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几度兴衰及原因分析

《伤寒杂病论》成书后，经方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其中的原因是社会动荡，包括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瘟疫大流行、气候异常等，导致当时人口急剧减少，生活缺乏安定，《伤寒杂病论》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与传承而散失。可见，学术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条件。

晋代魏后，政局稳定，经方开始复兴。王叔和对已经散失了的张仲景著作进行收集、整理与重新编次，形成《伤寒论》。但伤寒之外的杂病部分却没有留下来。相对于东汉末年而言，王叔和就是经方复兴的功臣。对此，徐灵胎给予王叔和极高评价，他说：“苟无叔和，焉有此书？”这个评价很中肯。

王叔和之后，经方的命运如何呢？范行准说：“他所辑的《张仲景方》，后因西晋八王之乱及永嘉之乱等兵燹关系，迭有散亡。到了隋前，才又有人辑为《辨伤寒论》十卷，盖即今流传的本子。而在孙思邈前又为江南诸医师秘为己有，故其书常在若存若亡之间。”（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50页）

由此可知，经方在此期间并无发展。其既有社会动荡因素，也与经方小众化流传有关。为此，积极普及经方，传播经方，培养更多经方医生，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唐代，经方的发展有了明显起色。孙思邈晚年见到了《伤寒论》，并收录到《千金翼方》中。王焘的《外台秘要》也引用了诸多《伤寒论》内容。钱超尘先生在他校注的《唐本伤寒论》前言中谈到，唐代医学考试题目有“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认为《伤寒论》于唐中期医家必读之书，流传较为普遍。由此可知，经方在唐代医家开始崭露头角，但依然以收集、传播为主，并未出现代表性的研究者，也没见到对其沈柔研究的专著。

宋金时期，经方得到空前的兴起。一方面，历经五代十国的剧烈社会震荡，经方典籍失散。宋代对经方经典著作的整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延续了经方的学术之脉。另一方面，涌现了一批研究者，并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如韩祗和与《伤寒微旨》、庞安常与《伤寒总病论》、朱肱与《南阳活人书》、郭雍与《伤寒补亡论》、许叔微与《伤寒九十论》、成无己与《注解伤寒论》等。尤其是成无己开了以《黄帝内经》注解《伤寒论》的先河，这种“以经解论”的方法对后世经方研究的思路有着深远的影响。上述研究者对于《伤寒论》的推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经方此期复兴得益于宋代文化的复兴，以及对文献整理的重视，印刷术的发展更为经方的传播注入强大动力。当然，宋代医学研究的整个氛围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诸如苏轼、沈括这些士大夫阶层也都纷纷涉猎医学领域，医学的研究与著述得到了空前的重视。

除了这些，《金匮玉函要略方论》的发现掀起了经方发展的高潮，弥补了经方杂病部分的传承缺陷。林亿等人在《金匮要略方论》序中云：“张仲景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书载其一二矣……”可知，此前所传只是《伤寒论》部分，杂病部分或许依然被“江南诸师”所秘藏。《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一重大发现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经方医学从单纯的《伤寒论》流传到外感与杂病的“双剑合璧”。

元灭金宋后，汉文化衰微，《伤寒论》也一样再次进入沉寂时期。直到明代，随着政权向汉民族的回归，《伤寒论》的学术也得到复苏。明代经方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赵开美复刻《仲景全书》4种26卷，挽救了宋本的传播危机，对经方医学的流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是由《伤寒论》拓展到伤寒病的研究。虽然《伤寒论》是以外感伤寒病为研究对象，但其内涵却是疾病普遍的诊疗规律，是借伤寒病来论述诊疗原理的。估计明代的研究者们并没有看出这个门道，他们还是在伤寒病上浓墨重彩，其中以陶华和他的《伤寒六书》为代表。三是明代后期逐渐向《伤寒论》原文研究的回归，其代表人物为方有执。方氏首提《伤寒论》错简之说。他的《伤寒论条辨》重新整理了《伤寒论》条文，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影响了喻昌、张璐、程应旄、周扬俊等后世伤寒家，形成了《伤寒论》“错简重订学派”。

