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17世纪后期　清初，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6卷、《石经考》1卷，朱彝尊著《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6卷，更加注重金石文字的经史考证，对清代金石文字的兴盛有开拓之功。

1670年　康熙九年，马骕撰《绎史》160卷成书。该书卷159《名物训诂·器用》类，收录商周铜器铭文53件，又有《礼器图》收录铜器图形48件，均取自宋人著作《考古图》和《博古图》。

1741年　乾隆六年，毕沅著《关中金石记》8卷、《中州金石记》5卷成书。嘉庆二年（1797年）毕沅又与阮元合著《山左金石志》24卷。

1749年　乾隆十四年，梁诗正等奉敕编撰《西清古鉴》，十六年（1751年）编定，二十年（1755年）由内府刊成，计40卷，著录商周至唐代铜器1529件。后又有王杰等编撰《西清续鉴甲编》20卷，著录铜器（包括玺印）975件；《西清续鉴乙编》20卷，著录铜器900件。另有《宁寿鉴古》16卷，著录铜器701件。四书合计著录铜器（包括玺印）4105件，虽体例和鉴定不精，但对清代金石学的发展有推进作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考古学》卷“《西清古鉴》”条；参看张政烺：《中国考古学史讲义》，见《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第374页）

1789年　乾隆五十四年，翁方纲著《两汉金石记》成书。

1796年　嘉庆元年，钱坫著《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4卷成书，收录商周至唐青铜器49件。这是现存最早著录一家藏器之书。（参看张政烺：《中国考古学史讲义》，见《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第374页）

18世纪后期　程瑶田著《考工创物小记》。该书根据实物资料，结合《考工记》等有关文献，考证古代车舆、钟磬、戈戟等制度。（参看张政烺：《中国考古学史讲义》，见《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第382页）

1802年　嘉庆七年，孙星衍、邢澍合撰《寰宇访碑录》12卷成书。该书著录周秦至元代碑刻8000余种，按年代顺序编排，每种注明书体、立石年月和所在地。这是清代最详备的历代石刻目录。（《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考古学》卷“《寰宇访碑录》”条）

1804年　嘉庆九年，阮元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10卷成书。该书由其幕友朱为弼助编而成，收录商周至汉晋铜器铭文550件，附释文和考证，另附通论性文字《商周铜器说》《商周兵器说》。这是清代金文集录中成书最早的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考古学》卷“《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条；参看张政烺：《中国考古学史讲义》，见《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第375页）

1805年　嘉庆十年，钱大昕著《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8卷（收2000种）、《潜研堂金石文跋尾》6卷（收800余条）成书，所收资料中宋辽金元占半数以上，为前所未有，考证史籍又极精审，被当时学者誉为“古今金石学之冠”（王鸣盛语）。（参看方诗铭等：《钱大昕》第146—17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1805年　嘉庆十年，王昶撰《金石萃编》160卷成书。该书收录上古至宋辽金碑刻1500余种，每种注明尺寸、所在地，并摹写碑文，附载题跋和按语。收集资料丰富，远及云南和西北。这是清代石刻文字汇编中成书最早、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考古学》卷“《金石萃编》”条；参看张政烺：《中国考古学史讲义》，见《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第378页）

1810年　嘉庆十五年，徐松著《唐两京城坊考》书稿5卷初步完成（1848年刊行）。该书根据丰富的文献资料，考证复原唐代两京城坊的平面位置，并绘制多幅平面示意图，对唐代两京的考古研究有重要价值。作者又曾在《西域水道记》中记载敦煌莫高窟、吉木萨尔唐北庭都护府址等情况。（《唐两京城坊考》点校本，中华书局，1985年）

1821年或稍晚　道光初年（？）陕西眉县礼村出土西周早期铜器大盂鼎，通高102.1厘米，重153.5公斤，有铭文291字。这是西周时期铜器中著名的重器，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101页引吴大澂语，中华书局，2004年）

