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团结起来

我的抑郁症从一次想象中的抽搐开始。

一个小时了，我盯着镜子，等待着我的眼皮颤动，或嘴角刺痛。

“你看我抽搐了吗？”我问我的丈夫。

“没有。”

“现在看到了吗？”我问他。

“没有。”

“现在呢？”我问。

“没有！”

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右眼睑确实有过抽搐，抽动的范围很大，导致我的右脸肌肉有时会把眼睛扯得像大力水手那样眯起来。我查出得了一种罕见的叫作“半面痉挛”的神经肌肉疾病，耳后两根颅神经缠绕在了一起，从而触发了这种疾病。在2004年我26岁的时候，一位匹兹堡的医生在这两根交错的神经之间插入了一小块海绵把它们分开，从而治好了我的痉挛。

现在七年过去了，我确信我的痉挛又回来了——不知怎么地，海绵滑走了，于是我的神经又一次缠绕在了一起。我的脸不再是我的脸，而是一张面具，上面布满了颤抖的神经，威胁着要叛变。机器出现了小故障。随时都有神经可能失控，像嘶嘶喷水的蛇形软管般痉挛起来。我太常想着脸的事情，搞得我都能感觉到我的神经，感觉它们很痒。脸是我们最无遮盖的部位，但只有在它多少受了伤时，我们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我们所能想到的就只有它裸露的状态。

我那自我意识过剩的习惯又回来了。在公共场合我用尽办法遮挡我的脸，要么把脸埋进手里，仿佛我一直很沮丧，要么把视线转向别处，安静思考一个有关天气的问题，然而我满脑子都是那随时可能让脸部抽搐起来的易怒的神经。

并没有抽搐。

是我的脑子在威胁着叛变。我变得多疑和过分执迷。我希望有人拧开我的脑壳，再装回去一个不那么神经质的脑袋。

“都是负面想法。”我丈夫这么说我。

为了入睡，我咽下威士忌，接着是威士忌和安必恩，然后是安必恩、赞安诺就着威士忌，[1]还有大麻，但没有什么能让我睡着。当我无法睡觉的时候，我就不能思考。当我不能思考的时候，我就无法写作或进行社交和对话。我又成了那个孩子，那个不会说英语的孩子。

我住在一个漂亮的租金稳定[2]的顶层公寓里，公寓位于曼哈顿下城一条不起眼的走廊，那里的牛仔服零售店很有名，店里播放着Hot 97[3]的热门单曲，贴着它们的墙纸。我终于过上了向往的纽约生活。我最近结了婚，还刚写完一本书，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沮丧。然而，每当我感到快乐的时候，对可怕灾难的恐惧便会接踵而至，也就是说，我对灾难到来的预先防备让自己感觉糟糕透顶。我焦虑过度，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一个朋友说过，她在抑郁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一只“从树上跌落的树懒”。是个贴切的描述。我一直处于迟钝和筋疲力尽的状态，直到我不得不出门去和其他人交流，而出门后，我又会感觉像被扒光了一般赤裸。

——

为了治疗抑郁症，我决定去看心理咨询师。我想找一位韩裔美国咨询师，因为这样我就不必解释太多自己的情况。她看我一眼，就会明白我为什么来这里。安泰[4]的精神健康医疗机构数据库里有几百位纽约的咨询师，我在里面找到了唯一有着韩国姓氏的那位。我给她留了言，然后她回了电话，我们安排了一次咨询。

她的等候室狭小昏暗，墙上挂着一幅裱起来的迭戈·里韦拉[5]的画报，画里一个跪着的女人抱着一大篮马蹄莲。整个房间的装修风格都与里韦拉那令人平静的色调相契合：插着香蒲的花瓶是棕色的，真皮扶手椅为焦糖色，而地毯则是暗淡的珊瑚色。

咨询师打开门。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她脸的大小。这位咨询师有一张巨大的脸。我在想这对她来说是不是个问题，因为韩国女人都对自己脸的大小特别在意，她们甚至会为此动刀，削去下颌骨（一句常见的韩式称赞：“你的脸可真小啊，跟拳头差不多大！”）。

我走进她的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她说她要先问一些心理咨询的常规问题。那些问题确实挺常规的：幻听了吗？有没有自杀的念头？我对问题的常规性感到欣慰，因为这让我相信我的抑郁不过是一种典型的病症，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沮丧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可能还添油加醋地夸大了这份沮丧之情，为了向她，也向自己证明我来咨询的必要性。但是当她问起“你的童年有没有一段时间让你感到安慰？”，我搜寻记忆，却回忆不起这样一段时间，我开始抽泣。我告诉她一切的开始——我的抑郁症，我的家庭历史——咨询结束的时候，我感觉得到了极大的净化。我告诉她我还想再次见她。

“我不确定还会不会收安泰保险的病人，”咨询师不痛不痒地说，“我会尽快联系你。”

第二天，我打她办公室电话预约下次会面。24小时后我还没有收到回电，于是又留了两条电话留言。隔天，她留下一条语音留言，告诉我她不能再见我了，因为她已经决定不再接收安泰保险的病人。我立刻打回去，在语音留言里解释安泰应该退给我80%的自付费用。她没有回电。那一周里，我留了四条语音留言，每一条都比上一条更绝望，乞求她给我手机号码，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短信聊这件事了。然后，我开始随机打她办公室电话，希望能在她问诊的间隙逮到她，一旦听到留言提示的声音就挂断。我每天这么搞十几次，直到突然意识到她的电话很有可能带来电显示。这让我羞耻至极，我钻上床，那天再没下来过。终于，她留了一条简短的语音：“要保险退钱你得处理一大堆文件。”我用快速拨号打了回去，对着她的机器大喊：“我能应付那些文件！”

在等她回电的这段时间里，我要去拉勒米的怀俄明大学参加一个朗读会。这时我的抑郁症已经很严重了，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把脸割下来，这种情况下，我能登上飞机简直是个奇迹。不出所料，朗读进行得很糟糕。向观众朗诵我的诗歌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并猛然清醒。观众对“诗人”有一套理解，而我缺乏成为那种诗人的证据，我不得不面对二者之间的无限鸿沟。我就是看上去不像那么回事。亚洲人缺少存在感。亚洲人占据着道歉的空间。我们太没有存在感了，甚至不会被当作真正的少数族裔。我们的种族性不够，所以不能成为象征。我们是如此后种族[6]，我们是硅胶般的存在。我用卡祖笛般哼唱的声音读完了我的诗。结束后，每个人都快步冲向出口。

