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被误解了一百多年的知识分子
一、辜鸿铭应该被原谅
辜鸿铭在活着的时候一直被人所误解，逝世之后仍然被误解，到如今已经被误解了一百多年时间，看这趋势还将一直被误解下去。顽固、守旧、怪诞、疯癫的称号，大概一时半会儿是拿不掉了。比起朱熹被误解了八百多年，墨子和杨朱等人被误解了两千多年来说，辜鸿铭只区区被误解了一百多年，还是相当值得欣慰的一件事。但不管对谁来说，被人误解毕竟是不太愉快的。
如果说，辜鸿铭是因为参与张勋复辟才被人打入冷宫的，那么当初那个领导戊戌变法的维新派康有为，同样也参与了复辟，怎么没见他被打入冷宫；如果说，辜鸿铭是因为崇尚传统文化而被打入冷宫的，这同样也说不通，甘地、泰戈尔、列夫·托尔斯泰等人，对自己民族的文化都相当推崇，抵制西方文化，现如今他们可都成了世界级的大师。
或许我们应该从辜鸿铭的嗜好来探究他被人误解的原因，可能是他喜爱小脚的怪癖让他不被重视，但他对小脚的喜爱，在整个缠足文化流行的近千年之间，程度只是相当一般的，这并不应该成为他被人遗忘的理由。至于他拥护纳妾，当然很受批评，但是想想清末民初那个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康有为，他曾极力主张一夫一妻制，结果六十多岁还纳了一个妾。比起这种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做法，辜鸿铭并没有理由受到更多、更严厉的批评。
我们说，我们误解了辜鸿铭，也就是说，我们对他的评价，其实是不贴切的。我们总以为他是一个顽固派，其实并非如此。在日本演讲的时候，辜鸿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在中国他并不受到重视，别人都认为他顽固，认为他的思想是非常保守、非常反动的，是旧中国的人物——这还是一些相当委婉的说法，其实别人都认为他是神经病；但辜鸿铭说了，这些都是对他的误解。
倘使我们真正理解辜鸿铭的话，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十分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他从来不趋炎附势，在张之洞帐下做了十八年的幕僚，他的职位没有升迁过，薪水比不过一个四等助手，这真是很伤他在西洋诸国培养起来的自尊心。但是他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志向，在所有人不顾一切追求财富的时候，他却一心一意地思考着人类文明的问题，思考着恢复社会的秩序。
辜鸿铭被人遗忘，其实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在当时，西方入侵，中国社会经历着内忧外患，是一个非常态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大家都在追求国家的富强，而顾不上文明的问题，正因此，辜鸿铭的学说在当时才会不受重视。而在那时的西方世界，社会的富强已经实现了，文明的问题却日益凸显，这也就是为什么辜鸿铭的学说会在西方世界流行并且轰动一时的原因了。
现在，一百年过去了，社会发展了，国家兴盛了，我们并不需要再像清末时期那样满心迫切地追求富强了，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社会文明的问题。如果在一百年以前，我们误会辜鸿铭还是情有可原的，那么时过境迁，现在我们不应该再用以前的目光来看他了，我们应该重视他，把他提出的问题再思考一遍，问问自己，在市场逻辑强势入侵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坚守社会的文明？
我们提到辜鸿铭，最先想到的总是他的怪异，想到他对缠足的嗜好和对纳妾的支持，他简直成了腐朽和顽固的代言人，以至于他对社会与文明的思考，我们从来没有关注过。事实上，辜鸿铭的诉求和同时代所有的知识分子是一样的，都希望国家能够强盛，只不过在如何实现这一点上，他与别人有着分歧。
