦笑开娇靥，眠鬓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写妻子午睡时的姿态，却用语轻浮，甚至以“倡家（妓女）”类比妻子。
又如：“疏花映鬟插，细佩绕衫身。谁知日欲暮，含羞不自陈。”（《率尔为咏诗》）“粉光胜玉靓，衫薄拟蝉轻。密态随流脸，娇歌逐软声。”（《美女篇》）“何如明月夜，流风拂舞腰。朱唇随吹尽，玉钏逐弦摇。”（《夜听妓诗》）诸作总把目光放在女性的衣衫之薄、腰身之细、姿态之羞上，意在轻薄。甚至萧纲还有《娈童》诗等，不断地挑战轻薄的底线。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萧纲周围的文人词客，也纷纷创作“宫体”，轻薄香艳之辞，弥漫在整个南朝诗坛：
既荐巫山枕，又奉齐眉食。立望复横陈，忽觉非在侧。哪知神伤者，潺湲泪沾臆。（沈约《梦见美人》）
钗长逐鬟髲，袜小称腰身。夜夜言娇尽，朝朝态还新。工倾荀奉倩，能迷石季伦。上客徒留目，不见正横陈。（刘缓《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
独眠真自难，重衾犹觉寒。愈忆凝脂暖，弥想横陈欢。（刘孝威《鄀县遇见人织率尔寄妇》）
诗意皆在于歌咏女性姿态之美，沉迷于玉体横陈的欲望中。这样的诗歌风气，正如《隋书·文学传序》所批判的那样：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道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萧纲虽然说文章与立身不同，然而在频频作出“放荡”的诗歌后，立身又能好到哪里去呢？轻薄淫靡之风，早已不知不觉浸入南朝士人的骨髓，无论是文章之道还是立身之道，刚健骨鲠之气，大概已所剩无几了。在长期的太平富贵之中，亡国之音陶醉着亡国之臣与亡国之君，一旦战事袭来，宫中的繁华美艳便尽皆被打破，不习实务、只知与美女音乐做伴，平日高谈阔论、吟诗作赋的公卿们，非但不能临阵杀敌，甚至连祸事来临时上马逃亡都力有不及，只能无助地作人俘虏，成为后世的笑柄。
然而这样的诗风，直至南朝覆亡，隋唐统一天下之后，依然余风不歇。隋炀帝甚至唐太宗都曾流连其辞采之美，尝试宫体之作，也因此引来了大臣的非议，如《新唐书·虞世南传》载：“帝（唐太宗）尝作宫体诗，使虞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
由此可见，唐诗诞生的前夜，正是轻薄淫靡的宫体诗流行之时。那么，这样的宫体诗对唐诗有着怎样的影响，唐诗又是如何从这些“体非雅正”的亡国之音大行于世的境况中破茧而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