在丹佛机场转机回纽约的时候，我看见咨询师的号码出现在手机上。“尤妮斯！”我在电话里大喊，“尤妮斯！”直接喊她的名字是不是很粗鲁？我是不是应该称呼她为赵医生？[7]我问她下次什么时候能见面。她的声音很冷淡。“凯茜，谢谢你的热情，”她说，“但你最好换一位咨询师。”

“我能应付文书工作！我喜欢处理文件！”

“我不能做你的咨询师了。”

“为什么不能？”

“我们彼此不合适。”

我很震惊。我皮肤上每一个毛孔都在大喊着受伤。我根本不知道咨询师还可以这样拒绝病人。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有气无力地问。

“对不起，我不能。”

“你就不打算给我个理由？”

“是的。”

“为什么不？”

“我不可以透露这个信息。”

“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

“是因为我给你留了太多语音留言吗？”

“不是。”她说。

“某个我认识的人也在找你咨询吗？”

“据我所知没有。”

“那就是因为对你来说我的状态太他妈糟糕了，是不是？”

“当然不是。”她说。

“喏，如果你不告诉我原因，我就会那么想。你让我觉得，我从来都不应该打开心扉去分享我的情感，因为每个人都会被我的毛病吓跑！这和一位咨询师应该做的事不是恰好相反吗？”

“我明白你的感受。”她淡淡地说道。

“挂了电话以后，要是我做出什么极端的事，那就都是你的错。”

“现在是你的抑郁症在说话。”

“是我在说话。”我说。

“有另一个病人正在等我。”她说。

“别把她也给毁了。”我说。

“再见。”

——

从我记事起，我就努力证明自己，希望因此获得存在感。我，作为一名当代抄写员，工作时比别人努力五倍，但我还是看到我的手消失了，然后是我的胳膊。夜里，我常常在猛然惊醒后训斥自己，直到黎明第一抹刀片似的阳光刺穿我的眼睛。我缺乏信心，因为我这辈子都像节食一样只得到过有条件的爱，而我身处的社会认为我如纱布般可以被取代。

在大众的想象中，亚裔美国人居于模糊的炼狱般的地位：肤色不够白，也不够黑；不被非裔美国人信任，而白人只有在利用我们压制黑人的时候才不会忽视我们。我们是服务行业的工蚁，是企业的忠诚员工。我们是会啃数学难题的中层经理，让企业运转的轮子保持润滑，却从不会得到晋升，因为我们没有一张适合做领导的“脸”。我们无法满足。他们觉得我们缺乏内心力量。然而，虽然我可能看起来神情冷漠，但我的双脚正在水下疯狂扑腾，通过过度补偿来掩藏自己强烈的自卑感。

有很多文学作品讲述自我憎恶的犹太人和非裔美国人，但关于自我憎恶的亚裔却没有足够的表述。种族性的自我憎恶是指你用白人看你的方式看自己，这样你就把你变成了自己最糟糕的敌人。你唯一的防御就是对自己严苛，这成了强迫症，因此，把自己逼到绝境也成了一种安慰。你不喜欢自己的长相和声音，认为自己的亚洲五官模糊不清，就好像上帝刚开始捏制你的五官就抛弃了你。你讨厌房间里有这么多亚裔。是谁让这些亚裔进来的？你在心中怒吼。你没有和其他亚裔团结起来，在他们周围时，你反而觉得更加卑微，自身的边界不再清晰，你和他们凝结成了一群人。

我相信从我这一代开始，自我憎恶的亚裔正在逐渐消失，但这也取决于我在哪里。在我教课的萨拉·劳伦斯学院[8]，有很凶猛的学生——她们才华横溢，掌控自己的命运，参与政治。在这里，我就会想，感谢上帝，这才是我们需要的2.0版本的亚裔，亚裔女性已经准备好呼号了。然后我去了另一所大学的一个教室，在那里亚裔女性却又不说话了，她们温顺地坐着，像一群留着漂亮头发的老鼠，看得我想要大声催促：你们必须说话！不然就会被他们随意践踏！

——

2002年时我在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坊攻读诗歌写作方向的研究生。我和我的朋友在珊瑚岭购物中心修脚，找到了一家家族经营的足疗馆，那里的越南裔老板用移民特有的方式说话，什么都要重复两遍：“修脚吗？修脚吗？坐下，坐下。”我想等他的妻子或女儿来服务，但她们都有客人。唯一空闲的足疗师是他的儿子，看上去差不多14岁，穿着超大号黑色连帽衫和工装短裤。他皱着眉站在柜台后面，双手插在口袋里。他看上去像是Xbox上的《光环》[9]玩家，而不像个受过训练的修脚师。见男孩没有反应，他的父亲呵斥着，让他赶紧在盆里装满水。

男孩走到我坐着的地方。他蹲下来，直到他结痂的膝盖碰到了他的耳朵。我告诉他我想把脚指甲修成圆形，而不是方形。他开始往盆里倒水。我的脚刚碰到水，“太烫了！”我说。他慢慢地调节水温。我注意到他把我的脚指甲修成了方形，而不是圆形。我还注意到，他拒绝和我对视。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察觉到了一丝敌意。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按摩艾奥瓦州中产妈妈们的小腿，他是不是感到委屈？还是说，服务一个和他长得太过相像的年轻亚洲人，让他感到恼火？尽管我24岁了，但说我是17岁也没人会怀疑，而且我留着乱糟糟的短发，看着像个男孩子。即便如此，我当时依然在想，我比你大得多，你应该尊重我，就像你被迫尊重那些来这里的艾奥瓦金发妈妈一样。接着，他拿起趾甲钳，将它用力挤进我大脚趾的肉里，太用力了，我猛地一战。

“可以麻烦你轻一点吗？”我尖刻地问道。他咕哝着道了歉，却更用力地把手里的钳子嵌进我的皮肤。

“你能轻点吗？”

他撕掉了一片角质。

“嘿！”

他更用力地用钳子挖进我的肉。

“我说——”

