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条件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处于革故鼎新的急剧变化之中，政治、经济与文化都有蓬勃发展，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为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文化氛围。此时，古代医家对人体生命与疾病变化的原理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系统整理医学经验，力图将其上升为理论。他们在医学实践基础上，吸纳了自然科学在当时的新成就，以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学说等作为思维方法，建立了藏象、经络、精气血津液、六淫致病等学说，以阐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防治以及养生康复等，逐步建立起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1.有利的社会科技文化背景

战国时期，在学术思想的发展上出现了儒、道、阴阳、墨、法、兵、农等“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农业、动植物、冶金、矿产等科学技术也得到了应有的发展。这一有利的科技文化氛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1）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

历史发展至先秦时期，学术气氛变得空前活跃，出现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这些先进的哲学思想渗透到中医学中，对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中，尤以精气、阴阳、五行学说极大地影响和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作为古代哲学中朴素的唯物论思想，精气学说认为世界上一切有形的东西皆由无形之气变化而来。如《庄子·至乐》云：“气变而有形。”《周易·乾凿度》云：“夫有形者生于无形。”认为气是自然界一切物质的来源，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也是气变化而成的，并由气维持着人体的生命活动。正如王充《论衡》所说：“气凝为人。”《管子·内业》说：“精（气）自生，其外安荣，内脏以为泉源。”精气学说渗透到中医学中，对中医学的唯物主义生命观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医学认为，精气是人体生命的本原物质，从而唯物地揭示了人的起源。对于人类整体而言，人是由天地之气相合而成的；具体到每个个体来说，人的生命来源于父母的生殖之精气，“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灵枢·经脉》），以及“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本神》）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阴阳和五行学说则是古代哲学中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阴阳学说把自然界所有的自然现象和事物都区分为阴阳两类，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荀子·礼论》云：“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易传·系辞上》则把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学说与医学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医学独特的阴阳学说。中医学用阴阳学说来解释与人体息息相关的自然界的变化，解释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中医学说明人体的生理，则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解释人体的病理，则云“阴阳失调”；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则云“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确立治疗原则，则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由此可见，阴阳学说已经渗透到了从理论到临床的每一个角落，已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行学说认为世界由木、火、土、金、水五类物质组成，这五类物质之间通过相生相克形成了世界万事万物的相互作用，并推动着事物从发生、发展乃至消亡的全过程。五行相生说明事物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五行相克说明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中医学吸收了五行学说的辩证法思想，将其运用于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指导诊断和治疗等各个方面。事物的五行归类及生克制化规律，被中医学用来说明人体脏腑组织之间，以及人体与外在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统一性，进一步确立了中医学的整体观。

总之，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自从古代医家将其引入医学领域后，对中医学医疗经验的总结及医学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与中医学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中医学独有的阴阳五行学说，用以解释人体的生命活动、病理现象，指导临床诊断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易经》提倡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进取精神，儒家主张的传统道德观念及“中庸”“中和”的处事原则，道家“贵生”“无为而治”的思想，兵家的用兵之道，这些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医学治疗原则和方法的建立，乃至医生的职业修养、医德的形成都有较大影响。

（2）自然科学的影响

西周时期形成的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在战国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生产水平的提高，使与农业相关的科学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从而使战国时期成为我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变革时期，天文、历算、物候、农学、地理、植物学、矿物学以及冶炼、酿造技术均有诸多创新，这些都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气象学知识促进了六淫病因学说的产生，对四时物候变化的认识促成了“天人相应”“四气调神”等思想的建立，地理知识促进了“异法方宜”等因地制宜治疗原则的产生等。

2.医药知识的积累

从原始社会到战国时期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古代医药学家们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学知识，并将它们总结、升华，形成了一些医学理论的雏形，为战国以后医药学的发展及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人的医药学知识起源于原始社会阶段，到殷商时期，对疾病的认识已逐步汇集、深化和提高，出现了一大批为疾病确立的专门病名，如疥、蛊、龋、下利等；药物已极为丰富，不但发明了酒及汤液，而且在医疗实践中应用了大量治病的“毒药”。从西周到春秋时期，治疗技术进一步成熟提高。如《左传》记载，秦国名医医缓曾云：“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由此可知，当时攻（灸疗）、达（针刺）、药（药物治疗）已是医生常用的治疗方法。医学理论已开始纷纷出现，如《左传》记载秦国名医医和给晋侯诊病时提出“六气病源说”，用以解释疾病发生的原因，已勾画出中医“六淫病因”理论的雏形。

时间发展至战国时期，“四诊”方法已基本形成，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诊病已能“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治病方法也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创新，除了药物、针灸、导引等丰富多彩的治病方法外，还产生了利用情绪变化治病的精神情志疗法，《吕氏春秋》就记载了文挚用激怒的方法治愈了齐闵王的忧思病。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医学资料，其中《阴阳十一脉灸经》已具有经络学说的雏形；《五十二病方》记载了病名103个，药名247个，药方283个，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说明战国时期的医药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医学知识的大量积累，为医学规律的总结和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奠定了基础。

