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幼稚心灵

《孟子·告子下》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金色童年，恍如梦幻，闪烁在幸福孩子眼里一种天真、无瑕和幼稚的光芒；一种幼童睡梦中得到满足时可爱、欢欣和甜蜜的微笑；一种顽童在游戏中对阳光灿烂、百花盛开、五彩缤纷童话世界的期盼……

一、别样身世

我，何许人也？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来到这个世上？说起身世，我总是与周边许多人不大一样，显得有点特别。1953年10月，我出生于粤北县城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何治通，当时在南雄县城关镇工作。母亲李昭英。父亲是家中的独苗，奶奶生了好几个孩子，或是营养不良导致孩子的体质差；或是医疗条件落后，难以抵抗疾病摧残，几乎都夭折了。好不容易生下我父亲，将其养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家乡没有什么就业渠道，稍大一点就外出打工，凭气力挣口饭吃。那时，父亲从南雄来到赣州，给舅爷在赣州开办的三多豆豉厂做工，奶奶指望自己的亲戚能够关照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父亲回到了南雄。最初，他在南雄城关镇做街道干部。后来，农村乡镇干部奇缺，父亲又先后在乌迳、南亩、新龙等公社（乡镇）担任副主任（副乡长），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为奶奶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看，孩子又多需要就业，他自己在农村的时间也够长了，所以，组织上将其调回城关镇，一直到退休。父亲是一个老实本分之人，在单位上吃苦耐劳、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很少在工作上讲条件。他最大的压力就是孩子多、负担重。由于奶奶的原因，父母一共生了8个孩子，5男3女。全家人就靠他那一点微薄的工资过活，常常入不敷出。父亲总是省吃俭用，把一切都留给了孩子，即使单位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加点菜，他都舍不得吃，而是带回家，算作餐桌上的一个菜。父亲从单位退休后，自以为身体不错，又有做豆豉的手艺，因此，就自己一个人买豆子、霉豆豉、做酱油，结果积劳成疾，60岁出头就走了，没有享受过一天清福。

家乡南雄，地处广东省东北部，大庾岭南麓，毗邻江西、湖南，自古就是岭南通往中原的要道，史称“居五岭之首，为江广之冲”“枕楚跨粤，为南北咽喉”。南雄是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境内名胜古迹众多。“岭南第一关”——梅关，自唐代名相张九龄奉旨开凿驿道后，成为岭南通往中原之要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的不朽诗篇《梅岭三章》也诞生于此；闻名海内外的珠玑巷一度是中华民族拓展南洋的聚居地和众多广府人及海外赤子的发祥地，其独特的人文历史，对岭南经济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位于市区的三影古塔是广东省唯一有绝对年代可考的宋塔，至今雄姿犹存。面积达1800平方公里的“南雄红层”，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标准层之一，其中恐龙等古生物化石极为丰富，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科学价值。

过去的南雄县城，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全城仅有一条街。这条街很长很长，从南到北，从头到尾，贯穿全城，大概有2公里。这条狭长的街道两旁都是骑楼。我家所在的街道，相对县城的中心为下街，名字叫居仁街。上了年纪的老人一说起“白姑楼”的何屋就知道了。当年，第一次重归故里时，走在古色古香的小街小巷，一番古城风貌，令人陶醉于古风雅韵之中。电影《从奴隶到将军》所拍摄的古城小巷，就是我家周边的场景。据南雄地方志记载，我的太祖公何元经曾任清朝翰林编书，他教的学生中了举人，得到朝廷官府的褒奖。家中有一个典故，说是一位潘姓人家与何家喜结连理。潘姓人为炫耀一下家族的文化，就说：“我们潘家有水、有禾、有田，大户人家。”何家人听后不假思索，直接就说：“我们何家，添人、添丁、添口，人丁兴旺。”另外，南雄居仁街“白姑楼”何氏族谱记载我家历代字辈为“学家元亨利，贞万世庆衍，寅运际升平”。而我们兄弟的名字也都富有吉祥寓意：“万康、万宁、万年、万寿、万雄。”如此看来，我们的祖辈还是书香人家，也算得上是文化人。

