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节首先将地区代际流动对居民家庭总消费、生存型消费、非生存型消费的影响作基准回归，然后考察收入差距是否存在中介效应。为修正异方差的影响，本文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系数的估计。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回归结果中R2=30.6%、30.5%、22.7%，说明回归模型对解释变量--居民家庭的总消费及各类消费增长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地区代际流动性的系数分别为0.942、0.85、1.066，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地区代际流动性对居民家庭总消费及各类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于非生存型消费的提升效应大于生存型消费的提升效应，说明地区代际流动性的提高会促进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此回归结果支持假设1。控制变量的影响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本文不再赘述。

模型2以地区基尼系数（gini）为中介变量，地区代际流动性对中间变量地区基尼系数的回归系数为-0.08，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代际流动显著减弱了地区收入差距，说明代际流动是降低收入不平等指数的核心变量。而且模型3中将代际流动和收入不平等同时纳入模型后，中介变量收入差距对各类消费的回归系数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验证了代际流动通过缓解收入不平等、缩小收入差距进而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的传递路径，表明地区代际流动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收入差距缩小的中介效应。此结果支持假设2。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更换被解释变量取值的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测度各省地区代际流动性使用的数据是CGSS最新的2017年的调查数据，我们用子代和父代的社会地位来测度代际流动性。由于社会地位提升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个体的社会地位具有相对稳定性。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利用CGSS2015年的调查数据测度2015年的地区代际流动性，然后用2015年和2017年的地区代际流动性的平均值来代替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替换后的回归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地区代际流动仍会影响居民家庭消费，尤其是地区代际流动性对非生存型消费的提升效应最强，且收入差距存在中介效应，这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可以表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三）异质性分析

代际流动的讨论度之所以如此高，是因为人们都希望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和较好的待遇，以提高个人或下一代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降低代际传承黏性。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人文观念相差较大，而且不同收入和不同年龄的人群消费观念也有显著的差别。因此，地区代际流动性对不同区域、户主年龄、收入水平的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差别，需要按区域、户主年龄、收入水平进行分组回归。

1.按收入分组

对于收入水平的分类研究，一般将其分成若干个不同的等级，但是对于机会公平的研究，人们一般倾向于通过测度平均水平来预测整体的情况。测度平均收入水平的常见指标是平均收入和中位数，若收入差距过大，平均收入水平会受到极端值的影响而失去说服力，与之相比，中位数更能真实反映人们的平均收入情况。本文以个人收入的中位数作为分割点，将全部观测样本分为“个人收入在中位数以下”样本和“个人收入在中位数以上”样本两类，分别称其为中等偏下收入群体和中等偏上收入群体，这种分类方法亦规避了中等收入人群定义的不确定性。接下来分别分析两类收入人群中地区代际流动性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和传递路径，估计模型和方法与全样本一致。估计结果见表4。

表4结果表明，地区代际流动性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家庭消费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总消费、非生存消费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对生存消费的影响却不显著，说明地区代际流动性不仅有助于提升居民家庭消费，而且有助于促进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对于中等偏上收入家庭的三类消费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比于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中等偏上收入家庭对地区代际流动所带来的消费提升更敏感，提升幅度较大。这可能是由于在较高的代际流动性下，人们感受到实现阶层跃迁的可能性增大，收入较低的人出于地位寻求动机，消费提升幅度较小，更倾向于增加储蓄以确保将来可以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而收入和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则更倾向于在维持自身社会地位的同时进一步积累足够的社会财富，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增加发展型，享受型消费等与自身社会地位相匹配的高消费。

2.按年龄分组

中国社会结构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公民素质，改善人民生活。在不同的时期，人们拥有不同的流动机会和社会资源。在国家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中，我国制造业实现了迅猛发展，成为制造业世界第一大国。1978年后，随着制造业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实现了腾飞，商品种类极大丰富，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此同时，1978年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入学时间，高等教育对于代际流动的重要性在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验证。1978年无论对代际流动性还是对居民家庭消费提升都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此我们以1978年为分隔点，将被调查者按出生日期分为1978年以前和1978年以后两个时间段出生的人群，分别分析地区代际流动性对其家庭消费影响效果。估计模型和方法与全样本一致，估计结果见表5。

表5结果表明，无论户主年龄大小，代际流动性都对居民家庭消费有着正向影响，尤其对于总消费和非生存型消费，这说明代际流动性始终能促进居民家庭消费提升和消费结构优化。对1978以后出生的人群来说，代际流动性对消费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代际流动性每提高0.1单位，总消费、生存型消费、非生存型消费分别提高9.54%、6.22%、15.36%，对非生存型消费的提升作用最显著。这可能是由于1978年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创新使得产出结构高级化从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孙早，2018），1978年以后人们既有消费能力，现代化的发展也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

3.按区域分组

按照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组。表6结果表明，地区代际流动性对居民家庭的消费有着明显的区域特征。对于东部地区，地区代际流动性与居民家庭消费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于中、西部地区，地区代际流动性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在东部地区，地区代际流动性产生明显的居民家庭消费提升效应。这是由于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不一和社会资源丰富度不同，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社会资源更加丰富。当代际流动性降低时，意味着机会不平等的扩大，家庭背景差的居民不得不缩减开支以应对未来收入风险，从而抑制了居民家庭的消费升级。由此可见，地区代际流动性越高则越有利于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优化。且在东部地区，地区代际流动性每提高0.1单位，居民家庭总消费、生存型消费、非生存型消费分别提高9.93%、9.34%、10.15%，其中对非生存型消费的提升幅度最大，和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