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济复兴

中世纪早期（5—10世纪），西欧经济和对外贸易有一个从不断衰落到断断续续地缓慢复苏的过程，但10世纪中期以后，西欧经济全面复苏，手工业、地方贸易与农业上的大垦荒同时推进，通过地中海和北海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加速，并逐渐形成一种不同于古代罗马时期的新的贸易架构。11世纪里，当这种发展态势初显轮廓时，轰轰烈烈的十字军东征爆发了；贸易与军事扩张相辅相成，把西欧中世纪的贸易和对外扩张推向高潮。

一、生产和贸易的复兴

5—10世纪是西欧历史上的封建化时代，10世纪以后或11世纪初西欧一些主要地区的封建化过程基本完成，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当然，在这之前西欧经济也有一个缓慢变化、断断续续的增长和屡遭打断的过程。考古成果表明，西欧人口从7世纪中期起似乎有一次增长。垦荒也在增加。现存资料中有8世纪下半叶图林根（Thuringia）的富尔达（Fulda）周围垦荒的记载，提到了在一片荒地上因开荒而建立起庄园和农舍：8世纪时建立12处，9世纪最初的30—40年间就建立36处。从事开垦的主要不是修道院，而是“俗人”（laymen）。在德意志西南部，文献提到的此类开垦活动相当多。这种现象可能在整个西欧都比较广泛。15布瓦松纳的《中世纪欧洲的生活和劳动》就专设一章（第七章）讨论7—10世纪间的垦荒问题。

一般说来，凡政治上比较稳定的时候经济就会有所恢复和发展。如在法兰克人统治的地方，墨洛温王朝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或查理曼统治时期就是这样。另外，我们还应注意地区差异，虽然这时期西欧各地总的来说都受蛮族入侵和封建化的影响，但各地受影响的程度和具体时间还是有区别的，这也影响了各地经济发展波动的节奏。这里暂不说中世纪初期各支日耳曼人的迁徙并在欧洲各地建立王国及匈奴人大规模西侵，对西欧各地造成的影响有区别，仅9世纪以来诺曼人（Normans）、撒拉逊人（Saracens）、匈牙利人对不列颠、意大利和法国等地的进攻和统治，其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就法国而言，在9世纪头几十年，诺曼人的劫掠变得频繁起来。827年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开始进攻意大利，838—842年他们蹂躏了法国普罗旺斯沿岸和罗讷（Rhone）河流域。从888年开始，摩尔人来到普罗旺斯，并在那里待了近一个世纪。917年马扎尔人（匈牙利人）到达梅斯（Metz）城下。926年他们来到香槟。同时期他们还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勃艮第和普罗旺斯。937年后他们又着手发动新的进攻。16这些进攻所造成的破坏或客观上带来的某种建设性的后果也不尽一致。

10世纪以后，西欧各地才开始相对安定下来，虽然贵族们依然混战不已，但大规模的入侵基本结束，相对和平的环境有利于人口增加和生产发展。一般认为，约1000—1300年，欧洲大陆（包括俄罗斯和巴尔干）人口翻了一番，从约3—4千万增加到约7—8千万。17这为持续300年的垦荒运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当代西方学者在讨论这场垦荒运动时用了多种称呼，如垦荒（reclamation）、殖民或拓殖（colonization）、边疆运动（Frontier Movement）等。11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到13世纪末才逐渐停止下来。这一过程在西欧本土的基本表现，是农业上的大垦荒和城镇的兴起与繁荣，手工业和商业全面复苏、繁荣并往境外扩张，地方性乃至国际性集市的形成。在垦荒过程中，领主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存在各种各样的冲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把垦荒推向高潮，因为封建化后生产关系得到调整，各方对恢复生产的愿望是压倒性的。这时西欧封建社会整体上处于向上发展阶段，各阶层都对发展生产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农民、贵族和教会都对此作出了贡献。

