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低碳经济的国内外研究

1.2.1.1　低碳经济的内涵

英国2003年在《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从投入产出角度看，低碳经济是指以消耗更少的自然资源和更小的环境污染，获得更高的经济产出，在这过程中会创造先进技术发展、应用和输出的机会（也是发展低碳经济的着力点），以及新的商业机会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是创造更高生活标准和实现更好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在此之后，“低碳经济”的概念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气候集团2007年在《赢余：低碳经济的成长》报告中表明低碳经济相较于其他经济形态或发展模式而言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在生产可靠性的提高、产品质量的改善、产量的增加、生产周期的缩短方面效果显著，增长速度更快，同时在工作环境的改善、员工士气的鼓舞方面作用明显，在新增就业方面潜力十足。⁽⁴⁾国内学者也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阐释了低碳经济的内涵以及其与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关联。鲍健强等（2008）将人类社会经历划分为农业社会基于碳水化合物利用的低碳经济、工业社会基于碳氢化合物使用基础的高碳经济，以及未来社会基于高效清洁利用化石能源与开发可再生能源基础的低碳经济，认为低碳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是由国际社会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关注引致的，是能源消费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全新变革，与现代工业文明以化石燃料（能源）为基础不同，它将全方位地改造这种发展形态，并转向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⁵⁾庄贵阳（2005）认为以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低碳经济是一种通过创新能源技术和制度政策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⁶⁾付允等（2008）在此基础上强调了不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一前提，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三低三高”即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通过采用碳中和技术发展方法和节能减排的发展方式来实现低碳发展方向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⁷⁾其中，低碳发展方向是宏观层面对低碳经济模式的论述，重点在低碳，最大限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的在发展，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的发展方式从中观层面论述了低碳经济模式，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操作手段与行为，是区域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所采取手段的共同特征，表现了低碳态度和认知取向。节能是应用技术上现实可靠、经济上可行合理、环境和社会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来有效地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⁸⁾减排则指温室气体排放与污染物排放的减少。“碳中和”，指为实现环保，通过计算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并采用二氧化碳捕捉与埋存、植树造林（增加碳汇）等方法来吸收排放量，又称低碳或无碳技术。IPCC认为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的规模将取决于该技术的研发规模和速度。⁽⁹⁾李胜等（2009）认为低碳经济的核心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制度设计及政策创新，提高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建立低碳的能源系统和产业结构，实现低碳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¹⁰⁾金乐琴等（2009）认为低碳经济具有综合性、战略性和全球性等特点，是一种以促进发展为前提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基本思路，强调发展与减排相结合，还关系到发展权与社会公平问题，其实现需要全球合作，包括碳技术的引进。⁽¹¹⁾

1.2.1.2　低碳经济的评价体系

在低碳经济的评价方面，由于低碳经济发展牵涉到环境、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所以除了碳排放指标，更多的研究致力于建立尽量完善的指标体系来反映低碳经济发展的效应。付加锋等（2010）强调低碳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主张低碳经济是碳生产力与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应包含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消费模式4个核心驱动要素，且低碳化的能源结构、生产过程、消费模式都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以此为基础，遵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提出的驱动力-状态-响应（Driving Force-Status-Response，DSR），采用一定方法，构建了以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低碳政策和低碳环境为维度的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和相应的评价方法。⁽¹²⁾马军等（2010）通过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科技发展、社会支撑和环境支撑5个指标，来反映低碳经济综合发展情况。⁽¹³⁾李晓燕（2010）以经济发展、低碳技术、低碳能耗排放、低碳社会、低碳环境（自然）、低碳理念六大类系统作为准则层，来评价省区低碳经济。⁽¹⁴⁾在城市低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李晓燕等（2010）把城市低碳经济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准则层由经济、科技、社会和环境4个系统组成；⁽¹⁵⁾任福兵等（2010）构建能源利用结构、产业经济发展、农业发展支撑、科学技术支持、建筑支撑、交通支撑、消费方式和政策法规等8个准则层指标；⁽¹⁶⁾肖翠仙等（2011）以经济发展、能耗排放、技术发展、低碳产业、社会发展、低碳资源环境发展、低碳科教普及等7个指标作为评价指标体系的准则层。⁽¹⁷⁾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和麦肯锡公司通过基本需求、资源效率、环境清洁度、建筑环境、对未来可持续性的承诺5个类别18个指标来衡量中国城市总体可持续状况，建立了中国城市可持续性评价方法。

