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研究
《逸周书·王会》的文体形态及时代1
摘要：《逸周书·王会》是述图之作，内容有经、解之分，“经文”内容主要是人物、建筑、器服、国族、贡物的专名等，应该是古《王会图》上的题记，而非独立成篇的文字；“解文”是后人对《王会图》的描述和注解。《王会图》的整体布局在图文转化过程中更不易失真。其台坛布局所本的“甸侯比要—荒”对应“中国—四海”的政治地理空间观合于西周早期情况，而相应解文“中国方三千里”的世界观则流行于战国中期以后；《王会图》向位布局所体现的同姓为先且以西（右）为上的朝会礼制也与西周早期情况相合。因此结合传统观点可以认为，《王会图》主体内容应是对成王七年成周之会的图画记录或追记，而非小说家言；而《王会解》作时当在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之间。
关键词：《逸周书·王会》；《王会图》；向位布局；政治地理空间观
《王会》3篇是《逸周书》中体例比较特殊的一篇。文史学者关于本篇的专门研究较少，但在相关研究中涉及本篇者却很多。因论题不同，自然也有不同的关注角度与倾向，如史学方面多将其作为研究早期方国的史料来使用，但具体研究中或延续传统观点认为“此篇记八方会同之事。列举四夷之名甚多，考古之瑰宝也”4，视之为信史，或将其视作小说家言弃而不论；文学、文献学方面的研究相对系统些，多有对本篇文体、作时、性质等问题的关注，不过也是意见不一，或认为其为战国秦汉间“私家”所作“礼书”5，或因其内容“荒诞”而视之为战国小说家言等。6其中也有不少灼见为学者所认同，如认为《王会解》存在“有说有解，完全是经、解之体”7的特点，其经文与解文非成于一时，有述图特点等。只是这些研究多非专门研究，所论多点到为止，对经文、解文的区分及对二者的分别研究尚有很大的空间。
这就需要在充分关注《王会》篇文本的复杂性，将经文、解文区分开来，在明了它们各自文体形态的基础上确定其内容，进而作必要的历史考证和比照，这样才能对其作时、性质等基本问题有较全面的认识。因此，本文将从如下三个方面对《王会》篇的文体形态及作时问题陈述管见，以求正于方家。
一、《王会》篇的“经文”即《王会图》的题记
从内容和文体来看，《王会解》可分为内台（开篇至“其守营墙者衣青，操弓执矛”）和外台（“西面者正北方”至篇末）两部分8，前部分述位列内台的人物及礼制，后部分述位列外台的远方国族及其贡物。
内台和外台部分的行文均有经解体的痕迹，这点毕沅、刘师培、黄怀信等前辈学者均有论及。如毕沅注“扬州禺禺，鱼名”（按：此处暂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句读，后文按毕沅说点断）条时即认为：
扬州禺，经也。禺，鱼名，注也。9
刘师培注“方千里之外为比服，方千里之内为要服，三千里之内为荒服，是皆朝于内者”条时说：
此疑前人注释之辞，犹《尚书·大誓》之有故，《礼经·丧服》之有传，故旧本均入正文。又案此下四夷方物间有释词，疑亦前人所增益。如“秽人前儿”，《王会》之正文也；“前儿若猕猴”云云，即前人释《王会》之词。10
黄怀信更以外台部分的行文为例，归纳了包括《王会》在内的《逸周书》中的经解体现象。11但要确定将经文、解文区分开来分别研究的思路是否适用于《王会》全篇，首先还需要确定其经解体是否是全篇一贯的特点，其经文和解文是各有体系的还是仅仅是局部现象，在此基础上才能甄别出经文与解文的具体内容及其体例。
如前贤所见，外台部分的行文经解体的特点很明显，文体又比较统一，因此可以认为经解体是外台部分行文的普遍特点。内台部分的行文叙述性很强，其中有经解体痕迹较明显的，如上引“方千里之外为比服”条：
内台西面正北方，应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东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方千里之外为比服，方千里之内为要服，三千里之内为荒服，是皆朝于内者。12
此语显然是“注释之辞”，但与注释的对象之间又隔了记述伯父中子之国位次的内容，可见本段前后两部分是先述经、后作解，二者各成体系。
多数经、解文混融一体，不过仍有迹可循，如“应侯”之下王应麟本即有“曹叔，皆国名，为诸侯。二舅，成王之舅，（邑）姜兄弟也”13的解文，显然是用来注释“应侯、曹叔”的；再如“外台之四隅张赤帟，为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闾’”是注解建筑物“爻闾”的，“青马黑
，谓之母儿”则是注解“母儿”的，因此可以将“爻闾”“母儿”等视作经文内容——它们都是建筑物、器服仪仗等事物的专名。