晚清，西方列强攻入国门，人们迫切渴求的，就是国家能够强大，能够有坚甲利炮抵御外来入侵。辜鸿铭对此并不反对，他早就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物质带来的阻碍，是控制和征服物质的力量，这确实需要我们留心并着力去解决。西方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也的确令人瞩目，但物质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保持社会文明的基础上。
西方的入侵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强大，可如果我们只盯着他们在物质方面的强盛，盲目地学习这一点，而忽视社会文明，致使对物质的追求超越对文明的追求，导致文明的丧失，那么，这种物质的强大，不如不要。因为，比起物质力量来说，我们更需要控制和征服人类心中的激情。这种激情比物质力量更可怕，一旦被激发出来，将产生更大的危害。
辜鸿铭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而身处内忧外患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民国初期，在追求物质的发展上经历了一系列失败后，大家才注意到了文明问题。这时的辜鸿铭与主流思想界仍然有着分歧，即中国的强盛，应该建立在传统文化之上，还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之上？辜鸿铭坚定地赞成前者，由此与以胡適和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阵营势成水火。
一百年前，辜鸿铭的论调是不被看好的，一百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就会发现，辜鸿铭的观点并不像当时人所认为的那样落后和腐朽。那个时代提倡的西方文明，也并不是如今的西方文明，而是19世纪的西方文明，是强权与殖民、优胜劣汰和丛林法则。引入这样的文明，可以在短期内使国家强大，但是从长期来看，必然是对社会的一个破坏。辜鸿铭在晚清时就预言了这一点，可当时他的预言不但不被认可，还被嘲笑，不幸的是，他的预言却最终成真。
今天，我们成功地引进了西方文明，我们的教育不再培养自由的人格和博雅的知识，而是变成了培养学生的竞争力和工作能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家取得的成功有目共睹，但辜鸿铭所忧虑的——西方文明将使社会整体的道德滑坡，也慢慢出现了。生活在当下社会的每个人都切身感受到了这一点，于是，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在积极倡导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间接地证明了，辜鸿铭的观点对社会确有助益。
二、缠足：金莲崇拜的背后是什么
谈到辜鸿铭，我们最先想到的总是他对小脚的喜爱。辜鸿铭可能是近代最著名的金莲崇拜者了。
辜鸿铭还有一段对比中国缠足和西方束腰的妙语，他认为，中国的缠足无疑比西方的束腰更优胜。从视觉审美角度来看，缠足有瘦、小、尖、弯、香、软、正的优点，是束腰无法比拟的。从功能审美角度来看，比之束腰，缠足对妇女的危害也不大。这确实是事实，束腰过度，挤压内脏，对妇女身体的摧残远比缠足严重，西方妇女因束腰而死去的案例，确有不少。
辜鸿铭喜欢小脚，这一点毋庸讳言，但是对于他的这一嗜好和由此引来的趣闻，说来说去也不过就这么一点儿，由此彻底否定辜鸿铭，连他的学说都不愿意再去思考，实在是太冤枉他了。我们不得不说，在这件事上对辜鸿铭的评价，其实是不全面的，我们延续了“五四”知识分子对缠足最浅薄的看法，只简单地从道德层面来看待这件事，没注意到缠足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复杂性。
缠足的起源或许是出于一种罪恶，辜鸿铭认为缠足是女性为了不过度劳动而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这并不贴切。现代对于缠足的起源有多种看法，我们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符号学等角度来探讨缠足出现的原因，这些分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女性在其中都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五四”知识分子批评缠足，正源于此，认为这是对女性身体的摧残，是一种非常野蛮和不人道的习俗，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妇女自身的能动性，她们的主动选择。