1.2.1.3　低碳经济实现路径

在实现路径方面，关于全球减排，《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学》提出了通过税收、贸易或法规进行碳定价，对创新和推广应用低碳技术予以支持，以及对提高能源效率和其他改变行为方面障碍的消除这3个要素。低碳经济在国际实践中则主要表现为节能、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能源结构的调整、可再生能源的大力发展、技术研发等，还有碳基金的设立等鼓励低碳发展的相关政策、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其中，碳基金资金使用目标主要表现为促进研究与开发低碳技术、加快技术商业化与担任投资孵化器角色。⁽¹⁸⁾以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已开始为向低碳经济转型而采取系列措施：除了促进能源结构的优化与可再生能源的大力发展、强调科技创新与低碳能源技术的发展外，英国先后引入了气候变化税、气候变化协议、排放贸易机制、碳信托基金等多项经济政策，并调整了能源政策；丹麦、芬兰、荷兰、挪威、意大利和瑞典等国已开始对燃烧产生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征收碳税；德国、日本和奥地利等国也相应引入了能源税和碳税制度；美国也在投入巨资研发低碳技术，尤其是其发布实施的《能源政策法》，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压力巨大、能源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自然资源超常利用、生态环境恶化，发展低碳经济的紧迫性较强。

付允等（2008）提出我国可以通过节能优先策略的实施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化石能源的低碳化与可再生能源的大力发展、碳基金的设立与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激励、国家碳交易机制的确立等措施，促进实现经济发展低碳化。⁽¹⁹⁾鲍健强等（2008）提出从产业、农业、工业、城市等层面低碳化的实现与碳汇增加（植树造林）、生物固碳、减碳等方面着手，实施低碳经济。在产业方面，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高碳产业准入的市场门槛，发展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具有低碳特征的产业，如信息、IT、软件、现代服务业等。在农业方面，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度，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充分利用农业剩余能量，推广太阳能和沼气技术等，实现农业有机化、生态化、高效化。在工业方面，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在城市方面，开发低碳居住空间，提供低碳化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建设低碳城市。⁽²⁰⁾目前，发达国家主要从新清洁技术与能源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型设计与建筑的推行、高效交通运输规划的建设、资源回收利用与绿色消费的倡导等方面，进行低碳城市建设。⁽²¹⁾低碳城市具有经济性、安全性、系统性、动态性与区域性特征，需要通过不断调整和适应变化、区域协作来实现，基础设施、技术支持、产业结构、消费支撑与政策制度则是支撑低碳城市的五大体系。⁽²²⁾此外，目前主要通过主要指标和复合指标法来评估城市低碳水平。

1.2.2　节能减排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1.2.2.1　节能减排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

随着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加剧，节能减排成为社会各界和学者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围绕着节能减排，许多学者已经从不同的方向开展了诸多研究。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很多学者从新的视角进行了研究。

在科技进步方面，汪克亮等（2018）验证了技术效率低下抑制了中国节能减排效率的进一步提升。⁽²³⁾李兰冰等（2021）将技术创新、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发现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²⁴⁾Wu等（2021）证明了随着信息技术进步及其在环保领域的应用，互联网发展显著促进了节能减排。⁽²⁵⁾张思思等（2022）验证了有偏技术进步及其具体偏向型对节能减排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²⁶⁾刘慧等（2022）验证了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中国企业节能减排的效果。⁽²⁷⁾