在轰轰烈烈的垦荒运动的推动下，城市全面兴起并不断走向繁荣。商人和各类工匠开始往城镇集中，许多农民或农奴从乡村涌入城市，或在重要港口或容易防守的重要商路的交叉点上安居下来，各级领主为了增加收入也对此表现出很大的热忱，成为建立新的市场和城镇的带头人。罗马帝国时期就已存在的巴黎、伦敦等古老的城市成了繁华的工商业中心，从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沿地中海、英吉利海峡直到挪威西海岸的卑尔根，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商业中心。在意大利北部和欧洲大陆西北角的佛兰德，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成为中世纪欧洲城市最密集的地区。许多领主还不断地把自己领地上一些较大的村庄变成城镇，借此增加收入，同时又可省却具体管理的麻烦。

城市是适应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再次兴起的，其开始时的功能主要是为当地生产和日常生活需要服务。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动了郊区或某些原料产区生产的专业化，专业化生产反过来又促进贸易特别是远程贸易，因为需要把本地区多余的商品运往外地，同时把本地区缺乏的商品和奢侈品或原材料运进来，以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和贵族们日益增长的需要。总之，经济复苏、手工业和商业复苏、国际贸易复苏，大体上都是同时进行的，城市是这样一种发展过程的重要载体，因为重要的手工业生产，特别是远程贸易，主要由它来承担。但随着商业，特别是国际性商业的发展，即使是城市市场也渐渐不完全适应国际性贸易的需要了，大规模的集市由此产生，如香槟集市。

初看之下，以上发展过程是历史上任何地区或任何阶段都会出现的，在经历战乱并进入相对和平的环境后，任何人类社会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恢复或增长，但是西欧中世纪的这一过程有自己的特点：

1.垦荒运动为农奴带来了获得自由的机会和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比如，诺曼底（Nomandy）是欧洲大陆最早从广大地区招募开拓者的地方，到这里的荒废的土地上定居的移民“得到了必要的标准持有地以及统一的定居条件”。他们“可以自由支配测量过的土地，并获得安全地终身持有的承诺”。安茹（Anjou）伯爵很快学习这种做法，向移民许诺各种“优惠的条件”。大约同时，在打败匈牙利人后巴伐利亚各地的教堂也用类似方法在收复的土地上殖民开垦，向巴伐利亚招募自由的开拓者。王室把特许状授予新的定居点，有时给移民额外的土地，有时保证他们的法律地位，典型地体现了那时的移居条件。18杜比说：“到12世纪，只要人口数量还很稀少，领主就得很好照料农民，免得他们的出租地失去劳动力，从而失去他们的团结。”19较好的生产条件和较好的收入，意味着农民有更多的发展能力，而新建立的制度又能保障这种能力得到发挥。侯建新在讲到英国的新垦区时说：“新垦区最重要的特征是自由劳动。”那儿没有人身依附的农奴制，“居民几乎全部是自由的纳税者”。这种自由还得到某种制度的保障：“新垦区的司法行政制度也不同于庄园。他们常常仿效城市的模式，取得适于他们需要的司法和行政自治权。每个新垦区都有自己的委员会，独立地管理居民的司法审判事务，因而可以说城市制度逾越城墙扩散到了新垦区，把自由传送到那里。”20此外，随着城市的兴起，逃到城市的农奴也造成了类似的结果。正如德国的一句谚语所说的，“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通常，逃亡农奴在城市里住满101天，即自动获得自由。

2.在垦荒、移民运动和城市兴起的过程中，中世纪的欧洲经济表现出某种特有的竞争性。典型的垦荒运动一般发生在大片荒芜冷僻的土地上，各修会故意把修道院建立在那些异常荒凉的地方，既以此表达弃世或避免腐败的姿态，又以此吸引拓荒者前来定居。因为在这些地区教会可以用更低廉的价格从领主那里获得土地使用权甚至所有权，反过来他们又可以用较优惠的条件吸引农民前来定居。许多受旧领主盘剥的农奴借此可以逃离原有领地，在这些新领主的统治下获得较多的土地或缴纳较轻的租税，过相对较为自由的生活。诺思他们曾讨论过这个过程所具有的某种竞争性含义：