他撕掉了一片角质。

“轻点——”

他更用力地用钳子挖进我的肉。

“那样很痛！”

干这行想要有竞争力，你的手艺必须好到让人感觉不到你的存在，而这个男孩做不到让自己隐身。也许，他身为男孩的存在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让我无法放松，愈加恼怒，于是我幻想出了这份疼痛，以此来证明自己燃起的恼怒之情是正当的。他蹲着为我服务的样子如此不雅，让我觉得自己坐在震动按摩椅上也很难堪。这不公平。

男孩用钳子挖着我的脚趾，太使劲了，我又叫出了声。他的父亲用越南语吼了他之后，他手上的动作终于稍微轻了些。我已经受够了。我站起身，双脚还泡在盆里的肥皂渣中。我拒绝付钱。我的朋友看着我，觉得为难。我希望之后他的父亲会惩罚他，扣他的工钱。但很可能这个男孩本来就拿不到工钱。

——

我俩像两个互相排斥的负离子。他粗暴地对待我是因为他憎恶他自己。我刻薄地对待他是因为我憎恶我自己。但我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憎恶他自己呢？为什么我会觉得他的羞耻感毁了他家的足疗馆？我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警觉性过高，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于是我把自己所有的不安全感强加给他。我甚至回想不起来自己是真的感觉到了，还是想象出了那种疼痛，因为我已经太多次地改写这段记忆，把它完全毁了，什么也不剩。在这过程中，他一点点被擦除，直到他变成一抹怨恨，直到我成为一抹特权，直到我俩都在我的认知中变作模糊的一团。然而，他和我完全不同。我拥有如此多的特权，我正攻读着人们所能想象的最无用的硕士学位。而关于一个把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美甲沙龙里工作的越南裔少年，我懂什么呢？我什么都不懂。

——

我父亲在首尔郊区的农村长大，那时他是个穷光蛋。战后每个人都很穷。我祖父干着非法贩卖米酒的营生，没法养活他的十个孩子，于是父亲自己捉麻雀，在沙坑里烤熟，给自己加餐。他头脑聪明，有进取心。10岁的时候他在全国作文大赛中获奖，然后努力学习，考取了韩国排名第二的大学。因为强制兵役以及总是缺钱，他花了九年时间才从大学毕业。

1965年美国废除移民禁令，这让我父亲看到了机会。那时候，亚洲只有某些专业人士才能获得去美国的签证，比如医生、工程师和机械师。顺便说一下，这个筛选的过程就是整个模范少数族裔骗术的开端：美国政府只允许教育程度最高、技术能力最强的亚洲人进入，然后把他们的成功归功于自己。看到没！谁都可以追逐美国梦！他们会这么形容一位医生，而他来到美国前就已经是医生了。

父亲撒谎了，说自己曾受过机械师培训。他和我年轻的母亲一起，被送到了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的边远地区。在那里，他在赖德卡车公司担任助理机械师。尽管没受过培训，他也应付过来了，直到空气研磨机里的一块碎石飞出来，把他的腿砸了个粉碎，他打了六个月的石膏。公司没有给他员工赔偿，反而开除了他，因为他们知道他也不能怎么样。

然后他们搬去了洛杉矶。父亲在那里的韩国城找到了一份卖人寿保险的工作。他每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最后晋升为经理。但是多年卖人寿保险的工作让他付出了代价。无论他干多少活儿，他都存不够钱。那些年里他酗酒，并和我母亲争吵，而母亲把对父亲的怒火都发泄到对我和我妹妹的殴打中。后来，靠着银行贷款，父亲在洛杉矶一个荒凉的工业区买了一座仓库，用来分销干洗用品。通过这项生意，父亲获得了成功，足以负担我上私立高中和受大学教育的费用。

——

从履历上看，父亲是所谓的模范移民。陌生人见到他时，曾称他为一位绅士，因为他拥有安静的魅力和善良的品质。多年来他向不同种族和阶层的美国人推销人寿保险和干洗用品，培养出了这种个性。但就像许多模范移民一样，他也会愤怒。

种族身份的问题可能会困扰亚裔移民的子女，但人们认为，移民本人对此却并不担忧，因为他们要么工作太辛苦而无暇顾及，要么认同自己出生的国家，所以对这个问题没什么好说的。然而，父亲曾在蓝领阶层白人占绝大多数的宾州做过机械师，从布伦特伍德到洛杉矶的中南部，他曾作为人寿保险推销员在各种社区中穿行，这些经验让他对自己的种族身份高度敏感，到了什么事情说到底都与种族有关的程度。如果在等位时有人比我们先落座，他就会指出这是因为我们是亚裔。如果他被安排在飞机的后排，他会说这是因为他是亚裔。我去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上学的第一周，父母帮我搬进宿舍。室友的父亲和我父亲握手时，问他从哪里来。父亲说韩国，室友的父亲便急切地回答说，他参加过朝鲜战争。

父亲不自然地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

“这儿有很多白人。”来艾奥瓦研究生院看我的时候，父亲静静地说。

“黑人们都在哪儿？”我们开进沃尔玛停车场找车位的时候，他问。

“保持微笑，跟人打招呼，”他说，“在这儿你必须得非常有礼貌。”

“我女儿，”他对沃尔玛的收银员说，“是艾奥瓦写作工作坊的一名诗人！”

“是吗？”那个收银员说。

“千万别在这儿这么干，”父亲在我违章掉头后建议道，“不然他们就会觉得你是个车技很烂的亚洲人。”

——

我在艾奥瓦的时候已经认定书写我的亚裔身份是很幼稚的举动。作为现代主义的好学生，我不知疲倦地致力于“新”，并且相信抛开我的身份不谈，我在文学形式上的创新也会得到认可。我相信这一点，甚至在我后来发现了一篇名为《种族诗人大清洗》（不同字体是我加的）的博客文章之后依然相信。那篇博客是我以前在艾奥瓦的一个同学写的，他怯懦地使用了笔名“诗歌毒舌”。他攻击了我的第一本诗集，称其为陈腐的身份政治诗歌。然后他把我比作李立扬[10]（他说我们不仅长得像，写得也像！），并宣称如果像我这样平庸的少数族裔诗人都被消灭掉，诗歌世界会变得更好。