无独有偶，外台部分的经文也是以专名为主，如“扬州”“禺”这样的国族、贡物专名即经文。不仅如此，在外台部分所记61条经文中，有45条以“国族名+贡物名”的体例存在（如“秽人前儿”），而以“国族+以（或“之”“用”）+贡物”体例的仅有“会稽以鼍”“蛮扬之翟”“夷用蔺采”等16条。因此可以认为，“国族+贡物”的格式是这部分经文的典型格式。而且，这种“国族名+贡物名”的体例具有标识性特点，而“国族+以（或“之”“用”）+贡物”的体例显然是叙述性的，一如《禹贡》“厥贡惟+”之类的语例。
那么，《王会》的经文具体应该是哪些内容呢？是建筑物、器服仪仗、国族、贡物等的专名，还是“内台西面正北方……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之类叙述性文字全部都是经文呢？前贤的观点显然偏向后者，本文认为应当结合《王会解》的述图性质来看。
《王会解》有述图特点，这是学者早已注意到的，但对于图、文之间是配合并行还是先图后文、图画形态具体怎样等问题则或语焉不详，或莫衷一是。14因此需要加以申述。
首先，《王会解》中存在大量的静态场景描写。文中有大量描写向位排布的语句，如外台部分记述诸国族“西面者，正北方”“皆西向”等向位的语句，内台部分“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无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于堂上”等语句，均属此类。类似文体在《尚书·顾命》《礼记·明堂位》《逸周书·明堂解》等中也有，不过《顾命》相关的场景描写乃属于动态的仪式情境，而《明堂位》《明堂解》等所记人物均为“诸侯之位”等等类名，乃是对礼制常态的概括而非对特定场景的记述，与《王会解》的静态场景描写均不相同。
其次，《王会解》中有大量关于方位、物态等述图性描写。内台部分如“爻闾”与“外台之四隅张赤帟”这种记述方位和仪仗的文字，“母儿”与“青马黑”这种描摹物态的文字；外台部分如“乘黄”与“似骐，背有两角”，“鳖封”与“若彘，前后有首”等描写物态的文字等；这些都应当是对图像的描述。
此外，《王会解》全篇的叙述顺序也具有明显的述图特点。全文基本叙述顺序是先内台而后外台，内台先言堂上后及堂下，外台先北方后南方（也即上北下南、先上后下）；内台（除“堂上”外）部分先右后左，外台顺序也是先东后西（也即先右后左），按空间布局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叙述单元。前文所引“方千里之外为比服”段先述内台东方的比、要、荒服位次，次述内台西方伯父中子位次，最后加入比、要、荒三服的注解，这样的顺序显然不是据文作解，而是解文作者先述图像、后作注解所致。
据此不仅可以肯定《王会解》的述图性质，还可以对《王会图》的文体形态、《王会》篇的经解文关系等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
1. 《王会图》的形态应当是“图像+题记”，这也是早期图画文献的常见形态。如天水放马滩出土的7块秦代地图中，在图像之侧就有对于山川谷邑关隘，甚至于树木专名如“灌木”“杨木”（第3块）15等的注记；马王堆汉墓出土《驻军图》也采用“图像+题记”的方式；更早、更典型的实例当属1977年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其题记有“中宫垣”“内宫垣”“门”等建筑物专名，有“丘”这种图例性质的题记，还有“从内宫至中宫廿五步”“王堂方二百尺”等标注广幅的文字，对于特殊地点则有如“夫人堂方百五十尺，其葬视哀后，椑棺、中棺视哀后，其题凑长三尺”等注释礼制的题记16。这些题记主要是以专名等标识性文字为主，辅以简短的叙述性文字；当然有些图画文献如子弹库帛画《月令图》、《管子·幼官图》等，题记文字则是以篇幅较长的叙述性文字为主的。
《王会图》题记的形态显然与这些舆地图相似，是以标识性文字为主的：外台部分的经文是标识性很强的“国族名+贡物名”的格式，是很明显的；内台部分应当也是如此，诸如“内台西面正北方”“青马黑”之类的文字本身就是对图画内容的描述，不必要用题记的方式专门注出，因此可以认为“比服”“要服”“荒服”“母儿”等专名才是原图中的题记文字，只是解文作者在述图时将其用叙述性的话语表达了出来。
2.我们所说的《王会》篇的“经文”，并不是一篇与《王会图》配合并行的一篇独立的文字，其主体更可能只是原图中的题记，也即建筑物、人物、国族、贡物等的专名；至于内台部分一些关于器服及数量规制等内容的文字如“（天子）絻无繁露，朝服八十（九采17）物，搢挺”是否也是题记文字，则不易断定。因此《王会解》应当是解文作者对《王会图》及其题记文字的记录、描述，并加以注解而成。
