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尼德兰出发
CAPITOLO PRIMO

这是关于荷兰望远镜的第一张图像（图7）。[1]虽说占据整个画面的是城堡周围生机盎然的景色，但这个仪器的细节瞬间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乍看之下并不显眼，却又很难令人忽视。尤其是只要我们靠近观察左下角的人物，就会发现那个人紧握着望远镜，贴近自己的眼睛，他与望远镜才是这幅画的真正焦点。

那个拿着望远镜的人就是奥地利大公阿尔布雷希特，皇帝鲁道夫二世[2]的弟弟。描绘出他这个姿势的是老扬·勃鲁盖尔[3]，即我们熟知的“天鹅绒勃鲁盖尔”。画面中的城堡就是布鲁塞尔以南几千米外的马里蒙特（Mariemont）城堡，带有一个私家花园，园中奇花异草郁郁葱葱，珍禽野兽不计其数，溪水穿园缓缓流过，大型喷泉点缀其间。

一旦我们意识到画面的焦点，整幅画就焕发了别样的光彩。风景本身仅是一个迷人的环境，主人公观察着这个环境，但并非以自然的目光，也非裸眼观察。这幅画结合了种种暗示，意在炫耀其社会地位与财富，象征着持有最新技术的权力。

勃鲁盖尔曾多次描绘马里蒙特城堡，望远镜这个元素也出现在他的其他几幅画中，那些画多是与彼得·保罗·鲁本斯[4]合作完成的，比如那幅著名的《视觉的寓言》（1617），现存于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然而，《马里蒙特城堡之景》是唯一一幅将马里蒙特城堡和望远镜一起描绘的画，绘于1609年至1612年间。当时在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下的南方省份和叛乱的北方省份之间刚刚达成了为期12年的休战协议。从1598年开始，阿尔布雷希特大公与他的妻子，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国的伊莎贝拉公主[5]共同获得了对整个尼德兰的王权，但王权的实际行使范围仅限于比利时各省。该停战协议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局：它承认了联合省的独立，也结束了这场让尼德兰分裂40年之久的宗教内战。

趁着短暂的和平，大公夫妇希望恢复其领土的尊荣，重建被破坏的城市，挽回被圣像破坏运动摧毁的教堂的尊严，整修他们往日居住的宫殿。这些措施均折射出他们的统治地位和威望之盛，他们旨在重现昔日的荣光，让勃艮第宫廷自古以来的恢宏气势重现。[6]这无疑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计划的落实交给了当时声名卓著的艺术家和建筑家，如奥托·范韦恩（Otto Van Veen）、文斯拉斯·科伯格（Wenceslas Coebergher）、勃鲁盖尔和鲁本斯等人。[7]

布鲁塞尔的王宫修整一新，其中一个侧殿被彻底重建，挂满了豪华的挂毯。随后修建的是大公夫妇的围猎场特武伦（Tervuren）城堡和供避暑之用的马里蒙特城堡。阿尔布雷希特和伊莎贝拉将这三处居所改造成了微观世界，一本“活的百科全书”，在此流连，可饱览数千幅佛兰德[8]艺术家及意大利画家的名作，并观赏树木、奇石、异兽。其中更具价值的是丰富的科学仪器藏品，包括珍贵的星盘、太阳象限仪、经纬仪和天体仪等，它们均制作于安特卫普的米歇尔·夸涅（Michel Coignet）或马德里的胡安·科卡特（Juan Cocart）[9]作坊中，件件精雕细琢，巧夺天工。它们是宫廷中一目了然的标志，宫廷中人通过豪华奢侈的场地和华丽的心爱之物来展示其政治权力。就像如今我们仍把路易十四之名同凡尔赛宫联系起来，时人亦把阿尔布雷希特夫妇的名字同他们在布鲁塞尔、特武伦和马里蒙特的城堡联系在一起。[10]

勃鲁盖尔的这幅画现藏于美国的弗吉尼亚美术博物馆（位于里士满），该作品无疑是上文所述文化政策的体现。画作描绘了马里蒙特城堡在1609年至1611年间的样子，[11]当时大部分的初步扩建和修复工作已经完成。在中央宫殿右侧，1608年到1610年间修建的新城垛和红砖钟塔清晰可见。[12]1609年，勃鲁盖尔就任宫廷画师，[13]他在另外两幅画中再现了同样的形象。其中一幅保存在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成画于1611—1612年，另一幅在第戎的美术博物馆，画家署名于1612年。[14]

自大公夫妇来到尼德兰后，马里蒙特城堡就是他们偏爱的住所之一，尤其在夏季，它成了宫廷的官方避暑地。[15]1609年同联合省达成停战协议后，马里蒙特城堡成了恢复和平的标志，也是阿尔布雷希特大公夫妇拥有尼德兰南部合法王权的象征。勃鲁盖尔的画作精湛地描绘了这座城堡的辉煌，对其所处地形进行了细致刻画，正因如此，现于普拉多展出的那幅画曾被献给在马德里的西班牙国王。[16]

但我们展示的这幅画作包含着独一无二的元素，那就是大公用来观察园林中飞鸟的望远镜。1609年4月，停战协议谈判步入关键阶段，当月9日正式签署停战协议，而恰在几日前，即同年3月底，阿尔布雷希特大公才真正拥有这台望远镜。1608年9月的最后一周，望远镜在联省共和国总督府所在地海牙正式亮相。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人仰马翻、风雨飘摇的协商过程最终以临时协议勉强收尾，但这台望远镜的出现，也算得上是一种政治信号了。

画作背后固然有停战协议的阴霾，画家却有意通过清亮的色彩和描绘事物的顺序，营造出一种观者可感的宁静氛围：大公在悠闲漫步的途中，拿着得自谈判地点的仪器欣赏美景。1609年3月，拥有这种仪器的人还寥寥无几。短短数月，这些新奇的“眼镜”就进入了欧洲的主要城市，它们或多或少都与1608年9月至10月在海牙发生的事情有关。

2.