我立刻把网页下翻到评论区。十几条留言中没有一条在帮我说话，甚至没有人哪怕轻飘飘地、冷淡地来一句：“嘿，兄弟，宣扬种族灭绝可不太好。”

我没有觉得愤怒，而是感到受伤和羞耻。我的一部分甚至相信他的话。我如此努力地去证明自己不只是一个身份政治诗人，而他揭露了我曾是个愚昧的身份主义者的真面目。我不知道“诗歌毒舌”是谁，这让我觉得愈加羞耻。可能是任何人。而这篇文章特别受欢迎，当你在谷歌上搜索我的名字时，它是出现的第二个链接。这些点进去并且同意他的观点的人都是谁？他们都想让我消失吗？最后，当有人泄密说作者是我同学时，其实我松了口气。那个自以为是的混蛋？当然是他了！

相比我的研究生经历，我同学这篇令人厌恶的博客文章并不难处理，因为艾奥瓦州的种族主义是在暗处缓慢流动的。我总是质疑自己，拷问自己为何如此多疑。我还记得无论何时我在工作坊中提起种族政治时，都会面临一堵居高临下的墙。最终，我把他们居高临下的态度内化了，去嘲笑其他的种族题材诗歌太过种族化。他们明确地告诉我，亚裔身份这一主题本身是不充分的，除非把它和一个更丰富的主题放在一起，比如资本主义。我知道艾奥瓦的一些有色人种作家在他们的诗歌和小说中擦去了种族标记，因为他们不想被打上身份主义者的标签。有意思的是，现在回想起来，他们都是亚裔美国人。

我读研那时候，无论是形式主义者还是先锋派，都对诗歌的形式有着令人窒息的虔诚。诗歌中展现任何有关自身的信息，尤其是种族或性方面的，都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我记得我去图书馆——我最喜欢的避难所之一——浏览最近的研究生论文档案时看到几个亚洲名字。据我所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毕业后发表过作品。我害怕自己也会像他们一样消失。

正是在艾奥瓦州，我被诊断出患有半面痉挛症。我的抽搐——我把它归咎于咖啡因——越来越严重，我相信人们注意到了，尽管没有人说什么。我记得我一大早就起床去做CT。我躺在电动轮床上，轮床滑入机器。机器的内部是光滑的白色圆柱形。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空心人造阳具里。我想，我的肉体带电，[11]而我的大脑出了故障。

——

一年前，我在纽约皇冠高地的一个小画廊朗读了这本书里的部分内容。结束后，我和本次活动的策划人在外面抽烟。画廊经理，一个留着胡子、刺着文身的白人男性，闲逛到我面前，主动说起他正在参加一场种族意识研讨会，这是他另一份工作的任务。

“我的种族意识调解员很聪明，”他说，“我学到很多。”

“挺好。”我说。

“他告诉我，少数族裔之间不可能互相歧视。”

“那是胡扯。”我带着尖厉的笑意说。

“你是说我的种族意识调解员在撒谎吗？”

“不，”我说，“他可能只是被误导了。”

“他还说亚洲人是最接近白人的种族，”他交叉起胳膊问道，“你对这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你需要一个新的种族意识调解员。”

“这不是真的？”

“恐怕不是。”我说着，转身走开。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什么？”

“我的种族意识调解员一直在教种族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对一个一窍不通的白人耐心地进行种族教育是很疲惫的。你要竭尽全力去说服他，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种族问题的谈话。这是本体论的问题，就好像你在向一个人解释你为什么存在，或者你为什么会感到痛苦，抑或为什么你的现实和他们的不同。只不过这更加棘手，因为全部的西方历史、政治、文学和大众文化都站在他们那边，这一切都证明你不存在。

换句话说，我不知道我应该让他滚开还是给他上一堂历史课。“我们从1587年开始就在这里了！”我本可以这么说，“所以是什么在阻碍我们？我们有什么机会去享受白人的地位？”大多数美国人对亚裔美国人一无所知。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亚洲人的代名词，就像舒洁是纸巾的代名词一样。他们不明白我们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脆弱联盟。衡量亚裔美国人中的“我们”要加很多条件。我指的是东南亚人，南亚人，东亚人还是太平洋岛民？同性恋还是异性恋？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富人还是穷人？所有的亚洲人都自我憎恶吗？如果我那噬人的自尊不是一种种族现象，而他妈的只是我自己的问题呢？“韩国人自我憎恶，”一个菲律宾朋友在喝酒时纠正过我，“菲律宾人，不太那样。”

在经济上，我们中的一部分比其他少数族群更好，然而，我们几乎不存在于任何公众视野之中，这是一种独特的状况，带着显著的亚洲特色，尽管现状正慢慢改变，但在政治、娱乐和媒体领域我们几乎不存在，在艺术领域我们也很少被呈现。好莱坞依然特别歧视亚洲人，因此当电影中出现一个罕见的亚洲角色时，我就会紧张起来，害怕看到嘲讽眯眯眼的笑话。没有这样的笑话，我才会放松下来。在所有种族群体中，亚裔的收入差距也是最大的。在工人阶层中，亚裔是服装业和服务业的隐形农奴，在第三世界般的工作条件下拿着低于最低工资的薪水，但人们认为，工人阶层中白人才是唯一受到福利削减政策困扰的群体。然而，当我们抱怨时，美国人又突然了解了我们的一切，你为什么生气！你可是最接近白人的啊！就好像我们是在流水线上排队的iPad一样。

——

那么我想，一堂历史课还是有必要的。我来快速介绍一下内战后华人是如何作为苦力被带到种植园里取代奴隶的，或者他们怎样在崖壁钻孔，放置炸药，为那条横贯大陆的铁路[12]铺设轨道，直到他们被炸药炸飞或被暴风雪掩埋。为了使“昭昭天命”[13]变成现实，每铺设两英里的铁轨就有三名华工死亡，但在拍摄“金钉”[14]庆典照片时，没有一名华工被邀请和其他铁路工人，即白人工人合影。