1824年　道光四年，李遇孙撰成《金石学录》4卷，这是第一部金石学家传记著作。

约1844年　道光末年，大丰簋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某地，连同方座高33.7厘米，有铭文78字。这是传世西周铜器中的武王时器，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3页引陈介祺题记）

19世纪前期　吴式芬撰《攈古录》20卷，为所藏商周至元代金石文字18000余种的目录。又撰有《攈古录金文》3卷9册，集录商周金文拓本1334器，编排上以类相从，每类按字数多少为序，并附释文和诸家之说。吴氏于1856年去世，《攈古录金文》由其子孙整理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考古学》卷“《捃古录金文》”条）

约1850年　道光末年，陕西岐山县某地出土西周晚期铜器毛公鼎，通高53.8厘米，重34.7公斤，有铭文497字。这是现存西周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的重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292页引陈介祺题记）

1864年　同治三年，李佐贤撰《古泉汇》64卷、续14卷、补遗2卷刊行，后又与鲍康合撰《续泉汇》14卷、补遗2卷。二书共收录钱币6000枚。这是金石学著作中收录古钱资料最丰富的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考古学》卷“《古泉汇》”条）

1864年　俄国人Л. А.克鲁波特金公爵来到黑龙江的呼伦贝尔地区，调查根河左岸的“成吉思汗边墙”（实为辽代边墙），又发掘根河河口的“成吉思汗古城”——“杭库拉特浩特”（即“弘吉拉城”）。（B. B.包诺索夫：《北满考古学史》，见《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第1辑第182页）

1873年　7月，英属印度政府旁遮普邦文职人员和中亚问题专家道格拉斯·福赛思（Forsyth, Douglas）率领使团来新疆喀什噶尔等地访问时，顺便了解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城址状况，并派人在和田附近盗掘，曾带回佛像、金指环和东罗马金币等。这是新疆古代文物的第一次被劫运出境。（参看〔英〕彼得·霍普科克：《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第33—34页）

1876—1877年　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Prejeyalsky, C.N.）来新疆罗布淖尔一带考察时，曾考察多处长期废弃或被沙漠掩没的遗址。（参看〔英〕彼得·霍普科克：《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第35页）

1879年　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齐（Lóczy, L.）参加考察队至甘肃进行地质考察期间，曾到敦煌千佛洞参观。返回欧洲后，与斯坦因（Stein, M. A.）等述及敦煌石窟所见精美壁画和塑像情况，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参看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37页，中华书局，1936年）

19世纪后期　陆增祥（卒于1882年）以毕生精力编撰《八琼室金石补正》130卷，所收历代石刻和其他器物铭文多达3500余种，年代下限截至辽金。内容比《金石萃编》更加丰富和精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考古学》卷“《八琼室金石补正》”条）

1882年　光绪八年，杨守敬编撰的《寰宇贞石图》6卷出版。这是第一部用石印方法印制的石刻著作。

1884年　金石学家陈介祺在山东潍县逝世。陈介祺毕生致力于金石资料的收藏与研究，精于鉴别，所藏铜器以西周铜器大丰簋、毛公鼎最为著名。所著《十钟山房印举》一书，著录玺印达万方以上。（《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考古学》卷“陈介祺”条）

1886年　光绪十二年，徐同柏著《从古堂款识学》16卷，由上海同文书局出版。这是第一部用石印方法印制的金文著作。

1890年　英印政府军官鲍尔（Bower, H.）在新疆库车附近窃取一座佛寺遗址出土的贝叶形桦皮写本残片，经任职于加尔各答政府的英国学者霍纳（Hoernle, R.）考释，判定为年代约当四、五世纪的梵文写本，其中有《孔雀王经》等。其后，法国人格林勒（Grenard, M.）、德莱因斯（Dutreuil de Rhins, J.-L.）在和田获得年代约当二世纪的佉卢文《法句譬喻经》残片。又有俄国驻喀什领事彼得夫斯基（Petrovski, N. F.）等作过类似搜集。英印政府更依霍纳的提议，命其驻克什米尔、拉达克和喀什等地的官员广事收罗，所获混入不少赝品。霍纳氏对其所获，有所著述。（参看贺昌群：《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见《贺昌群史学论著选》第104—106页）

