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不能都安然相处
1992年4月的一天,在洛杉矶城外的西米谷,一个陪审团做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他们先是看了一段录像,录像显示,一个叫罗德尼·金的人在因超速驾驶被截停后,遭到了警察的殴打。警察一共用警棍打了他56下,还踢了他6脚。随后,医生告诉陪审团,金的面部和脚踝都受了伤。接着,有护士做证说,当警察把金送到医院时,他们还拿金挨打一事开玩笑。但陪审团最后宣布三名被告无罪,而对第四名被告没能达成判决意见。
当天晚上,洛杉矶就发生了一场暴乱。这场暴乱在随后几天的时间里席卷了整个美国。在暴乱中,共有53人丧生,2 000多人受伤,财产损失达10亿美元。在暴力事件发生的第三天,金出现在电视上,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最著名的问题之一:“大伙儿,我只想说,你们觉得,我们能不能都安然相处?我们能不能安然相处?我们能不能别、别让事情变得这么糟糕?”[29]
这是一个好问题。古时候的人们肯定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他们能否不选择那条充满暴力、化一切为不毛之地的战争之路,而是一起坐下来,协商建立一个更大的组织,制定规则,再自觉地纳税,然后安然相处?
显然不能。温斯顿·丘吉尔曾说道:“吵吵总比打打好。”[30]但在古代历史的记载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表明人们自愿组成一个更大的社会,而不是被实际或潜在的暴力迫使就范。
就拿帕加马的菲利普的例子来说吧。我在前文曾提到他关于公元前1世纪希腊世界是如何被战争、海盗和匪徒毁掉的看法。“靠着我勤勉的双手,我将这部历史传递给希腊人,”他解释道,“如此……通过观察他人的痛苦,希腊人或许会选择以正确的方式生活。”[31]但希腊人不为所动,继续互相杀伐。他们最终停了下来,但不是因为菲利普的“吵吵”,而是因为罗马人的“打打”。
公元前67年,罗马元老院派格涅乌斯·庞培(出于某些原因,他被称为“伟大的”庞培)消灭侵扰希腊水域的海盗。像通常一样,他们这么做并非大发善心,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当时的海盗十分猖獗,以致在公元前75年,年轻的尤利乌斯·恺撒都被绑架了。(他当时对绑架者说,等他被赎回去,他会再回来把绑架者全部钉上十字架。当然,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公元前70年之后,一些海盗甚至开始袭击意大利的海港。
希腊人完全无力镇压海盗活动,但庞培带去了罗马式的组织方式和具有令人惊异的现代特征的策略。2006年,深受伊拉克武装袭击之苦的美军采取了一种新策略,他们将其称作“清剿、坚守、建设”[32]。美军不再把歼灭或擒获袭击者作为首要目标,而变为在某一个地区赶走袭击者,固守这个地区,再重建这个地区,随后有条不紊地前进到下一个地区。到2009年,死于暴力袭击的人数下降了超过80%。而在2 000多年前,庞培想出了同样的策略。庞培将地中海划分为13个区域,然后在一个夏天的时间里逐一清理这些区域,同样遵循“清剿、坚守、建设”的策略(图1.5)。在围捕了两万名海盗之后,庞培并没有钉死他们,而是赐予他们和平的生活。在关于庞培的传记中写道:“野兽,通常在臣服于更高贵优雅的存在时,会丧失其凶狠和野蛮。因此,庞培决定把这些海盗从海洋迁移到陆地,让他们习惯在城市里居住,习惯在田间耕作,从而让他们品尝到文明生活的好处。”[33]