8个兄弟姐妹中，我排行第三，在家称三哥。我的身世与命运，与其他兄弟姐妹迥然不同。2岁左右，我就来到了堂二伯的身边，成了他的养子。现在想来，到底是人为，还是天意？我自己都说不明白，或许是两种因素的交织吧。我来到堂二伯身边的原因，据家人说，是因为我奶奶生了好几个孩子都没有养大，受旧社会迷信的影响，大公公（祖辈排行第一，他是堂二伯的父亲）就把堂二伯过继给我奶奶做儿子，后来奶奶才生了我的父亲。堂二伯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奶奶看在眼里，惦记在心上，承诺将一个孙子给堂二伯做儿子。我妈妈第一个生下我哥哥，当然，长孙是不会给的。第二个生下我姐姐，第一个女孩也不好给。我出世后，奶奶兑现了她老人家的承诺。事情说来也巧，这大概是老天爷的安排吧。大公公和我们家居住在一块，我对大公公从小就很黏糊，很有缘分。他也很喜欢我，当我走进他住的屋子时，他经常给我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堂二伯在赣州参加了工作。大公公一个人在南雄生活有点孤独，或许他想缓和与堂二伯之间的关系，主要还是想趁此机会解决孩子的问题。因此，他决定把我带往赣州。至于大公公怎样跟我奶奶和父亲最后商定此事的，连我生母都说不清楚。旧社会过来的媳妇是不敢多事，也不会多问的。因此，这段情景谁都说不清楚。据我哥哥、姐姐回忆，当时，大公公带我去赣州的时候，奶奶和爸妈都到汽车站送我们。姐姐发现我被带走了，拼命地叫喊：我的弟弟呢？我的弟弟去了哪里？可能是那年妹妹出生了，因此即使我离开家影响也不大，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淡化。

这大概就是我对第一故乡南雄幼年往事的仅存记忆。

二、依稀童年

我就这样，跟着大公公离开了南雄，似乎没有任何一点印象地来到了我的第二个故乡——江西赣州。

赣州是江西省第二大城市，它东接福建三明和龙岩，南至西南临广东梅州、河源和韶关，西靠湖南郴州，北连江西吉安、抚州，处于东南沿海地区向中部内地延伸的过渡地带，是内地通向东南沿海的重要通道之一。

自古以来，赣州古城是沟通赣、湘、闽、粤的重镇。名人迭至，人才辈出。唐时，诗人孟浩然、綦毋潜等，足履诗迹已及古城。北宋时，苏轼二至赣州，留下许多诗文佳话；周敦颐在赣州首开讲学之风，与弟子程颢、程颐在此奠定理学根基，影响深远。南宋时，文天祥任赣州知府，曾在此组织新军抗元；辛弃疾游赣州，写下千古绝唱《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诗人黄庭坚、杨万里都曾驻足赣州，留下诗词墨迹。明时，王阳明在通天岩问难答辩，使赣州理学之风更盛，对古城文化影响颇大。深厚的文化哺育造就了大批出类拔萃的本籍人才，宋代有名士阳孝本、诗人曾几、状元池梦鲤，明、清代有刘丞直、谢诏、邓元昌，民国时期有阳立垣、陈协、陈锐等。

赣州文物名胜众多，其中宋代文物数量多、品位高，被当代专家学者誉为“宋城博物馆”。众多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在章贡区浑然一体。境内拥有极具考古价值的“宋代四古”，即古城墙、古石窟、古浮桥和古窑址。八境台、郁孤台闻名遐迩，宋代慈云塔、赣州文庙等84个旅游景点和230多处名胜古迹吸引着八方游客纷至沓来。1994年赣州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从僻静的粤北小山城，来到较为发达的城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重大变化。今天回想起来，世界上还有如果的话，在南雄那个人口多，收入少，生活极为困难的家庭环境下，我的人生会是怎样？还真难以想象。我哥哥、姐姐以及其他弟妹的命运可能会重现在我的身上。因此，我觉得一生中最要感谢的其中一人就是我的大公公，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

我到赣州后，3～5岁期间的生活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谁详细地对我说起过，甚至养父、养母也没有多讲。据养母聊天时说起，我到赣州刚走进家门时，她感到很愕然，怎么突然家中多了一个小孩？可能是营养不良，我显得非常瘦小，除了一双滴溜溜转的大眼睛外，几乎没有什么地方特别引人注意。我胆子很小，待在一旁怯生生的，很少言语。养母当时想，像这样的小孩能养得大吗？