在“五四”知识分子眼里，妇女就好像一块任人塑造的橡皮泥，只被动地接受着社会对她们的摧残，毫无选择的余地，但我们深入探寻缠足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对妇女自身来说，当时的社会，男性以女性的脚是否够小够正来评判女性。这种评价的准则虽然不公正，但确实是当时社会的现实。这一评价的态度也影响了女性自身，她们为了获得地位和认可，缠小自己的足，并为自己拥有一双小脚而骄傲。
我们追溯缠足发展历程的复杂性，就会发现，缠足的每个阶段都与利益息息相关。男人们为缠足塑造了一种文化上的尊贵性，让女人把缠足当作一种荣耀。她们把脚缠得越小，男人们的巴掌就拍得越响，于是女人就奋不顾身地把自己的脚裹小。但是，在这背后更深的却是经济原因，缠与不缠，都与利益争夺纠结在了一起。
旧社会，媒婆看一位女性，并不是看她长得怎么样，而是看她的脚是否缠得好。旧社会男女双方并不是自由恋爱走到一起的，而是父母包办婚姻。结婚之前，双方可能连面都没见过，因此，男方无法通过女方的言行举止了解她，而缠足就成了了解女性的一种途径。从女性的角度来讲，把自己一双脚缠好，能彰显自己的勤劳与精巧，借此获得男性的关注与认可。
清末民初，改良派和启蒙知识分子们一再要求政府废止缠足，其部分原因同样也是出于利益考量：废止缠足，以免被外国人讥笑，无法获得与之平等的地位。他们当然也从道德方面入手批判缠足了，不过真正起作用的，是经济原因。在缠足兴盛的八百多年间，道德家们对缠足一直都有批评，但之前的批评没产生多大效果，正是因为那时的缠足并没有触及经济利益。
民初时阎锡山在山西推行放足运动，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一措施对妇女极为有益，我们想当然地会认为，妇女一定非常欢迎，结果却不是这样，这一政策遭到了社会强烈的反对，有的地方甚至发动武装抵抗。
部分妇女因为担心放足后会被拉去打仗，反而把脚缠得更紧了。后来日本侵华，妇女发现缠了足不利于自己逃命，这才不愿意缠足了。不管是因为担心被拉去打仗而继续缠足，还是担心被日本兵抓获而实行放足，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由此我们更能看出缠足之中的利益纠葛。
清末民初的启蒙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缠足的批判，出发点值得赞扬，但他们单单从道德方面入手去批判，其实并未抓到根本，从结果上来看，他们的做法也危害不小。当历代文人塑造起的缠足文化尊荣被他们摧毁之后，在时代审美逆转的情况下，缠足妇女所遭遇的痛苦和焦虑，是难以计量的，而这一点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相比来说，辜鸿铭喜欢缠足，尽管落后，但是把他的这一嗜好放在整个文化和历史的脉络下去看，是值得原谅的，他不过也是被历代文人塑造起来的错误文化欺骗了而已，就连苏轼和唐伯虎等文化大师都歌咏过小脚呢，辜鸿铭对缠足的喜爱实在很一般。而启蒙知识分子歧视女性，认为缠了足的妇女是废物，毒害国家，甚至一些官僚还要求男性佩戴袖章，发誓不与缠足女性结婚等等，这些极端的做法无疑也是有害的。
辜鸿铭拥护纳妾和他喜欢小脚一样出名，对于中国特有的缠足和纳妾习俗，西方人一律非常反对，中国人对此却态度不一。缠足大家都批判，对于纳妾，批判却并不严厉。关于纳妾有两则与辜鸿铭有关的著名趣闻，我们会发现，其中质问辜鸿铭纳妾言论的，都是外国人。
当别人质疑辜鸿铭，认为一个男人无法调和几个女人，辜鸿铭答道，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个茶壶可以配多个杯子，一个男人为什么不能配多个女人？还有一次，一个德国贵妇人诘问辜鸿铭，如果一个男人可以娶多个女人，一个女人是不是也可以拥有多个男人呢？辜鸿铭不慌不忙地答道，一辆汽车有四只轮胎，可我们备着的打气筒就只有一个呀。