在海洋平静之后,庞培的目光转向了陆地。他率领罗马军队,打了五次漂亮的战役,穿过叙利亚的城市、高加索的要塞和埃及的边界,一路上击溃了异邦的国王、反叛的将军和放肆的犹太人。他又一次采取了“清剿、坚守、建设”的策略,制定法律,安置罗马守备队,整顿财政。在清除腐败和敲诈勒索的同时,庞培下调了税率,提高了罗马人的收入。和平降临了。包括雅典在内的几个希腊城市称颂庞培是下凡的神明。
图1.5 肃清海洋:公元前1世纪,罗马水兵正准备登上敌舰(浮雕作品)
资料来源:Scala /Art Resource, NY
庞培之所以诉诸武力,并不是因为罗马人缺乏“吵吵”的技巧(相反,这个国家里挤满了西塞罗这样的演说家),而是因为他像许多罗马人一样,清楚“吵吵”发挥作用的最好时机是在“打打”之后。比如,塔西佗记载道,阿古利可拉把他在不列颠的第一个夏天(公元77年)花在了恫吓当地原住民上——塔西佗称他们为“孤陋寡闻、无知蒙昧,因此才热衷于打架的人”[34]。随后,阿古利可拉在冬天“为当地人提供生活便利设施,让他们能够适应和平而静谧的生活。不论是私下里还是在公开场合,阿古利可拉都鼓励并支持当地人兴建神庙、广场和设施良好的住房”。
不列颠人很高兴。塔西佗说道:“结果,历来不接受拉丁语的居民反而在学习罗马人的语言。并且,他们也喜爱罗马人的服饰,托加之风盛行。”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把这种方式称作“软实力”,即“利用制度、思想、价值观、文化和政策的合法性等无形的因素”[35]赢得人心,与之相对的是战争和经济等具有强迫性的硬实力。
塔西佗明白软实力的诱惑:“人们逐渐倾心于那些消磨意志的诱惑——花厅、洗浴、奢侈的宴会,毫无戒心的不列颠人把这些新奇的事物视作‘文明’,但这些正是他们被奴役的一种方式。”不过,他也知道,软实力必须在硬实力发挥作用后才能奏效。19个世纪之后,在越南的美国人则这样形容道:“先抓住他们的要害,然后就能赢得他们的心和头脑了。”[36]罗马人在不列颠的成就要远大于美国人在越南的作为。罗马人赢得了当地人的心和头脑,因为他们已经剥夺了不列颠人反击的自由。当阿古利可拉还要对付卡加库斯这种尚可反击的不列颠人时,还没轮到托加出场呢。
考古学发现大体印证了这点。罗马的产品,特别是葡萄酒(放在与众不同的包装里运来的),即便在罗马边境以外很远的地方都很抢手。有传闻说,高卢人的酋长为了换取一大罐葡萄酒,甘愿把一个人当作奴隶卖掉。而罗马的作家们则异口同声地表示,那些习惯于罗马的生活方式、靠近边境地区的蛮族人,打起仗来都不如那些远离罗马、依旧野蛮的蛮族人凶猛。
最具诱惑力的软实力是知识。在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里,罗马人完善了一系列的思想体系。其中最成功的就是斯多葛主义和基督教。二者在起源时都并非罗马帝国软实力的一部分。实际上这两种信仰的创始人都对世界的现状持批评态度。一个是身无分文的希腊哲学家,一个是犹太人木匠,两个人都依靠真理从社会的边缘和帝国的地理边缘发迹。经过许多代人之后,当时帝国的冷峻而聪明的统治者做了他们这样的人经常会做的事:颠覆了这些反主流文化。他们并没有抗拒这些文化,而是把其中表现得最优秀的、最聪明的年轻人吸收进统治阶层中。他们在这些思想中挑挑拣拣。在曾经的极端分子中,他们奖励那些懂得讨好统治阶层的人,无视那些不谙此道的人。逐渐地,他们把对帝国的批评转变成了对帝国的辩解。耶稣对虔诚的基督徒们说:“恺撒的归恺撒。”[37]而圣保罗补充道:“因为所有权力都是来自上帝的,掌权者都是上帝所立的。”[38]
斯多葛主义和基督教使帝国的臣民们确信,未经授权的暴力是罪恶的。这对利维坦来说是件好事。于是,帝国开始大力向其邻邦输送这些价值观。不过,尽管这些新的思想十分具有感染力,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劝诱任何人加入帝国。只有战争或是对战争的恐惧能做到这一点。在那之后,软实力发挥作用的时机来了,它把被征服者融为一体,让帝国实现某种程度的统一。