领主剥削其农奴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而要受到农奴逃亡以寻求其他庄园法外庇护的制约。在当时那个无秩序的社会，领主相邻的竞争者是不会归还这样的逃亡者的。中世纪盛世土地丰裕易使劳动力成为最短缺的从而也是最宝贵的生产要素。由于公共产品（保护和公正）的供给受到规模经济的制约，在某些地区，有些中世纪领主为扩大其庄园一直同其对手积极竞争着，每个领主对住在其庄园的村庄里的农民人数关心备至……21

中世纪欧洲经济的某种竞争性几乎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既表现为对劳动力的争夺，又表现为城市内的竞争、城市间的竞争，稍后还表现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关于城市间竞争的材料非常多，这里仅举一个国家间竞争的早期例子：14世纪初，英格兰为了发展自己的呢绒制造业，一方面减少向佛兰德输出羊毛，另一方面用优惠条件吸引佛兰德的工匠到英国定居创业，这成了尼德兰生产条件恶化和英法百年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对劳动力的竞争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实施，与当时的土地继承制度也有关系。由于领主禁止农民家庭在继承时瓜分、出售所种植的份地，农民的孩子们或者只能在家庭里共同劳动，也就是说不能分家，要不非长子就得“到别处去寻找出路，在新的土地上披荆斩棘，建立自己的家庭”。22非长子成年后离开家庭独立创业，成为几百年垦荒运动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3.城市最重要的职能是经济职能。随着垦荒运动而兴起的城市像其他地方的城市一样，具有政治、军事或宗教等职能，但一般而言欧洲中世纪城市最重要的职能是经济和贸易，这是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封建社会很不一样的地方。刘景华说：“古典时代的罗马城市以及封建时代的中国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发展起来的，工商业中心等其他职能明显次之。中世纪的西欧城市则不然，它们中绝大多数最先表现的和表现最突出的是经济中心即工商业中心的职能，以后才衍生出文化中心、社会活动中心甚至政治中心的职能。虽然有不少中世纪城市最先是围绕教堂、堡垒或封建领主城堡发展起来的，但这更多的只是表示城市在地点位置上的选择，而不表明这些城市本身首先具有宗教中心、军事中心或领主的政治中心的职能，更不能说由这些职能引发经济上的职能。”23关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这个特点，早在20世纪20年代比利时著名历史学家亨利·皮朗（或译“皮雷纳”，Henri Pirenne，1862—1935）就曾指出：“没有哪个时代有过像中世纪城市的社会、经济组织与农村的社会、经济组织之间那样鲜明的差别。”24这里指的是西欧中世纪极具特色的城乡对立，是城乡分工十分鲜明的体现，它使城市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经济职能。这一特征意味着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与其他封建社会的城市差异甚大：它们拥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城市政府由市民自己组成，市议会必须为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安全负责，各城市之间互相进行商业机会的竞争。

关于城市在欧洲封建社会中的地位，或者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作用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受到欧美学者的高度评价，亨利·皮朗是其代表性人物，但“二战”后的几十年间西方学术界把眼光转向农业，提出了两点重要修正：（1）反对过分强调西欧中世纪城市里的“自由”和“平等”，强调它们不是封建社会的飞地，而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2）反对把中世纪的商业发展估计过高。勒高夫说：当时的贸易主要还是以地方产品为主，支撑长途贸易的主要是“诸如呢绒、靛蓝和香料等奢侈产品，或者诸如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谷物或木材这些“重型货物仅是逐渐被引入远程贸易”。所以，“少数几个中心即足以应付这些货物的销售以及基本的商贸服务，尤其是随之而进行的货币兑换”。在12和13世纪里，西欧有像香槟这样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就够了。25我们应该充分肯定这两点修正意见，但这不是要抹杀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独特之处及其在封建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或者说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自治与半自治的意义，应特别注意到城市有利于商人和工匠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的一面，及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竞争的特点。正是这种情况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城乡各自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新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重新评价皮朗的观点。下面这段话很有代表性：“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躲在安全的城墙后面，他们享受到的独立性是东方城市居民所无法想象的。这里既没有皇帝、哈里发和苏丹限制私有财产权，也没有商人阶层的行业协会特权。在西方，自治城市和新兴的资本主义一起成长”26相比较而言，中世纪西欧城市的确享有某种相当特殊的地位。既肯定农村或农业的作用，又肯定城市的独特性，这应该是我们认识西欧中世纪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4.经济刚刚有所恢复就开始对外扩张，或者说西欧基督教文化的特点是只要具备某种能力就向外扩张。我们知道，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发生于11世纪末，当时西欧中世纪的整个经济发展刚刚开始步入快车道。理查德·克伯纳说：“从大约1050年起，有组织的殖民活动在法国北部以及邻近的佛兰德和荷兰地区也开始了……第三次开拓浪潮产生于12世纪西多会教堂普及时期。在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这些地区的集体经济活动得到发展肯定并非偶然。向东迁移的伟大冒险行为——十字军东征——就是从这一地区开始的……。”27当然，十字军运动，也与欧洲城市（当时主要是意大利的城市）之间争夺商业机会有极大的关系。总之，一有可能就向外扩张，这是西欧中世纪文明的特点。这一特点与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某种竞争性有关。