在这些故事中，辜鸿铭都用比喻为纳妾辩护，这些比喻虽然精辟又有趣味，但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一个茶壶配四个杯子，可以证明一个男人能娶多个女人，那么，一个钥匙开一把锁，岂不是反过来就证明了，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女人？其实，辜鸿铭说这些话只不过是出于调侃，他真正拥护纳妾，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从整体上讲，纳妾有助于增进社会的福利。
在文章中，辜鸿铭详细地阐述了他支持纳妾的理由，这些理由并不像他的茶壶理论和打气筒理论一样，认为一个男人娶多个女人是出于自然。恰恰相反，他也认为这么做有弊端，但出于社会整体的福利考虑，辜鸿铭觉得这种做法是值得原谅的，包括他看待儒家的婚姻制度也是如此，他赞同是因为那种制度有助于增进社会整体的福利。这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的观点。
现在我们对功利主义有着很大的误解，一般人望文生义，总认为功利主义就是指凡事都从利益方面去考量，自私自利。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功利主义者确实都是从利益得失的角度来衡量人们的选择，但衡量的尺度并不是金钱，最终的目的，是增进人们的幸福感。功利主义者孜孜追求的，就是增进全社会的福利。在法律和政治中，这一看法对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辜鸿铭的发心值得谅解，但他的观点仍然有一个重大的弊端，那就是纳妾践踏了人类的尊严和个体的权利。我们遵从儒家的婚姻制度，确实可以使家庭得以稳定和持久，但个人在其中却往往得不到幸福。问题是，我们应该更注重社会整体的稳定，还是更注重个人的权利呢？
三、马来西亚槟榔屿的贵族
要了解辜鸿铭，我们必须撇开对他的成见，以一种公正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他，这样才能看懂他。现如今我们看辜鸿铭，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调侃的心态，津津乐道他的一些趣闻，而忽视了背后的文化含义。我们投射在辜鸿铭身上的目光，是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上的，或者是延续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偏见。往往我们提起辜鸿铭的时候，先入为主地就会给他定位，给他贴上一系列标签。
只有放下这种态度，对辜鸿铭才能有一个深入恳切的了解。辜鸿铭于1856年7月19日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祖籍在福建厦门，祖先大约是在康熙乾隆年间漂洋过海的。辜鸿铭出生于南洋，在西洋求学，青壮年时期在北洋政府做官，娶回来的姨太太是东洋人，所以他又自称东南西北人。因为酷爱《易经》，晚年他又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的曾祖父名叫辜礼欢，早年也是一个穷苦的劳工，靠打渔为生。在1786年的时候，英国殖民者赖特率领一支船队抵达槟榔屿，他们在岛上插上国旗，把槟榔屿更名为威尔斯王子岛，然后就说这岛是自己的，谁不服就打谁。就这样槟榔屿成了英国人的殖民地。原本这里是荷兰人的地盘，荷兰人竞争不过英国人，只能把目标转移到印度尼西亚那边，英国人由此入住槟榔屿。
赖特登岛的时候，辜礼欢作为代表，向赖特赠送了一张渔网。虽然这份礼物非常轻微，但却让赖特感到惊喜不已。他是来抢劫的，这样居然都有人欢迎他，肯定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这让他觉得，辜礼欢实在是太好了。后来赖特在槟榔屿站稳脚跟后，就把辜礼欢委任为首任“甲必丹”，让他成了当地人的首领，职责主要是帮着英国殖民者处理当地人之间发生的一些小的刑事案件。
辜礼欢从此改行经商，开辟胡椒园，投标酒税，生意做得非常成功，成了当地十分有威望的一个人。去世时留下8个男孩、3个女孩。其中的辜龙池，就是辜鸿铭的祖父，在当地政府中任职，一生颇有建树。
辜鸿铭的父亲名叫辜紫云，供职于槟榔屿一处橡胶园中，与那里的英国牧师布朗关系十分融洽，后来被委任为橡胶园的负责人。对于辜鸿铭的母亲，我们知道的资料就很少了。辜鸿铭从来没有谈起过他的母亲。周作人曾指出，辜鸿铭的母亲是欧洲人，我们并不能够确定这件事，不过这确实是很有可能的。看辜鸿铭的长相，眼睛、眼窝、鼻子等等，明显都有一些西洋人的特征。