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是赣州市的桥儿口。当时和一个染布的南雄老乡住在一块。赣州市桥儿口这个地方比较复杂，纵横交错的巷子特别多。它的北面，可以通到凤凰台、姚衙前；它的西面，可以通到曾家巷、纸巷；它的南面，可以通到攀高铺、方捍巷；它的东面，好像可以通到景风山小学。养母和我说起过一件事，有一年，河里（贡江）涨着大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光着脚丫，手上拎着鞋子，去河边找养母。桥儿口离河不远，走过方捍巷，再横穿过一条叫濂溪路的马路，就可以走至一个名叫涌金门的码头。就在这时，我们的一位邻居看见了我，把我带回了家。这可能是我人生懵懵懂懂第一次走的比较危险的路。后来，我们家搬到了解放路。我在这个地方生活了28年。可以说，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很多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

解放路，以前叫棉布街。大概因为这条街做棉布生意的店不少，才以之为名。我理解当年赣州街巷的分布是依据交通和商业而设计的。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运输主要靠水路，加上赣州水路交通很发达，也很便利。而我们居住的地方，桥儿口也好，解放路也罢，都靠近贡江，附近还有建春门、涌金门两个码头。水上交通的便利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我家周边到处都是商铺，非常热闹。新中国成立后，棉布街改为解放路，我们住在一个名叫“富贵巷”的里弄。说是巷子，实际上就是两家大院的夹墙，大概只有一米来宽，只能过一个人，两人并行都无法通过。可是，当你走过30来米的夹墙后，你会大吃一惊，怎么也想不到里面还别有一番洞天。一个小小的巷子里面竟然有一个住了19户84口人的大院。可以说我们家附近，是赣州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繁华的地方。巷子的对面是华兴街，过去叫瓷器街；巷子右边的解放路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叫标准钟，上学时经常看见这面大钟；解放路的左边是濂溪路，右侧是中山路。标准钟旁，有三条巷子，一条叫曾家巷，一条叫风车巷，还有一条叫天王寺。在风车巷口，有一个名叫东河剧团的戏院，它也曾叫过赣剧团、祁剧团；在标准钟的西侧，有一个赣南采茶剧团。

我小的时候一直跟着大公公，因为养父、养母都在工作。大公公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很浓的眉毛，有点带钩的鼻子，身材清瘦。我们有一张全家福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一家人都没有什么笑颜，全都是一副严肃的样子。听养母说，大公公的妻子去世很多年，他一个人主要靠打草鞋为生。后来在南雄的乡下曾有一个女的跟过他，但没多久又分开了。大公公在赣州话也不多，很少与邻居交流。我只知道邻居说我大公公在吃的方面很舍得，刚刚上市的菜，他不怕贵，舍得买来吃，这也许是广东人的特点吧。我记得有一次，大公公带我上街，走到曾家巷口一个卖水酒的档口，他喝了一碗，然后给我喝了大半碗。当我走到家的时候一下倒在躺椅上，好久才醒过来，这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醉酒。

20世纪60年代，正是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很多商品都是凭票定量供应。大公公的胃不好，患有胃病，所以吃得不多，但时刻想吃。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饼干之类的零食，怎么办？大公公只好有时背着养父、养母，用家中的大米去换零食。当时粮食也很紧张，很多人家三餐都不能吃上干饭，还要吃杂粮，如红薯、芋头等。好在当年我养母在食堂工作，她的粮食不用转到食堂，所以我们家的粮食还够吃。大公公用米换零食的地方，就是离我家不远由广东人开的国民茶社。有一个寒冷的冬天，大公公身体不好，带上“火笼”躺在床上。我也有点冷，把小手伸到“火笼”上，感觉到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就问大公公这是什么，大公公给了我一半烙饼。因为年纪小，和大公公在一起的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但有一件事，我是终生难忘，到如今还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大公公去世的那个晚上。和往常一样，下午放学后，我就在院子里和邻居同伴一起玩耍。大公公还不时地叫我，在他的房间里还用煤炭炉焖着米饭。我养父回到家与我一起吃过晚饭后，问我大公公今天怎样。这时我才发现大公公说话含混，不大听得清楚。好不容易，养父听大公公说要吃饼。当时60岁以上的老人，才供应面与细糠混杂的饼。养父说：“店里已经关门了，明天再买吧。”之后，大公公也就没有吭声了。养父预感到大公公今天晚上不太正常，也跟我们的邻居说起。到了晚上8点左右，养父再去问候大公公时，他几乎已经说不上话来了。没过多久，大公公就这样走了。对于大公公的离去，我特别悲伤，拼命地号哭，拼命地叫唤：“公公、公公、公公，我要公公。”尤其入殓的那个晚上，我哭得更加伤心，连周边的大人都跟着我不停地掉泪。大人一直哄着，叫我别哭了，公公一定会保佑你的。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难过，第一次痛哭流涕。养父对大公公也很尽责、尽孝。他依据当地的风俗，用棺材厚葬大公公，还请道士做了法事，比较隆重。大公公葬在天竹山公墓，每年清明，我和养父都会去祭奠他。直到1986年我们南迁广州，才把他的骨灰重新葬回了南雄祖坟，可谓落叶归根。

