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药食养生

食疗最早萌芽于远古时期，《淮南子·修务训》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孙思邈认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强调了饮食的重要性。曹丕在《典论》中有云：“一世长者知居处，三世长者知服食。”饮食文化伴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并不断融合医药卫生、文学、哲学、美学等内容，是一种源于生活的智慧。人体生长发育及生存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大多来自食物。饮食活动在人类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春秋时期著名哲学家、军事家管仲就曾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治国理念，刘邦靠“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的理念，攻取并坚守敖仓（当时的储粮基地），继而稳定了天下。我国自古就有“寓医于食”“医食同源”之说，古代医者将“美色美味”“修身养性”和“防病治病”相结合，创造了具有中医特色的食疗养生方法。《千金要方·食治》云：“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传统中医有“药食同源”之说，认为药食均有其偏性，擅于利用药食之偏性纠正人体之偏颇。《素问·五常政大论》记载：“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食疗养生相对于药物更加平和，尤其适合养生防病及久病体虚之人的日常调护。

儒家主张通过合理的生活方式来延长寿命，提出“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等养生思想，这种“适时而食”的养生观念与《黄帝内经》天人合一、适应四季、饮食适度的养生理念不谋而合，千百年来指导着华夏人民的健康饮食。顺应自然界四季节气变化，调节饮食的品种和数量，以防治疾病、延年益寿，是我国传统医学中重要的饮食观念。元代御医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一书中指出：“春气温，宜食麦以凉之……夏气热，宜食菽以寒之……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冬气寒，宜食黍以热性治其寒。”古代文献中也记载了很多关于顺应四季和节气变化的药食养生内容。

我国宫廷食疗历史悠久。早在夏禹时期，伊尹便在其著作《汤液经》中主张通过食物烹饪的方法来达到特定的疾病治疗效果。周朝开始设立食医和食官，根据帝王的身体状况，调配膳食，烹饪制成色香味俱全的佳肴，供帝王食用，食医居疾医、疡医、兽医等众医之首。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的出现为食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以精气血津液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为理论指导，指出饮食失宜可导致阴阳失调而发生疾病；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也有当归生姜羊肉汤、猪肤汤等食疗方的记载；此时食物的种类也更加丰富，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石榴、核桃、胡瓜、苜蓿等食材；民间习俗及西域饮食也逐渐引入宫廷。

魏晋隋唐时期是宫廷食疗的发展时期，此时出现了众多关于烹饪及饮食宜忌、卫生营养方面的著作。如魏武帝撰写《四时御食经》，建立了“食制”。隋炀帝时期尚食直长谢讽著有《食经》，专谈宫廷御膳。受邀于隋唐两代帝王在宫廷巡诊的名医孙思邈，提倡把食疗作为治疗疾病的首选方法，认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在其著作《千金方》中，便记载了用动物肝脏治疗夜盲症，用赤小豆、黑豆、大豆等治疗脚气病等多个实用方法。

宋元明时期是宫廷食疗完善与成熟的时期，宋代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中载有大量宫廷食疗方剂和保健食品，包括粥、羹、素饼、酒、浆、茶、乳等，其中以补益强身的药酒最为突出。元代宫廷食疗与蒙古族传统饮食紧密结合，太医忽思慧编写了我国最早的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明代宫廷膳方中开始出现各种珍贵食材，药膳的配料上也更加讲究，明太医龚廷贤著作《寿世保元》，着重阐述了饮食失调的危害。

清代帝后重视补益养生，对饮食养生颇有研究。清代宫廷食疗汲取前朝之精华，以满族传统饮食为基础，吸纳各民族的饮食特色，以补益延年、强身抗衰老为主要目的，创制出许多药食养生膏方、药酒、代茶饮等，流传至今。清代宫廷膳食以其庞大复杂的管理机构和种类繁多的饮食形态等优势，成为历代宫廷食疗中的突出代表。

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所长赵荣光曾经说过：“中华饮食文化之花的根系吸摄了下层社会的营养（基础原料或初级加工），但其植株和艳卉，却主要是繁茂在上层。”历代宫廷的诸多药食养生方法，对于现代人养生保健有着积极意义，其中部分四季养生内容，与中医“天人相应”的养生理念一致，值得挖掘借鉴。编者整理并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包括宫廷茶饮、药膳、膏方等汇集本篇，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