在金融方面，Cao等（2021）验证了数字金融显著改善了中国的能源环境绩效。⁽²⁸⁾张可等（2022）认为绿色信贷在微观层面通过企业经营绩效和企业创新，在宏观层面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地区信贷资源配置和地区示范效应机制来促进实现节能减排。⁽²⁹⁾张文彬等（2022）选用兼顾能耗和污染的能源足迹指标表征节能减排，发现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节能减排产生正向效应，减少能源足迹。⁽³⁰⁾

在国际贸易方面，刘叶（2018）实证检验了我国中间产品出口落入“污染天堂假说”陷阱，发现中间产品进口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³¹⁾范德成等（2022）测度了2003—2019年中国工业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前向和后向参与度的节能减排效应，发现相较于前向嵌入形式，后向嵌入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技术溢出从而发挥节能减排效应。⁽³²⁾白俊红等（2022）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显著地降低了行业的碳排放强度。⁽³³⁾

从经济集聚方面来看，张可等（2016）验证了中国城市的经济集聚与污染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集群现象，工业集聚与污染排放强度呈现出倒“U”形关系。⁽³⁴⁾Feng等（2018）认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都能通过集聚外部性显著促进本地及周边城市的碳减排。⁽³⁵⁾Wang等（2022）通过对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3个区域的考察，发现经济集聚与碳强度之间的关系和经济集聚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一致。⁽³⁶⁾

从政府政策方面来看，张国兴等（2018）分析了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演变状况及节能减排政策对节能减排效果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总效力增加主要由政策颁布数量增多引起，具有行政手段的政策措施总体效果较市场手段的政策措施更为有效，市场手段有待加强。⁽³⁷⁾宫晓辰等（2021）分析了规范性政策文本、产业结构调整、财政支出、碳排放权交易、节能减排专利和社会组织参与6种节能减排政策细分工具对降低碳强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规制型工具在东部地区的作用尤为明显，多元政策工具组合日渐成为中西部地区节能减排目标得以实现的强有力保障，社会型工具则更多依托于规制型和经济型工具作为辅助条件出现。⁽³⁸⁾冯利青等（2021）的研究发现节能减排补贴相比非节能减排补贴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更大，且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更显著。⁽³⁹⁾刘海英等（2022）通过研究认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于城市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受到城市产业结构、绿色创新强度以及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还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工业结构差异。⁽⁴⁰⁾薛飞等（2022）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绿色财政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示范城市的碳排放水平，其碳减排效应在示范城市建设后的第二年后开始逐年显现，并随着年份的推移逐渐增强。⁽⁴¹⁾

从节能减排的目标实现方面来看，Shahsavari等（2018）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使用太阳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潜力。⁽⁴²⁾An等（2018）确定了2030年以前不同减排策略的潜力以及中国钢铁行业节能减排的发展路径。⁽⁴³⁾董梅等（2018）评估了在碳强度约束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的情况下2012—2030年各能源和部门的节能减排效应。⁽⁴⁴⁾陈超凡（2018）对2015—2050年中国工业绿色增长进行模拟预测并寻找节能减排的最优路径。⁽⁴⁵⁾Cai等（2021）从节能减排的角度出发，分析能源绩效特征，提出一些能源绩效概念和指标，并针对加工系统开发了基于能量基准的能量性能评估方法。⁽⁴⁶⁾于静等（2021）采用面向投入的EBM模型以及经济产出、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联合生产框架，评价了2011—2017年中国31个省份的生态能源效率，并分析其变化趋势和地区差异。发现中国及各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节能减排存在较大潜力。⁽⁴⁷⁾

1.2.2.2　节能减排与低碳经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低碳、循环和绿色发展战略是我国今后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低碳经济是以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高附加值为特征，以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为基础，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为出发点，以适应气候变化、构建生态文明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发展模式。⁽⁴⁸⁾也是人们在经历了“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后，对过往经济发展模式弊端的反思和应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成就，“绿色”逐步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底色。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可以更好地促进节能减排，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方式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和温室气体的排放。

