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立论依据

（一）研究背景

1．乡村振兴背景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乡村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所需的食物来源，更为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生产原料及劳动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资源“储蓄池”。乡村的价值也不仅在于经济生产，更在于其生活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但是，多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快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我国乡村的发展地位被长期忽略、乡村的价值被严重低估。我国改革开放40余年，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城市建设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乡村建设水平依然不高，农业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并成为阻碍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例如，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为12022元，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距为8272元；10年后，即2019年，以上两个数字分别为26338.1元、14735.7元，翻了一番。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的特征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乡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于是，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

对于如何振兴乡村，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21年2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202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2021年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年5月18日，司法部印发了《“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活动方案》，明确给出了乡村振兴的方针政策、实施方案与目标。其中，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对乡村振兴起着基础性、根本性、关键性作用，被排在首位。在众多乡村产业兴旺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被公认为是乡村振兴最有效的路径之一，而专业村则作为乡村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被给予高度重视。《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指出，拓展乡村特色产业，建设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形成一村带数村、多村连成片的发展格局。

2．专业村发展背景

专业村的雏形最早见于欧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原工业化”（Proto Industrialization）和美国公司镇（Company Town），但并不普遍（Moore, 1990）。在亚洲地区，专业村的兴起源于1979年日本大分县的“一村一品”（One Village One Product，OVOP）运动。所谓“一村一品”，是指各村或各地区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自然与人文优势，根据市场需求寻找当地有市场竞争力的、能发挥当地资源优势的主导产品和主导产业，通过集聚规模优势，延伸产业链、树立品牌，提高农产品的加工率和商品率，提高当地的资源利用率和资源转化率，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孔祥智，2008）。由于“一村一品”运动的开展符合大部分县实际的经济、社会状况和农民的实际需求，因而大大调动了当地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这一运动成为振兴农业经济的典范，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卢向虎，2007）。泰国、马来西亚、韩国、蒙古、马拉维、菲律宾、巴拉圭等国纷纷效仿（Kunio Igusa, 2008；Kurokawa, 2009；Natsuda, 2011），“一村一品”运动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经过多年的发展，源于“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策略”、“自主创新”以及“本土人力资源的发展”三个关键点（Yoshimura, 2004），各国的“一村一品”运动均较成功，且各具特色。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建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发展格局，农户自由的生产经营活动为专业村的出现提供了土壤。1980年，上海市发起了口号为“One Hamlet One Product”的OHOP运动，中国成为第一个在日本以外实施“一村一品”专业项目的国家（Karki, 2010）。之后，农村改革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转变，商品经济意识在农户头脑中萌生，许多省份都出现了专业户、“一村一品”专业村现象（张永森，2000）。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的重大任务，为专业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时隔18年后重新聚焦“三农”，提出加快实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优势产业带的形成，推进“一村一品”要以兴县富民为出发点，着力培育产业支撑。2012年，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引导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作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举措，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形式得到重视。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县域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的意见，鼓励建成一批专业村镇和加工强县，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联合体，支持建设一批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加强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和“互联网+专业村”（如“淘宝村”）。2019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2号）提出要加大乡村重点产业关注度，促进资源要素集聚，突出集群产业链的延伸，建设一批专业村镇。专业村发展历程见表1-1。

表1-1　专业村发展历程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倡导下，专业村数量及发展实力日益凸显。据原农业部统计，2006年底，我国专业村为41293个，从业农户1870.58万户，从业农户人均纯收入4560元，比全国农民人均收入高27%。原农业部从2008年起实施“一村一品强村富民工程”。2010年底，全国“一村一品”专业村镇数量达到51486个，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8.66%；全国专业乡镇3479个，占全国乡镇总数的10.24%。2011年底，全国“一村一品”专业村达到5.2万个，从业人员5724万人，专业村农民人均纯收入7946元，高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3.89%。2014年底，全国各类专业村达到5.5万个，农民人均纯收入11673元，比201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18%。2017年，全国各类专业村达到6.1万个，专业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108元，高出2017年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5%（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2018）。截至2018年底，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已发展各类“一村一品”专业村15211个，约占全国专业村总数的25%，其中，经济总收入超亿元的专业村镇有2398个，超10亿元的有151个，专业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674元，大幅高于贫困地区平均水平（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2019）。实践反复证明，专业村是一种有效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在改善农村经济边缘化（Kay, 2011）和城乡发展不平衡（Rozellet, 1995）、提升农业多样化水平（Brandth, 2011）等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并成为我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之一。