辜鸿铭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政教的热爱，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些拼命批评辜鸿铭顽固的人，也不会去否认他的爱国心。这与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生于南洋，中国对他这样的华侨家庭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梦。华侨虽然远走海外，但是并没有忘记祖国，反而因为离开了，使他们对祖国的眷恋更加深厚。辜鸿铭从小就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因此对中国一直都充满向往之情。
据《马来纪年》上讲，很久以前，马来西亚还没有中国人，当时那里被印度人占领。印度要各国向他们纳贡，所有的国家都臣服了，可中国人居然完全不睬他们。这让印度人非常愤怒，他们决定率领大军去攻打中国。印度那时率领的大军足有120万，这让中国皇帝觉得，还是不要和印度打仗比较好。
大臣们为皇帝出谋划策，几个年老的大臣想出了一个计谋。他们带着一支船队，来到了马来西亚，船上载着一棵大树。印度人见到之后十分惊奇，问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说，自己是从中国来的。印度人问，中国离这里有多远？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中国离这里有多远，总之，他们来的时候年纪还小，现在已经满头白发了，船上的树是当时落下的一粒种子，如今都长成了参天大树。印度人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收起了想要攻打中国的想法，班师回印度去了。
这个故事其实是瞎编乱造出来的，中国人最初来到马来西亚，其遭遇是相当悲惨的。沿海的一些渔民为了生计，想要外出谋生，结果被成群结队地骗上海船，贩卖到了马来西亚。不过这么悲惨的经历大家是不愿意说出来的，于是编造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辜鸿铭听着那故事长大，因此对中国人的智慧和勇敢神往不已。
因为热爱中国，辜鸿铭从来都说自己是中国人，虽然在当时中国孱弱不堪，但他仍然以身为中国人而自傲，仍然认为中国文明优于西方文明。
在1867年，辜鸿铭十岁前后，与他家交好的布朗神父带着他去欧洲求学。布朗夫妇没有生育孩子，他们一直想要一个，据说几年来他们走遍了全世界，要找一个聪明孩子，可惜都没有找到。辜鸿铭出生之后，布朗夫妇看他聪明伶俐，高兴得如同唐僧取到了真经似的，立即把他过继为自己的孩子，并决定带他到欧洲去，接受当时最先进的教育，好好锻炼他，把他培养成材。
虽然辜鸿铭就此要离开家乡，不过他的父亲辜紫云还是同意了。离开前他叮嘱辜鸿铭，不管以后他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他都要记住，他是一个中国人！这一点辜鸿铭是记住了，从他后来的做法可以看出，他记得是多么牢。此外辜紫云还叮嘱了辜鸿铭两件事，一是不能进耶教（基督教），二是不能剪辫子。不过这并不确切，有资料表明，辜紫云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基督教徒。
辜鸿铭跟着布朗夫妇离开了马来西亚。布朗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工业文明的鞭挞是相当严厉的，但是，与其说他保守，不如说他相比经济的强盛来说，更注重人类文明的发展。布朗虽然是一个商人，但归根结底，他是一个神父。他是通过神学的管道获取地位的，这和工业文明之中人们通过经济的管道获得地位不同，两种不同的管道势必会引起冲突。
在当时，西方社会也确实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淡漠和利益化，社会失去了公正，道德渐渐沦丧。为了利益，人们都不择手段，国家甚至出动军队，发起战争，侵略别国，以此使得利益最大化。西方的社会，经济的确是高度发达的，但是背后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却也相当严重。这引起了许许多多人的忧虑，布朗就是其中之一。
