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财务重述的文献回顾

虽然企业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公司相关信息（Healy＆Palepu，2001），但是经过外部审计师严格监管和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是传递企业信息最重要和可信度最高的媒介，也是各投资者最易获取和做出决策的主要信息来源（Kim＆Koo，2014；何慧华、方军雄，2021）。财务重述作为企业信息披露流程中编制阶段的重要事件，其发生不仅意味着财务信息的低质量（何威风，2010；马晨 等，2018；何慧华、方军雄，2021），而且还反映出公司治理存在缺陷（高芳，2016）。已有对于财务重述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聚集于公司内部治理、外部治理以及非正式制度方面。

1.2.2.1 公司内部治理

在董事会特征方面，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和决策主体，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直接受其监督，董事会的主要责任之一便是确保公司财务报告和相关披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Masulis，2012）。Abbott等（2012）研究指出女性董事会成员的存在有助于董事会保持独立态度、降低集体思维的程度和增强董事会对财务报告的监督力度，进而降低企业财务重述概率。马晨等（2012）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和会议次数会导致公司财务重述增多，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上升则会显著减少公司财务重述。此外，独立董事作为财务报告的监督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司财务重述。杨忠莲和杨振慧（2006）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兼职数量越多，财务重述发生的概率越大。张洪辉和平帆（2019）实证考察发现，随着独董和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的增大，公司发生的财务重述也增加。窦欢等（2021）则进一步考虑到后任独董与公司高管形成间接的社会关系，实证检验得出上市公司的前任独董和后任独董之间有关联会导致更少的财务重述。

在高管特征及权力方面，允许管理层持股主要是为了解决代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管理层是否具有错报财务信息的动机。马晨和张俊瑞（2012）研究发现企业财务重述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上升而呈先降后增的趋势。Mamun 等（2020）的研究则指出高管权力过大会导致公司更高的财务重述概率。而高管晋升激励则可以发挥强烈的激励效应，降低企业财务重述概率（章琳一 等，2016）。Weng 等（2017）研究发现当经理人投保相对较高的责任保险时，减少了他们的法律责任，从而使他们更有可能重述财务报告。Yuan 等（2016）基于中国数据则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董事和高管购买D＆O保险能够改善公司治理，使企业发生更少的财务重述。此外，也有学者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规模和性别比与财务重述显著正相关（何威风、刘启亮，2010），年龄与其显著负相关（何威风、刘启亮，2010；Huang et al.，2012）。齐鲁光和韩传模（2017）基于管理防御视角，研究发现财务重述是高管进行管理防御的工具和结果，企业在高管变更的上年更容易进行财务重述，尤其是进行调减利润的财务重述。蔡贵龙等（2021）研究发现代理问题是企业财务重述行为发生的重要根源，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被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可以有效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促使国有企业财务重述概率的下降。

在审计委员会特征方面，早年有关审计委员会与财务重述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审计委员会是否设立的角度，Abbott等（2004）基于美国上市公司数据，扩展了以往的相关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活跃性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财务重述的可能性。Krishnan（2005）也得出与其相同的结论。王守海等（2019）则基于中国资本市场背景，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财务专长显著减少财务重述。Oradi和Izadi（2020）基于伊朗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性别多样性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财务重述概率。Pathak等（2021）基于美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性别、年龄、任期以及职业背景的多样性均会降低企业财务重述的可能性。

1.2.2.2 公司外部治理

媒体作为外部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对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的改善和企业高管行为的约束治理作用日益凸显。Miller（2006）研究发现，媒体通过早期的调查分析，能够对会计欺诈行为的识别起到“看门狗”的作用，为资本市场提供有益的增量信息。在我国，媒体在资本市场上的治理功能，主要通过媒体报道影响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声誉以及引起市场监管机构的行政介入来形成对被报道企业行为的约束。尤其是媒体的负面报道，更能引起人们对其负面信息的敏感度和关注度（Cianci＆Falsetta，2008），导致管理者承担更大的舆论压力或引起市场监管机构的行政介入（于忠泊 等，2012），从而有效遏制企业财务重述行为（戴亦一 等，2011）。

此外，作为其他重要外部监管力量，外部审计、分析师、机构投资者也均对企业财务重述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刘笑霞 等，2021；刘柏、琚涛，2021；杜勇、胡红燕，2022）。

1.2.2.3 非正式制度

除了正式制度对财务重述产生重大影响，非正式制度也已被证明是影响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重要因素。企业文化已被证实对企业行为决策有着显著的影响。左锐等（2018）研究发现企业诚信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其所包含的高道德标准约束着管理层的行为决策，进而减少企业财务重述。此外，相对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则更容易引发企业财务重述行为（马晨 等，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