荷兰望远镜在马里蒙特有一段历史。虽说这个故事已被讲述了千百遍，但几乎都被粗浅带过，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我们将驻足细究一些十分重要却常被忽视的情节，挖掘其他埋没在历史中的片段。

约在1608年9月末，生于德国的眼镜制造商汉斯·李普希（Hans Lipperhey）动身前往海牙，他从养育了自己的城市米德尔堡出发，那里是尼德兰七大联合省之一泽兰省的首府。他意在觐见拿骚的莫里斯亲王（Maurizio di Nassau）[17]，即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执政和部队总司令，也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军事战略家之一。[18]李普希携有一封省议员于1608年9月25日签发的介绍信，信中提及此人想向莫里斯亲王展示一项新发明，“（该发明）是一种装置，通过此装置看远处的事物，就像在近处看到的一样”[19]。

这位米德尔堡的眼镜商抵达海牙时，海牙正处于政治危机中。一场激烈的冲突正在上演，此次冲突不仅事关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对联合省独立是否认可，还关系到其继续在东印度群岛进行商贸活动的权利。考虑到所涉及的巨大经济利益，后一点至关重要，以至于1608年8月底谈判破裂。仅仅几周后，为了证实联合省无意放弃同远东方面的联系，莫里斯亲王接见了两位暹罗大使，这也是两位大使第一次造访一个欧洲国家。[20]他们与科内利斯·马特利夫（Cornelis Matelief）上将的随行人员一同到达，这位上将3年前曾率一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11艘船组成的舰队出海，意图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但因结果不尽如人意，联合省希望通过与暹罗建立友好关系来达到同样的贸易目的。[2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普希来到了海牙，在种种艰难之外，还有众多参会代表来来往往，他们将要参加的是另一次谈判，旨在解当下僵局之困。此次谈判，联合省的代表是拿骚的莫里斯亲王和大议长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Van Oldenbarneveldt），而代表大公一方的则是热那亚的安布罗焦·斯皮诺拉（Ambrogio Spinola），他自1605年以来一直领导在尼德兰南部的西班牙军队。但是在谈判桌上，他们还与诸多欧洲顶级外交官交手，包括亨利四世的特使皮埃尔·让南（Pierre Jeannin）、詹姆士一世的大使拉尔夫·温伍德（Ralph Winwood）爵士和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ser）爵士等。

谈判期间有一场激烈的辩论，其导火索是英法两国，尤其是法国提出的与布鲁塞尔达成长期休战的建议。[22]而关于这场复杂谈判进展的消息通过一贯的秘密外交渠道传播到了欧洲的几大宫廷中。所谓“秘密渠道”，就是驻尼德兰大使们的公函和报告。此外借助手写通告和这一时期出现的首批印刷的信息单，这些消息传播甚广。

其中一份资料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它仅有12页，没有注明印刷地点，标题是蹩脚的法语，意思是：暹罗的大使远道而来觐见莫里斯亲王，于1608年9月10日到达海牙。虽然扉页上只有“恩典之年，1608”这样宽泛的提示，但可以合理推测它是在同年10月印行的。

这位不具名的作者无疑是联合省方面的成员，他从比较奇特的角度传递了谈判桌上的种种声音。他没有直白地提及停战动议给代表团带来的困难和顾虑，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两个小插曲，即暹罗使节来访和李普希向拿骚的莫里斯亲王献上“新发明”。在那段混乱无序，却决定着尼德兰命运的日子里，这两件小事显得微不足道，至少相较之下无关紧要。

幸而有这位眼观六路的记录者，那位眼镜商从米德尔堡到海牙的传奇经历才得以生动地呈现在各位面前，他写道：

就在斯皮诺拉离开海牙几日前，米德尔堡一个贫穷又虔诚的眼镜商向拿骚的莫里斯亲王展示了一些眼镜，通过这些眼镜，三四里格[23]外的东西就像是仅距百步一般，可以看得非常清晰。用它就可以从海牙的高塔上清晰地看见代尔夫特大钟和莱顿教堂的窗户，尽管代尔夫特距海牙步行要一个半小时，莱顿则要步行三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当总督听说这件事时，他们让亲王将这些眼镜拿给他们看看，亲王将这些眼镜分送给他们，并称有了这些眼镜就能够知悉敌人的密谋。斯皮诺拉见到这些眼镜后也十分惊奇，他对亨利王子，即拿骚的弗雷德里克·亨利，那位莫里斯亲王的弟弟说道：“我从现在这一刻起就不安全了，因为你们从远处就能看见我。”而王子答道：“我们将下令手下不得对你开枪。”那位眼镜商已经得到了三百弗罗林，只要他持续量产，就会赚得更多，他已自愿承诺不会把这种技术传给别人，因为他也不希望对手用这种技术来对付我们。[24]

上文所述的事件以惊人的速度在欧洲传开，几乎与此同时，这个仪器声名鹊起，大获成功。但为什么李普希的“眼镜”会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兴趣呢？显然，人们觉得新奇的绝不是用来矫正视力缺陷的眼镜：老花眼就配一副凸透镜，近视眼就配一副凹透镜，数个世纪以来眼镜都是这么用的。[25]眼镜人们见得多了，在1608年也不值得大惊小怪。重点不在于此，真正引人好奇的是米尔德堡那个眼镜商装置镜片的方式，他把凹凸两种透镜组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效果强大的放大仪器。

