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形成和发展时期（1900年以前）

宋代以前

[西周时期]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茷、旃旌、大吕……；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左传·定公四年》）

[春秋战国]

前5世纪初　孔子在陈，辨识肃慎氏楛矢、石砮。（《国语·鲁语下》）

前3世纪　韩非子记述“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等情况。（《韩非子·十过》）

[汉代]

前2世纪末　司马迁游历各地，寻访古代史迹。（《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有关列传）

前134年稍后　“（李）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汉书·郊祀志》上）

前100年前后　“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汉书·艺文志》）

前58年　汉宣帝神爵四年，“美阳得鼎，献之。……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勒而上议曰：‘……梁丰镐之间周旧居也，固宜有宗庙坛场祭祀之臧。今鼎出于东，中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旂鸾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之于宫庙也。’”（《汉书·郊祀志》下）

52年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袁康、吴平著《越绝书》，述及吴、越两国的城郭、宫苑、陵墓。

100年　汉和帝永元十二年，许慎著《说文解字》成书，书中载有丰富的古文字资料。

[魏晋南北朝]

约241年　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将《尚书》《春秋》刻石，立于洛阳太学。后世称之为“三体石经”或“正始石经”。其中的古文，对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价值。（参看马衡：《魏石经概述》，见所著《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

274年　晋武帝泰始十年，荀勖根据古器校正尺度。所据古器有：姑洗玉律、小吕玉律、西京铜望臬、金错望臬、铜斛、古钱、建武铜尺。（《晋书·律历志》）

281年　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冢（或言魏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束皙、荀勖等整理、编次，内容有《纪年》《易经》《国语》《穆天子传》等。（《晋书·束皙传》《荀勖传》）

5世纪前期　南齐时，襄阳有盗发楚王冢，所获竹简经王僧虔辨识，内容为《考工记》。（《南齐书·文惠太子传》）

6世纪前期　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40卷，书中对各地的古城、古冢、碑刻等遗迹多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参看陈桥驿：《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

6世纪前期　梁顾烜著《钱谱》一卷，这是见于著录年代最早的古钱学著作。（该书已佚，见《隋书·经籍志》）

[隋唐五代]

7世纪前期　唐太宗贞观年间，吏部侍郎苏勖在石鼓文打本卷首留下题记。这是石鼓文发现后的最早记载。（《元和郡县图志》卷二）

653年　敦煌石窟发现唐太宗李世民撰书《温泉铭》拓本，剪装为卷，卷末有“永徽四年”题款。这是现存年代最早的石刻拓本。（据张政烺：《中国考古学史讲义》，见《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第341页，中华书局，2012年）

670年　唐高宗总章三年，碧落碑立于绛州（今山西新绛），碑中文字保留较多古文字形体。（参看于省吾：《碧落碑跋》，《考古社刊》第5期）

8世纪后期　封演著《封氏闻见记》10卷，多条述及古代文物。又著有《续钱谱》6卷。（见《新唐志·艺文志》）

10世纪中期　五代后周世宗时，参知政事王溥荐向拱镇守长安故地，着向拱为其搜集碑刻拓本，得3000余种，编撰为《琬琰集》100卷。（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二《韩持国》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