大公公去世后，我们家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62年到1963年，国家正处于经济调整时期，一大批工厂倒闭、减员下放，从农村来的回到农村。我养母1959年作为家属工在赣州冶金修造厂第三食堂工作，此时遇到裁员，也只好回家了。本来养父作为具有四级水平的铸造技术工人是可以不被减员的，但是，由于养父脾气不太好，平时稍有冲撞他的话，很容易上火跟人家争吵。也许是这个毛病，又加上国家这样的经济形势，车间的领导就有机会挤兑他了。再者，大公公去世，家里为了料理后事欠了别人的钱，还有“三多”豆豉厂老表们的鼓动，养父错误地认为，旧社会都没有饿死我，新社会还饿得死我？一时意气用事，毅然退职，离开了工作了十多年的厂子，回到家中。当年养父退职时大概是45岁。

养父从小过继给我奶奶，只上了3年的私塾就辍学了，跟着我奶奶做一点油炸的小买卖。随着年龄长大，开始有了一点气力。正好，我奶奶的哥哥在赣州开了一个名叫“三多”的豆豉厂，养父就和我的生父一道在三多豆豉厂打工。在赣州期间，日子过得一般，基本上还能糊口。

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家难过去了，国难又来了。养父最不能忘记的是他所遭受的日本人的欺凌。1943年，日寇侵略中国的战火燃烧到赣州。开始是日本鬼子的飞机对赣州的轰炸。整天警报四起，搞得鸡犬不宁。天天躲飞机，吓得魂不守舍。最惨的一次，是日本鬼子的飞机用燃烧弹轰炸赣州市中心，大火一直从中山路口烧到至圣路，整个解放路的骑楼全部烧光，整整烧了三天三夜。那时，养父躲在防空洞里，怕得要命。大概是抗日战争后期，日本鬼子从宁都到了赣州，养父不幸被鬼子抓住了，要他去当挑夫。在挑着担子的路上，他目睹了日本鬼子沿途的烧杀抢掠、惨无人道。好不容易，他们从赣州一直挑到吉安，终于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趁着鬼子睡熟后，他穿上鬼子的皮鞋，偷偷地逃跑，一路狂奔。为了躲避鬼子追杀，他躲在一个老乡家的棺材底下，一直到日本鬼子走远了才敢出来，一路从吉安走回赣州。回到赣州大病了一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

养母的表姐夫是一位军人，他将养母的表哥吴大昌（我叫他舅舅）介绍到赣州电厂（现在八境台公园旁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前，养父失业在家，舅舅又将他介绍到赣州电厂当学徒做铸造。养父当时有点畏难，认为自己30多岁的人还去当学徒，怕学不来。后来，经舅舅再三劝说，才正式进厂当学徒。养父还不错，很能吃苦，没几年就学出来了。后来他又去了赣州通用机械厂（气压机厂的前身），最后，在赣州冶金机械修造厂工作，一直到退职。