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不同因素看，Xu等（2022）从消费者角度研究了中国消费者对于碳标签产品的态度，并为碳标签产品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推广和定价提出了一些参考性的政策建议。⁽⁴⁹⁾Yuan等（2022）从生产者角度研究碳约束下生产企业的生产和减排决策。⁽⁵⁰⁾Liu等（2022）从技术角度研究了新能源技术和经济的优化。⁽⁵¹⁾贾林娟（2014）从经济发展角度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能够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结构节能减排、技术节能减排、管理节能减排、能源替代等构建低碳发展路径。⁽⁵²⁾张兆国等（2013）以A股类高能耗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税收政策、财政补贴、信贷政策和社会舆论对低碳经济有显著正向影响。要发展低碳经济，促使企业节能减排，就必须在政府、市场和社会3个方面制定和创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充分发挥这三只手的协同作用。⁽⁵³⁾王韶华等（2014）发现在总体层面上，能源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贡献较大，碳汇的作用较小；在行业层面上，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主要依赖于节能减排，但没有能源结构调整和碳汇的共同作用，仅靠节能减排，并不能实现低碳经济的预期目标。⁽⁵⁴⁾

从低碳经济的指标来看，Zhang等（2022）从结构减排技术和减排量两个方面，构建了基于碳排放总量控制的低碳经济发展碳排放控制优化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的框架下，构建低碳经济下的碳排放总量优化模型，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寻求经济发展、能源消耗与碳排放之间的平衡点，促进低碳经济的合理、科学发展。⁽⁵⁵⁾程云鹤等（2013）对中国1985—2009年28个省份的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进行测算，考察期内中国整体上低碳技术进步上升幅度较大，其中，科技进步贡献大于效率变化贡献，且省际间差异较大；由于回弹效应和减排成本的存在，大多数省份的科技进步对节能减排的贡献要小于生产效率变化的贡献。⁽⁵⁶⁾

国内学者也对国际低碳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总结。施锦芳（2015）分析了日本低碳经济实践以及对我国的启示，认为日本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汽车行业革新、创新技术培育以及国民低碳生活模式构建等经验值得我国借鉴。⁽⁵⁷⁾孙美楠等（2011）总结了欧盟主要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经验以及对中国的启示，认为要开展多元化节能减排道路，建立健全财税和法律制度，倡导全民参与国外合作。⁽⁵⁸⁾Niu等（2022）测算了2013—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94个省级行政区的低碳经济效率，发现2013—2019年日本低碳经济效率稳步提升，韩国低碳经济效率值下降，中国低碳经济效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并根据三国低碳经济发展现状提出建议。⁽⁵⁹⁾

1.2.3　能源结构优化的国内外研究

学者们关于能源结构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四类：一是能源结构问题的影响因素，二是能源结构的优化，三是能源结构未来的发展趋势，四是能源结构与经济尤其是低碳经济之间的关系。

1.2.3.1　能源结构问题影响因素

在能源结构问题的影响因素方面：国外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荷兰与欧盟其他国家能源强度的不同，对能源结构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Mulder等（2013）通过研究荷兰1987到2005年间49个产业部门能源强度演变趋势与欧盟其他国家之间的区别，发现荷兰的能源强度比欧盟的平均水平高的原因是荷兰的产业结构与欧盟其他国家不同，很多节能技术进步形成的减排效应都因为产业结构中能源密集型产业发展得快而抵消。⁽⁶⁰⁾还有一些学者着眼于具体行业，对相关行业的能源消费进行了相关研究，Filogamo等（2014）指出能源消费中有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建筑物里，通过以西西里岛上的建筑物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取暖、制冷、照明以及其他方面类别，由此构成的能源消费结构与建筑物所处的天气以及建筑物的构成密切相关。⁽⁶¹⁾Vernon等（2012）通过研究美国的卡车行业能源效率低下的原因，发现尤其是当驾驶卡车司机并不用承担能源成本的时候，委托代理的问题特别严重，从而形成大量的能源消费，并建议将能源的成本收益由企业和司机共同承担以减少能源消费和提升能源效率。⁽⁶²⁾

