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本意在元元

关于读书的目的，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立德，即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是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乃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古往今来，我国历史上，能够做到“三不朽”人的其实并不多。

既然“三不朽”的目标有点高，一般人难以实现，那么退而求其次，更多的人以“学而优则仕”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借助一定的职位，来实现自己治国安邦的抱负，也是多数读书人向往的归宿。

然而，现实比理想骨感。不少读书人孜孜不倦，穷其一生，未必能实现做官的志向，或仕途坎坷，诸多不顺。于是，一部分人转而学医，济世救人。一方面，学医并没有偏离齐家治国的理想。“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伤寒论序》），就是医圣张仲景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现实解读与切身实践。另一方面，“秀才学医，笼中捉鸡”，有了一定的文化功底，掌握医理相对容易许多，可谓手到擒来，水到渠成。

随着范仲淹提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一观念深入人心，许多胸怀大志的儒者，把从医作为仅次于入仕的人生选择。如元代戴良就说：“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

的确，就社会功能而言，医药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治的是患者的病痛；儒家讲究经世致用，治的是国家、社会的祸患。按实际效果而论，学医治病也好，读书做官也罢，都是为了济世活人，二者在立功、立德方面可收异曲同工之效，实乃殊途同归。

因此，从大的方面讲，正是因为有了立德、立功、立言的远大理想，有了济世、安邦、活人的现实需求，人才会读书。宋代陆游在他的诗作《读书》中写道：“归志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元元，就是黎民百姓。可见，诗人的志向早已脱离开书本和个人有限的生活空间，指向广大民众，体现了他博大的家国情怀。

单就某个个体而言，读书往往有更为明确的指向。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都是在前代简策（图书的早期形式）基础上开展工作。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需要“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苏沈良方》乃在沈括所集《得效方》基础上，附以苏轼医学杂说而成。诸如此类承先启后，发扬先人智慧，糅以当世新说，或综合同代成就，为后学奠基者，不胜枚举。并且，即便是金榜题名这一共同理想，也足以让天下读书人如过江之鲫，前赴后继了。

当代社会，读书的用处更是不言而喻。如升学、就业，或解决工作或生活中的某一个具体问题，尽管时间或长或短，读书都是不可或缺的法门。总的来说，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载体之一，是个人物质生活的工具之一。读书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可以变换出各种花样，如纸书、电子书、有声书等等，无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