但即便如此，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早在16世纪下半叶，人们就试图理解为什么两块透镜叠放，或者一块透镜和镜子组合起来，就能放大远处的物体。这一现象，欧洲各地的人们都知道。

当时的文献对此多有提及，[26]其中包含了关于传说中能致燃或能“望远”的镜子的奇思妙想，类似于阿基米德在亚历山大港灯塔利用透镜破敌的传说。[27]焦万·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Giovan Battista Della Porta）[28]所著的《自然魔法》（Magia naturalis，1589）第二版清晰明确地论述了凸透镜和凹透镜的特性，以及其强大的放大功能，[29]该书是一部广受欢迎的科学百科全书，数次重印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30]

将两块不同的透镜组合起来，内置于一根管子的两端，就制成了一个能够放大看远处物体的装置，这不是一个需要特殊天赋或者创造力才能进行的操作。而真正的问题是，透过这个组合不能得到较为清晰的画面，尽管玻璃制造技术在不断进步，新的打磨技术也已引入，透镜凹面和凸面的球面度得到改善，但其质量仍有待提高。[31]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践层面：如何将一个常识性的想法具象化，真正制造出一种性能强大的实体工具？

李普希的成功就在于此。尽管缺乏比其他工匠的质量更高的镜片，他却在其同行失败之处获得了成功。他的仪器配备了一个装置，用于弥补镜片质量不高的缺憾。虽然此事没有什么证据，但可以合理猜测出他在镜片上装了一个小孔径的纸质光圈，这样就解决了因镜片边缘打磨不充分而导致的光学失真问题。[32]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计策，能让远处物体的图像变得更加清晰。而这种方法也迅速被他人发现和掌握，其中就包括我们的主角伽利略。[33]

1608年9月底，李普希向拿骚的莫里斯亲王展示他的仪器，该仪器的新奇之处并不在于用透镜组合放大物体，而在于这一想法真正成了现实。这个爆炸性新闻迅速传遍欧洲。暹罗的大使在其中推波助澜，将这一事件宣之于众。此外，一些老练的欧洲军人也见证了李普希所制仪器的非凡之处。

不仅如此，先前提到的那位不知名记述者在对此仪器赞不绝口的同时，还暗示这一成果扩展了天文学的观测范围，他提到借助这个新仪器，人们就能看见“一些通常情况下肉眼看不见的星星，因为它们太小，而我们的视力有限”[34]。

而除了这一个简短含糊的暗示，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李普希的望远镜被应用于天文学领域。我们不知道在尼德兰是否有人想到用它仰望天空，试图发现新奇的事物或是肉眼看不清的细节。但无论如何猜想，须知当时望远镜技术尚未成熟，还很粗陋，不可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任务。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它显然可以应用于军事领域的特性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它的构造如此简单，以至于各家眼镜商仅凭道听途说，无须亲眼见证就可以成功复制，不到9个月，欧洲各大城市的市场上都出现了望远镜的身影。

3.

现下有几个问题值得探究：新闻和仪器通过何种渠道传播开来？李普希带到海牙的这一仪器是如何制作的，又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虽然大使们没有提供关于仪器构造和放大功能的技术细节，但依靠其他消息来源可以拼凑出一个相当准确的概念。例如，我们了解到在1609年4月，巴黎王室总理署办事员皮埃尔·德·莱斯图瓦勒（Pierre de L’Estoile）检查了一批望远镜，这批望远镜由“约1英尺[35]长的管子”组成，“两端装有两片‘不同的’透镜”。[36]同年8月，德拉波尔塔描述其结构为“一根银色的锡管，有一拃长”，而且“在一端有一块凸镜”，其中嵌入“另一根管子，约四指长”，连接到“另一端的一块凹（镜片）”。[37]可见，对第一批望远镜样品长度的描述如下：1英尺，一拃又四指。故可推断，其长度在30厘米到35厘米。这一尺寸与约翰内斯·瓦尔丘斯（Johannes Walchius）1609年秋出版的《十则寓言》（Decas fabularum）一书中详述的仪器数据相吻合，书中另有一个重要细节，即管子的直径“大约三指宽”。[38]这也符合《星空报告》的记述，伽利略在其中描述了他的第一台望远镜，它可以将远处的物体放大三倍。[39]李普希向拿骚的莫里斯亲王展示的就是这种类型的仪器，而在大使的文件中亦如此记载：它是一种放大能力较弱的望远镜，但用在地面观察上无疑行之有效。

1608年9月底，望远镜在亲王的府邸中亮相。与此同时，这项新发明的非凡性能在海牙传开，其颇有前景的军事功用没有逃过两位专家安布罗焦·斯皮诺拉和皮埃尔·让南的眼睛，事实上，他们早已下手为各自效忠的对象购买了样品。

莫里斯亲王注意到了李普希仪器的成功，而此后发生的种种波折，则清清楚楚地写在总督府的会议记录中。一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发生。

1608年10月2日，李普希要求获得专利权，作为交换条件的是他只为联合省制造仪器的承诺，会议就此进行了讨论，却没有立即做出决定，而是任命委员会仔细审查这一事件，并与李普希进行谈判。[40]4天后，即10月6日，协议终于达成。应委员会的要求，李普希承诺将仪器优化改造，让使用者能够“用两只眼睛看东西”，并使用“石英”镜片，毕竟第一个模型的玻璃质量实在不尽如人意。他们预付了李普希300弗罗林，剩余的600弗罗林将在他完工并验收满意后支付。到那时，总督府将正式宣布决定，其要求李普希无论如何都不能泄露这一秘密。[41]