但我得承认，我很难把19世纪华裔美国人的历史当作自己的历史来接受，因为那时我的祖先还在韩国，我并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相关记录也没有了。我想我看起来像那些华裔，但当我凝视那些老照片时，我看他们的方式和白人殖民者曾经看他们的方式是一样的。他们穿着带衬垫的睡衣，留着长辫子，看上去很滑稽，像是外星人被合成进了西部片里。我推断这是因为关于他们日常生活的第一手记录几乎没有留存下来。他们的饮食计划、疲惫不堪和思乡之情大多都没有被记录。第一批来到美国的华人女性境况甚至更糟糕。我根本无从想象一个15岁的华人女孩被绑架并偷渡到这个荒蛮的国家，被锁在一个寄宿房子里，每天被强奸数十次，直到身体被梅毒蚀空。然后，她就被扔到大街上，独自死去。

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写道，赤裸的生命，与在社会的各种保护下生活的生命相反，是指纯粹生物性的生命。此时，人“被剥除所有权利，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他而不犯杀人罪；为了拯救自己，他只能永远逃离”[15]。我无法想象一个身体被缩减到仅剩生物事实，就像一株植物或一头猪。如果一个妓女独自死去，没有任何人看见，那她是否存在过？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这个国家里只有白人可以穿越到过去，因为其他人若是回去了，大多会被屠杀、奴役、伤害，或被野孩子追逐。但我愿意冒险回去一天，就为了见证一下活在19世纪中叶以后排华运动中的恐惧。那时，华人移民只要一出家门，就会被吐口水、被棒打或从背后受到枪击。立法者和媒体把华人说成是“老鼠”“麻风病人”，同时也是“像机器一样的”工人，从优秀的白种美国人那里抢走了工作。排华运动最终导致了1882年《排华法案》出台，那是第一部禁止一个种族进入美国的移民法案。

那些留在美国的华人成了容易遭到种族清洗的移动靶子。自诩正义的民间义警们在他们的店铺里安装炸弹，向帐篷里开枪，用烟把他们从家里熏出来。在西海岸，成千上万的华人移民被赶出了他们的城镇。1885年，在华盛顿州的塔科马，白人冲进一名孕妇的家中，拽着她的头发，强迫她和镇上其他300名华人移民一起，走进夜里，走进寒冷的滂沱大雨中，走进荒野，而他们的家——他们生活的所有证据——在身后被一把火烧掉。他们无处可去，只能永久逃离。另一次，在1871年，因为某些华人杀死了一名白人警察的谣言，近500名洛杉矶暴徒潜入当地的华人城。他们折磨并绞死了18名华人男子（包括男孩）。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集体私刑事件。私刑发生的街道叫作黑人街[16]。

——

1917年，美国政府将禁令扩展到亚洲所有国家，后来甚至限制菲律宾人入境，尽管菲律宾曾是美国殖民地。从根本上讲，移民禁令是全球范围内的种族隔离。1965年美国重新欢迎“低等种族”进入，是因为当时他们正深陷和苏联令人厌恶的意识形态之争。美国遇到了公关问题。如果他们想在那些贫穷的非西方国家中遏制共产主义浪潮，他们就必须改变吉姆·克劳[17]式的种族主义者形象，来证明其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解决方案是允许非白人进入他们的国家来亲自看看。在这一时期，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被推广开来，用以牵制共产主义者和黑人。亚裔美国人的成功被传播开来，目的是宣传资本主义，并破坏黑人民权运动的可信度：我们亚裔是“好”的，因为我们要求不多、非常勤奋，而且从不向政府讨要施舍。他们向我们保证，只要你们顺从听话、努力工作，就不会有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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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作为模范少数族裔的地位可能发生改变。目前，印度裔美国人是亚裔美国人中收入最高的族群之一，但自“9·11”事件以来，尤其是在最近几年里，他们已经被降级为或开始自我认同为“棕色”人种。在美国，种族化这件事挺滑稽的。日本曾经殖民过韩国，并在中国部分地区实行殖民统治，还在“二战”期间入侵过菲律宾，这并不重要。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长期血腥的领土纷争，或是自越战以来的老挝苗族难民，这都不重要。无论你的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有什么权力争斗——大多数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冷战带来的恶果——都被不懂其中有何差别的美国人强制压下。自从特朗普赢得选举，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激增，最明显的是针对穆斯林和长得像穆斯林的亚裔的犯罪。2017年，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把两名信仰印度教的印度裔工程师误认为是伊朗恐怖分子，将他们开枪射杀。一个月以后，在西雅图郊区，有人对一名锡克教印度男子说“滚回你自己的国家”，然后在该男子自家车道上将他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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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普拉吉塔·夏尔马（Prageeta Sharma）多年在纽约靠做兼职教授勉强维持生计，现在她非常渴望开始在蒙大拿大学的新工作——创意写作项目的主任。2007年，我参加了她的告别派对。她向我描述了她和丈夫即将居住的房子、他们将要拥有的空间、她作为主任的计划，我记得她说这些话时的激动之情。夏尔马是我在纽约认识的最温暖、最慷慨的诗人之一。她会很容易适应西部的生活，我对此毫不怀疑。

在担任主任的第一年，夏尔马在自己的新家办了一个派对。一名访问教授和两名研究生偷偷溜进她的卧室，从抽屉里偷走了一件内衣。之后他们在酒吧里把这件内衣套在头上，拍下照片，就好像他们在兄弟会一样。后来，他们把照片四处散发，让项目里的其他人也可以无礼围观。而那个访问教授，一名诗人，是一名亚裔男性，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事实呢？在这件事里，厌女症凌驾于任何种族团结之上。而且，在一个偏远的白人州，在一个白人占多数的项目里，这个男人和夏尔马是仅有的两名亚裔。在只有两名亚裔的情况下，他们不仅没有团结起来，一个还可能试图摧毁另一个，这样一来，少数族裔被给予的微薄权利就不会被分享；这样一来，一个就不会被误认为像另一个。

“我感觉很卑微，”夏尔马说，“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描述我的感受。”

夏尔马发现此事后递交了性骚扰投诉。所有的参与者都道歉了，但当她拒绝接受他们的道歉时，他们都变得很愤怒。就是个恶作剧。为什么她不能忘了呢？在一份证词里，一名白人女同事说：“这件事被可笑地夸大了。”她的同事不仅没有决定清除项目里存在的毒瘤，反而得出结论，认为聘用她是个巨大的错误，因为她拒绝融入他们的文化。夏尔马想改变这一切。她想让项目变得多元，对此，几乎所有人，包括学生们都很抗拒。总体意见是，那样不够有蒙大拿特色；那样不合适，他们大声说。尽管她已经出版了三本书，同事们对她还是不屑一顾，称她为“刚起步的诗人”。“没人听说过你。”这是另一句打击的话。英语系系主任建议夏尔马读一读她12岁女儿的那本《绿山墙的安妮》，说她从那本书里能学到更多关于“女性领导力”的东西。

