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及其背景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现象，它的产生与当时奥地利的国内政治历史情况、经济社会发展、民族状况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都有着密切联系。

（一）政治背景

奥地利地处欧洲中部，与多国接壤，东邻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南邻意大利与斯洛文尼亚，西邻列支敦士登和瑞士，北邻德国和捷克，民族众多，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奥地利曾为欧洲秩序重建中心，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其最大版图横跨如今12个欧洲国家。

1853年以后，奥地利与其他强国之间矛盾不断并爆发战争冲突，然而均以奥地利战败而终。战争的失败，导致奥地利国内政治生态恶化，国内局势动荡不安。1866年，普奥战争中奥地利战败后签订了《布拉格条约》，一年后，普鲁士扩张版图，成立北德意志联邦并将奥地利排除在联邦之外，使得奥地利无力领导德意志民族完成统一任务，因而丧失了在德意志联邦内的影响力，至此，哈布斯堡王朝开始衰落。为维护国际地位，1867年奥地利与匈牙利签订《奥匈协议》组建帝国，虽然其国王为同一人，但是其行政组织却被分为两套，日常事务轮流在奥地利与匈牙利首都进行处理，然而这种安排看似合理，实质上却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例如，该协议要求每10年双方商榷一次关于实际重大问题中双方筹措共同事务费用所应承担的份额，1967年“匈牙利的份额确定为百分之三十。匈牙利承担的费用份额虽然小得多，但基本上享受着平等权利”[2]。类似不平等规定比比皆是，无形中削弱了奥地利参与国内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加重了奥地利人民的负担。在国际上，其无法成为统一德意志民族强有力的领导者，在国内又无法拥有处理国内事务的全部权力，这些都引起了民众的不满。此外，在对内政策上，奥地利政府采取严酷的警察制度，对民主主义者采取逮捕、屠杀政策，监视其行为，并查封、销毁一切进步书籍，解散非政治性协会及组织。其惨无人道的行径，使得社会弥漫着恐怖气氛，“对这种惨无人道的新政策的恐怖心使得社会瘫痪了”，[3]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二）多民族及反犹主义

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成分复杂，各民族拥有各自的语言与民族认同，加之历史上奥地利是大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使得国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加剧了国家民族认同的难度与复杂性，也使得“在奥地利，每一个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都可以认为具有民族意义”。[4]此后，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得各民族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哈布斯堡家族的殖民政策和建立军事边界的政策，使得奥地利君主国变成一个五光十色、七零八碎、组织紊乱的国家组织，其中每个地区都有种种民族集团，而每个少数民族内又包括另外一些少数民族”[5]。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奥地利境内民族主义小团体纷纷涌现，各民族意识进一步加强，但统一的国家民族意识仍旧没有形成，相反“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地方公民社会及政治生活独自发展起来。人民主权的自由理念，与民族主义对于特定地区的特定人民的忠诚的强调融合起来”[6]，这推动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地方各民族，如意大利人、罗马人、马扎尔人、德意志人等又由于各自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文化历史等不同不断发生冲突，地区不稳定性因素增加。

民族主义的发展影响了奥地利的政治走向，即“德意志中产阶级内部有一种明显转向，即转向德意志自由‘政治’的更具社会导向的民族主义目标”[7]。哈布斯堡王朝对犹太人实行歧视政策，犹太人在奥地利社会、政治等领域越来越被边缘化。19世纪80年代的奥地利反犹主义浪潮在政治变幻中兴起。1887年德意志民族主义反犹分子联合起来成立“基督教联合会”，这使得基督教社会党势力不断扩大，并逐渐渗透到社会政治领域，成为影响奥地利政治发展走向的一大政党。奥地利是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因宗教等问题曾一度产生矛盾，但这些民族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犹太人怀有仇视心理，他们认为“犹太人是个有害的、外来的因素”，“捷克人还将犹太人视为德意志—捷克冲突中德意志人的第五纵队”[8]。因而犹太人被当作必须被驱逐或灭绝的外来种族遭到奥地利民族主义者的排斥与迫害。反犹主义的兴起加剧了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导致民族纷争不断。