西欧中世纪大规模的垦荒运动不仅为城市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必要性，也为当时西欧往境外扩张提供了动力。20世纪20年代，布瓦松纳就曾感叹道：“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还没有人想象过这样伟大的事业，并使它得到那么完满和成功的实现。这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虽然历史学家们对它通常都不注意。”28某种意义上，要理解十字军运动，或者说要理解中世纪欧洲的对外扩张，首先必须全面理解垦荒运动和城市兴起的特点。

二、新的贸易架构的形成

在大垦荒和城市兴起的基础上，中世纪西欧渐渐形成了全新的对内和对外贸易架构。由于大垦荒的种种特征取决于几百年间的封建化，所以这一架构的萌芽还可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就贸易的存在来说，不能完全归之于大垦荒运动。因为在一个铁器的时代，无论政治如何动荡、经济如何凋敝，总会有某种形式的贸易活动，真正的自然经济是不存在的。但与生产一样，它也有一个波动的过程，而其全面复苏和发展，则是在10或11世纪大垦荒运动兴起以后的事情。正是在这场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中，西欧对内和对外贸易渐渐形成一个全新的架构，与古代的模式迥然相异。

先说说西欧内部的贸易架构。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和市场特别多，从中国人的眼光看可说是又多又小。1200年前后的英格兰，约有230个城市，其中大约只有20—25个城市拥有5 000人或以上的居民。在现代法国的范围内约有30个5 000人或以上居民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卢瓦尔（Loire）河以北地区，城市面积也很小。英格兰在1154—1175年间建立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只占地16公顷，是这时期英格兰小城市的一般占地面积。这时西欧一些地区还出现了主要与垦荒有关的核心居住点，也被称为城市。29这种城镇布局使西欧经济在相对落后及治安情况仍然糟糕的情况下，商业网仍能比较方便地深入各个居民点。

随着商业网的逐渐恢复和发展，12世纪时西欧开始出现一些地区性的交易中心或批发贸易中心，称为集市，其中最有名的是香槟集市（fairs of Champagne）。香槟集市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是连接西欧南北贸易的陆上通道的桥梁（13世纪末以前，西欧南北交流海路尚未开通，都是通过陆路）。每年从1月到10月，集市轮流在拉尼（Lagny）、巴尔（Bar）、特洛伊（Troyes）、普罗万（Provins）四个相邻的小镇举行。这些集市吸引了欧洲各国的商人。货物有来自佛兰德和法国北部的布匹、毛织品，从卢卡（Lucca）进口的丝绸，来自西班牙、意大利比萨（Pizza）、非洲和普罗旺斯的皮革，来自德国的皮毛、亚麻，还有意大利人从东方进口的香料、蜡、糖、矾、漆。另外还有棉花、谷物、葡萄酒和大量用于运输的马匹。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布匹，即呢绒。香槟地区本身是布匹的生产者，一个由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17个城镇联合起来的商业组织只在这里出售自己的产品。在香槟集市上，来自意大利的商人特别多，因为他们承担着把东方产品运往西欧北部，又把西欧北部的商品运往意大利的任务，他们还把运入意大利的部分半成品经过加工后又输往东方。另外，集市中的交易不仅仅限于商品贸易，还包括货币兑换和交易。现存特鲁瓦的一页登记表包含着15个契约，其中提到的商人来自意大利皮亚琴察（Piacenza）、热那亚、米兰、阿斯蒂（Asti）、科莫（Como）、萨沃纳（Savona）、佛罗伦萨及法国南方的蒙彼利埃（Montpellier）、纳尔榜（Narbonne）、阿维尼翁（Avignon）等许多城市。这些契约涉及钱币兑换、交易和布匹、马匹的买卖。