夏尔马感觉自己要疯了。没有人愿意认可她正在经历的现实——那些侵犯行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她是位印度裔女性。“我身边的每个人都表现得很差劲，”夏尔马说，“然而不知怎么的，我成了那个最大的问题。”作为主任，夏尔马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每当被贬低时，她都特意要说些什么。项目里的人对这种举动嗤之以鼻，称其太过夸张。最终，项目的老师们说服系主任取消了她的项目主任职位，并削减了她的工资，声称她的工作不是“可以衡量的”，她应该被贬去做行政职务。这一举动最终促使夏尔马对大学提起了歧视诉讼。她意识到，她的同事从不想要她来做项目主任。他们想要的是个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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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过失败，我们手上有过成堆的失败。”夏尔马在《摆在比斯瓦斯夫人面前的情况》（A Situation for Mrs.Biswas）中写道。这首诗讲述了她父亲的职业生涯，却也惊人地映射出她自己的经历。她的父亲移民到美国时是一个贫穷的学者，通过努力一步步成为一所小文理学院的首位南亚裔校长。就像夏尔马一样，一旦拥有权力，她的父亲就遭到了羞辱。但和她不同的是，她的父亲因为毫无根据的关于管理不善的谣言被驱逐，最后被迫辞职。

《摆在比斯瓦斯夫人面前的情况》是一个痛苦而感人的道德故事，它评价了同化的幻觉。同化后的好处是没人来烦你了。但不能将同化误认为是获得权力，因为一旦你获得权力，你就暴露了。你曾从中受益的模范少数族裔资历，现在就能被用来攻击你，因为你不再是隐身的。夏尔马写道，她的父亲一直都“向往获得白人对他出色工作的奖赏”，现在他却被称作“一个贪婪的棕皮肤男人”，一个“印度诈骗犯”，以及一个“不诚实的骗子”。

父亲和女儿都升任领导职务，然后又都同样名誉扫地，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实呢？我能感觉到读者的难以置信正戳着我的后颈。读者可能会忽视把这些事件连起来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从而得出结论：一定是这个家庭有什么问题——一种贪得无厌，一种肆无忌惮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从不扮演顺从的亚洲女性的角色，我曾引来白人各种猛烈的谩骂行为。夏尔马的经历让我感到愤怒，却并不感到惊讶。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被相信，所以我们自己也不太相信它的发生。于是，我们责怪自己太过直言不讳、太过骄傲或太有野心。在这首诗里，夏尔马把她家族的骄傲比作伊卡洛斯[18]：“想象一下，我们如此接近翱翔的天空，想象一下，我们是如何坠落。我们如何知道坠落不会了结我们。就在这里坠落，就在那里坠落，大声呼喊，啊，虚张声势的自己，不可能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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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以为我的父亲是个毒贩。9岁的时候，我看了玛丽·泰勒·穆尔（Mary Tyler Moore）一期有关毒品的特别节目。之后，我翻遍父母的柜子，发现了一小盒锡纸包着的黑色胶质小球，和节目里的鸦片制剂很像。我震惊了。我爸爸卖毒品！这就是他经常不在家的原因。

结果那些小球是韩国草药。

小时候，我会捡起任何对亚洲人的不信任，用它对父亲的缺席添油加醋。他经常抱怨，说我从不站在他那边。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想要保护他，这就是为什么夏尔马那首关于父亲的诗让我如此感动。我们的父辈多年来辛苦建立的无论何种尊严都是如此脆弱。我明白这一点，因为我曾经以其他美国人看待我父亲的方式去看待他：带着怀疑。

父亲在欧柏林见到我室友的父亲后，我斥责了他。“你怎么那么没礼貌，”我问，“你为什么不回他的话？”我们正和我的母亲一起，开车去克利夫兰。他们想去一家韩国餐厅。那时还没有Yelp[19]，我父亲在黄页里找到一个姓“金”的人，给这个随机找到的人打电话，打听有关餐厅的建议。那个人接到另一个韩国人的电话很激动，主动提出带我们在附近玩玩。

“难道我应该就那场战争感谢你室友的父亲吗？”父亲终于发火了，“那是你想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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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里的jeong一词无法翻译，最接近的定义是韩国人之间常常感受到的“即刻的深层联系”。我是不是想象出了和那位心理咨询师之间的jeong？为什么我认为她会理解我，仿佛我们的共同传统是通向亲密关系的捷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了解自我的捷径？也许我寻找一位韩裔美国心理咨询师，是因为我不想真正去做心理咨询那项漫长而缓慢的工作。也许我不是真正地想去解释我的生活。一个犹太朋友告诉过我，他从不找犹太裔咨询师，因为他们太容易想当然地认为你家里所有的不正常都是出于文化原因。有时为了理解自己，你需要去解释你的经历。

我正好找到了一位犹太裔咨询师。在第一次会面中，我一直在说被第一位咨询师拒绝的感受。第二位咨询师同意我说的话，表示她处理的方式确实不专业，此时我感觉自己的想法得到了证实。然后这位咨询师想知道我的个人历史是不是和前一位咨询师的个人历史太过接近，她自己也还没完全处理好这些问题，所以她觉得她不适合我。

