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之子
加缪的作品（尤其是《局外人》）常被认为是法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然而，他的身份认同问题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却在殖民主义浪潮中越发突出，不容忽视。要想真正领略加缪的成就和他的作品所包含的模糊性，就必须深入了解他成长的时代背景。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是一位法国作家，他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他的父亲吕西安·加缪是一个葡萄园工头，他的母亲卡特琳·埃莱娜·桑特斯是一名家庭主妇。两人于1910年11月13日在阿尔及尔以东约100英里[1]的蒙多维结婚。3个月后，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儿子小吕西安。3年后的1913年11月7日，阿尔贝·加缪降生于这个家庭。
加缪家族的根源与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密不可分。根据记载，在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后不久，加缪的曾祖父克洛德·加缪于1834年来到了阿尔及利亚。加缪的外祖父艾蒂安·桑特斯于1850年生于阿尔及尔，而外祖母卡特琳·玛丽·卡多纳（婚后改名为卡特琳—玛丽亚·桑特斯）则是西班牙裔。加缪是典型的出生并成长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即当时所谓的“黑脚”。在20世纪初，“黑脚”原本指那些在船上木炭舱里赤足劳作的水手，他们几乎都是阿拉伯人。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时期（1954—1962），这个词的含义逐渐延伸至所有在阿尔及利亚出生和居住的法国人。（我会在本书中用这个词指代法国移民。）
加缪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彼时的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地区，包括3个省（奥兰、阿尔及尔、君士坦丁）和3个军区，受总督的管辖。然而，在这片看似统一的领土上，却潜藏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对法国人生活的地区而言，当地的75万黑脚享有法兰西共和国赋予的一切权益和提供的保护。作为法国公民，黑脚在同一套法律体系下享受平等待遇——他们享有选举权，受到著名的法国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的熏陶。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地区而言，法国政府眼中的470万“穆斯林”不属于法国公民（虽然他们承担着法国国民的义务）。当地实施了一套严苛的律法，这些法律剥夺了阿尔及利亚人接受教育的权利，阻碍他们谋生，禁止他们说母语，压制他们的穆斯林信仰，还夺走了他们的土地。［在本书中，我将他们称作阿尔及利亚人（包括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但法国政府常常称他们为原住民或穆斯林。］
加缪出生时，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已经近一个世纪。1830年，为了转移国内势力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质疑，法国国王查理十世派军队入侵阿尔及利亚。自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势力不断扩张。到1870年，阿尔及利亚一直处于法国军方的铁蹄之下，由一任接一任的军队将领实行统治。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历史学家估算，在此期间，有超过600万阿尔及利亚人死亡。
在殖民的残酷征途中，法国吞噬了阿尔及利亚数百万英亩[2]的土地，摧毁了当地的农业。（他们一般会将橄榄树砍伐殆尽，改种葡萄树，为法国酒业提供原料。）在这段黑暗的岁月里，为了夺取领土，法军不惜采取各种暴行，如焚烧村庄、屠杀居民，或者将“敌军”赶入洞穴，然后放火堵住洞口，让他们在烟雾中窒息而死。这些罪恶行动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并受到了当时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赞扬，其中包括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他在一份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报告中写道：“我认为战争法允许我们蹂躏这个国家，我们必须通过摧毁当地的庄稼……或者通过razzia（掠夺性的军事袭击）等突袭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因此，阿尔及利亚人民多次掀起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浪潮，其中最为壮烈的一次是由阿卜杜勒·卡迪尔领导的6年抗争，他曾在1847年被俘之前击败总督托马—罗贝尔·比若。然而，到1871年，阿尔及利亚最后一次主要的反抗运动也以失败告终。从此以后，法国文官政府统治阿尔及利亚长达83年，直到1954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爆发。
童年时期的加缪或许并不知晓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占领和殖民统治的历史真相。法国的教育体系灌输了一套与事实背道而驰的“官方”说法——“法国在原住民的挑衅下不得已而为之”。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历史教科书在赞美“法国宏伟的殖民帝国”的同时，对法国在当地的烧杀抢掠、摧残战俘或没收土地等暴行视而不见。这种掩耳盗铃的态度持续了多年，直到2002年，法国才正式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