国内一些学者运用具体区域的数据进行了相关研究，王风云等（2018）采用随机效应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基于京津冀面板数据，对京津冀终端能源消费结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增长与清洁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第三产业发展降低了北京市的煤炭消费，对京津冀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具有显著优化作用。⁽⁶³⁾王成军等（2019）运用冗余分析法和排序图技术对2005—2017年陕西省能源消费结构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能源强度、城镇化水平和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结构影响较大。⁽⁶⁴⁾还有一些学者运用中国省级层面的整体数据进行了研究，周彦楠等（2017）采用K-means聚类法和STIRPAT模型对中国省级层面四大类能源（煤、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热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能源消费强度、第二产业比重、能源生产结构和资本投入等依次对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有正向促进作用。⁽⁶⁵⁾总的来说，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诸多因素都对能源结构产生了影响。

1.2.3.2　能源结构优化

在能源结构优化方面：国外一些学者主张建立全国统一的框架，统筹规划能源结构优化，Xia等（2014）运用有偏随机分析研究中国能源规制的制定原则、潜在绩效以及责任分享，具体分析了能源监管的可能策略，认为将部分能源类型置于总量控制之下比将所有能源类型置于控制之下要好，过度监管将对经济有害，主张在区域政策上建立全国统一的框架，并且需要弹性监管。⁽⁶⁶⁾也有一些国外学者针对具体行业的能源需求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应取消一些行业的能源补贴，Ansari等（2012）以伊朗钢铁行业为研究对象，以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钢铁需求、生产和能耗，认为伊朗钢铁行业长期存在能源补贴，但这些补贴导致钢铁行业能源效率不高，并提出若完全取消能源补贴并充分发挥再利用技术能够在接下来20年内大量降低天然气的使用量。⁽⁶⁷⁾但有一些学者对家庭的能源消费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应增加对家庭能源的补贴，Nugroho等（2017）针对印度尼西亚的“预付电力”节能措施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和近5年收入对该措施的实施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政府应该为低收入和老年家庭提供补贴，才能有效推进政策的全面实施。⁽⁶⁸⁾Valenzuela等（2014）也得出了类似结论，退税和补贴有助于减轻低收入家庭安装节能电器所带来的财务压力。⁽⁶⁹⁾

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应着重控制煤炭消费，提升可再生能源比重，韩文科（2013）认为调整和改善能源结构是保障能源安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以及减少温室气体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战略性选择，控制煤炭消费，提高天然气比重，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发展清洁能源体系是优化能源结构的主要路径。⁽⁷⁰⁾邓奎（2013）在分析中国现有能源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后，提出需求与供应并重进行能源管理，构建能源消费调控体系，包括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升能效和降低碳强度等4个措施来优化能源结构。⁽⁷¹⁾王雨（2014）在分析我国能源消费模式存在的问题后，提出我国能源战略转型的两个具体方向，一方面坚持节能减排前提下，加快如风电、水电、太阳能、生物质能源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以减少对煤炭的需求，同时还需要注重国际能源投资与管理。⁽⁷²⁾也有一些学者从财税政策角度探讨了推动能源结构优化的相关措施，凌芸等（2017）通过介绍能源财税政策的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建立具有资源能源导向性、反映生态与环境效益的能源税制，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完善利益分配机制以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积极性，进而推动我国能源结构加快转型。⁽⁷³⁾另外，一些学者同样强调要通过建立统一的能源结构优化协同机制，唐云霓等（2022）研究了碳中和背景下能源政策的内部结构表征与逻辑，发现当前政策主体仍未形成跨部门协调合作格局，相应政策工具未发挥出应有效应，建议设立跨部门、跨地区的能源结构优化的协同机制，应注重政策内容的细化与落实，开展成果评估。⁽⁷⁴⁾总体而言，学者们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全国统一的协调机制、提升可再生能源比重、加强财税制度的引导有助于能源结构优化。