除了她本人以外，我还有一些纠结的情感。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也许我正在经历一种移情，把她当作了我的母亲，我的爱人，还是别的什么？那次通话之后，我为了报复她，在“评价我的咨询师”[20]网站上写了一篇愤怒的评论。在我的长篇评论里，我把愤怒发泄在她身上，不仅如此，还发泄在整个韩国人群体上。“韩国人是压抑的！教条！冷漠！他们不应该获准在心理健康护理行业工作！”我猛烈地抨击。我点击了提交，但出于某种原因，那未保存的冗长怒骂从未被显示出来。它溶解在了乙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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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杰夫·张[21]写道“我想要爱我们”，但他说自己没法做到，因为他不知道“我们”是谁。我对那种不确定性有同感。谁是我们？我们是什么？甚至是否存在“亚裔美国人自我意识”这个概念？它是否类似于一个多世纪以前杜波依斯[22]提出的双重意识？用来涂抹亚裔美国人标签的油漆还没有干透。这个称呼笨重、累赘、尴尬地栖息在我的存在之上。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亚裔美国积极分子和黑豹党[23]一起抗议以来，就没有过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大型运动。“我们”，这个我谨慎使用的代词，会凝结成一个共同的集体吗？还是说，我们会继续分裂，以便我们中的一部分人保持“外来人种”或“棕色人种”的身份，而其他人则通过财富或通婚，“成为”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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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当选后一周，我要飞去密歇根的卡拉马祖参加一次朗诵会。我坐在一个年轻的南亚男性旁边，他对空乘极其礼貌，“女士”“请”和“谢谢”都说得无比清晰。他一直都这样吗，还是他非常小心？飞机降落后，当我挣扎着从行李舱拿出我的登机箱时，一个身穿密歇根橄榄球衫的粗脖白人男性吼出一句“不好意思”，推搡着走了过去。他就是这么粗鲁，还是说他看到我是亚裔才这样？

我在布鲁克林生活得太久了。

当我的车飞快地驶过荒凉的混凝土建筑的商业街——一家澳拜客牛排店，一家开市客大小的家庭基督教商店——我看到一个上面写着“支持特朗普”的手写纸板牌，在这个狂风大作的11月的天空下拍打着路灯，透露出一股不祥的意味。我以前对密歇根州没有什么强烈的看法，但在它转而支持特朗普后，我们之间划定了明确的界限。我到了敌人的领地。

然后，我被西密歇根大学的观众吓了一跳，他们的种族多元化程度比我预期的要高。这群观众看上去和我一样沮丧。那一周，共和党议员正把当年的日裔拘留营[24]作为先例，来为现在的穆斯林注册系统[25]辩解。我谈到了那些拘留营，表明历史不应该重演。接着，我选读了这本书里的一篇文章。结束后，几个坐在前排的有色人种学生来跟我说，他们多么感谢这次朗读。其中一名韩裔美国学生说，她在校园里感觉十分孤独和疏离。她问可不可以抱抱我。当我抱住她的时候，她开始抽泣。我想，我是为了她而写了这本书。

然后，一位70多岁的白人女士走了过来。她瘦削、冷峻、不苟言笑，两只手紧紧拄着一根拐杖。

“我想感谢你提及那些拘留营。我是战争期间菲律宾的一名战俘。”她说，“我来自一个传教士家庭。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我们都被关了起来。由于美国对日裔美国居民的所作所为，日本士兵威胁说要折磨我们。特朗普的提议是错误的。他会让我们所有人都陷入危险。”

在我谢谢她分享她的故事后，她严肃地看了我一眼。

“我希望你能读你自己的诗。”她严厉地说，“我们需要诗歌来治愈。”

“我还没准备好去治愈。”我尽量轻柔地说，因为我害怕她的反应。

她点点头。

“我尊重这一点。”她说，然后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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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300万韩国人死于朝鲜战争，约占当时韩国人口的10%。其中，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平民被杀害，只因为他们挡了路或被认为是通共分子。在那场战争中，我的父亲和他的家人在家里，听到了一阵猛烈的敲门声。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美国士兵就冲进他们的小屋。那些大兵把装大酱的陶罐踢翻在地，把他们的被褥踩破。短短几分钟内，家里变得一片凌乱。士兵们用陌生的语言发号施令，但没人能听懂。“他们想要什么？”一家人慌乱地彼此询问，“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士兵们比画着让我祖父去外面。在高大的士兵面前，祖父显得十分矮小。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屈服。他不停地用韩语问：“你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我们什么也没做错！”最后，一个士兵用枪托打了祖父的头，把他拖出了房子。

一家人都跟着他们到了外面的院子里，祖父不停地用韩语恳求着。一个士兵朝地上开了一枪，警告他闭嘴，命令他和家里其他人躺在地上，双手抱头。士兵给枪上了膛，瞄准了祖父的头。这时，士兵的翻译官来了，父亲的哥哥认出了他。他们以前一起上过学。我的大伯冲着翻译官大喊，翻译官也认出了他。翻译官告诉美国士兵他们的情报有误。这些村民不是共产党，而是无辜的平民。他们抓错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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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成德（David Dao）被保安拖曳出拥挤的美联航飞机的视频在网上爆红，当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我想到父亲的故事。2017年4月9日，由于飞机超载，空乘人员要求乘客自愿让座。当没有人自愿离开时，机组成员随机挑中了杜，要求他让出座位。他拒绝了，于是工作人员叫来了保安，强制把他带出飞机。杜是一名69岁的越南裔美国人，身材窄小，一头黑发，看上去刚剪过。他穿着一件适合飞机旅行的黑色巴塔哥尼亚毛衣，戴着一顶卡其色帆布帽，帽子在争执中掉落在地。

我的亚裔朋友和报道此事的亚裔美国记者都说：“杜让我想起我的父亲。”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和我们的父亲同龄，还有他那整齐而谨慎的外表让他显得熟悉。他那平淡无奇的外表是为了舒适，也是为了隐蔽，装扮成这样是为了投射出一种和善而匿名的专业性。他的外表在说：我不是个会占据空间或闹事的人，尤其不是个会发出那种声音的人。

他失去意识，被拖曳着，眼镜歪在一旁，实用的毛衣掀了起来，露出他凸起的肚子，而那种声音，比这一切还要令人不安。杜被拖走之前，三个机组人员把他从靠窗的位置猛地拽起，就像拉着猫鼬的脖子把它从洞里薅出来。接着，你听到杜发出了这声咆哮的、猫鼬般的尖叫。在经济舱的公共环境中听到这声尖叫让人心搏骤停。这令人痛心。他还不如当众失禁呢。他用了多少年证明自己是个谈吐文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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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曾在经济舱受过罪的人都能和杜产生共鸣。媒体把他认定为“乘客”“医生”和“男人”，而他的亚裔身份最初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也许，在这个罕见的案例中，一个亚裔男人终于成了代表美国中产阶级的普通人，但我不信这套。杜不是普通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被那样野蛮地对待。我看到杜的时候想，他不是随便一个男人，他是我的父亲。同样地，芝加哥的航空工作人员想，他不是随便一个男人，他是个东西。他们估摸着他是被动的、缺乏男子气概的、不可信任的、可疑的和外来的。在他们行动前，多年来积累的刻板印象无意识地闪过他们的脑海。