然而短短几天内，来自米德尔堡的消息就打乱了所有安排。米德尔堡是尼德兰北部最古老的玻璃作坊所在地，该作坊始建于1581年。得益于一些意大利工匠的帮助，米德尔堡迅速成为尼德兰玻璃工业中的佼佼者，与阿姆斯特丹齐名。17世纪初，这两座城市的玻璃制作工艺已颇有名气，他们的一些玻璃产品甚至出口到威尼斯。[42]因此，1608年10月14日后发生的事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李普希的请求尚未得到应允，而泽兰省的议员报告总督府，称米德尔堡“有一个年轻人说自己也懂这种工艺，并用类似的仪器展示了同样的效果”，他们有理由怀疑周边还有这样的手艺人，因为制造仿品极其简单，尤其是见过“管子的形状”并意识到两端装有两片透镜的人，都能轻易制作，而且“这种工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保密”[43]。

不仅如此，此消息一经爆出，几乎同时总督府就收到另一专利请求。该请求来自荷兰省的小镇阿尔克马尔，当地一名叫作雅克布·美提乌斯（Jacob Metius）的工匠对“使用玻璃”的效果潜心研究了两年，宣称自己“发明”了一种仪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远处的东西。他投入了大量时间进行改进，终于生产出一个满意的产品后，便将其展示给拿骚的莫里斯亲王，而那台仪器与李普希展示的“新产品”效果一样好。如此一来，在李普希提起专利申请后，雅克布·美提乌斯也坚称自己对该发明有优先权，并要求保护自己的合法劳动成果。[44]

4.

望远镜正式亮相还不到三个月，其专利之争就十分激烈。包括李普希和美提乌斯在内，已经有三人宣布自己才是望远镜的发明者，而李普希和美提乌斯更是声称自己从总督那里获得了专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尼德兰的地界之外，据天文学家西蒙·迈尔（Simon Mayr）所言，有个“荷兰人”自认是“第一位发明家”，并试图在法兰克福秋季博览会上出售一台望远镜。[45]此事与李普希前往海牙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46]

简而言之，在1608年10月初，3个都与海牙有关的城市里至少有4名工匠掌握着望远镜及其制造技术。它们分别是：海牙南面75千米处的米德尔堡、北面75千米处的阿尔克马尔和东南面500千米处的法兰克福。无论总督府如何抉择，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件仪器不再是一个秘密，其制造机制如今已广为人知，而且很容易被复制。[47]

总督府的会议记录揭示了这一错综复杂且颇显尴尬的局面：1608年10月17日，会议审查了美提乌斯的请求。委员们用100弗罗林安抚了他，并叮嘱他要“继续这项事业，使发明臻于完美”，还承诺将处理他的专利申请。[48]换言之，除了经济方面，美提乌斯得到的待遇与大约10天前李普希的待遇完全一样——而不难想象，后者在10月到11月间倾尽全力制造着采用石英镜片的双筒望远镜。

1608年12月15日，“能用双眼看到远处的仪器”成功问世，摆在了总督府任命的委员会的桌上。此时，他们做出了决定：否决李普希的要求，因为很明显“其他几人也都了解这项发明”。这样一来，无论从前或之后还有多少人提出要求，这个决定都能适用，这也为这场持续了3个月的事件画上了句号。然而，因李普希的这件仪器质量颇高，他被要求再制造两个，为此，他得到了300弗罗林的预付款，并商定在工作完成后得到另外300弗罗林。[49]

我们不知道总督府用李普希的第一台双筒望远镜做了什么，但他们还想再要两台的原因路人皆知：总督府欲将其送给一位尊贵而强大的盟友——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他及其大臣让南在涉及联合省的冲突中起到了决定性的调和作用。[50]

记录中还写道，李普希献上了那两台望远镜，1609年2月13日，总督府将其赠送给法国国王。同日，李普希就收到了约定好的300弗罗林，但从那之后，李普希的名字就从尼德兰的官方文件中消失了。到他于1619年9月29日在米德尔堡去世前，他是否受雇于私人而制造了其他望远镜，如果有的话制造了多少台望远镜，我们都不得而知。

5.

让南能够直接向总督府索要望远镜，而大公的代表、属于另一方势力的斯皮诺拉将军就与此事无缘了。然而，在李普希向莫里斯亲王展示他的望远镜之时，斯皮诺拉仍在海牙，还设法获得了望远镜。1608年9月30日，他离开海牙，在布鲁塞尔停留，在那里他向至少两位高层人士透露了有关发明望远镜的新闻。其中一位是奥地利的阿尔布雷希特大公，也是西属尼德兰的统治者，他热衷于科学，喜欢收藏精美的仪器；[51]另一位是大主教圭多·本蒂沃利奥（Guido Bentivoglio），他于1607年夏被派到布鲁塞尔，担任教宗保禄五世的使节。

身为罗马教廷在天主教宫廷中的权威代表，本蒂沃利奥自然能进入极其核心的贵族小圈子，从而获得其他外交官无法知悉的信息。[52]抵达后，他不断向教宗发送关于尼德兰艰难政治状况的公文。但其主题不总是关乎政治，事实上就有封信是关于望远镜的。这封信在1609年4月2日从布鲁塞尔发出，寄给教宗的侄子、枢机主教希皮奥内·博尔盖塞，这是一份珍贵的文件，从中可以了解到望远镜是如何传到布鲁塞尔的。全文如下：