（二）立论依据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兴旺，而产业的发展在于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将产品附加值尽可能多地留在乡村。但在我国，乡村发展的行为主体仍然以小农户为主，其小规模、多样化、分散化的经营方式严重制约了我国乡村产业的升级（Wang, 1996；Yan, 2019）。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了一些地区生产的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Gao, 2020）。但是，此现象仅出现在个别区域，并未普及开来，小农户依然是我国乡村建设的主体（王亚华，2020），细碎化、分散化依然是我国乡村产业（尤其是农业）的主要发展模式（Hualou Long, 2020）。在“大国小农”这一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动乡村产业区域化发展，促进产业规模效应的生成和集聚经济的实现，就成为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目前认为，土地流转或构建农业合作社是解决以上问题的有效方式，但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Ge D, 2018；Shi Zheng, 2012）。有学者认为，农户是乡村产业兴旺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若把亿万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动起来，让其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各项产业发展，实施效果应更有保证（Xin M, 2015）。可是，如何将大规模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形成区域专业化生产格局呢？

专业村是乡村地域和乡村产业聚集融合的典型区域，更是农区专业化生产典型模式之一，其以专取胜，以特见长，因地制宜地生产满足市场经济需求的特色农产品，对农村经济发展与空间集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各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局部地区部分村庄的专业化，空间布局分散，生产规模有限，不利于从整体上实现农区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格局。若分布在同一区域（资源等）同质性较强的村从事同一产业，形成专业村集群式发展，不仅可以扩大专业化生产的地域范围，产生规模经济，亦可形成地域优势，在更大范围内带动农区经济的发展。实践发现，在专业村形成之后或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经济优势的专业项目的生产活动，并非局限于一个村，而是通过多种途径向周边地区渗透，不断将更多的资源吸引进来，从而在空间上形成了以原有专业村为中心的扩散态势（魏后凯，2010）。《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中指出，依托专业村培育具有乡村特色的产业集群。那么，专业村对周边区域有何影响？能否带动周边村参与到专业项目中来，从而形成区域化生产格局？不同类型专业村的地域经济效应有何不同？专业村地域经济效应出现的内在机理是什么？以上问题的解答，具有重要的现实及理论意义。

在理论方面，深化对专业村发展演化规律的认识。现实中，专业村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专业村在形成过程中及形成之后也并非稳定不变，而是处于长期动态演化之中的。因此，对专业村发展演化规律的认识需要以时间为轴线，从动态视角进行过程性分析。可是当前，人们对专业村的研究虽然涉及形成机理、经济效应、空间分布格局等诸多方面（Karki, 2010；李小建，2012；Smith, 2019；曹智，2020），却忽视了专业村形成之后或形成过程中自身对周边区域的辐射、示范效应，对专业村的形成、发展和变化未能从动态视角进行细致梳理。基于此，需要关注专业村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周边农户、村域参与专业项目，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延伸产业链条，并形成区域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格局的过程与机制。

在实践方面，为乡村产业集群化发展提供实践参考，为乡村振兴建言献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专业村在我国乡村经济发展中就已经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专业村的认识仿佛一直停留在“一村”“一品”的状态，“一村”即专业村是一个自然村或行政村，“一品”即一种产品，误认为一个自然村或行政村生产一种产品就是专业村（朱乾坤，2022），专业村的形成与发展就是一个村的事。但现实中，专业村不是封闭的，在其整个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均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与周边区域产生诸多联系，对周边区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专业村通过自身示范效应带动周边村域、农户参与专业项目的生产，从而形成区域化、规模化、产业化的产业区、产业集群，就是专业村从更大、更广区域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典型例证。但相关研究不多，对其规律性认识不足。实际上，专业村只是产业项目在发展初期集中分布在一个村的阶段性现象，如何以专业村为“始发器”，让产业最终走向区域化、集群化发展的道路，对乡村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很少有学者对其中的内在机理、机制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