相比西方来说，布朗更喜欢中国，他觉得中国文化是相当卓越的，正好可以医治西方社会的弊病。那时候西方国家都想着侵略中国，在中国攫取最大的利益，但是西方的学者，却更愿意向中国学习，从中国的文化之中汲取养料。布朗就是这样期待辜鸿铭的，他带辜鸿铭到欧洲求学，但是这还不够，等辜鸿铭学完之后，还要再回到中国去学习，贯通中西文化，从而给世界指出一条正确的路。
四、科学世界与文学世界的截然不同
辜鸿铭跟着布朗来到了苏格兰，按照布朗的计划，他打算让辜鸿铭在英国学好语言和人文科学，然后就送他到德国学习自然科学，接着把他送到法国，学习政治和了解人情世故，最后再把他送到中国，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把所有先进国家的卓越文化都学到手。在苏格兰期间，布朗把辜鸿铭送入当地一所贵族学校，后又转入一所文法学校，接受语言和文学的训练。
在这期间，布朗还请了一个家庭教师，教辜鸿铭学习物理、化学和数学方面的知识，有时候布朗还亲自教辜鸿铭。他教辜鸿铭学习歌德的《浮士德》，他不跟辜鸿铭讲解，就让辜鸿铭背，先把整本书背下来再说。当时辜鸿铭只有十来岁，跟他讲解他也理解不了，所以要他背。如果辜鸿铭是个印度人，背书是难不倒他的，印度人随随便便就能背出几万言，辜鸿铭却没这本事，所以特别痛苦。
背了半年，辜鸿铭总算大致把《浮士德》背熟了，但完全不知道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他希望布朗能跟他讲解一下，布朗却不讲，要他继续背，等他彻底背熟了才讲。直到一年之后，辜鸿铭把书背熟了，布朗才给他讲解。
学了《浮士德》之后，布朗又开始教辜鸿铭学莎士比亚，还是老样子，要他把书背熟了再说。因为有了之前的基础，这回辜鸿铭背得快一点儿了。原本布朗计划，每半个月学一部莎士比亚的戏剧，不料辜鸿铭已经背出了功力，越背越快，最后布朗调整了计划，每半个月让辜鸿铭学习三部莎士比亚的戏剧。仅仅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辜鸿铭就把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给全部学完了。
学习《浮士德》和学习莎士比亚，辜鸿铭都有自己的见解，他对布朗阐述过他的想法。学《浮士德》时，辜鸿铭说：“我覺得科学知识是物质世界的變化规律，越研究越细密，越细密越清楚。文学知识是精神世界的變化规律，越研究越渺茫，越渺茫越糊涂。我看浮士德这人，不是什么好人，上帝不应该派天使救他。至于文学词句的深奥难懂，与科学词句的简明易懂，差別就大了。”
学莎士比亚的时候，辜鸿铭对比《浮士德》，阐述道：“莎士比亚反映现实生活，是是非非，清清楚楚，一望而知，不似《浮士德》哲思深远，是是非非，恍恍惚惚，没法分辨。至于文字，莎士比亚、《浮士德》，都美妙极了。”
辜鸿铭的想法不管是否到位，他能这么讲，说明他已形成了独立的思考能力，有自己的理解，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可见这时他已经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了。鉴于此，布朗决定进一步，不再教辜鸿铭学习戏剧，开始教辜鸿铭学习散文了。他挑选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卡莱尔的代表作《法国革命史》，要辜鸿铭背。
辜鸿铭背了那么久的书，想当然地以为背书已经难不倒他了，没想到事情不是这样的。之前的戏剧其实还算是好背的，散文才让他知道厉害呢。《法国革命史》这本书他背了三天，就急得哭了起来。这三天里面，他每天背三页，但背不出来。布朗知道后，让辜鸿铭减慢进度，每天背一页就可以了。辜鸿铭听从布朗的话，调整了进度，慢慢背，慢慢读，事情就渐渐顺利起来了。
布朗的这种教学方法，给辜鸿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辜鸿铭还不了解自己从中受益了多少，但是多年之后，他越来越发现，精熟名家的作品是多么重要。后来他在北大教英文，学生们问他该怎么学习才能事半功倍，他马上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无独有偶，我们国家之前的私塾教育，同样也注重学生的背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