当斯皮诺拉侯爵从荷兰返回时，他向尊贵的大公报告：莫里斯亲王拥有一台可以看见远处东西的仪器，通过此仪器，远处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是近在眼前。侯爵补充道，他认定亲王购置这样一件仪器是为了战时远距离观察他想围攻的要塞、兵士的宿营地、在战场上的敌人等等，这将对他有利。大公和侯爵本人一直对此充满渴望，故四处寻得了一些仪器，却都没有莫里斯亲王的那样精巧。在下最近有机会试用了为尊贵的大公寻得的仪器，同尊贵的大公夫妇一道从布鲁塞尔城门外远望，矗立在艾隆尼的马林斯塔上，除了一个非常小而模糊的数字外，其余标识都无法辨认，而使用该仪器观察后，那一数字显得巨大清晰，人们可以辨认塔的结构、窗户的形状以及建筑中其他更微小的部分。而这一建筑在大约10里之外。[53]

可见，1609年3月底，奥地利的阿尔布雷希特大公就拥有了一批同前一年9月莫里斯亲王拥有的那台相似的仪器。而大公正是以其中的一台望远镜为素材，让老扬·勃鲁盖尔在马里蒙特城堡的园林里创作了一幅不朽的作品。不久之后，此地就开始制作望远镜，尼德兰南部也不甘落后，1609年5月5日的一份合同证明了这一点，合同写明，布鲁塞尔的阿尔布雷希特大公下令支付90弗罗林，“让人给我们制造两根可观察到远处的人造管子”[54]。

本蒂沃利奥的信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件事，让我们知道了教宗使节“对这台仪器深感好奇”，并认为它可以“带来许多乐趣”，他已尽力“弄到一台”。他的热情“并非为了一己私欲，而是为了教宗（保禄五世）和阁下可能的要求”。他遣信使发送了这样一份公文：“我想把这份文件交给我的兄弟恩提奥（Entio），让他以我的名义把它交给尊敬的教宗。即便教宗不像我对这件仪器那么喜悦，至少希望他因我虔诚之愿感到欢欣。”[55]由此，1609年4月2日，大概是在3月底交付的另一台望远镜远赴罗马，可能在4月末送达。[56]这台仪器无论如何都在5月23日之前送到了罗马，希皮奥内·博尔盖塞在那一天执笔向本蒂沃利奥写下了一封短信：

恩提奥先生以阁下名义送给我的仪器是一份珍贵的礼物，我对它的喜爱程度与其完美程度相当，这件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闻所未闻的仪器蕴含着无限的神奇。我见证了其效果，甚以为妙。因此，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阁下都可以相信，不单是这份礼物，您赠予礼物的想法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衷心感谢您，祝您万安。[57]

同年7月3日，医生、艺术收藏家朱利奥·曼奇尼（Giulio Mancini）（他后来成了乌尔班八世的医生）[58]，给他在锡耶纳的兄弟代费博（Deifebo）写了一封信，由此信可知，这个消息当时立刻在罗马传开了：

最近这里出现了一种眼镜，有人说它先前在莫里斯亲王处，能让人看见十分遥远的东西，从罗马这里甚至能看见格罗费拉塔或弗拉斯卡蒂。我不曾亲眼见过，但那些视力非常不好的测试者告诉我，他们从卡瓦洛山能够看见并认出一位正前往蒙托里奥的圣彼得教堂礼拜的朋友，这是极令人惊叹的，因为它能将远处微小的东西变得近在咫尺，使其显得非常大。眼镜如今在尊贵的博尔盖塞家族手中。[59]

可以看出，距离望远镜问世还不到一年，这种新发明已然引起了人们无穷的兴趣。仅到现在为止的这些故事，就足以让我们意识到望远镜不仅传播甚广，而且声名远扬。在海牙，总督和军队司令拥有不止一台望远镜。在巴黎，法国国王手中已经有两台。在布鲁塞尔，阿尔布雷希特大公和斯皮诺拉将军设法自己采购制造。而几乎可以肯定，身在布拉格的鲁道夫二世[60]和身在马德里的西班牙国王也分别持有望远镜。在罗马，教宗无疑也拥有一台。[61]

由此，我们几乎可以勾勒出这张地图的轮廓，除地理意义外，每个地点的政治意义都不容小觑。这是一张关于权力的地图，时人几乎立刻意识到这一新发明的重要性，并被其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所吸引。

6.

关于荷兰望远镜的错综复杂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还有两个重要细节值得讲述，让我们离开尼德兰，先去往巴黎，再赴伦敦和威尼斯。

让南于1608年12月28日向法国国王报告了李普希的“新发明”。[62]但约一个月前，暹罗大使就已抵达巴黎，事实上，早在同年11月18日，皮埃尔·德·莱斯图瓦勒，即前文提到的办事员，就在日记中写到一位朋友向他展示了“两份来自荷兰海牙的手写报告”。第一份手稿已在色当印刷，第二份仍是手稿形式，它“更加简短，却意味深长”，是关于“献给莫里斯亲王的一些眼镜”的。莱斯图瓦勒将这两份报告的副本交给了印刷商，敦促其从速印行。[63]就在几天后，他想要的实现了。其1608年11月23日的日记写道：“C.B.（印刷商克劳德·贝里昂）向我展示了四份印刷件，正是上周二我所见那些手稿的副本。”其中两份他分给了两个朋友，一份自己留着，还有一份提供给在巴黎的英国驻法大使。[64]关于望远镜及其可能的应用前景的消息在同年底传到了英国，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是众多传播途径中的一条，或许还是主要的传播途径。[65]

