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张仲景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贡献

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名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卒于建安末年，被后世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临床实践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熔理法方药于一炉，以六经辨证体系论治外感病，以脏腑辨证方法论治内伤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运用原则，该书使中医理论和临床融会贯通，是中医理论体系中临床医学部分的奠基之作。《伤寒杂病论》后经晋代太医令王叔和整理出了其中的伤寒部分，称为《伤寒论》；宋代林亿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整理后，分为《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两书，前者主要论述外感病，后者论述内伤杂病。

张仲景不但创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和方法，还继承、应用和发展了《黄帝内经》的天人相应、精气、阴阳五行、藏象、体质、病因病机、治则等理论。

张仲景极为重视自然阴阳的变化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并在诊断、治疗、判断疾病预后及养生方面进行了具体运用。他认为，生理上“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金匮要略》）；在病理上如不顺应自然阴阳变化规律就会“阴阳交易，人变病焉”（《伤寒例》），而且自然界阴阳变化会影响到疾病的临床表现和预后，所谓“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以阳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著复衣。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胃中烦热，以阴气内弱不能胜热，故欲裸其身”等（《伤寒论》）；在诊断时“寸口脉动者，随时动作”（《金匮要略》）；治疗应当“大法，春夏宜发汗”“春宜吐”“秋宜下”（《伤寒论》）；养生则应当“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天地之刚柔也”（《伤寒例》）。

张仲景创造性地发展了精气、阴阳学说，他在《伤寒杂病论》中把气分为了“阴气”“阳气”，首次提出了“阴阳自和”理论，如“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问曰：病有不战、不汗出而解者何也？答曰：其脉自微，此以曾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内无津液，此阴阳自和，必自愈，故不战不汗出而解也”等，认为人体阴阳有自动趋向于和合的倾向，是自我修复的主要机制。同时，还探讨了“肝气王”“肺气上逆”“肾气上冲”“五脏气绝”“六腑气绝”“气闭”“脱气”“阳气怫郁”“气上冲胸”等气机失调的病证。

在体质方面，张仲景把体质分为阴阳两类。体质属阳者偏热、偏燥、壮实，受邪后反应激烈，表现亢奋，感受寒邪后可见“发热恶寒”；属阴者偏寒、偏湿、虚弱，受邪后反应低下，感受寒邪后只见“恶寒”而“无热”或“无大热”。这种阴阳体质划分的标准在于机体内阴气与阳气含量偏胜的状况。他论述了体质的可变性，如《伤寒论》中的酒家、喘家等，正是因为长期饮酒和长时期患有喘疾而改变了其体质；体质的整体性与局部性，如亡血家、虚家、强人、蔽人等反映了整个机体的功能衰减、低下或亢盛，是体质的整体性，而脾气实、胃气弱、胁下素有痞、心下有水气等，则反映了局部的功能衰减或障碍，是其局部性。

仲景发现体质影响疾病的发生、发病特征、传变、预后和治疗。如“血弱气尽，邪气因入”“病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说明体质影响疾病的发生及其性质。“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说明体质强则疾病可不发生传变。伤寒邪在太阳，误用汗法，若素体阳盛，津液不足，则发汗伤津，病传阳明，形成热实；若素体心肾之阳不足，误汗则伤心肾阳气而成虚寒诸证，同是误汗，由于体质的差异，一传阳明，一入少阴，说明体质可以影响传变趋向。体质因素影响到治疗大法的选择，如病在三阳，体质盛实，治疗多为祛邪，或汗或下，而病在三阴，体质虚弱，治法多从扶正，当用补益。在常法中，太阳表证，虽皆可汗，但因有表虚表实之分，故有发汗祛邪及发汗和表的不同。在变法中，如太阳发汗为正法，但素有喘疾，则需兼以治喘；漏汗不止，则兼以扶阳固表。体质还能影响用药剂量，如三物白散及十枣汤的用法，羸者宜减量，通脉四逆汤中的干姜，强人可用四两等。

在病因方面，张仲景提出了“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陈无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的三因学说。

张仲景对于治则和方药的贡献更是十分突出。他在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祛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些方剂组方严谨，疗效确切，至今仍为国内外临床医师所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