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重要的制度安排，信息披露质量对于资本市场参与者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是成熟金融市场的重要特征之一（Bushman et al.，2004；李春涛 等，2018）。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不仅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好地保护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而且能提高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Tong，2007；潘临 等，2021）。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其信息披露问题仍然是制约其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短板（Gul et al.，2010）。尤其是民营企业，不仅数字信息披露质量不高，而且文本信息披露质量也较差（于蔚 等，2012）。KM药业财务造假、YT药业和KD乳业信息披露违规等一系列信息披露问题，无不反映我国民营企业信息披露问题的严重性。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质量，还会使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侵害，阻碍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因此，有效解决民营企业信息披露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需求。

为了解决资本市场信息披露问题，我国监管部门持续推进信息披露制度深化改革，加大对信息披露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深交所自2001年起，每年都会对上市公司公开的信息质量进行综合评估与考核，所公布的考核结果成为投资者了解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状况的重要信息来源。2020年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明确要求上市公司要规范治理、完善内部控制，从而提升信息披露的质量。2021年，中国证监会多次强调对企业财务造假、披露违规等行为必须持“零容忍”的态度，以增加企业违规的成本。此外，为加强对文本信息披露的规范，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2021年修订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分别要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做到“简明清晰、通俗易懂”。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但是制度和措施只能为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提供技术支持，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资本市场存在的信息披露问题，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才是关键（Ball et al.，2003；Effah et al.，2022）。由于外部治理机制往往都是事后惩戒，具有一定滞后性，其在内部治理机制失效时才发挥作用，因此完善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成为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一环（Daily et al.，2003）。

为了契合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民营企业党建工作也随之逐步开展并不断强化。2021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示，已有151.3万家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基本上实现了应建尽建。随着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领导地位的提升，党组织治理作为一项重要且具中国特色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开始在民营企业微观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Li et al.，2008；龙小宁、杨进，2014；何轩、马骏，2018；郑登津 等，2020a；郑登津 等，2020b；马骏 等，2021；Yu＆Chen，2021）。一方面，党组织治理能够帮助民营企业加强公司内部监督、降低经营风险以及帮助企业进行文化建设和吸纳、培养优秀人才，提高经济绩效。另一方面，在企业与外部联系中，党组织作为架起民营企业与党和政府之间的一座桥梁，能够在资源获取、信号传递和政策沟通等方面为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便利（沈永东、虞志红，2019；龚广祥、王展祥，2020；徐细雄 等，2020）。因此，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很可能通过有效改善公司治理，减少管理层在信息编制、披露与解读等过程中的寻租动机，进而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在理论研究方面，既有文献针对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的职工权益、社会责任、合法合规经营、企业绩效、投资水平以及融资约束等经济后果进行了大量研究。已有研究有待优化的地方有两个方面：一是已有相关研究都只考察了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对编制和披露阶段信息质量的影响，尚未涉及其对解读阶段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二是虽然已有文献考察了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对合法合规经营的影响，但相关研究均基于数字信息层面，尚未探讨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对文本信息质量的影响。由信息系统论可知，信息是一个分为“编制—披露—解读”三个阶段的系统流程，从本质上看，信息的披露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卜君，2022）。在整个过程中，每一个流程都会对信息披露质量产生直接影响。从信息披露内容来看，年报信息披露包括数字信息披露和文本信息披露。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不仅其数字信息披露质量不高，而且文本信息披露质量也较差。因此，本书试图从年报数字信息和文本信息两个层面，遵循信息传递流程，构建党组织治理对“编制—披露—解读”多维度的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分析框架，以期进一步完善企业信息披露质量问题的研究体系。

本书是笔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本书以2007—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重点介绍了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分别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及监管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促使政府对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制度的构建、优化民营上市公司党组织治理机制、提升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整体监督质量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书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选题的前瞻性。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机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目前，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如何发挥治理作用以及其内在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本书从党组织融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发挥监督治理作用的现实背景出发，依照“提出问题—理论溯源—实证检验—解决问题”的逻辑链条，站在了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机制效果研究的前沿。二是现实的靶向性。本书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党组织在民营企业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作用及实施效果，并基于信息“编制—披露—解读”的逻辑主线，选取年度财务报告在编制、披露以及解读阶段的特征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具体衡量指标，搭建出“党组织治理对年报数字信息披露质量和文本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理论模型，并贯穿于全书研究，以多维度视角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信息披露质量问题。

本书可作为民营企业开展党建工作的参考用书，对民营企业建立中国特色党组织治理结构的具体路径和模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可作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用书，对引领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与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战略同频共振、共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笔者才疏学浅，且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发挥治理作用以及内在机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书中必定有诸多不足，恳请学界和业界各位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高延歌

2024年1月