1893年　10月，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Hedin, Sven）由斯德哥尔摩出发，取道俄国，来我国西北进行长时间的综合考察。其间，于1894年初到达喀什，考察帕米尔地区；1896年初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直达罗布淖尔；后又到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1897年5月返回。考察收获出版为Through Asia（《亚洲腹地》，1898年）。考察中测绘的550多幅地图，为此后斯坦因等人的考察提供了方便。

1894年　方濬益以三十年之功编撰《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30卷，于本年编录清稿，并未完成，后由其孙整理出版。书中收录商周金文、陶文拓本1382器，考证翔实，是清代晚期金文方面的重要著作。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其书草稿本，经容庚等人整理校订，收录拓本增益351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考古学》卷“《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条）

1895年　8—12月，日本东京人类学会派遣鸟居龙藏来到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辽东半岛，进行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调查。调查路线是：从大连柳树屯登陆，在金州进行准备后，经旅顺乘船到山东刘公岛；复经旅顺、大连回金州；再去普兰店、复州、熊岳城、盖平、大石桥、海城等地。并以海城为中心，对岫岩、析木城进行调查。又沿大洋河上溯，经龙王庙到凤凰城，再到鸭绿江畔的九连城。又经安东、凤凰城、大孤山、貔子窝，最后回到金州。沿途采集许多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的遗物。后出版调查报告《满蒙其他の思ひ出》。（见《鸟居龙藏全集》第12卷，朝日新闻社，1975年）

1896年　1—2月，斯文·赫定由新疆喀什到和田后，沿克里雅河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调查丹丹乌里克遗址，采集包括写本文书在内的大批古代文物。又调查喀拉当格遗址，测量了被流沙掩埋的房屋和其他建筑。（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兰州古籍书店影印中译本，1990年）

1896年　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台湾省后，日人栗野传之丞在台北市北郊芝山岩采集石器。这是台湾地区考古的开端。（据张光直：《台湾省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考古调查报告》第1—2页，台北史语所，1977年）

1897年　日本东京大学人类学教授坪井正五郎偕鸟居龙藏前往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我国台湾省，进行人类学和考古学调查，在东海岸发现古代石器。又曾调查早些时候其他日本学者在台北发现的圆山贝丘遗址，采集到石斧、石环、陶器和纺轮等。后鸟居龙藏发表《关于台湾有史以前的遗迹》和《关于圆山贝冢的通信》。（见《鸟居龙藏全集》第11卷）

1898年　俄国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派遣克里门兹（Klementz,D.）率领考察队潜入新疆吐鲁番一带活动，曾对高昌古城的佛寺遗址进行盗掘，窃取为数颇多的汉文、梵文和其他文字的古代写本，以及佛教壁画等。这是第一个以考古为目的在我国西北地区活动的外国考察队。翌年出版《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关于1898年吐鲁番考察的报告》，其中第一章为《吐鲁番及其古物》。正是这批古物，在当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上，引起西方学者对吐鲁番的广泛关注。后于1903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大会成立“中亚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国际学会”（总部设彼得堡）。（参看贺昌群：《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见《贺昌群史学论著选》第106页）

1899年　6月，斯文·赫定由斯德哥尔摩出发，再次来我国西北进行综合考察，于8月中旬到达新疆喀什，沿塔里木河东进。1900—1901年在罗布淖尔西岸北部地区，调查一处面积较大的古代遗址（后斯坦因将其编号为LA），攫取许多文书资料和古钱。残纸上的纪年，最早属东汉，最晚属东晋初。后来从文书材料中发现有“楼兰”字样，于是判定该遗址为古楼兰城址。1902年6月斯文·赫定回到斯德哥尔摩。考察收获出版为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Asia, 1899-1902（《1899—1902年中亚考察科学成果》）。（参看杨建新、马曼丽：《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第17—21、23—26页）

1899年　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引起京津一带金石学家王懿荣、王襄的注意，开始被收藏研究。这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参看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3页，中华书局，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