在巴黎，莱斯图瓦勒并不是唯一掌握暹罗大使情报的人。来自意大利的胡格诺派教徒弗朗切斯科·卡斯特里诺（Francesco Castrino）也得到了消息，并迅速将其告知在威尼斯的保罗·萨尔皮，萨尔皮则回复称在1608年11月就收到了来自海牙的消息。[66]

5个月后，即1609年4月，不仅关于望远镜的消息流传甚广，望远镜本身也传播开来。望远镜几乎随处可见，随处可购，这也证明了让南的说法，即“仿制这项刚刚问世的发明并无多大困难”[67]。我们从莱斯图瓦勒的记载中发现，4月30日在巴黎，某眼镜制造商甚至在马尚桥售卖望远镜。[68]次月，一个“法国人”称自己是荷兰发明家的合伙人，“奔赴米兰”是为了给阿塞韦多的佩德罗·恩里克斯（Pedro Enríquez）提供望远镜，此人是丰特斯（Fuentes）伯爵，也是米兰总督兼将军。[69]这个法国人也许就是洛伦佐·皮诺利亚（Lorenzo Pignoria）所说的那个“山外来客”，博学的古董商皮诺利亚在8月1日给罗马的教士保罗·瓜尔多（Paolo Guardo）写信道，那个“山外来客”把瓜尔多在信中提到过的那种“管状眼镜”带到了帕多瓦。[70]这句话值得细细推敲，因为从中我们可知，数月前瓜尔多一定已经告知皮诺利亚，本蒂沃利奥于4月2日献给枢机主教希皮奥内·博尔盖塞的“仪器”已经送达。最迟也是在同年7月底，帕多瓦出现了一台可与之媲美的仪器。

但在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上，“管状眼镜”并不是在帕多瓦首次亮相的。早在1609年7月中旬，保罗·萨尔皮就曾在威尼斯见过这种仪器，几乎可以肯定，它们来自同一个“山外来客”之手。萨尔皮在前往帕多瓦之前，试图将其作为秘密出售给执政。而即使在意大利其他城市，这种“新仪器”也不是秘密，更没有什么新奇。望远镜在那不勒斯随处可见，德拉波尔塔在1609年8月28写信给费代里科·切西（Federico Cesi）亲王，取笑道：“依我所见，望远镜的秘密就是一个笑话。”但他自己也在争夺望远镜的专利权，至少是宣称自己提出了这项发明的原始理念。[71]那时在罗马和米兰，望远镜已并非珍奇之物。

一切都可追溯到约9个月前的小城海牙，望远镜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遍了半个欧洲。望远镜本身也在许多地方被轻易仿造。1609年7月26日，英国天文学家、数学家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72]在伦敦附近的锡永宫自主制造了一个可以将物体放大6倍的仪器，并用其观察月球表面。[73]但作为观星的理想仪器，望远镜引起世界瞩目并不是从锡永宫开始的，而是始于威尼斯和帕多瓦。由此，荷兰望远镜的另一篇章要开始了，那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新篇章。

[1] 这幅画反映了第一批荷兰望远镜问世之事，在以下资料中有简要提及：I. Keil, Augustanus Opticus. Johann Wiesel (1583–1662) und 200 Jahre optisches Handw erk in Augsburg , Akademie Verlag, Berlin 2000, pp. 267–68. 也可参见P. Molaro- P. Selvelli, The Mystery of the Telescopes in Jan Brueghel the Elder’s Paintings, in «Memorie della Società Astronomica Italiana», 75, 2008, pp. 282–85: 282–83。

[2] 鲁道夫二世（1552—1612）：1576—1612年在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其父为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其母为查理五世的女儿玛丽亚。

[3] 老扬·勃鲁盖尔（Jan Brueghel the Elder，1568—1625）：尼德兰画家，其作品以“花香”著称，因所绘花朵色彩明艳，细节丰富，故有“天鹅绒”和“花香”的绰号。其子亦是著名画家，为加以区分，多称其为“老”扬。

[4]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尼德兰画家，亦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使节。他是巴洛克画派早期的代表人物。

[5] 伊莎贝拉公主（1566—1633）：西班牙费利佩二世和法国公主瓦卢瓦的伊丽莎白之女，曾被许配给鲁道夫二世，但后遭悔婚，公主在33岁时才嫁给鲁道夫二世的弟弟奥地利大公阿尔布雷希特，即当时的托莱多大主教。

[6] 关于阿尔布雷希特与伊莎贝拉夫妇及其“政治文化”王国的详情，参见J. I. Israel, Conflicts of Empires: Spain, the Low Countr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World Supremacy, 1585– 1713, The Hambledon Press, London 1997, pp. 1–21; W. Thomas, Andromeda Unbound: The Reign of Albert & Isabella in the Southern Netherlands, 1598–1621, in W. Thomas – L. Duerloo (a cura di), Albert & Isabella, 1598–1621: Essays, Brepols, Turnhout 1998, pp. 1–14。

[7] 参见H. Trevor-Roper, Principi e artisti. Mecenatismo e ideologia alla corte degli Asbur go (1517–1633), Einaudi, Torino 1980, pp. 153–200 (ed. or. Princes and Artists. Patronage and Ideology at Four Habsburg Courts 1517–1633, Thames and Hudson, London 1976)。

[8] 佛兰德，又译“佛兰德斯”，欧洲历史地区名，位于今法国西北部、比利时西部和荷兰南部。

[9] 参见W. Thomas - L. Duerloo (a cura di), Albert & Isabella, 1598–1621: Catalogue,Brepols, Turnhout 1998, pp. 178–85。