《王会图》的基本建筑格局为内、外二重台，内台又称“中台”，其上之中央为“堂”；按图画（上北下南）次序分别为：
堂上：天子南面；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
堂下：夏公、殷公在左，虞公、唐公在右，皆南面；
堂下、阶前：郭叔箓币于堂下之东方，在右；相者太史鱼、大行人在左，面东18；祝淮氏、荣氏、弥宗在右，阼阶之南，面西；
内台：同姓诸侯应侯、曹叔及伯父、中子等同姓诸侯皆在左、面东，自北至南依次排列；伯舅、中舅等异姓诸侯及比、要、荒服诸侯皆在右、面西，自北向南依次排列；
堂后：天子车马在左；赤帟、浴盆在东北角，在右；
内台之外、外台内缘有受贽者八名，分别是：台左19为泰士，台右为弥士；内台边缘有“营墙”20，有青衣卫士守卫；
外台：东方台自稷慎至会稽，西面、以北方为上；西方台自义渠至奇干，东面、以北方为上；北方台自高夷至山戎位处东半段，自般吾至匈戎位于西半段，自东向西排列，皆面南；南方台自权扶至长沙处东半段，自鱼复至仓吾处西半段，自东向西排列，皆面北。
外台四隅：爻闾。
可将其图画布局简要整理如下（图一）：
图一
作时、性质问题是《王会》篇研究的一大难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本篇内容极为丰富，若要得出确定的结论，需要对明堂、器服、觐礼等礼制，以及分封制度、国族地名等作全面、具体的考证。这种考证不免会依赖与其他传世及出土文献相比照的方法，但一方面文献不足征，另一方面传世文献（尤其礼制文献）也并非全是对历史事实的实然记录，所以难免会落入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的困境。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拓展仍然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一方面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出土材料的增多，一些国族（如般吾21、不屠何22、鱼腹23等）、礼制（如“天子驾六马乘”、虞夏商周诸公堂下“南面”24等）等方面的内容也逐渐被印证；另一方面思路和方法的变化或改进，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促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比如，若充分考虑到本篇的经解之体以及《王会图》的文体形态，那么就可以避免混淆经解、图文的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困扰，有助于明确研究的侧重点——例如器服礼制部分的描述，若非是原图有此类题记文字作为注解，那么就可能是解文作者对图像内容的理解，但这种对图像细节的描述是很容易产生误读的，而台坛设置、向位布局等宏观内容则更加直观、不易失真，除非解文作者有意改写。
二、《王会图》与《王会解》的时代差异——以政治地理空间观为中心
《王会图》与《王会解》之间并非相配并行的关系，而是先《图》后《解》、据《图》作《解》。而且，这种从《图》到《解》的转化是旨在讲解古图的客观“描述”或“追述”，看不出明显的有意“阐释”的痕迹，这点无论从《王会解》经解文分开、先述图后作解的体例，还是“成周之会，坛上张赤弈阴羽……自古之政，南人至众，皆北向”（《王会解》）这种以描述、总结为主的行文语气来看（与《礼记·明堂位》比较，一目了然），都是如此。但是，这种“客观”也只是就解文作者的姿态而言的，他们的时代观念难免也会在图文转化过程中留下痕迹，甚至可能导致对古图内容的误解，尤其是当图、文之间时代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如解文描述明堂堂后天子车驾时说“天子车六马乘”。“车六马乘”的驾乘法西周已有25，但并非常制。从述图的角度看，原图应该仅仅是图绘了这种车驾，但细味解文的意思，显然是将这种驾乘法与“朝服九采物”之类器服制度一样，当作天子车驾的常制了——这体现的应该就是解文时代（战国及以后）的观念。26
《图》《解》观念的这种时代差异，在宏观布局方面更加明显，最突出的就是《王会图》台坛布局所体现的天下观与相应解文之间的差异。