1.2.3.3　未来发展趋势

在能源结构的未来发展趋势方面：国外学者运用相关模型对能源结构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Brodny等（2020）运用人工神经网络进行预测，认为世界经济发展有赖于廉价能源的获取，而随着世界能源供给的紧张、环境的污染以及价格的波动，发展清洁廉价的能源是能源结构优化和解决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⁷⁵⁾Lu等（2021）在“双碳”目标下建立了2020—2060年太阳能光伏发电潜力的综合评估模型，定量评估了中国技术可行性、经济平价、电网兼容的光伏发电潜力，明确了“光伏+储能”的应用前景。⁽⁷⁶⁾

国内学者同样运用模型对我国能源结构进行了预测，有的学者基于省级区域数据进行了预测，徐枫等（2015）分析了节能减排情景下的能源结构优化，通过一般均衡（CGE）模型分析得到理想的能源结构，提出广东省应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为能源结构优化的发展思路。⁽⁷⁷⁾还有学者对几个超大城市进行了预测，王勇等（2019）采用门限-STIRPAT模型，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和重庆等6个超大城市为研究对象，以能源强度为门限变量，得到碳排放碳达峰背景下的最优能源结构，认为应严格控制人口增速，持续优化能源结构。⁽⁷⁸⁾还有学者运用模型预测了我国未来10年的发展趋势，徐军委（2015）利用灰色-马尔科夫模型预测了我国未来10年的能源消费结构，指出我国应通过政策法规引导能源消费结构优化调整，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淘汰落后产能，以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⁷⁹⁾总体而言，未来能源结构发展趋势以低碳化为主。

1.2.3.4　能源结构变动与低碳经济

能源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尤其是低碳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经济学意义，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些国外学者通过对各个国家的分析，研究了能源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Bartleet等（2010）研究考察了新西兰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能源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通过多变量生产模型得到了GDP和能源消费结构之间存在长期格兰杰因果关系的结论。⁽⁸⁰⁾另外一些国外学者研究了国家能源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Nakata（2004）研究了与能源经济模型相关的各种问题及其在国家能源政策、可再生能源系统和全球环境中的应用，分析了能源结构和宏观经济、技术发展、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关系，发现能源结构变动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⁸¹⁾还有一些学者对解决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矛盾提出了相关建议，Zhang等（2017）通过研究中国的能源结构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认为解决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矛盾的唯一方法是将可再生能源融入中国未来的能源体系。同时也指出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还存在如发电质量差、运行效率低等许多问题。⁽⁸²⁾

国内一些学者对能源价格与引起天气污染的雾霾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冷艳丽等（2016）运用2001—2010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能源价格和雾霾污染之间的关联，发现能源价格扭曲对于雾霾具有正向影响，煤炭消费、机动车辆、产业结构、房屋建筑施工面积等因素对雾霾具有显著影响。⁽⁸³⁾另外一些学者采用相关实证方法研究了能源结构与低碳经济之间的关系，王韶华等（2015）根据对低碳经济和能源结构内涵的理解，通过运用通径分析测算能源结构对低碳经济的总影响、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发现能源供给结构对碳强度的作用较小，能源消费结构是碳强度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⁸⁴⁾还有一些学者从理论方面探讨能源结构革命与低碳经济发展的关系，肖卫东（2017）认为三次能源革命的核心是能源结构革命，其价值指向是经济社会的低碳转型、可持续发展、人类福祉的改善和增进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正是包容性增长的内在含义。⁽⁸⁵⁾总而言之，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就是推进能源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