[10] 描绘大公夫妇在其宅邸附近的系列画作充分展现了掌权者的形象，这种形象在鲁本斯和勃鲁盖尔绘制的两幅肖像画中也有非常明显的体现，两幅画作现存于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分别是阿尔布雷希特在特武伦城堡前和伊莎贝拉在马里蒙特城堡前的情景(Ibid., pp. 149–57)。

[11] 参见K. Ertz, Jan Brueghel der Ältere (1568–1625). Die Gemälde mit kritischem Oeuvrekatalog , DuMont, Köln 1979, p. 163。

[12] 参见J. Demeester, Le domaine de Mariemont sous Albert et Isabelle (1598–1621),in «Annales du Cercle archéologique de Mons», 71, 1978–81, pp. 181–291: 210 e 277。

[13] 参见H. Trevor-Roper, Principi e artisti cit., p. 172。

[14] 参见K. Ertz, Jan Brueghel der Ältere cit., pp. 157–63。

[15] 参见J. Demeester, Le domaine de Mariemont sous Albert et Isabelle (1598–1621) cit., pp. 258–62。

[16] 参见M. Díaz Padrón, Museo del Prado: Catálogo de Pinturas I, Escuela Flamenca Siglo XVII , Museo del Prado y Patronato Nacional de Museos, Madrid 1975, pp. 52–53。

[17] 拿骚的莫里斯亲王（1567—1625）：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执政（1585—1625年在位）、军事改革家、著名将领。他潜心研究军事战略、战术和军事工程学，使尼德兰军队成为当时欧洲最现代化的军队。也称莫里斯伯爵，为避免混淆，下文统称“莫里斯亲王”。

[18] 关于拿骚的莫里斯亲王在“望远镜传奇”中扮演的角色，参见近年的一部作品R. Vermij, The Telescope at the Court of the Stadtholder Maurits, in A. Van Helden - S. Dupré - R. Van Gent - H. Zuidervaart (a cura di), The Origins of the Telescope, Knaw Press, Amsterdam 2010, pp. 73–92。

[19] 同多数涉及望远镜发明的资料一样，这封信的原文已出版，还有英译本，详见A. Van Helden,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scop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Philadelphia 1977, p. 36。

[20] 参见D. Van der Cruysse, Louis XIV et le Siam, Fayard, Paris 1991, pp. 53–69。

[21] 参见J. J. L. Duyvendak, The First Siamese Embassy to Holland, in «T’oung Pao», 32,1936, pp. 285–92。

[22] 关于这场辩论不同阶段的详述，参见J. I.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95, pp. 399–420。

[23] 1里格约合5.6千米。——编者注

[24] Ambassades du Roy de Siam envoyé à l’Excellence du Prince Maurice, in A. Van Helden,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scope cit., p. 41.

[25] 参见V. Ilardi, Renaissance Vision from Spectacles to Telescopes, American Philo 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2007, pp. 22–23, 51–55, 64–73, 136 e 152。

[26] 参见S. Dupré, Galileo, the Telescope, and the Science of Optic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 Case Study of Instrumental Practice in Art and Science, Tesi di dotto rato, Università di Gent 2002, pp. 234–84。

[27] 参见J. Baltrušaitis, Lo specchio. Rivelazioni, inganni e science-fiction, Adelphi, Mi lano 1981, pp. 97–121 e 147–69 (ed. or. Le miroir: révélations, science-fiction et fallacies, É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79)。

[28] 焦万·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1535—1615）：简称焦万·巴蒂斯塔，意大利哲学家、炼金术士、剧作家和科学家。其代表作为《自然魔法》，书中涵盖了他所研究的各种主题，包括神秘哲学、占星术、炼金术、数学、气象学和自然哲学等。

[29] 参见G. B. Della Porta, Magia naturalis libri XX, apud Horatium Salvianum, Neapoli 1589, p. 269。

[30] 《自然魔法》一书在欧洲声名卓著，详见L. Balbiani, La ricezione della “Magia naturalis” di Giovan Battista Della Porta. Cultura e scienza dall’Italia all’Europa , in «Bruniana & Campanelliana», V, 1999, pp. 277–303。

[31] 参见V. Ilardi, Renaissance Vision from Spectacles to Telescopes cit., pp. 224–35。

[32] 参见R. Willach, The Long Route of the Telescop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Philadelphia 2008, pp. 94–95。

[33]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032页。

[34] Ambassades du Roy de Siam envoyé à l’Excellence du Prince Maurice, in A. Van Helden,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scope cit., p. 41.

[35] 1英尺约为30.48厘米。

[36] P. de L’Estoile, Journal du régne de Henri IV Roi de France et de Navarre, Le Haye 1761, III, pp. 513–14, ora in A. Van Helden,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scope cit.,p. 44.

[37] OG, X, p. 252 (corsivo nostro): G. B. Della Porta a F. Cesi, 28 agosto 1609.

[38] 参见J. G. Walchius, Decas fabularum humani generis, Lazari Zetzneri, Argentorati 1609, pp. 249–50. 参见E. Reeves, Galileo’s Glassworks: The Telescope and the Mirro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2008, pp. 9–10。

[39] SN, p. 87; OG, III, p. 61. 关于这种尺寸的望远镜最多可以将物体放大3倍之事，详见A. Van Helden,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scope cit., pp. 11–12。

[40] 参见Verbali degli Stati Generali, 2 ottobre 1608, in A. Van Helden,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scope cit., p. 36。

[41] Ibid., p. 38.