养父是一个受过大苦大难的人，所以面对要他退职回家的这种事情，他没有想得更多、想得更远，几乎是不计后果，毅然回到家中，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生活。当时退职的钱一共800元，分两年支付。他把领到的钱，首先还清了因大公公去世欠下的债务，然后添了一点家具。没有了工作，一家3口人，靠什么维持生活呢？这时养父去了一趟南雄，他在南雄跟着堂三伯母学会了“猪肠粉”的制作。回到赣州后，他自己开始试验。这种“猪肠粉”，是把大米泡涨后，用石磨磨成浆。然后，用勺子把浆淌到垫布的蒸笼里。水烧开后上汽，大概蒸上5～7分钟就熟了。把蒸好的粉倒在铺有棉布的板上，晾一会儿再把它卷起来，这样就成了“猪肠粉”。有点像现在广州的“肠粉”，但它没有肉。这种“猪肠粉”多作为早餐，用小刀切成一段一段，在热水里一泡就像粉条一样，加一点香油、葱花、酱油等，吃起来还是很可口的。每天下午，养母把米浆磨好，凌晨3点钟起床开始蒸，一直做到早上6点钟。休息2个小时，8点钟把“猪肠粉”小摊摆到我家对面的华兴街口。早上赶着上班的人，来不及在家吃早餐，就买上一条或两条，吃过后就上班去了。卖“猪肠粉”的生意我们家好像只做了一年多，后来就难以为继。这种“猪肠粉”生意，太辛苦，起早贪黑。当时，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要在黑市买高价米做粉，核算下来赚不了几个钱。养父决定不做“猪肠粉”而去做水果生意。我们家卖水果的货源，一方面，是通过水果公司批发，例如香蕉、鸭梨等；另一方面，就是到附近的农村，如赤珠岭，去买梨瓜、枣子等。这些小生意，赚不了大钱，也只能养家糊口。卖水果的生意大概做了将近一年，养父又决定改行，改做炒货生意，如炒瓜子、花生、豆子，还兼卖香烟等。我们家的炒货很有特色。如红瓜子，养父知道广东人怕热气，一般的红瓜子都是在锅里稍炒干水分后，就放在太阳底下晒干，或者让风吹干，这样的红瓜子，吃过后嘴巴、舌头不起泡。再在红瓜子上抹一点油，就很有卖相了。养父炒南瓜子也与很多人不一样，他把南瓜子加甘草和盐水先在锅里煮一阵，然后用簸箕晒干水分，再放在锅里炒香，这种南瓜子很有风味。养父炒的花生更是与众不同。花生在炒之前，先用盐水、甘草浸泡两天，然后，捞起晾干水再用沙子炒，一直炒到花生仁酥了为止。花生从水中捞起，晾干、炒熟，再炒酥，这个过程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人也是很辛苦的。但没有办法，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养父只得如此。即使这样，做点小生意，自食其力，自谋生路，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但在那个年代里仍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应有的尊重。这常常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二贩子”“投机倒把”，似乎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情，在精神上是很压抑的。

兰陵王·梅岭

岭峰碧。蜒卧苍茏舞脉。千年载、南北贯通，劈凿山坳掘顽石。迢迢古道驿。惊赫。文明朔泽。蛮夷化、商贸物流，南岭中原近无隙。

寒风峭山脊。着几点香薰，无恋春画。招来卿宦诗贤客。春萦轶事梦，杜娘幽会，花魁亭里生戏剧。望妃子南隔。

威哑。秀屏栅。挽四省联亲，雄岸强魄。调风顺雨丰登麦。念孕育之地，一生恩策。经年风雨，坦荡荡，岭上柏。

西河·虔州[1]

名胜地。南朝古韵留遗。三江[2]碧带绕虔城，一方马骑。汇合赣粤过长江，风樯遥惹云戏。

郁孤岭，妈祖寺。岸边倦客愁累。星罗巷井踏歌谣，杵声远至。暮深秉盏起胡琴，霓裳尊酒楼翠。

宋墙[3]福寿[4]五岭[5]媚。拔崆峒[6]、观尽前事。白塔[7]镇妖非易。水平安、内涝无虞，福祉布施民生，苍天记。

注释

[1]虔州：现在的江西赣州。

[2]三江：章江、贡江和赣江。

[3]宋墙：南宋时建的城墙。

[4]福寿：刘彝修建的城内的排水沟，沟形如“福寿”二字。

[5]五岭：赣州素有“三山五岭八景台，十个铜钱买得来”的民谣，此处“五岭”即田螺岭、百家岭、桂家岭、狮姑岭、金圭岭。

[6]崆峒：赣州的面山——峰山。

[7]白塔：赣州佛塔之一，在赣江源头岸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