《王会图》基本格局为内外二层台，内台上为坛、堂在坛上27，这种布局象征的是“中国—四海”的天下观；其堂下为先王后裔诸侯，其后内台之上按位次先后分别是同姓诸侯、异姓诸侯及比、要、荒各服，外台上为远方国族，这种位次又是按五服制来排列的。简言之，这种布局体现的是西周早期既已出现的“甸侯比要—荒”对应“中国—四海”的政治地理空间观。
兹略作论述。“中国”“九州”“四海”“五服”等概念之间本即关系密切，胡渭曾总结说：
四海之内，分为九州，制为五服，以别其远近……所谓“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是也。五服之外，尚有余地，亦在九州之数，所谓“外薄四海，咸建五长”者是也。九州之外，夷狄戎蛮之地，不登版图，不奉正朔，王者以不治治之，是为四海。28
其说很大部分符合西周早期情况，如认为“天下”分为“中国”（“中邦”）“四海”两个基本部分，“中国”在空间上相当于“禹迹”“九州”，这点《尚书·益稷》所载禹言“予决九川，距四海”、周初太史辛甲所命作《虞人之箴》“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岛，经启九道”（《左传·襄公四年》）等皆可为证；“中国”为“锡土姓”之地、五服所在，乃是绍绪夏禹王德而建构的三代王权法统区域，“四海”诸夷则是“以不治治之”的一群——此乃是周初建构的夏商周三代“王族文化圈”29在空间观上的表现。
具体而言，《王会图》内台（也即对应的“中国”）部分记“比服”等位次在“伯舅、中舅”之后，这与《国语·周语上》所载西周初中期畿服制情况30相合，只是将后者所强调的关系距离用空间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而已：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谓之宾服，常以服贡宾见于王也”（韦昭注）31，《王会图》对应的是“比服”，“比”义为“近也”“亲也”“辅也”，孙诒让说“‘比’当为‘宾’，一声之转”32，二者音义皆近；“要服”之“要”为“要约”，“荒服”之“荒”则是“政教荒忽”33之义。顾颉刚认为：
“宾”服，前代王族之有国者，以客礼待之，蕲其能帖服于新政权，转而为今王之屏藩也。更别“夷蛮”、“戎狄”为“要”与“荒”。夷蛮者，虽非前代王族，而久居中原，其文化程度已高，特与新王室之关系较疏，故不使跻于华夏之列；然犹服我约束，故谓之“要服”；要者，约也。戎狄者，未受中原文化陶冶之外族，性情强悍，时时入寇，虽欲跻之华夏而不可得，故谓之“荒服”；荒，犹远也。34
《王会图》中“比服”等三服位在“王所封殖以自卫”35的异姓诸侯之后，与《国语》五服相合。“要服”为蛮夷诸国，其标准当如顾说乃是就文化、政治关系而言，而非字面所示以族群为标准，因蛮夷诸国（如楚、鲜牟等）多属此类，故曰“蛮夷要服”。《国语·周语上》韦注“荒服”谓“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36，也即位处“四海”。那么参以《王会图》，“荒服”当即外台诸国族。其特点如顾颉刚所说有二：一是叛服不定，如犬戎族，一般认为即甲骨文中的“犬方”，商时即曾“寇周”（《合集》6812），在文王时尚为征伐对象（《史记·周本纪》），周有天下后或即归顺，故穆王时祭公追述此事已言其为“荒服”（《国语·周语上》）；二是“未受中原文化陶冶”，如“渠叟”（《王会解》之“渠搜”）以“织皮”为服（《禹贡》）、不与中邦同俗者即是。
但《王会解》说“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又解曰“此皆朝于内者”，是说“荒服”位于内台而非外台。但若回到《王会图》中看，固然“荒服次之”之语很可能是作为题记注记在“伯舅、中舅、比服、要服”等等之后的，那么这就可能只是一种对“荒服”位次的泛泛说明，而不是说“荒服”就位于内台之上、与其他各服一起在明堂内朝觐，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荒服”不在九州（“中邦”“禹迹”）范围之内，这点《王会图》与《国语·周语上》《周礼·秋官·大行人》等记载一致，落实在“中国—四海”的二层空间中，“荒服”位在“四海”，这反映的是西周早期的观念——《尚书·益稷》“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郑玄注曰“要服之内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37；而同记成周之会的《尚书·康诰》云：“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语中有“播民”二字，安京就将其视作是成周之会外台所列的诸民族；38《大行人》载“九州岛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也与外台“国族+贡物”的情况一致：因为其他四服所贡各有定制，无需特别注明，而荒服所献之“贵宝”则具随机性，故有必要说明。