市场的繁荣需要规范高效的政府管理。前来交易的商人受到教会和香槟法庭的保护，他们的旅途和交易安全均受到统治者高度关注。该集市的最高统治者先是香槟伯爵，后来是法国国王，他们都非常关心集市的繁荣。香槟伯爵和法国国王不断颁布相关政策，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商人并保证他们进行安全和公平的交易。有些政策是专门为了吸引意大利商人前来经商而制订的，因为这能为他们带来大笔税收，这些统治者都明白意大利商人在这个集市的繁荣中的重要作用。1209年，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二世向来到香槟集市的所有商人，特别是向意大利人允诺：给予他们安全通行证，如果他要收回自己对他们的某些保护措施，那会在3个月前通知他们，以便让他们安全地离开这个国家。1222年，香槟伯爵宣布意大利锡耶纳（Siena）人受他的保护，允许他们经营银行汇兑业务（按每周计息的贷款除外）。1245年，他还允许罗马人、伦巴德人（Lombards）、普罗旺斯人等拥有自己的司法权。该世纪末，法国国王两次确认了这一特权。

就香槟集市本身的管理来说，在司法官或市场监督（garde des foires）的下面有一个官方管理机构，该机构属下有一系列具体办事人员，如执行官、公证人、掮客、秤手、叫价人、脚夫和巡官。集市上的商品享有低关税的优惠，市场管理部门保证所有经营买卖行为的自由和公平。商人们的买卖契约要盖上市场监督的公章，这大大增加了契约的可靠性，而且契约本身也是经过大法官批准的公证人起草的。

香槟集市于13世纪末达到顶峰，此后开始衰落，但其在繁荣时期发展起来的国际性的经营和管理手段，为独具特色的西欧中世纪的经营技巧及银行、商法、海商法等的产生有重要影响。30

西欧这时期的对外贸易及所形成的外贸架构同样引人注目；这一架构的形成也有一个很长的过程。5—10世纪间西欧与外界的经济往来虽然不多，但也有断断续续的线索留传下来。考古发现表明，在日耳曼人入侵的第一波浪潮过去后，6世纪和7世纪时拜占庭商人努力恢复了与西欧的交往。或者说，当蛮族国王们渐渐站稳脚跟及拜占庭对西欧的政治影响力衰微时，福卡斯（Phocas）和希拉克略（Heraclius）时期（602—641年）铸造的金币（solidi）在沿莱茵河的交通线上的流通却增加了。31

8世纪后期和9世纪初，由于加洛林帝国的建立，西欧的国际贸易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843年这个帝国一分为三，加上诺曼人的劫掠和封建化的进行，整个西欧重新陷入混乱之中。此后，随着西欧一些主要地区封建化的完成，962年神圣罗马帝国建立和987年法国加佩王朝取代加洛林王朝，表明西欧几百年的混乱局面开始有所改观，国际贸易又恢复发展，为11—13世纪的扩张奠定基础。这也是就整个西欧而言的，由于蛮族入侵和各地封建化的过程不一致，西欧各地城市生活和对外贸易的衰落或甚至消失和恢复发展的时间相差甚大。

大约从10世纪开始，西欧与东方的贸易恢复和发展的速度开始加快，并逐渐形成了地中海和北海两个海上贸易区，通过阿尔卑斯山山口的陆路则把这两个贸易区联系起来，这是中世纪西欧从早期往中期过渡时形成的一个全新的对外贸易架构。

地中海贸易圈的复苏可以追溯到8世纪。从8世纪初开始，东西地中海上一种不同于罗马帝国时代的贸易格局开始明朗起来。阿拉伯人于8世纪初占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方，东地中海与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的贸易就处在他们的控制下。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则通过拜占庭与东方取得联系。

