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翻译在增进民族之间相互理解和促进不同语言的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翻译实践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人们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翻译是跨语际交际行为，交际学是研究翻译的重要方法之一。英国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提出，“翻译基本上是一种交流手段”（Peter Newmark, 1981）。随着交际学观念的变化，翻译的观念也随之得以发展。关联理论是由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从认知角度研究交际的新的方法论，它在为交际学提供新方法的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1991年厄恩斯特·奥古斯特·古特（Ernst-August Gutt）出版了《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一书，古特以关联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关联翻译理论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古特认为，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足够解释翻译现象（Gutt, 1991）。《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一书至今在翻译研究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

作为翻译研究的一种新兴方法，古特的理论对翻译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界对这一理论反响热烈，但是由于对古特理论缺少系统的研究，有些批评家对古特的理论存在着误读。这些误读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将古特的关联翻译理论等同为提倡意译的理论，并错误地认为关联翻译理论提倡将所有源文本中隐含的内容“显性化”，以实现源文本与目标文本的高度关联性。

为了澄清上述误解，本书对古特提出的翻译策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本书认为，古特的关联翻译理论并非简单的“显性化翻译”。古特在关联翻译理论中提出了两种翻译策略，即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这一对核心概念。本书重点讨论了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这组概念，从关联理论的视角分析了翻译的全过程，通过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案例解析，澄清人们对关联翻译理论的一些误读，从而证明该理论对作为跨语际、跨文化交流的翻译活动有着完备充分的解释力。本书在翻译理论阐述之余，研究了延安文学作家作品的真实翻译案例，进一步讨论直接翻译及间接翻译的应用，说明这两者和谐统一于关联翻译理论的框架之内，并指出关联翻译理论和中国文学翻译有着很好的兼容性，是中国文学翻译不可或缺的理论指导。

本书指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迅速崛起的经济力量，也是一个与世界文化紧密联系的多元的文化实体，然而很多海外学者以及大众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认识仍有着相当的局限性，中国经济力量与其在全球的文化影响力表现出明显的不匹配。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通过翻译使中国文学“走出去”一直是国家努力的目标，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与海外研究发展非常迅速，其翻译质量、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然而提升中国文学翻译海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通过翻译来推广民族的文化是任重而道远的，中国文学包括延安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现状远未达预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相对于国家出版机构付出的巨大努力，中国文学翻译作品的影响和传播相对滞后。20世纪80年代的“熊猫丛书”是一套英语版中国经典著作、传说、史集；90年代开始的“大中华文库”选取了我国从先秦至近代的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的经典著作进行外译；21世纪更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2006）、“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中国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等翻译了不少中国的文学作品。然而英美国家的书店和图书馆中，上架的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屈指可数。葛浩文（2000）曾写道：“要在书店里找到我翻译的白先勇（Hsien-yung Pai）的《孽子》（Crystal Boys），你需要在H字母最后找到Hsien-yung，类似于在Henry下查找Henry Roth的小说。”华裔学者张旭东说：“美国文学只关注自己，他们的文学中，所有翻译文学只占1%，少得不可思议。”

其次，在世界文学学术界以及全球图书市场上，中国文学翻译作品的读者极少，中国文学的成功仍十分有限，而西方文学在中国的学术界以及图书市场上却相对较为强大，目前翻译活动更多地集中在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而非中文翻译成其他西方语言。莫言可以说是被介绍到国外的译本最多、影响最广的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产生了重要的世界影响力。而莫言的《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分别于1997年、2001年译成瑞典语出版，起印数仅为1000册，但就是这1000册，直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也没售完，是获奖契机让这些滞销的作品得以售罄。

最后，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评价不是很高。如加拿大汉学家杜迈克认为严肃的中国文学要想获得国际承认，面临着很多巨大的障碍（章太炎，1985）、英国汉学家蓝诗玲认为“中国文学在西方被忽视了”（叔本华，1982）、英国汉学家詹纳指出“熊猫丛书”的某些译文让西方汉学家感到“荒唐可笑”（王国维，2007）等。翻译作为文学传播的媒介绝不意味着文本间的简单转换，以延安文学为例，延安文学这类反映了中国革命时代社会文化风貌的作品，在海外并未得到应有的认可，其中译本的质量也是重要的影响因子。

本书提出，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文学传播的社会活动中，世界文学话语权有强弱之分，即关系之不平等。基于此，在关联视角下，本书特别探索了如何从延安文学在美国的生存镜像看走向世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美国是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镇，延安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脉相承，中国现当代文学源自五四前后，然而，中国现当代文学某些传统是经由延安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学在1949年后通过其强有力的体制化渗透、改写和重塑而成的。在目前国际形势风云激变的大环境下，考察在新的历史场域中延安文学作品翻译的策略选择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有着举足轻重的借鉴意义。延安文学是世界文学中具有独特本土经验的文学典范，应当在尊重延安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独特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批判地审视、全面地考量延安文学翻译作品中的本土经验，探究其历史和文化根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世界的对话提供丰富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