在叙述完内台诸侯位次之后，解文作者注解道：
方千里之外为比服，方千里之内为要服，三千里之内为荒服，是皆朝于内者。
这句解文历来有不同版本，从“是皆朝于内者”语及本句内在逻辑看，应从王应麟本作：
方千里之内为比服，方二千里之内为要服，方三千里之内为荒服，是皆朝于内者。39
学者对本句的解释亦说法不一，除版本原因外，主要是因为将经解文混淆，在默认本句解文“正确”的前提下，将之与《禹贡》《周礼》等记载相附会，故导致龃龉难合。但若将其视作后人的解文，那么就不能排除有误读《王会图》的可能，如上文所论对“荒服”位置及朝觐制度的误读。沿着这个思路来理解，要准确理解这句解文的意思，着重需要理解本句内在的逻辑。
首先，解文作者认为比、要、荒三服是“皆朝于内”也即位于内台的，这点并不存在版本上的歧异。这种观点很难与其他文献所载朝觐制度相合，如上所论，很可能只是解文作者误解并附会图画内容所致。
其次，解文作者认为内台对应的“中国”幅员是“方三千里”的，从本句前一段的述图内容和体例来看，这点并不属于图画题记的内容，更可能是解文作者根据时下观念作出的理解。这种“中国方三千里”观念常见于战国中期以后的文献记载中：
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孟子·梁惠王上》）
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内，诸侯三年而朝……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内，诸侯五年而会至……三千里之外，诸侯世一至。（《管子·幼官》）40
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吕氏春秋·慎势》）
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礼记·王制》）
这些说法的共同点在于，都认为“方三千里”是“中国”“九州”，也即“四海之内”的幅员，这显然与上文所论西周时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的观念不同。
按照《禹贡》五服制的架构，甸、侯、绥三服是三千里，其余二千里为要、荒二服，也即蛮夷戎狄四夷所在之地。究其原因，应当是东周以降，夷夏之辨趋于严格，产生了“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尔雅·释地》）41的观念，时人按《尚书·益稷》《禹贡》等五服五千里的架构，以“甸、侯、绥为中国，要、荒为四夷”42，遂产生了“中国方三千里”的说法。
综上可见，《王会图》所隐含的政治地理空间观合于西周早期的情况，而《王会解》所本的则是战国中期以后流行的观念，二者不仅断非作于一时一手，而且其间有着很大的时间跨度。
三、《王会图》的向位布局原则及其时代印记
关于《王会》篇的作时，以《周书序》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
周室既宁，八方会同，各以其职来献，欲垂法厥后，作《王会》。43
认为是记述七年三月十六日洛邑初成时（《尚书·洛诰》）成周之会的盛况44，意在垂法后世的礼制文献。此说用于《王会解》（按：此“《王会》”即指“《王会解》”而言）显然不妥，但用于《王会图》则似无大过。
如前文所论，《王会图》台坛设置隐含的政治地理空间观是与西周早期情况相合的，那么其向位布局是否也是如此呢？
1.首先看“堂上”部分。
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旁天子而立于堂上。45
唐大沛质疑说：
周公为成王叔父，当先周公，次荀、唐，今倒置之，殊不可解。在天子右，周人尚右。46
陈逢衡解释说：
周道亲亲，故周公与唐叔、荀叔皆在左，太公异姓，故在右。47