阿尔及利亚人二等公民的地位让年轻的加缪无法忽视，他在20多岁时对其发起挑战。在1871年最后一次起义被镇压及拿破仑三世倒台后，法国占领下的阿尔及利亚发生了剧变。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统治下，与阿拉伯和柏柏尔部落首领合作的军事政策被抛弃，新的文官领导层通过《原住民法典》取得对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直接控制权。这部《原住民法典》与著名的法国《民法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曾是法国民治的法典，而今仍然如此；前者于1881年实施，1944年由戴高乐部分撤销，且该法典专门针对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制定了惩罚性法律和法规。就像以前在法属加勒比海岛屿上的奴隶一样，阿尔及利亚人需要获得许可才能离开自己居住的村庄。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受法国政府控制的程度日益严重（比如，许多古兰经学校被关闭，去麦加朝圣也极少被批准）。此外，由法国人担任法官的穆斯林专门法庭几乎没有上诉权。非欧洲人必须缴纳特别补充的“阿拉伯税”，且阿尔及利亚人不享有任何选举权。
在殖民大国的标准剧本中，一项经典的举措就是招募一个本土少数民族或宗教团队，并授予其特权地位，让其协助管理殖民地。法国试图对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使用此招，但最初的尝试毫无成果。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有着相同的法律地位，也没有被视为真正的法国公民。1869年，尽管他们被授予法国公民身份，但几乎所有人都拒绝接受，因为阿尔及利亚的大多数犹太人都说阿拉伯语，他们与法国的联系并不比阿尔及利亚的其他原住民多。他们是彻头彻尾的阿拉伯人：他们是阿拉伯民族，信奉阿拉伯文化，说阿拉伯语。
法国政府将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表现出的这种冷漠态度视为一种拒绝，并于1870年10月单方面宣布所有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为法国公民。这一大规模归化事件以著名的《克雷米厄法令》的形式确定，引发了黑脚对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的反犹浪潮。几乎所有政党中的黑脚都忧心忡忡，因为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的入籍宣告了一件可能即将发生的事情：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最终也可能入籍，这将动摇黑脚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特权地位。
从1870年开始，法属阿尔及利亚便笼罩在充满恶意的反犹情绪之中，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当时，很多“反犹联盟”相继成立，甚至出现了一个备受民众拥戴的反犹政党。1897年和1934年分别在奥兰和君士坦丁发生的两起大规模屠杀导致阿尔及利亚的许多犹太人伤亡。1940年7月，法国陆军元帅贝当上台，《克雷米厄法令》被废除：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失去了法国公民身份，并再次沦落到与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一样的地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
1870—1940年，尽管遭到黑脚的持续诋毁，有时甚至是暴力攻击，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仍然是合法的法国公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将自己视为黑脚，许多人甚至在脱离法国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转而支持法国。
法国政府从未考虑让所有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入籍，却使用《原住民法典》对阿尔及利亚人实施司法隔离，同时推行逐步融合的政策。它把少数阿尔及利亚人纳入教育体系，培养他们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内部精英，让他们为法国效力。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目标在绝大多数黑脚中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融合政策的实施十分有限，它意味着阿尔及利亚人获准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教育，但这样的人很少，因为能够负担餐饮费（如果是寄宿学校，则还需要缴纳住宿费）的人寥寥无几。例如，就加缪所在的中学班级而言，全班30个学生中，仅有3个阿拉伯人。
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阿尔及利亚精英激进地推进更大的融合。1912年，他们组成了一个名为“青年阿尔及利亚”的联盟组织，并在本塔米·奥尔德·哈米达的带领下，前往巴黎提交了《青年阿尔及利亚宣言》。该宣言并未直接否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但确实要求废除《原住民法典》。它遭到法国政府的拒绝，然而青年阿尔及利亚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壮大，成为一股组织严明的政治力量。1936年，加缪本人支持废除《原住民法典》，并要求给予阿尔及利亚的少数族群公民身份。他期待法国能够真正践行其所宣称的人道主义精神，对阿尔及利亚人一视同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法国征召阿尔及利亚人加入法国军队。几乎没有阿尔及利亚人心甘情愿为他们眼中的占领军而战。至少在一个记录在案的实例中，欧雷斯地区的居民奋起反对征兵。反抗遭到了法国政府的残酷镇压，他们轰炸了该地区，并杀害了数百名反抗者。在作为法国公民作战的阿尔及利亚人组成的规模颇大的分遣队中，有相当数量的士兵死在欧洲战场上，因为他们经常被派往最危险的战区。不仅如此，许多黑脚也倒在了战火中，其中就包括加缪的父亲吕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