（三）经济状况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主要阶段都处于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哈布斯堡王朝后期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哈布斯堡王朝在政策上无法对国内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相反其政策往往阻碍经济发展，对外出口贸易方面又时常与其他国家产生纠纷。例如，德国经济政策限制了奥地利牲畜出口，而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在农产品出口问题上未达成协议，致使奥地利对外贸易经济发展不顺畅。因而奥地利国内经济发展一直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随着奥地利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对生产发展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政府的不恰当政策却限制了其发展，“十九世纪奥地利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片面支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少数高级财阀代表的经济政策”。[9]这种政策既不利于本国经济发展，又加重了社会贫困。奥地利政府在修建铁路问题上与资产阶级产生了矛盾冲突，它不准许私人修建铁路，但政府又因财政问题而无力投资修建，致使奥地利铁路运输业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此后，迫于形势，政府允许私人修建铁路，但其竭力吸引与奥地利大财团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大企业进行投资，从而使得铁路修建权一度落到外国大财团手中，国内新型资产阶级没有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而造船业及航海业发展也并不十分乐观，“对于奥地利经济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在1829年创办最重要最庞大的欧洲多瑙河企业即多瑙河轮船公司的，不是奥地利人而是两个英吉利人”[10]，而这个公司中的工业家主要是捷克小企业主，并没有奥地利贵族阶级的参与。资产阶级工业发展所依赖的两大重要交通工具，在奥地利都没有被充分重视起来，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此后又由于其工业发展所必需的煤炭、钢铁资源供给不足，整个19世纪奥地利工业发展后劲不足。由于资产阶级无法从国内获得廉价的煤炭、钢铁资源，它们不得不依靠国外进口来发展工业，而交通的不便利又提高了本国生产的成本，而要获得更多利润，资本家又不得不将成本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对其进行更加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工人获得的工资更加低廉，生活更加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由于战争不断，军费开支庞大导致国内经济发展缓慢，国家财政很快出现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奥地利政府采取大量发行纸币的方式，“纸币夜以继日地印发，很快就造成了通货膨胀。奥地利政府两次被迫实行纸币贬值，因而有成千上万的人，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丧失了他们资产的五分之四”。[11]而一些大银行资本家借机谋取私人利益，做起投机生意，致使社会经济秩序紊乱不堪。在此状况下赋税仍旧十分繁重，农民并没有摆脱大地主的剥削，在常年战争困扰下，工业停滞，商业紧缩，物价飞速提升，必须向贵族缴纳赋税的农民越来越贫穷，乃至破产。从1830年开始，奥地利不得不进口大量农产品，国内农业发展呈颓废之势；工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也越来越凸显，加剧了危机的扩大。地区结构性失业与劳动力短缺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政府因惧怕工人运动，而拒绝工人在各地区自由流动，破产的农民又由于限制政策而无法进入城市，只能就地成为工厂雇员。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奥地利的工人工资十分低微，生活更加困苦，“奥地利除了存在从过去一直保留下来的这些苛捐杂税外，连其他国家的这种小小优越条件也没有。奥地利的商品很少，商品价格不断上涨”。[12]此外，维也纳工人阶级生活环境极其恶劣，住房问题一直非常糟糕。住房面积狭窄，采光差，基础设施配备不全，大多数住房既没有煤气也没有电，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只有18%的人拥有自己的水、气和电。很多人没有自己的住房，据统计，只有50%的工人拥有住房，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自己的床，只有86%的人拥有自己的床，而1/4的已婚妇女没有自己的公寓，他们不得不和父母住在一起或租一张床[13]。与工人糟糕的生存条件不同的是资产阶级的极其富足奢靡生活，这造成了奥地利社会的普遍不满，为此后工人阶级爆发运动埋下伏笔。

（四）马克思主义在奥地利

奥地利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逐渐成为各种思想汇集的重要场所。在这片土地上，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其邻国德国是马克思主义发源地，而匈牙利诞生了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乔治·卢卡奇，这些都对奥地利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起到了促进作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卡尔·格律恩堡更是在奥地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代领军人物，被誉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父”。他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致力于收集、介绍马克思主义论著，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提供理论指导。

此外，在奥地利兴起的大范围反犹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社会主义则没有与这些党派同流合污。虽然马克思主义强调要打碎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威胁到了大部分从事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犹太人生计，马克思强调的无神论也直指犹太教及基督教等宗教，但马克思主义将犹太人个体纳入被解放的人类中一部分，马克思也曾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犹太人解放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并批驳了青年黑格尔派对犹太人解放问题的偏见与谬论。1891年，由恩格斯主持建立的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第一次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反犹煽动和亲犹煽动只不过是资本家阶级和政治上的反动派的轨迹，其目的在于分裂工人和转移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因为犹太剥削者是比较狡猾的剥削者。对于受压迫的犹太人来说，只有一个获得解放的办法：参加社会主义的行列”[14]。因而马克思主义受到了奥地利很多犹太理论家的欢迎，这也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部拥有众多犹太血统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而马克思主义在奥地利得以传播并被接受成为可能，但这种可能最终建立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实践中。早前，恩格斯就看到奥地利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互相交织所造成的巨大潜在可能，认为年轻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奥地利在欧洲的政治运动中占首要位置”[15]。然而，最初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更加倾向于拉萨尔主义，但随着资产阶级虚伪面目的不断暴露，拉萨尔主义明显不能解决奥地利社会问题，无法为工人阶级争取权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本国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下形成了符合本国实际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竭力团结工人阶级，组织工人运动，赢得了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奥地利工人中绝大多数倾向于社会民主党，“工人教育协会和专业工人协会通常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工人报刊还办得很活跃”[16]。1868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维也纳召开工人代表大会，1870年奥地利工人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争取结社权的游行示威活动，从而获得了合法罢工权利。1888年，著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托·阿德勒为防止党派分裂，在海因菲尔德党代表大会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阻止了工人运动分裂为温和派与激进派的行动，同时以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竭力为工人阶级争取选举权赢得了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拥戴。1893年，社会民主党举行争取选举权的大会，在帝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关于选举权的议案，要求“在城乡选区内实行的选举团选举权的范围内，选举权扩及一切国家公民”[17]。然而，奥地利境内的封建派、自由反对派等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该提案，导致该议案最终并未通过。该事件使得奥地利境内的工人阶级进一步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真实面目，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与科学性，他们开始团结在社会民主党周围反对阶级压迫与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