二贤所说有两点是很正确的：一是从昭穆次序看，周公、荀（郇）为文昭，唐为武穆，所以“当先周公，次荀、唐”，这点可征诸《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语48；二是此处班次乃是按姓别异同而分，而且“周道亲亲”，同姓的周公、荀、唐位次在异姓太公之上。周代朝堂班次是“尚右”的，这点唐说为是：考诸《左传·襄公十年》载“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即以伯舆为上49；《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使昭子右坐”，意即“坐宋公右以相近”50，亦以右为尊；《闵公二年》卜季友生之卜辞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亦是其例。
但唐说与陈说的一个共同误解是以为《王会》篇的叙述是以朝堂班次为序的，遂导致“殊不可解”。述图性质的文献经常是按读图之便而非内容次序来叙述的，故多先图右而后图左，如《管子·幼官图》之类即是。51按此思路来理解，则“堂上”部分所谓的“左”“右”只是以北为上、图画的自左至右顺序，而非周王南向视角的“左”“右”，图示如下：
周王
唐叔、荀叔、周公 太公
实际上是太公在周王之左，而周王之右自近至远分别是周公、荀叔和唐叔。这样不仅合乎“尚右”的班次原则，而且根据近王为上52或近中为上53的位次原则，周公、荀叔和唐叔的位次也合乎其昭穆次序。
2.“堂下”部分也是如此。
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
这与史传所载周武王大封前代王族后裔相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陈人自述：
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按：虞阏父之子），而封诸陈，以备三恪（按：周武王封黄帝、尧、舜之后为“三恪”）。
《礼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尊贤不过二代”，当是后起之说，“恐不合古人传说”。54
其叙述顺序仍是按图画方位，实际位置是：
夏公、殷公 虞公、唐公
按上述班次原则，则殷公最尊，其次依次是夏公、虞公、唐公，世越近者位越尊，这也是符合周人“内三代而外三皇五帝”理念的。55
3.内台堂下廷中的伯舅、中舅及比、要、荒服居东在图右，应侯、曹叔56、伯父、中子等同姓诸侯居西在图左；外台诸国族的叙述顺序依次是东方、西方、北方东半段、北方西半段57、南方东半段、南方西半段58。体现的是同姓居西（右59）、异姓居东（左）、近世王族后裔居西（右）、远世居东（左）且以西方右位为尊的原则，从中亦可以找到关于《王会图》时代的印记。
三《礼》对于朝会礼制中是以姓别还是爵位判定尊卑、向位以西还是东位为上的说法并不统一：
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等。王南乡，三公北面东上，孤东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门之右，南面东上；大仆、大右、大仆从者在路门之左，南面西上。（《周礼·夏官·司士》）
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异姓东面北上。（《仪礼·觐礼》）
此外，《周礼》的《射人》《朝士》《小司寇》等均与《司士》一致，均是以爵位为标准、以西位（右）为尊60；《礼记·曲礼下》所载觐礼与《周礼》相近，为“诸公东面，诸侯西面”61；《礼记·明堂位》则是以爵位为标准、以东位（左）为上。大致地看，爵高或同姓为上、近王为上（或近中为上）是三者的共同原则，这应当是周礼一以贯之的。
关于早期朝会礼制中是以姓别还是爵位为标准的问题较容易判断。春秋初鲁羽父曾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左传·隐公十一年》），可见周时会盟班次先姓别而后爵位是当时的通制，只是诸侯不知此制者已大有人在。“到了西周中期以后，随着国家政治的复杂化，这种以姓来划定国家等级理念就逐渐被五等爵等其他制度所替代了”62，当然直至春秋时期此原则仍为周王室所秉持，但诸侯国甚至鲁国“则以国之大小及爵位为序矣”63。《王会解》作于战国中期以后，且学者多认为作于魏人之手64，因此可以认为《王会图》中的这种位次安排反映的是史实而非后人杜撰。
而关于最早是尊西、尊右还是尊东、尊左的问题，三《礼》所载较龃龉，《仪礼·觐礼》《礼记·明堂位》等的尊位思想当如钱玄所总结的：
古礼向位，每依阴阳而定。东、南、左为阳；西、北、右为阴。人以阳为上；神、鬼以阴为上。行礼时……神以西为上、人以东为上。65
但西周时期的情况未必如此，关于朝堂上班次以右为尊的问题前文已有论，又《尚书·顾命》载康王即位时：