像很多事情一样,对于战争先行原则来说,那些看上去的例外反而可以证明这一原则。例如,古希腊的小城邦们有很多理由摒弃彼此的分歧,结合成一个更大的社会体。在城邦内部,希腊人大体上可以很好地维持和平:到了公元前500年,人们每天出门就不需要携带武器了;而到了公元前430年,雅典有一位上层人士甚至抱怨说,他再也不能在街上殴打奴隶了(事实上,这已经是违法的行为了)。当城邦之间也处于和平时,希腊的暴力死亡率必然达到了古代世界的最低点。然而,对大多数城邦来说,三年之中往往就有两年是处于战争状态的。据柏拉图说:“大多数人口中说的‘和平’只是一种想象,实际上,每个城邦都在与其他所有城邦进行着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39]
随后,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在公元前477年,几十个吵吵嚷嚷的希腊城邦同意把大部分主权让渡给雅典。他们此举并非出于对和平的热爱或是对雅典的推崇,而完全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依然各自为政,就很有可能会被波斯帝国逐一吞并。波斯帝国曾在公元前480年试图征服希腊。到了公元前5世纪40年代前后,在波斯人的威胁衰减之后,有几个城邦不再愿意臣服于雅典,转而决定各行其是,但很快被雅典人用武力制止了。
到了公元前3—前2世纪,新一轮城邦合并潮流席卷了希腊。这一次,城邦们纷纷联合起来,组成了同盟(字面的意思是“社群”,但通常翻译为“同盟”)。这些城邦建立起代表同盟的政府,将安全防御和财政管理统一起来。但其主要动机依然是担心自己无法独立赢得战争——起初是对抗亚历山大大帝那些强大的马其顿继任者,随后是对抗入侵的罗马人。
最特别的故事发生在埃及国王托勒密八世(绰号为“胖家伙”)和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三世身上。托勒密八世先是在公元前163年被他的兄长(托勒密六世)赶出了埃及。公元前155年,被驱逐的托勒密八世立下遗嘱,一旦他死后无嗣,他的新王国昔兰尼就由罗马人接管。阿塔罗斯三世则更为过分,他在公元前133年死去时无嗣,他的臣民们惊讶地发现,自己也连同王国一起被赠送给了罗马帝国。
我们不知道罗马人对托勒密八世的遗嘱有何看法,因为这位体重超重的君主实际上又活了40年,并且在勾引了自己的继女之后,生下了一大堆继承人。不过,我们知道,对于阿塔罗斯三世的馈赠,罗马人与帕加马人一样感到惊讶。而出于私心,元老院中的各派系就阿塔罗斯三世是否有权馈赠他的王国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托勒密八世和阿塔罗斯三世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对罗马的热爱,而是因为比起罗马,他们更害怕战争。[40]在没有后嗣的情况下,两人都十分惧怕内战的爆发。早在“胖家伙”设立遗嘱之前,托勒密兄弟就曾相残。阿塔罗斯三世的情况更糟糕。一个自称是他同父异母弟弟的人觊觎王位,煽动穷人造反(差点在阿塔罗斯三世死前就酿成内战),而另外四个邻国的国王则企图伺机瓜分帕加马。因此,对于托勒密八世和阿塔罗斯三世来说,把国家和平地移交给罗马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就是世界对罗德尼·金的经典回答:不,我们没办法安然相处。唯一能说服人们放弃杀戮和掠夺的力量就是暴力,或者对即将来临的暴力的恐惧。
要想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们必须放眼世界的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