西欧中世纪对外贸易的主角是意大利人，所以我们这里会比较多地讲到意大利的城市。中世纪早期，意大利的不同地区先后或同时遭受东哥特王国（the Ostrogothic Kingdom，493—553）、伦巴德人、诺曼人、拜占庭帝国的统治，由于西欧内陆持续动荡，意大利沿海居民越来越依赖海上贸易为生。当然，开始时意大利人在这种贸易中并不起关键作用，商业主动权控制在希腊人和叙利亚人手中，其次还有犹太人。犹太人曾在这个过程中起某种特殊的作用。在海上贸易最衰微的时代，“正是犹太人保持了经西班牙到非洲的传统贸易联系以及通过意大利与东方的贸易，他们也开始设法在沿着墨兹河和莱茵河的城镇（其中有凡尔登和美因茨）立足，他们在这里与法兰克商人讨价还价，购买从易北河以东斯拉夫国家进口的奴隶和皮毛。”32这时期地中海地区的西欧商人中，还有北欧海盗（诺曼人），他们和撒拉逊人都曾一度横行地中海，给沿岸城镇带来极大破坏，大约在公元875年左右，这种抢掠发展到极点。33但不久后他们中不少人转变成商人，最终有助于地中海贸易的发展。

大约在7世纪后期，伦巴德人开始沿着海岸线驱逐拜占庭人的商业势力，这是意大利土生土长的从事东方贸易的商人阶层开始成长的标志，这当中将来最有前途的城市之一是威尼斯。威尼斯处在亚得里亚海西北部的潟湖中的那些岛屿上，是由中世纪初期一些逃难来的人建立起来的。它的一面与陆地相连，连接帕维亚（Pavia）和阿尔卑斯山的山路，另一面连接海岸，是波河流域农业区对外商贸的主要出口地。726和727年间，它选出了第一任总督，此后不久威尼斯人就取得了海上贸易的控制权。34到9世纪初，威尼斯的一些商人已经积累了不少财富。比如，829年威尼斯总督的遗嘱提到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1 200镑银）投资于海外商业冒险。3510世纪晚期和11世纪初，一个伦巴德人说：威尼斯人“不耕地、不播种、不收获葡萄”，但是有钱购买他们需要的谷物和酒，并出售盐、香料和丝。可见，以捕鱼为业的居民慢慢转变成了一个以经商为生的商人阶层。这些土生土长的商人的贸易一般就在拜占庭、穆斯林和伦巴德居民之间展开。威尼斯这时已处在拜占庭的统治下，这很有助于它的发展。它的商人去君士坦丁堡做买卖，相当于在自己的国内经商，享有外国商人所没有的特权，如税收上的优惠，而外国人则需要得到通行证才能进入帝国境内。36威尼斯并非独一无二，意大利还有一些城市在当时也很有成就。9—10世纪里，阿马尔菲（Amalfi）的商人与穆斯林地区的贸易“并没有中断”。996年的一份文献表明，当时开罗约有200个来自阿马尔菲的商人，他们运来木材等造船材料，并从当地市场上“大量购买奢侈品”。37

与地中海上东西方贸易复苏的同时，欧洲北部则是北海贸易圈的形成和发展。罗马帝国后期，这里有过罗马帝国商人主导的贸易，比如把不列颠的粮食运往莱茵河一带的罗马军团。严格地讲，这时还不存在“北海贸易圈”。但大约在8世纪时，这个贸易圈开始初露端倪。如北海的鱼产品运往法国和德意志南部，佛兰德、弗里西亚和英格兰的布被转运到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地方。这时期处于这些贸易的中心位置的是弗里西亚人，他们大体上以莱茵河三角洲为中心，往西可以到英格兰、法国西部，往东北则可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当时的一些史料提到北海贸易总会涉及弗里西亚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有自己的商人，但那儿的贸易一度也掌握在弗里西亚人手中。当然这种掌握不是垄断，而是中介性质。38

