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材教辅类

1.教材

古人学医所用书籍，包括四部经典、临证各科等，有个大致范畴，但并无固定程式。如唐代，医师科下还分专业，包括疮肿、耳目口齿、少小等，各科分别有专科教材。针科主要培养针师，除各科都要学习的《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外，其教材还包括《黄帝针经》《明堂》《赤乌神针》等。宋代熙宁兴学以来，太医局从太常寺独立出来，各科都必须学习的专业基础课是《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巢氏病源》《补助本草》等，方脉科还必须学习《脉经》《伤寒论》。明代各科医生以《素问》《难经》《神农本草经》《脉诀》为必修课程。清代，医学生主要学习《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至乾隆九年，由乾隆钦定的《医宗金鉴》书成，从此被用作太医院教科书，并逐渐推广到民间。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多借鉴苏联模式，特别是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成立，拉开了中医药教育规模化发展的大幕，也推动了中医药教材、教辅类图书的出版繁荣。进入21世纪以来，诸多教材品种更是如雨后春笋，更新迭代频繁。根据教材的组织和主导机构不同，教材包括规划教材、协编教材、自编教材等。

（1）规划教材：是由国家中医药行政主管部门主导，组织全国中医药各学科权威专家统一编写的，供全国范围内本科、中高职院校师生使用的教学用书。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1986年12月）以前，中医药教育由卫生部中医司主管。自1956年北京、上海、成都、广州4所中医药院校成立以来，先后出版了4个版本的中医药统编教材，即中医药行业规划教材的前身，分别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依次出版。

20世纪80年代，第五版中医药规划教材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套对70后乃至80后中医人影响深远的教材，在业内被称作“绿皮书”，深深植根于这一代中医人的集体记忆。每个学科的主编，现在听来都是如雷贯耳。就连当时的学术秘书，也已成长为国医大师、医界巨咖。如这一版《伤寒论讲义》的主编是李培生先生，刘渡舟先生任副主编，第三届国医大师梅国强教授在统稿期间曾协助李培生先生定稿，而首届全国名中医聂惠民教授则是刘渡舟先生的助手。再如第五版《中医内科学》，主编是张伯臾老，董建华、周仲瑛（当时封面写作“周仲英”，内封却写作“周仲瑛”，现在看来至少是一个质检错误）两位先生屈居副主编，国医大师李振华当时是作为编委参编的。

此后，第六版中医药规划教材仍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但在业界反响平平，很快就被新世纪规划教材所代替。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自1989年成立以来，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的国家级中医药出版机构，一直以行业发展、学术传播为己任。在全国中医药行业规划教材建设方面，从第七版规划教材（又名新世纪第一版）开始，承担组织编写的艰巨使命。“十四五”之初，全国中医药行业规划教材已经更新为第十一版。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各高等中医药院校的专家大都以能够在行业规划教材的主编、副主编遴选中胜出为荣，以承担行业规划教材的编写工作为耀，但同时也要面对来自业界、民间的巨大压力。无论多么精益求精，个别学术争议仍不可避免，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更是不易。

（2）协编教材（院校规划教材）：是为适应区域性教学需要，有关单位自主协商、协作，组织相关专家编写的，供区域内院校本科、中高职院校师生使用的教学用书。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89年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十二所中医药院校组织的协编教材。如《中药学》，由高学敏教授任主编，从临床实际和地区用药特点出发，收载了三北地区常用中药。宋乃光教授主编的《温病学》，在保持学科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统编教材一致的前提下，增加了新中国国成立以来温病学新理论、新成果，特别是各种急性传染病内容，并于每一种温病的辨证论治后，设“西医相关基本诊治参考”与“医案选”栏目，增强了教材的实用性。

（3）自编教材（创新教材）：是院校教学团队或教师个人根据教学计划和教学需要编写的，供本单位或个别专业师生使用的教学用书。

大多数新开办专业、新兴学科、院校特色课程和教师自主开设的选修课程，在没有合适的规划教材、协编教材情况下，常需自编教材。自编教材如能正规出版、发行，进入市场流通环节，有利于向区域和全国推广，并有可能逐渐得到业界的认可，被列入协编甚至规划教材，如此也会推动学科的发展。

相对而言，规划教材、协编教材需要照顾全国或地区共性，以行业公认、相对稳定和争议较少的内容为主，而自编教材更容易发挥主编和院校的特色，编写人员有更大的主动权和发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