大辂在宾阶面，缀辂在阼阶面，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
。太史秉书，由宾阶，御王册命。（《尚书·顾命》）
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尚书·康王之诰》）
《顾命》所载“凡所陈列，皆象成王生时华国之事”66，而礼器等级高者置于西方67；《康王之诰》例虽然是召、毕二伯“各率其所掌诸侯，随其方为位”的情况68，但二公地位并非完全等同，召公为太保故在王右，毕公为太史故在王左，仍以右（西）为尊69。这一点在后世礼制中仍有保留，如堂以西南隅“奥”为尊位（《尔雅》）；“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礼记·曲礼上》）；等等。
因此，《王会图》以姓别为首要标准、以西（右）为上的向位布局原则是符合西周早期的宗盟制度，而早于《仪礼》等所载情况的。
结 语
从《王会图》的总体布局安排来看，其中隐含的政治地理空间观、向位礼制等与西周早期情况相合，其主体内容应是对成王七年成周之会的图画记录或追记。除上文所论之外，还有一些证据可以佐证这一观点，如：
《王会图》所列贡物专名因假借而存在大量形义不一致的现象，如鱼类记作“禺”（《说文》则改为“鰅”）、兽类记作“鳞”等等。其原因当是远方贡物专名对于作图者而言较陌生（不像“苡”这类生物中原本有，有较固定专名），没有专门名称，故取音近字而为记。本文统计此类贡物（含内台“母儿”）计有64种，其名称的形义完全不一致者有22种，占34%以上；若连形义部分不一致者也算在内，则占了一多半。这些特殊专名的命名方式正符合朝觐的语境。
《王会》所记人物、国族中既有可以确定西周早期既有者，更多则是难以证有也难以证无者，但其中有几条颇耐人寻味，如应国在春秋早期即为郑国所灭70；禺氏在《王会》中位于犬戎之东（地在今山西朔州市平鲁区71），而在《穆天子传》中则位于犬戎之西72，这当与周穆王东迁犬戎（从“雍州洛水之阳”的故地东迁至“太原”也即今太原市阳曲县73）有关，因此《王会》所记符合穆王伐犬戎之前的情况；史林国成王时尚有，而穆王时即“身死国灭”（《逸周书·史记解》）；等等。74
《王会图》的布局上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外台若扣除位于四隅的“爻闾”，则其形制为“亚”形。“解文”云：“外台之四隅张赤帟，为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闾。”这一设置恐怕不单纯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应该还有特定的礼制意义在内。“亚”形宇宙观是晚商以来伴随王权的强化而产生的75，这种宇宙观为周人所继承，2014年周原凤雏三号基址发现的西周早期石社主的横截面即呈“亚”形76。虽然这种形制的宗庙、墓葬、图画等在春秋战国时也不少见，难以据此来断定《王会图》的时代，但它也确与西周早期的世界观相合。
如前所论，《王会解》总体上是描述和注解的体例，既无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或场景渲染，又无明显的阐释痕迹，因此仅以其中所涉国族、贡物看起来“荒诞”就视其为小说家言固然有失粗率，将之视作后世私家著述也并不妥当。黄怀信曾论道：
此篇解语显著。但其原作，必当时实录，至少必有所据。因为篇中所记当时会场之布置、天子与诸公的服饰与位置，以及各方贡物，是无缘也无法杜撰出来的。前人或谓此篇“怪诞”，正说明其时代较早。77
虽是推论之言，但如本文所论，不仅《王会图》的布局安排及其所体现的向位礼制和政治地理空间观念符合西周早期的情况，而且上述贡物专名、“爻闾”等细节确实也是无缘杜撰出来的，更可能是实录，其产生的时代当在成周之会后不久。至于器服礼制、国族等细节内容是否有后人的增删改动，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学者一般认为《王会解》的成书时间较晚，如周玉秀从语法、语体等方面考证其作于战国时代78、黄怀信则从“以方位言人”和避讳等方面证其作于西汉景武时代79，二说各有道理。从《王会解》“中国方三千里”的世界观看，其时代当在战国中期以后；而从后世文献的引用情况如司马相如《上林赋》言“禺禺魼鰨”，以“禺禺”为鱼名80当是对《王会》“扬州禺。禺，鱼名”的误读，由此可推知“解文”在此前已有，此亦可佐证黄怀信说。因此可以将《王会解》作时定于战国中期至汉初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