弗里西亚人在北海贸易圈的形成中起过很大作用。有人说，在莱茵河上的美因茨（Mainz）、沃尔姆斯（Worms），或在塞纳河边的圣丹尼（Saint-Denis）或在英格兰的伦敦和约克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里伯（Ribe）、日德兰半岛的海塔布和瑞典梅拉伦湖上的伯尔卡也是他们的基地。这一雏形的商业网说明：“以莱茵河—莫桑河（Rhenish-Mosan）大河水系为基地的海上新商业区环绕着北海开始逐渐形成。”39

在9到10世纪里，挪威人或更广义上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似乎在北海的贸易中起了更大的作用。挪威人的土地难以养活自己，所以他们必须在公海上谋生。他们既是渔夫，又是海盗或征服者和商人，属于我们通常讲的北欧海盗，即维京人（Vikings，也就是诺曼人）。但他们也是商人：“当环境有利时，他们乐于作商人。当海域没有设防而城市又敞开时，他们就变为海盗。”40弗里西亚人的海上优势慢慢被他们所取代，贸易范围也扩大了，包括“西至格陵兰岛和北美海岸，东至博斯普鲁斯的广阔地区”。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些海盗常有赞美之词，说他们在“西北欧和波罗的海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且还深入东欧大陆，建立起“横穿东欧大陆的重要的陆上通道”。41公元882年这些海盗兼商人的一支瓦兰吉亚人（Varangians 或Varyags）还在今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建立了俄罗斯最早的国家基辅罗斯。后来，诺曼人又在南意大利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在地中海贸易圈和北海贸易圈形成的同时，这两个贸易圈之间的联系也在建立之中。开始时，这主要是从意大利的威尼斯经阿尔卑斯山的山口直达北海的商路。香槟集市如果没有这条商路，它的繁荣度和国际性都要大打折扣。这条商路的建立是南北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查理大帝曾沿多瑙河到北部海滨建立起一系列的边境前哨，当地臣民可能通过这些前哨据点与斯拉夫人发生了贸易。随着日耳曼人往东扩张，这些前哨据点也不断往东移动。意大利的商人则努力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山口把商品运往欧洲内陆。福西耶说道：到9世纪初，地中海和北海这两个贸易圈已经通过经阿尔卑斯山关口的陆路连接起来，“此时欧洲的经济中轴已经形成，地中海最活跃的地区在亚得里亚海域”。此后，威尼斯不断发展壮大。公元828年，通过为埃及海军提供造船用的木材，威尼斯商人还从亚历山大里亚偷走了使徒马可的遗骸，此后马可成为威尼斯城的保护者。883年，威尼斯开始铸造货币。42威尼斯与北海之间的联系也在发展。有人讲到，10世纪时“波兰人、俄罗斯人、土耳其人、穆斯林和犹太商人到布拉格去购买奴隶、毛皮、锡和其他欧洲物品，无疑也在那儿出售东方产品。”一位西班牙旅行家973年来到德国的美因茨，他在那儿竟然发现了来自印度的香料，有可能是由当地商人在意大利买来的。43这说明布拉格或美因茨等在当时承担了东西方商品交易地的作用。不过，这种路上贸易的费用很高、很不安全，但也不可少。

这就是中世纪早期形成的欧洲对外贸易的一个新架构的雏形，两大海上贸易区日益发展，它们通过陆地和海上联系的纽带也在形成之中。这种发展态势不是罗马帝国贸易形式的简单复苏，而是一种新的发展态势。首先，它是以新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是为满足封建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其次，不管是地中海贸易圈还是北海贸易圈，那种仅由同一个帝国的商人阶层控制贸易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地中海至少存在着两个强大的帝国，一个是伊斯兰的阿拉伯帝国，另一个是拜占庭帝国或东罗马帝国，它们谁都控制不了地中海。这阶段后期西欧虽然孱弱，但西欧人已开始控制自己的海岸。地中海世界正在成为三大势力即阿拉伯人、拜占庭人和西欧人角逐的战场和商场，后来西欧商人渐渐取得优势。在北海，则有西欧人与东欧斯拉夫人的角逐，虽然在这种角逐中斯拉夫人长期处于下风。

上面介绍的两大贸易圈及其联系，主要限于10世纪末以前的情况，此后的发展将放在下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