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大名医其人其事

据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李经纬先生考证：清·乾隆27年（1782）为隆重纪念孙思邈，陕西耀州地方遵清初“群祀先医，初沿照旧”的精神与清·雍正时（1732—1735年）“命太医院官咸致斋陪祀”的政令，在药王山塑“十大名医”像举行纪念活动。十大名医分别为岐伯、雷公、仓公、扁鹊、华佗、张仲景、王叔和、皇甫谧、葛洪、陶弘景，与明清时期太医院祭祀之唐以前名医基本一致。孙思邈集唐以前医学之大成，此时建十大名医殿于其侧，颇有孙氏崇敬先贤之用意。更有意义的是，此刻正是孙思邈逝世1100周年，其尊师重道、崇敬先贤功德、激励后学之意图，不言自明。

这十位著名医家，从史籍所载的年代看，岐伯、雷公为上古医家；扁鹊，从公元前685年到公元前309年的史籍中均有出现，并有秦越人、卢医等多种称谓，一人寿逾300岁，很难置信，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古人借“鹊”带吉祥之意所称的数位医家，《中医大辞典》称之为“战国时期的杰出医家”；仓公，即淳于意（约前205—？），西汉时人，因曾任齐太仓令，亦称仓公；华佗（约145—208年），东汉末到三国时的著名医家；张仲景（约150或154—约215或219年），东汉末著名医家；王叔和（201—280年），魏晋时期著名医学家，医籍编撰家；皇甫谧，东汉建安二十年到西晋太康三年（214—282年），魏晋间著名医家、文学家；葛洪（284—364年），自号抱朴子，东晋时道学家、医学家；陶弘景（456—536年），南北朝宋梁间著名医药学家，道家（主张佛道儒三教合流，炼丹化学，首次记载杂炼生的灌钢炼钢法）。

从上古、中古、春秋战国、秦汉三国到魏晋南北朝悠远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古代实现了从“上古天真”到古代文明的历史变迁；中医学也实现了从“无得而名”“尝味草木”到“《内经》作”“针道生”，实现了医理、医道、医术、医药俱成系统的全面发展。期间，药王山所供奉的“十大名医”都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做出了重要贡献。

岐伯，是我国远古时代最著名的医学家。《帝王世纪》记：“岐伯尝味百草，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黄帝内经素问集注》卷一称岐伯为“天师”，并论述了理由：“天者，谓能修其天真，师乃先知先觉者也；言道者上帝之所贵，师所以传道而设教，故称伯曰天师。”史籍记载岐伯最早的文献见《黄帝内经》，学术界一般认为，岐伯承《易》之哲学思想，吸收消化炎帝、神农以来的医学知识，加上自己的医学实践，又与同时代的医家雷公等探讨切磋，整合创新，形成了《黄帝内经》基本框架。《皇汉医学》《难经注疏》均言《黄帝内经》乃“岐伯以授黄帝”。在传承过程中，又经历代医家丰富完善，遂自春秋至两汉，以黄帝与岐伯等问答形式正式成书，奠定了中医学的坚实基础。所以，从古至今，中医又称为“岐黄”“岐黄之学”“岐黄之术”。此称谓将岐伯置于黄帝之前，表达了后人对岐伯首创之功的肯定和感念。

雷公，中国传说中的上古医家。相传为黄帝众多懂医学的臣子之一，精通针灸，著《九针》六十篇。《黄帝内经》中第二十三、二十四两卷及《著至教论》《示从容论》等8篇均为黄帝与雷公讨论“凡刺之理”及望面诊病的篇章。雷公与岐伯同代，也为中医的奠基，特别是为开创针刺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

扁鹊，战国渤海郡郑国人，被称为战国传统医学的鼻祖。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战国策·卷四》记载，他云游各地行医，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在赵国，医治了大量妇科病，被称为“带下医”；在周国，医治了很多老人的“耳聋昏花”，被称为“耳目痹医”；在秦国，医治了很多孩子的疾病，被称为“小儿医”。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望、闻、问、切四诊法，尤其擅于望诊和切诊，并被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他还在实践中总结提出了许多医疗主张，最典型的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记的“六不治”，即人的病在六种情况下不能治好或不能治：一是“骄恣不论于理”；二是“轻身重财”；三是“衣食不能适”；四是“阴阳并，脏气不定”；五是“形羸不能服药”；六是“信巫不信医”。扁鹊治病，恪守医德医道，终因医治秦武王病，遭秦国太医令李醯忌被杀害。

仓公（淳于意），西汉初齐临淄人。《史记·仓公传》记，淳于意自幼家境贫寒，喜读医书，先后从公孙光学医，从公乘阳庆学黄帝、扁鹊脉书。后为专志医术，辞掉太仓令职，不营家产，长期在民间行医。他主张治病必“详察病情”“析理取法”，从病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药到病除”。他医术高明，尤其重视脉法。同时注意治病针药并用，故疗效很好。他首创“诊籍”，《史记》记载了他的二十五个病例，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涉及现代医学消化、泌尿、呼吸、心脑血管、内分泌、传染病、中毒及外科、妇科、小儿科等很多方面。当朝赵王、胶南王、济南王曾先后五次召他做宫医，他都一一谢绝。他的行为得罪了朱门之第，被富豪权贵罗织罪名，送长安欲施肉刑。他的小女儿淳于缇萦毅然随父进京，上书汉文帝，痛述父亲无罪，自己愿为父代刑。此举感动了文帝，宽免了淳于意，并废除了肉刑。“缇萦救父”的故事至今被人传诵。淳于意很重视医学教育，先后带教多人，是春秋时期学生最多的医家。