3.对人体生命现象的观察

为了探求人体生命的奥秘及生命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古人采用了直接观察法和整体观察法两种不同的观察方法。采用解剖方法直接观察人体者，即为直接观察法。随着人类医学知识的发展以及治疗疾病的需要，人们对人体内脏的观察逐渐成为比较自觉的认识活动，把解剖尸体作为认识人体的一条重要途径。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对脏腑的形态已有了相当的认识，并已应用于医疗实践，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上古时期的名医俞跗已能对人体实施割腹治疾，“割皮解肌，决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反映了当时已积累了一定的解剖学知识。通过尸体解剖，人们了解了某些脏器的形态，在此基础上进而认识了它们的某些功能。如通过对整个消化道的解剖观察，了解了整个消化道的长度、容量（食管与肠道的长度比为1∶35，胃容纳水谷“三斗五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胃肠道的消化功能及其对机体生命活动的意义。通过解剖还发现了肺、脾、肝、肾、膀胱、胆、脑、女子胞等脏器及其各自所处的位置，相互连接的情况，与外在器官的联系。这些大体的解剖知识对中医学理论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心主血脉”“肺主呼吸”“肾主水液”等观点。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只靠直观的解剖方法得到的知识，不可能对更为复杂的生命现象如思维、情绪等做出明确的说明，因此在应用直接观察的同时还应用了整体观察法。

把活着的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进行观察，通过分析人体对不同环境条件和外界刺激的不同反应，结合已有的解剖知识和生活经验（后期运用精气、阴阳、五行学说）进行类比推理，从而认识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一种方法，即为整体观察法。所谓“有诸内者，必形诸外”，事物的外在表象可以一定程度地反映其实质，通过观察事物的外部表象，可以揣测分析其内在变化，正如《灵枢·刺节真邪》云“下有渐洳，上生苇蒲，此所以知形气之多少”，《灵枢·本脏》云“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这就是说由于人体是一个内外统一的整体，因此通过观察人体外在的生理、病理征象，可推知内在脏腑的变化。经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古人逐渐认识到每一类疾病发生时，总有大致近似的一组症状和体征同时出现，而这一组症状和体征既与人体外表的一定部位和器官相联系，又与人体内脏的一定生理功能被破坏有关。在治疗时，又观察到某类药物或某组穴位对某一组症状和体征有较特异的疗效，逐渐摸索总结出其规律。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检验，终于得出了五脏与某些特定症状和体征相联系的规律。这样就把活的生命体外部呈现的生理、病理征象与内部的脏器统一起来。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在研究外部征象与内在脏器之间联系的同时，也研究了各脏器之间的关系，对各个脏器之间的联系有了更多的认识。经过无数次的观察和验证，到了《内经》时代，最终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的藏象理论。

通过对人体生命现象的观察，古人逐渐建立了人体中精、气、血、津、液等概念。如人体之精概念的产生，源于对生殖之精的直接观察和体悟；而对呼吸之气和人体活动时散发之热气的观察和推理，则形成了人体之气的概念等。在观察人体生命现象的基础上，借助于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和阴阳学说的思维推理方式，古人又逐渐认识了人体之精、气、血、津、液各自的生理功能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以它们在人体内发挥的不同作用和代谢过程来说明脏腑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解释脏腑之间的生理、病理联系，构建了以功能联系为主导的藏象理论。

古人在砭刺、按摩等治病过程中，体会到了针感，随着针感经验的累积，逐渐发现了针感传导路线，这是建立经络学说的主要依据之一。随着古人对针感方向和循行路线的总体观察及藏象理论的确立，人们开始认为在脏腑之间、脏腑与体表及官窍之间必有一定的联系通道，于是把已发现的针感传导路线与内在脏腑一一联系，确立了十二经脉的循行路线。其后，随着治疗经验的积累和认识的不断深入，关于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十五别络的认识也先后产生，经络学说便逐渐形成。经络学说的出现和成熟，对认识脏腑之间、脏腑与体表及官窍之间的联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深化了中医学对人体自身整体性的认识。

在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受到气候变化的巨大影响，因此人们一直致力于探索气候变化的规律。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四时气候变化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古代医学家意识到，四时气候的变化既影响着自然界生物生长壮老已的全过程，又对人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旦气候变化剧烈，超过了人体的适应能力，就会成为致病因素。另外，春秋战国时期，阶级矛盾突出，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激烈，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经常发生巨大的改变。古代医学家通过观察发现，这种改变有时可成为某些疾病发生的原因，于是便产生了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及人与社会环境相统一的观点。由此加深了中医学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使人们从宏观上把握了人体的生命活动规律和疾病的发生、变化规律。

历史发展至战国时期，中医学实现了从零散的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理论的发展，因此，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先秦时期医疗经验的积累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人们对人体生命现象的观察是形成这一理论体系的主要手段和方法；中国古代哲学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精气、阴阳及五行学说渗透到中医学，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并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