[42] 参见J. M. Baart, Una vetreria di tradizione italiana ad Amsterdam, in M. Mendera (a cura di), Archeologia e storia della produzione del vetro preindustriale, All’Insegna del Giglio, Firenze 1991, pp. 423–37。

[43] 参见Lettera dei consiglieri della Zelanda agli Stati Generali, 14 ottobre 1608, in A.Van Helden,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scope cit., pp. 38–39. 关于这个“年轻人”与米德尔堡眼镜制造商扎卡里亚斯·扬森(Zacharias Janssen)的鉴定，参见C. De Waard, De uitvinding der verrekijkers: eene bijdrage tot de beschavingsgeschiedenis, W. L. & J. Brusse, Rotterdam 1906, pp. 172–73。

[44] 参见Lettera di Jacob Metius agli Stati Generali, ca. 15 ottobre 1608, in A. Van Hel den,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scope cit., pp. 39–40。

[45] 参见S. Mayr, Mundus Iovialis, sumptibus ex typis I. Lauri, Noribergensis 1614, ora in A.Van Helden,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scope cit., p. 47. 据德瓦德（De Wuard）所言（参见De uitvinding der verrekijkers cit., pp. 168–70），参加法兰克福展览会的荷兰人确是扎卡里亚斯·扬森，他在10月13日左右回到了米德尔堡，发现李普希在申请独家许可后，扬森便立即与自己所在省份的当局联系，告知他们自己也制造了一台类似的仪器。

[46] 参见A. Van Helden,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scope cit., pp. 21–22, nota。

[47] 参见I. Pantin, La lunette astronomique: une invention en quête d’auteurs, in M. T. Jones Davies (a cura di), Inventions et découvertes au temps de la Renaissance, Klincksieck,Paris 1994, pp. 159–74: 161。

[48] 参见Verbali degli Stati Generali, 17 ottobre 1608, in A. Van Helden,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scope cit., p. 40。

[49] 参见Verbali degli Stati Generali, 15 dicembre 1608, in Ibid., p. 42。

[50] 参见E. Sluiter, The Telescope before Galileo, in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XXVIII, 1997, pp. 223–34: 224。

[51] 参见W. Thomas - L. Duerloo (a cura di), Albert & Isabella, 1598–1621: Catalogue cit., pp. 178–85。

[52] 参见A. Clerici, Ragion di Stato e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Guido Bentivoglio e altri interpreti italiani della Tregua dei Dodici Anni (1609), in «Dimensioni e problemi della ricerca storica», 2, 2009, pp. 187–223: 198。

[53] 这封信保存于梵蒂冈秘密档案室（保存区域：Fondo Borghese, II, 114, c. 127r) ，首次公开于A. H. L. Hensen, De Verrekijkers van Prins Maurits en van Aartshertog Albertus, in «Mededelingen van het Nederlandsh Historisch Instituut te Rome», III,1923, pp. 199–204: 203–4。最近又经重印，纳入作品附录，参见E. Sluiter, The Telescope before Galileo cit., pp. 231–32。

[54] 参见C. De Waard, De uitvinding der verrekijkers cit., p. 230。参见J.-C. Houzeau,Le téléscope à Bruxelles, au printemps de 1609, in «Ciel et terre», 3, 1882, pp.25–28。

[55] ASV, Fondo Borghese, II, 114, c. 127r.

[56] 参见E. Sluiter, The Telescope before Galileo cit., p. 226。

[57] ASV, Fondo Borghese, IV, 52, cc. 227v–228r.

[58] 关于曼奇尼其人参见S. De Renzi - D. L. Sparti in DBI, 68, ad vocem。

[59] ASEPD, XIX, Eredità Mancini, 167, c. 247r. 这些信息是米凯莱·马凯里尼（Mi chele Maccherini）先生提供的，在此致谢。

[60] 参见本书第六章，第142页。

[61] 参见E. Sluiter, The Telescope before Galileo cit., p. 226。

[62] 参见Les Négociations de Monsieur le Président Jeannin, chez Pierre Le Petit, Paris 1656, pp. 518–19: Pierre Jeannin a Enrico IV, 28 dicembre 1608。

[63] 参见P. de L’Estoile, Mémoires-Journaux, a cura di G. Brunet et al., Librairie des Biblio philes, Paris 1881, IX, p. 164。

[64] Ibid., p. 168.

[65] 参见J. J. Roche, Harriot, Galileo, and Jupiter’s Satellites, in «Archives Internationales d’Histoire des Sciences», 32, 1982, pp. 5–51: 10。

[66]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027页。

[67] Les Négociations de Monsieur le Président Jeannin cit., p. 519: P. Jeannin a Enrico IV, 28 dicembre 1608.

[68] 参见P. de L’Estoile, Journal du régne de Henri IV Roi de France et de Navarre cit.,e Le Mercure François, ou la suite de l’histoire de la paix (Paris 1611)，也可参见in A. Van Helden,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scope cit., pp. 44 e 46。

[69] 参见G. Sirtori, Telescopium, sive ars per ciendi, Iacobi, Francofurti 1618, in A. Van Hel den,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scope cit., p. 48。

[70] 参见OG, X, p. 250。

[71] Ibid., p. 253.

[72] 托马斯·哈里奥特（1560—1621）：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翻译家。在学生时代哈里奥特就表现出了出众的数学才能，曾参与莱利家族船只的设计，还利用天文学知识为导航提出了专门的建议。他1585年前往美洲参加测量。

[73] 参见J. W. Shirley, Thomas Harriot’s Lunar Observations, in E. Hilfstein - P. Czartoryski– F. D. Grande (a cura di) Science and History: Studies in Honor of Edward Rosen, The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 Wrocaw 1978, pp. 283–308: 283. 关于哈里奥特其人，参见本书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