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像杜那样做出反应。恢复意识后，他挣脱保安，冲回飞机。他沿着走道跑回去，用虚弱而混乱的声音重复着：“我得回家，我得回家。”血从他的嘴里淌出来，沿着下巴流了下来。后来人们发现，那些工作人员从座位上把他拽出来的时候，他的脸撞到了座位扶手，撞断了鼻子和牙齿，引发了严重的脑震荡，可能让他产生了幻觉。杜看上去精神恍惚，犹疑不定地寻找着空座位，或是任何他可以依靠的东西。他无奈地停在用来隔开不同舱位的帘子旁。他紧紧抓住帘子，仿佛那是根行刑柱，说道：“杀了我算了，现在就杀了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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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普通人都会有的经历。杜身处另一个地方，另一段时间。驱逐他的残暴行径可能已经触发了某些深层的创伤。1975年，西贡沦陷。他被迫逃离，和妻子在肯塔基州养育了五个孩子。这个新家——如果有关他满是争议的历史的报道是可信的——自身也面临着荒谬的艰难。杜因为贩卖处方药物换取性服务被抓，失去了医疗执照，之后靠玩扑克挣钱。虽然我同意他那些辩护人的观点，认为他的刑拘记录和美联航事件无关，但对我来说它又是有关的，因为它帮助我们从一个更复杂、更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杜。杜不是个罪犯，也不是什么勤劳的机器人，可以在逃离家乡之后，经过奇迹般的复原弧线，成为一名医生，养出同样成为医生的孩子。对很多移民来说，如果你带着创伤来到这里，你就会为了维持生存什么都做。你出轨。你打老婆。你赌博。你是个幸存者，就像大多数幸存者一样，你是个糟糕的家长。看着杜，我想到我的父亲眼看着他的父亲被拖出自己的屋子。我想到历史上的亚洲人不情愿地被强行拖走，被赶出他们自己的家，被赶出他们的领养家庭，被赶出他们的祖国，被赶出他们的领养国家：被驱逐、被驱赶、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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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到“亚洲人是最接近白人的种族”这样的话时，我会把“白人”替换为“消失”。亚洲人是下一个要消失的种族。我们被普遍认为如此有成就，如此遵守法律，我们将消失在这个国家失忆的迷雾中。我们不会成为权力，而会被权力吞噬；我们不会分享白人的权力，而会成为剥削我们祖先的白人意识形态的走狗。这个国家坚持认为，我们的种族身份无关紧要，它和我们被欺辱，在晋升时被忽略，或在每次说话时都被打断没有一点关系。我们的种族甚至和这个国家无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民意调查中经常被列为“其他”，以及为什么在强奸、工作场所歧视或家庭虐待案件报告的种族细分里很难找到我们。

我想，这就像是被幽禁，被剥夺了所有的社交线索后，我没有任何人际关系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行为。我翻遍了我的大脑，寻找我本可以做什么，本可以说什么。我不再相信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我的自我在自由下落，而我的超我漫无边际，谴责我的存在是不够的，永远都不够，所以我变成强迫性地去努力做到更好，成为更好的人，盲目地跟从着这个国家利己的福音，通过扩大自身的净值来证明我的个人价值，直到我消失。

注释

[1]安必恩与赞安诺均为常用的镇静助眠药物。——本书注释若无特殊说明均为中译注。

[2]租金稳定是纽约州的一种租金监管形式，确保租金增长幅度不超过租金督导委员会规定的数额，从而保护租客权益。

[3]Hot 97，美国著名的嘻哈广播电台。

[4]Aetna，美国医疗保险公司。

[5]Diego Rivera（1886—1957），墨西哥著名画家。

[6]后种族，一种理论上的、去除种族偏见和歧视的社会环境。

[7]尤妮斯·赵（Eunice Cho）不是这位咨询师的真名。——作者原注。

[8]Sarah Lawrence College，一所私立文理学院，位于美国纽约州的扬克斯市，距离纽约市仅24公里。

[9]Halo，微软制作并于2001年在Xbox平台发行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10]李立扬（1957— ），华裔诗人，生于印尼雅加达，后全家迁居美国，出版有诗集《玫瑰》（Rose，1986）及《在我爱你的这座城》（The City In Which I Love You,1990）等。

[11]原文为“I am the body electric”，化用惠特曼的诗“I sing the body electric”（我歌唱那带电的肉体）。

[12]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第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兴建于1863年至1869年，沿途环境恶劣，部分路段地势险峻，许多艰苦工作都是由华工完成。

[13]Manifest Destiny，指19世纪美国所持的一种信念，认为美国被赋予了横跨北美洲大陆向西扩张的天命。

[14]1869年5月10日，为庆祝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竣工，商业大鳄、政治领袖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把一枚金钉敲入枕木，将铁轨连接了起来。

[15]引自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16]原文为西班牙语“Calle de los Negros”。

[17]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称为“吉姆·克劳法”。

[18]Icarus，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与父亲代达罗斯用蜡制造双翼，逃离克里特岛时，因飞得太高，双翼被太阳融化，于是跌落水中丧生。

[19]Yelp，美国著名商户点评网站，创立于2004年，囊括餐馆、酒店、旅游等领域的商户。

[20]Rate My Therapist，美国一个线上评论网站，顾客可以在上面发表关于心理咨询师和咨询经历的评论。

[21]Jeff Chang，美国华裔作家、记者、音乐和文化评论人。

[22]W.E.B.Du Bois（1868—1963），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权运动领袖与作家，他用“双重意识”的概念形容美国黑人对自己既是黑人又是美国人的双重身份意识，阐述了美国黑人的内在心理冲突。

[23]Black Panther Party，一个美国黑人民权组织，于1966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创建。

[24]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政府建造拘留营，对居住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日裔美国居民进行扣留、转移和囚禁。

[25]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名提议推行的一系列针对穆斯林、难民以及移民的严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