华佗，东汉末年沛国人。当时战乱不断，水旱成灾，疫病流行。华佗目睹这种情况，一心钻研医术，不谋仕途。他医术全面，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临证施治，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誉为“神医”。对此，《三国志》《后汉书》中都有一段内容相仿的评述，说他善于养生，“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用药精当，“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针灸简捷，“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手术神奇，“刳剖腹背，抽割积聚”“断肠摘洗”。所留医案，在《三国志》《华佗别传》及其他文献中，共二十六则，在先秦和两汉医家中是较多的。因华佗精于手术，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他曾用“麻沸散”使患者麻醉后施行剖腹手术，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又仿虎、鹿、熊、猿、鸟等禽兽的动态，创作“五禽之戏”，教导人们强身健体。他的行医足迹遍及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后因不服曹操征召被杀。

张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邓州市和镇平县一带）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称为医圣。他从史书上看到了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后，对扁鹊产生了敬佩之情，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汉灵帝时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他一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集前人之大成，揽四代之精华，写出了不朽的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这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全的经典，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医学思想体系，对推动后世医学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元明以后被奉为“医圣”，并有庙堂供奉香火。

王叔和，名熙，西晋高平（今山东省邹城市）人，魏晋之际的著名医学家、医书编撰家。他从小兴趣广泛，少年时期已博览群书，通晓经史百家，后与仲景弟子卫汛要好，深受其熏染，立志钻研医道，潜心研读历代名医著作，博采众长，医术日精，名噪一时。32岁时被选为魏国少府的太医令，他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阅读了历代著名医典医书，经过几十年研究，吸收扁鹊、华佗、张仲景等古代医家的脉诊理论，结合自己长期临床经验，写成我国第一部完整、系统的脉学专著——《脉经》，总结发展了西晋以前的脉学经验，将脉的生理、病理变化类列为脉象24种，使脉学正式成为中医诊断疾病的一门科学。他在任太医令期间，多方搜集仲景旧论，终于得到全本的《伤寒杂病论》，通过整理和修复，保留了《伤寒论》，并将杂病部分整理出版，命名为《金匮要略》，可谓功莫大焉。

皇甫谧，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人，我国历史上著名学者，在文学、史学、医学诸方面均有建树，其著书之丰，是魏晋之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针灸甲乙经》。皇甫谧自幼贪玩，后经叔母教育，矢志苦学，决心编著一部针灸学专书。但在当时，虽晋代以前论述不少，但“其文深奥”，“文多重复，错互非一”，加之当时用竹木简刻书，普通人难以得到。皇甫谧克服重重困难，穷搜博采，获得大量资料。他把古代著名的三部医学著作，即《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纂集起来，“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并结合自己临证经验，终于著成针灸学巨著——《针灸甲乙经》。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有重大价值的针灸学专著，被人们称作“中医针灸学之祖”，列为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1600多年来，它为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具体指导和理论依据。此书在国外，特别是日本和朝鲜，也极受重视。皇甫谧作为针灸鼻祖，为我国针灸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葛洪，东晋时期著名道学家、炼丹家、医药学家，晋丹阳郡句容人。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葛洪精通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中医治疗学专著，主要记述各种急性病症或某些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治疗方药、针灸、外治等法，书中对天花、恙虫病、脚气病以及恙螨等的描述均属首创，尤其是倡用狂犬脑组织治疗狂犬病，被认为是中国免疫思想的萌芽。对“尸注”的记载，也使他成为全世界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葛洪开拓了中医药事业的新领域，为我国临床急症医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陶弘景，字通明，南朝梁时丹阳秣陵人。著名的医药学家、炼丹家、文学家，人称“山中宰相”。作品有《陶隐居集》《本草经集注》等。陶弘景自幼聪明异常，十岁读葛洪《神仙传》，便立志养生，十五岁著《寻山志》。二十岁被引为诸王侍读。梁武帝深知其才能，几次请他出仕，均被他拒绝。遂时常将国家大事写成信件，派人送到陶弘景隐居的山中向他请教，时人故称他为“山中宰相”。在医学方面，他最大的贡献是编写了继《神农本草经》后的第一部药学专著《本草经集注》。他治学严谨，注重实际调查，经常深入药材产地，了解药物形态、采制方法等，因此，所著的《本草经集注》在描述的内容、所载药物的数量以及分类方法等方面，均较以前有显著提高，对后世医家影响很大，唐代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就是在此书的基础上修订补充完成的。陶弘景整理医籍，十分尊重原作，即使有补充，也把自己的说法和原书的说法区分开来。他将新加到《神农本草经》的365种药，用黑字写，原来的内容用红字写。他开创的这种做法，为后来的注释家争相学习。陶弘景整理医籍，细心、严谨、周密、实用，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整理中医古籍的榜样。

以上可见，药王大殿所供奉的“十大名医”，是在孙思邈所生活、行医、撰著的隋唐时期之前，自上古到南北朝间各朝代医药学家的杰出代表。他们都为中医药事业的开创、奠基、继承、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孙思邈写成我国古代中医药之大成的弘篇巨著——两部《千金》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