清代，经方进入学派发展的蓬勃期。此期的学派争鸣大致表现为延续方有执的“错简重订派”与尊崇王叔和与成无己的“维护旧论派”，比较重要的人物有喻嘉言、陈修园。喻嘉言推崇方有执错简论，对《伤寒论》的条文重新编次，将太阳篇分为风伤卫桂枝证、寒伤营麻黄证和风寒两伤营卫的大青龙汤证三纲。喻氏著有《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此书简称《尚论篇》。喻氏对《伤寒论》研究的思想对后来人影响很大，比较突出者为舒驰远。舒驰远受《尚论篇》影响而以《伤寒论》为宗，著有《伤寒集注》《六经定法》。陈修园则是维护王叔和的代表人物，著《伤寒论浅注》等书。同时，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也值得一提，如柯韵伯采用以方名证及按方类证的方法、钱璜则按因类证、尤在泾以法类证、沈金鳌以症状类证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无疑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气氛，对促进经方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在经方临床实践方面，清代也有可书之处。陈修园是出色的一位，自不必多言。晚清那一批经方临床家，更是清代经方史上的一抹亮色，有曹颖甫、郑钦安、余听鸿、汪莲石、萧琢如、黎庇留、易巨荪等人。其中，曹颖甫是重要人物，他力挺经方，主张研究仲景学说以“考验实用为主要”，《经方实验录》是其临床用方治验的记载，对后世影响颇大。

清代经方蓬勃发展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清代文字狱的兴起因素。清代文化高压，许多文人受害于文字狱，导致他们回避政治，将文学与医学作为研究的重要方向，醉心于经典的考证与发挥。“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梁启超）文人治医成为一大特色，为经方的研究提供了人力资源。二是“乾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对文人的影响。“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一直是文人治医的价值取向，因而医学成为他们更好的选择。包括像陈修园这样的人在仕途，也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医学研究与实践上。大量读书人进入经方领域，使得清代经方的研究、普及与应用都有了整体上提升，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都值得另眼相看。

“五四运动”是新旧文化的分水岭，其后的经方发展情况如何呢？不妨参考黄煌先生的观点。以下内容引自《中国中医药报》对他的访谈。

“五四运动”以后，中医存废之争激烈，为了证明中医学的科学价值，寻求自身的优势，中医界又一次看到了久经实践检验、朴实无华的典范之作——《伤寒论》。特别是近代日本汉方的代表作《皇汉医学》的中译本发行，日本经方研究成果极大地振奋了当时中医界的信心，日本近代汉方研究的思路也给中国的经方研究带来许多启发。经方再度引起中医界瞩目，一大批擅用经方的医家被人称之“经方派”，其代表人物有陈伯坛、范文虎、包识生、陈鼎三、恽铁樵、祝味菊、陆渊雷等。抗日战争以后，时局动荡变迁，但经方医学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方家如雨后春笋。据我所知，20世纪中叶，北京有胡希恕、岳美中、赵锡武、宋孝志等，上海有徐小圃、夏仲方、吴涵秋、刘鹤一、姜春华等，江苏有叶橘泉、余无言、章次公、樊天徒、朱莘农、武简侯、翟冷仙等，福建有陈逊斋、陈慎吾，江西有姚荷生、杨志一，湖北有冉雪峰，湖南有赵守真，辽宁有陈会心、张岫云，河北有郭可明，天津有赵寄凡，山东有刘惠民，山西有刘绍武、门纯德，甘肃有权东园、裴慎，云南有吴佩衡、戴丽三，四川有刘民叔、陈鼎三、陈达夫、江尔逊、唐步祺、范中林，重庆有补晓岚，河南有周连三，均是名动一方的经方大家。20世纪中后叶，随着这批经方家的年高谢世，经方派传人渐少，经方医学从主流中医领域逐渐淡出。特别是20世纪末开始，李克绍、陈亦人、刘渡舟、陈瑞春等几位著名《伤寒论》研究专家相继去世，使得原本在中医高校中就已经不响亮的经方之声就更加微弱。我国的经方医学传承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黄煌.经方传承的历史现状与前景.中国中医药报，2019-07-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